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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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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中央做出进行土改的决定和批准土改指导文件之后，从部队当中抽了一大批党的同志实际贯彻这一重要措施。当开始实际工作时，除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外，我们党的同志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一小部分同志，迁就地主和富农。本应没收地主富农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没收他们的财产和土地，可我们这部分同志却怜悯起地主和富农来，给他们留下了私有财产，生产工具，有时还留下了大块土地。其他一部分人，我们党的大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富农。而且，一部分中农也同富农一起被消灭了。（当时）、“左”倾错误非常严重……一些地方，甚至把地主的头砍下来用杆子挑着打着标语沿街游行。还有的把地主的心挖出来，用棍子挑着在村里来回走，号召村民们杀死类似的人。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党中央得知这些情况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消灭人的行为，纠正了产生的错误＇ ＇。
为了配合疾风暴雨式的土改，当时党内还平行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整党”清洗运动，中共在这场斗争中，明确宣示党的阶级路线，将打击矛头对准出身地富家庭的党员和干部，刘少奇在1947年7月全国土地会议报告中说，土改不彻底的原因在于地主出身的干部出来阻挠土改，“他估计在全国各解放区实行土改和整党将有数十万党员和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判斗争，甚至被审判”＇ ＇。中共晋绥分局领导人在解释“阶级路线”时用了以下故比喻：“黑老鸦生的白蛋蛋，孵出来的还是黑老鸦。”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一般均需追查其前两代、三代的经济状况，有的甚至要从乾隆年间和同治年间所立的碑文去查证。对於那些己经破落的人也不能轻易放过，因为“他们前两辈子压迫人，好活了，这辈子不给他们沾上些封建，那太便宜了他们”＇ ＇。所谓“沾上些封建”，就是划为地富成份。对干部也采取“查三代”的方法，将那些祖辈曾是地主，现在已成为穷人的干部，也视为地主的子孙加以清洗。在这次“整党”斗争中通过“三查三整”——其核心是“查阶级”（阶级出身），最终将“阶级出身论”深入到党员的意识深层，并转化为一系列的制度措施。1947年12月15日下达的《华东军区关於全军坚决拥护土地改革的命令》规定：出身地富和家庭为地富的干部，应当坚决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不准写信回家或暗或明的支持地富家庭；工农干部则应坚决保持其阶级的纯洁性，随时随地不要忘本，不得有任何假公济私与包庇袒护地主的行为。1948年初华东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在动员学习土改政策的报告中强调 “土改学习是人民解放军内部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一般的思想改造，工作检查，更重要的是，阶级界线的明确划分，阶级成份的彻底检查”＇ ＇。1947年土地会议后，华北根据地部分地委的领导机构还根据干部的阶级出身进行了调整，提拔了一些文盲干部，例如，新任四地委书记杨晴、专员崔民生都是文盲，知识份子干部则被安排担任副书记＇ ＇。
延安整风运动和土改整党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共党内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使得许多知识份子干部甚至在待人接物和装束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翻译家杨宪益回忆，1949年4月，接管南京市文化系统的干部，在与南京知识份子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不文明的样子来”，“用手不停地抓挠他那双肮脏的赤脚”，但其人过去却是“大学生的知识份子”，而1949年“许多进步知识份子都像他那样……，好像自己是老革命”＇ ＇。
从中共创建新政权的效果看，“阶级出身论”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动员的功用，中共成功地以此精神和原则建成中共在根据地的社会结构，但在国统区内，中共则以“争民主、反独裁”为号召，尽量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由于中国共产革命长期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最终，“阶级出身论”成为创建共产革命政权的最重要的思想与组织原则。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
1949年中国共产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的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建立党的阶级基础和新政权的社会基础。中共治理新国家的理念与方法离不开自己的背景，“阶级出身论”作为革命的新传统，被加以继承和发展，其具体路径就是在全国广大人群中进行敌、我、友的区分，通过迅速组织“阶级队伍”，来重组中国社会的各阶层。
执政党依据苏联经验和中共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重新予以定位：明确工人阶级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农联盟是国家的政治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对象，知识份子则是一个中间阶层，既可为新社会和革命服务，也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载体，而国民党残余力量、地主、反革命则是新社会的敌人。
位居新社会政治阶层第一梯级的是工人阶级。在1927…1949年中共22年的武装斗争中，农民一直是共产革命的主体，城市工人阶级发挥的作用很小。在建国初中共党员的阶级构成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对优势，且大多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份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 508人，占工人的1．8％，而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有340万1千人，占全党党员人数比重的75．8％，文盲共309万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 ＇。中共党员成份的“农民化”一直为苏共所忧虑，此时更对中共的阶级构成非常不以为然，1949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批评中国“很少依靠工人阶级来壮大自己，没有进行多少积极的工作来吸引工人加入党的队伍”＇ ＇。
同年10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刘少奇说，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份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 ＇。中共既是一个工人阶级党，苏也对中共的阶级构成十分关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胜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将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面对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阶级作自己的阶级和社会基础。所以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宣布，进城后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于是建国后，工人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老大哥”。
