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风陵渡口-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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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　
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13＇。「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4＇。1963年5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5＇。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全国1/3　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　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16＇。（《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1964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8月1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泽东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刘少奇的司机当即从人民大会堂回来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会议上讲了以后，与会者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泽东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17＇。然而一旦刘少奇果真这样干了，毛泽东态度很快就改变，迅速地将「桃园经验」看成是刘少奇意欲分庭抗礼的罪证。（5）刘少奇呼风唤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泽东由惊生恨。1964年夏，在刘少奇的力促下，一声号令，全国一百五六十万干部参加城乡四清＇18＇，此举最终导致毛对刘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泽东胸中日益发酵，1964年12月，毛泽东开始向刘少奇发难，对刘少奇的态度来了一个180　度的大转变。　
1964年12月15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与会者包括各大区书记和各省委第一书记。正在蹲点的江渭清没有接到参加会议通知，原计划由陈毅来华东时向江渭清传达会议精神，而其它地方领导人则中断蹲点，前往北京赴会。显然，不让江渭清与会可能具有某种含意，毛泽东当即注意到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命江渭清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当时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几天以后会向刘少奇发起突然袭击。　
1964年12月20日，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谈到当前运动中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到这里，忽然打断刘少奇，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19＇？毛泽东随即严厉指责四清运动中的「大兵团作战」、「扎根串联」等方法。　
过了几天，12月26日，毛泽东又在他的71岁生日宴会上不指名地指责刘少奇：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云云。＇20＇　
江渭清在回忆中提到，就在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江渭清面谈，问到他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也许毛泽东已觉得再没有必要搞障眼法，干脆把与刘少奇的矛盾在江渭清面前挑明。会议期间，毛泽东当着江渭清和刘少奇的面，直截了当地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意见是错误的。」　
接下来的，就是毛泽东向刘少奇的连番进攻。1964年12月28，1965年1月3日、5日，毛泽东连续攻击刘少奇，最后以《二十三条》文件的形式将毛指责刘少奇的观点纳入进去。刘少奇在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其威信遭到沉重打击。　
从1965年1　月起，在形式上，刘少奇虽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但是在党内地位已日益衰弱。据其它资料透露，1965年初，刘少奇在周恩来、贺龙找他谈话希望他主动向毛泽东致歉后，曾找机会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似乎宽谅了刘。在这此后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一些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了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21＇　
然而，这是毛泽东故意施放出的烟幕弹，毛泽东已决定要搞掉刘少奇。1965年夏，刘少奇接班人地位将由别人取代的消息，已在极小的范围内传出。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回忆，1965年秋，周恩来奉毛泽东命去看望已赋闲几年的王稼祥，周恩来对王稼祥说，接班人可能是林元帅和邓总书记。＇22＇　
1965年11月，毛泽东离京，开始他「伪游云梦」，密谋倒刘的部署。不久，中南海的刘少奇办公室收到一份无抬头、无署名，打印在一张白纸上的毛泽东在外地与几位负责人的谈话记录。这份文件是哪一个地方领导人通报给刘少奇的？近年披露此则消息的是刘少奇当年的机要秘书，但他未加以说明。据这份神秘的文件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四清运动时说：「王光美在河北省搞四清，河北省领导不了，华北局也领导不了，是他（指刘少奇）亲自领导的。他有他的长处，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一股硬劲，我爱妥协。我说不行，他说行。……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23＇　
毛泽东的这番话扑朔迷离、暗藏玄机，对王光美的不满是明白无误的了。「我说不行，他说行」，是指刘少奇支持「桃园经验」，毛反对「桃园经验」，还是别有所指，毛故意闪烁其辞；「他是第一副主席，瞒不住他」，是否暗示不要把他的话传给刘少奇？总之，毛为搞掉刘，实际上已向地方官员「打招呼」了。　
据《江渭清回忆录》记载，毛泽东1965年11月16日来到南京，江渭清向毛汇报时仍说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少奇同志信的精神进一步检查省委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大为惊讶，问道：「你们还要做检讨？」江渭清按照官式语言回答：「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对我的批评，给我教育很大，每检讨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　
江渭清在毛、刘之间四平八稳的态度，无疑使毛泽东更坚定了把刘少奇搞下台的意愿。自1964年12月，毛泽东当面向江渭清表明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已经过去一年，地方大员仍将刘少奇奉为神明，依旧按照党内的某种统一风格，在说着「老话」，这一切都令毛泽东对由他一手创造的庞大的党机器产生出强烈的排斥。在毛想象中的世界里，刘少奇已严密控制了全党，而毛泽东的话已到了差不多没人听的地步。刘少奇下台后，毛泽东在历数刘少奇「罪状」时，曾经提到刘少奇责难江渭清一事。1966年10月24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汇报会议上，指责「少奇说江渭清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24＇（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为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指责刘少奇一事，在江渭清的回忆中只字不提）。看来，围绕刘少奇给江渭清信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对毛刺激颇深，这也是毛泽东在扳倒刘少奇后，仍将各级领导干部「一锅煮」的原因之一。江渭清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文革中，毛同意「点名」批判江渭清，但又不要将老干部完全打倒，这使他感到费解。其实，毛只是要「教育」他们一番，要他们为昔日「听少奇的话」付出代价。　
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围绕四清问题的争论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孰是孰非？一般认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乃是为了保护干部。然而事实上，刘少奇在1964年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其言辞之左，与1947年刘少奇主持老区土改的过左政策如出一辙。1964年在大陆各城巿普遍上映的电影《夺印》，和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陈登科的小说《风雷》，均反映了刘少奇当时左的观点。刘少奇虽没有提出「走资派」的概念，但其左的精神与毛泽东并无二致。正是因为刘少奇的左调与毛的左调基本合拍，当时参加制订《二十三条》的各地负责人，对该文件中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无特别的感觉。　
1964年，刘少奇意欲在毛的框架下搞出新花样，并试图抗衡林彪。然而，在毛划的小圈圈内做文章又谈何容易？刘少奇的迂回天地狭窄，注定跳不出毛的如来佛掌心。刘少奇本欲求神，却把灾难请下来，这也是刘少奇始料不及的。　
在中共核心层领导中，刘少奇素有个性谨严、善于自制的名声，其实刘少奇的谦和多表现在他受毛泽东的指责以后。1953年高岗四处游说反刘，当毛拋弃高岗后，刘少奇仍坚持要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1965…1966年文革前夕，刘少奇更是表现得特别平和、低调，他知道毛泽东对其不满，但没有任何「抵抗」的举动，而是一有机会就进行检讨。　
1966年5月，毛泽东依例让刘少奇主持清洗「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5月26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将自己从1927…1965年所犯的「缺点错误」事无巨细通盘鞭挞一遍＇25＇。刘少奇几乎是默默忍受毛泽东对他的封锁和打压，而在1964年他的权力趋于高峰时，他可以从济南、合肥到南京，一路「发脾气」。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踌躇满志地在抖落他对刘少奇的怨恨。毛泽东口口声声说，他退居二线有意大权旁落，是为了树立刘少奇的威信＇26＇，其意在表明，刘不堪造就，辜负了他的栽培。然而，毛泽东何时真正退至二线？大政方针、用人大权，毛泽东何尝一天松过手！当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积累的威望和影响力在1964年有相当发展时，毛就决定要废黜刘少奇，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　
毛泽东惦记着江渭清。1967年2　月，毛命周恩来用专机将江渭清等几个华东地区省委第一书记接到北京的京西宾馆，使江渭清摆脱了被造反派批斗之苦。1975年，毛泽东又重新起用江渭清，任命江为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江渭清返回南京定居，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江渭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中年后长期身任封疆大吏，在风云莫测的毛时代，练就了一套极为丰富、熟稔地应对北京的为官之道。在反右、反右倾的风暴中，巧妙地维护了地方的利益，又以不投机、不取巧而得以在60年代中期的毛、刘争执中避祸与身，终于渡过了文革的劫难。江渭清现已87岁，如今细细检索当年旧事，虽在不少涉及敏感的地方多有避讳，但总体上仍不失客观和真实，其回忆录称得上是一部颇为珍贵的中共地方政治生态学的实录。它展现了地方与中央各种复杂的、起承转合的关系，不仅是可供研究的样本，亦是一部毛时代地方官员的「心灵史」。笔者读之，眼前浮现出50年代后在江苏大地上所发生的革命、改造、斗争的一幕幕景象，更生出无穷的慨叹！　

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　总第46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14。高华：初读《杨尚昆日记》
//news。ifeng。/history/zhuanjialunshi/gaohua/200912/1203_7316_1460601。shtml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杨尚昆日记》都可被视为去年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甚至可被视为是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日记之一。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宋明以降，已渐成风气，至晚清更蔚为大观，文人学者，政宦显要，多以日记记事述怀，其珍贵之处一为皆亲闻亲历，二为私人书写，较少虚饰，是故，这类日记往往可弥补官修正史的偏缺，而为后人了解历史的多重面像提供珍贵的史料。及至今日，治近代史的学者，不仅需读官编的《清史》，也要读《翁文恭公日记》和《越漫堂日记》；而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不能只看《筹办夷务始末》，而放过《英轺日记》和《出使英法意比日记》，这对史学工作者来说，已是常识。