位居新杜会政治阶层第二梯级的是农民阶级，即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在战争年代，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对中国共产革命做出了最大贡献和牺牲，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绝大的比重。因而在革命胜利前夕和建国初的一个短时间内，中共宣布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贫农）是新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已被确定在城市，毛泽东很快修改了农民是半“无产阶级”的论断＇ ＇，因此，农民只能处在革命阶级的第二阶位。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评价农民的革命性，给农民很高的政治荣誉，在建国后的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份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毛不时批评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采用一切措施阻遏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全力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样就使得1949年后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呈规一种吊诡的状况：政治上有享很高的地位，而在经济和生活上长期陷于贫困，以致于50年代初，江南农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亲儿子，农民是干儿子”＇ ＇。农民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农村姑娘希望嫁到城里，山西农村女青年传唱的歌谣道：“农民，不嫁，放羊的没话”＇ ＇。南京市郊区女青年甚至要和农民丈夫离婚，重找工人结婚。对此现象，江苏省委副秘书长周伯蕃认为：“就阶级观念来看这个问题，工人掌握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农村妇女要找工人结婚，这是自然现象，她们羡慕先进。”＇ ＇
由工农子弟组成的兵——人民解放军，又称“工农子弟兵”，这是新政权的柱石。建国初党和国家曾动员和吸收一些知识青年参军，以满足部队急需的文化教育、医务、外语、技术人才的需要，以后又将其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未曾受过“抗美援期”战争或政治考验的一部分人陆续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军成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军队内绝不允许有“阶级异己份子”和异己思想，一经发现，马上清除。
商、学（知识份子）是面貌暧昧的阶层。从总体上讲这两个阶层不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从革命策略的角度，还应尽量争取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办法之一即是对这两个阶层进行政治上的“排队”——在他们之中划分左、中、右派，而判断左、中、右派的标志，不仅要看其现实对新政权的忠诚度，也要观察他们在1949年之前是支持、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国共之间取中立立场，或者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更细致的划分还要看他们在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政治表现：是曾经反共或从未反共。对於某些长期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尽管他们不是党员，执政党仍将他们看作是“自己人”，给予他们很高的政治地位和荣誉；而对某些在革命低潮时期脱离中共，以后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历史上一度反共，抗战后又重与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党虽对他们十分客气，也吸收他们参加新政府的工作，给予他们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顾，但却内外有别，把他们看成是“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罗申，在谈到中国新政府组成人员时说，已参加政府的沈钧儒、史良、李德全、傅作义是中共的亲密朋友；李济深、张澜所担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征意义，他们“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而暂时受到我们的信任”，仍参加各种会议的罗隆基则是民主领袖中的“极右份子”＇ ＇，刘少奇也对罗甲说：李济深“这个人过去政治上十分摇摆，对共产党甚至右明显的敌意”， 民主人士周围有的人甚至暗中帮助国民党和美国人，他表示：“我们正密切地观察他们，注意在实际中考察他们”＇ ＇。
执政党对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要求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这又是延安整风主题在新形势新环境下的重复。所谓“立场”就是在政治上旗帜鲜明的拥护中共和毛泽东的领导，站在中共和新政权的一边；反蒋、反美、拥护中苏友好；拥护和执行中共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所谓“观点”，就是接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党》以及陈伯达、胡乔木、艾思奇等理论家的新论述，学习并初步接受“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基本概念。对于原先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这些“新观点”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叙述，包括对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例如新的观点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代，个人操守好，做官不贪污并不表明该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确的。孔子第七十代谪系八府长孙孔令朋原任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负责物资分配的官员，掌握大量面粉等紧缺物资，解放军进城后，孔令朋积极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资。1949年5月，天津市军管会粮油部部长约孔谈话，针对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从不贪污”，批评孔“有罪”。部长解释道：“国民党贪污腐败，尽失民心，才会失败得那么快，你想想看，国民党的官都像你这么做，革命何时才能成功，所以说，你有罪。”孔令朋说，当时听到的这番话，“真是前所未闻，意料不到”＇ ＇ 。所谓“方法”就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学会自我批评。在所有新叙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要他们自觉认识和接受“剥削阶级可耻论”。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通过广泛密集的政治宣传，将阶级、阶级斗争的观念初步灌输到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意识之中。
鉴于斯大林对中共的建议：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要改善同私人资本的关系＇ ＇。中共在刚刚进入城市的1949年，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新政权对民族资产家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刘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天津的小范围内发表了鼓励资本家加强经营，发展生产的“天津谈话”。刘少奇在谈话中甚至鼓吹“剥削越多越光荣”，但是刘的上述言论在当时就受到天津市委书记黄克诚的怀疑，也不为毛泽东所欣赏＇ ＇。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并非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秩序的建立，为了给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创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条件，执政党开始强化意识形态中的反资本主义的叙述，而这个过程是伴随政治运动有序进行的。为了“教育”城市中的资产阶级促进他们改造“阶级立场”，党组织安排这两个阶层的“头面人物”参加土改运动，让他们接触“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并根据他们对土改“镇反”的态度，对其作出“进步”、“中间”、“落后”、“反动”的政治划分。50年代初，黄炎培对苏南地区的土改心存疑惧，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泽东虽然对黄炎培礼遇有加，黄也官拜政务院副总理的高位，但毛在党内讲话中却称黄是其“右派朋友”，毛并指示中共苏南区党委通过接待返乡考察的黄炎培，对其进行土改必要性的教育＇ ＇。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的萧乾对土改的态度比较积极，在参加土改后曾写过一篇《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的文章，毛泽东予以表扬，下令为萧乾的文章出单行本，并在全国广播＇ ＇。但由于萧乾在40年代后期曾被左翼文人郭沫若点名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的右翼，因此在建国后，萧乾长时期仍得不到信任，原已安排萧乾出访英国的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 ＇。只是在50年代初期，由于实行“内外有别”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并不真正了解执政党对他们的真实态度，他们以为只要熟读领导人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是解决了“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于是出现了许多满口新名词的“爱国资本家”和“进步知识份子”。但伴随几个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土改”“镇反”“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 “五反”“审干运动”（也称“忠诚老实运动”）等，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才知道，即使满口新名词，也不会被党组识视为是“自己人”。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在40年代后期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1952年又经常在南京市的党报上发表拥护党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但因杨宪益在建国前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故一直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 ＇。因为领导只要从他的阶级出身或历史关系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杨宪益等的“立场”仍然有问题，显而易见，党组织有关“立场”的认识与他们的认识完全是两回事。
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对这种现象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解释。金、刘认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通过批判，否定对立面而展开的”＇ ＇。站在当时党的角度，“立场”不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的展现，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无产阶级出立场是需要通过否定资产阶级来体现的，而最简洁的方法就是看这个人的阶级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历史关系。因此，阶级出身和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第一位的，现实政治态度是第二位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刘乃元所回忆的建国初期他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的经历，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刘乃元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于“美国之音”中国部任记者，由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国机构的经历，刘乃元虽然渴望“进步”，但在华北革命大学仍经常处於被批判的地位。刘乃元羡慕一位吃饭蹲著的学员，这人虽然只有初小水平，却被领导安排做了“组长”，；因为蹲着吃饭的习惯，标志着这人的家庭出身是属于“穷人”，也就是“后来学习中常说的阶级”，刘乃元说，从此，他明日了一条重要的道理：阶级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 ＇。
所以给“立场”和“何为正确”下定义是一项重要的权力，掌握了这个权力，再把“立场”和“阶级出身”结合起来考察，就一劳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识份子的主动权。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写南京市欢迎苏联尤金博士学术演讲的报告会上提出新概念“美国没文化”，一时在南京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对此持有异议＇ ＇，但当执政党提出“立场”问题后，他们就噤口无言了。刘乃元在华北革大学习时不同意将人性一概视为阶级的产物。他提出的问题是，各种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事业属于什么阶级？美国的人权运动属于什么阶级？学习讨论会的结论是：1、慈善事业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它比公然的压迫更为阴险。2、美国是阶级社会，人权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不久后，刘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错误的观点受到学校领导的公开批评，但是对刘乃元的批评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还没有挖掘出他“错误的观点”的“阶级根源”於是在小组会上他被追问交待个人历史问题，对刘乃元的结论是“坚持反动资产阶级立场”＇ ＇。
当执政党还在执行“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就已被视为对立面，只是在这个时期，在落实“阶级出身论”的原则时，仍然表现出相当的弹性：各级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参政；在许多大、中城市，资本家的家属甚至担任了居民委员会负责人；非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知识青年，即使不是党团员，也可参军、参干。
建国后的“阶级出身论”是通过50年代初的几个大的政治运动来体现和落实的。执政党重建社会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间断地推进政治运动，借助于政治运动将党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于政治运动的这种特殊功用，党的领导人并不讳言。1954年党中央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说过，共产党就是靠运动吃饭＇ ＇。
这时期的政治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较多并直接运用革命专政或革命专政的震慑力，带有明确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通过政治运动，检查、发现敌人——历史上有严重反共行为的份子、一般参与反共活动的份子、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地主、“伪保甲长”等等，依据其罪行程度，分别采取镇压、监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推开，据董必武向苏联大使所通报的情况：到该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在华中和西南，肃清了在那里活动几十年的匪帮。被公安机关投入监狱的有100万人，枪毙了50万土匪、奸细、破坏份子和恶霸。在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城市没犯错误。农村出现了明显的过火行为。许多罪行不够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枪毙了”。对于运动中的“过火”行为，毛泽东作出“纠偏”，在同年5月召开的公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惩治政策的指示”，即在可轻判和可重判情况下给予轻判的决定，部分被判处死刑的人可被缓刑2年执行，而且在两年期满之后还可改判他们劳改，只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死刑不再像以往那样，由区或县政府批准，现在要由省和其他上级机关批准＇ ＇。
1952年开始的“三反”和“五反”运动都是重点打击资产阶级，1952年3月，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详情谈了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和指导运动的策略，他说：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於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所有它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份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臭名昭著的敌对份子，把我们同资产阶级的合作用于卑鄙目的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那些十分反动的份子。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 ＇。
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全面开始的时候，对社会的全方位的改造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其重要的一环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其方法就是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具体细致的方法：动员本人交代、填写表格、写自传、检举揭发，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区分出左、中、右，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判断识别体系。
建国初期，执政党对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农村，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用极大的精力来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加速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结构，执政党用于政治动员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就是依靠自己人——依据阶级出身寻找自己人，以此来聚集社会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土改运动由通过严厉打击地主阶级，组织以贫雇农为核心的“阶级队伍”，划分敌、我、友，并迅速在此基础上建党（党支部、党小组）、建政（村委会）、建立民兵、妇联、治保小组，将党和政府的制度架构牢牢扎根在农村最底层，从而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中央政府通过各级机构对农村基层的垂直领导。
新政权在农村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主要措施是“管制”，其基本方面就是强制规定被“管制”的对象：“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并随时接受群众的批斗。从理论上讲，“管制”是针对一小部分特定的人群，依照1950年颁布实施的《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对象为：土匪、反动党团骨干份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等。一般地主、烟鬼、游民、懒汉、小偷、反革命份子和地主家属子女不属管制范围＇ ＇。但在实际操作上，地方基层往往大大突破这项规定，在农村，一般都扩大所有“地主”及其家属和居家的子女。因为政治大气候一直强调要反对右倾麻痹思想，加强对敌专政，而是否符合“戴帽”和“管制”的条件，又无十分具体可供操作的标准，其解释权多掌握在基层干部手中。一些地区的县、乡领导为了表示站稳“阶级立场”，习惯性地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大面积扩大被管制人群的范围，在50年代初还一度受到上级部门的批评，1953年贵州省紫云县四区的德兴乡二村共有330户，人口1627人，却管制了23户（全家所有人均被管制），共15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强，超过了中央规定的千分之三的30倍。贵定县都禄乡管制面竟达到该乡总人口的一半，独山县基长乡人口总数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经上级部门复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条件＇ ＇。四川省丰都县七区莲花乡七村被管制者高达250人之，而真正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3人。灌县大观乡竟将缴不起公粮的农民及调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制反革命份子家属的现象亦很普遍”＇ ＇。甘肃省武山县洛门区蓼阳乡将地主50户共340人，一律管制＇ ＇。山东省历城县一区冷水沟乡符合管制条件的只有23人，但实际管制了105人。裴家营、梁王、三会人三个乡共有地主82户，连同地主家属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属，都受到公开的歧视，生存境遇十分困难，某些地区的群众甚至公开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乡的旧官吏称自己为“爹”和“爷”＇ ＇。
相比较于城市，执政党对于农村的改造，更为得心应手，因为大体上只需将在1949年以前在根据地执行的政策拿来用即可。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
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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