进入民国以来，许多政界人物沿袭了写日记的传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出版了曾任北洋总统的徐世昌日记12本，起讫时间为1917…1948年。“中研院”近史所还出版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日记10本。蒋介石生前也有每日记事的习惯，其所写日记现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氏之“大溪档案”中。
相比于国民党政治人物，中共高级领导人生前和生后都较少出版个人日记，80年代后，曾出版过一些曾担任过负责工作的前领导同志的日记，如《谢觉哉日记》、《林伯渠日记》（片断）、《周保中日记》，《赖传珠日记》、《王恩茂日记》等。但这类日记所载内容均起讫于民主革命时期或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不涉及建国后的内容。极个别者如《汪东兴日记》也只是撷取作者在1965年的一段经历，而非汪氏全面、系统、有连续性的完整日记。
在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职务的领导同志中，杨尚昆是唯一在生后出版日记的。其日记是迄今出版的前领导人中地位最高、也是内容最为丰富、部头最大的日记。这部日记共有上、下两册，全书110万字，引人注目的是，该日记全是建国以后的内容。起讫时间为1949年1月1日…1965年12月10日，时间跨度为文革前的整整17年。在建国后的这17年间，杨尚昆位居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因此，这部日记就格外引人注目。在这部日记中，作者不仅简要记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叙述了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堪称是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中共是一个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革命战争的党，1949年初，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党中央也将从战斗了几十年的农村转移到城市，对于党的这个重大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毛甚至以“糖衣炮弹”来比喻中共将面临的新的严峻考验。杨尚昆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工作之一，就是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1949年3月23日，杨尚昆为中央打前站，先行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在《日记》中，杨记述了个别机关在北京纪律松弛的事，他感叹道，才进城几天，“似乎大家都变了”，“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杨写道：“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
杨尚昆长期担负党和国家的中枢——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岗位所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上承下达，其具体事务包括上至中央常委开会会场的布置与记录、文书草拟和下发，下至中南海车队的调度、托儿所、食堂工作的安排，以及房屋修缮和花草栽培。杨是办公厅主任，不一定具体处理过于琐碎的事情；但其日常工作仍是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布置检查等等，负责处理的事情极其繁杂。1955年3月，中央决定开党的代表会议，事先杨接见中央新闻制片厂厂长，具体讨论拍摄事宜，详细指导拍摄哪些镜头，哪些镜头不拍。50…60年代，政治风云时有变幻，忽而雷电闪鸣，转眼又是风和日丽的艳阳天，不管发生如何变化，中枢机器都要运转，杨仍每天都要面对亟待处理的一大堆具体事务。杨尚昆自1956年党的八大后，在书记处分工分管工、青、妇和指导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他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听取中调部常务副部长孔原同志等的汇报，近十年从未间断。从《日记》上看，杨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一、二点，尽管在这17年中，杨在党和国家的职务序列中并非处于最前沿。
杨尚昆所处的地位极其重要，距毛泽东主席很近，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杨也是信任有加，甚至诸如代表中央与罢黜后的彭德怀进行联系的工作，也由杨来承担。所以，杨尚昆对毛的记载就特别有意义了。杨尚昆对毛的胆略、气魄和能力极为折服，他在《日记》中时常称毛为“主”、“主座”，这应该是为了记述的方便而作的简称。不无巧合的是，曾经担任过毛泽东政治秘书、也是杨的老部下的田家英，以及毛的兼职秘书李锐等私下也称毛为“主公”。
杨尚昆青年时代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和王明是前后同学。由于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王明本人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包括杨尚昆的尖锐批评。1949年3月，王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对自己的错误多有掩饰。杨在《日记》中批评王明的发言“口若悬河，离题万里”，“简直是胡闹”，“总观此人是毫无进步，野心未死，还有伺机反攻之企图”。而对于毛泽东，杨尚昆則是发自内心的尊崇，他在1949年1月23日的日记里，抒发了自己的心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照毛主席所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大胜利，实在是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祝。”“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于想像的。”建国初，我志愿军在朝鲜取得对美国的胜利，大大地振奋了杨尚昆，他在1951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主席出兵朝鲜参战之举“实是万分英明的，有远见的决定……如果当时要由我来决定，我则会偏于‘苟安’！”
从杨尚昆的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对毛尊崇的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对毛的信任和尊敬，早已内化为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基本性格。
在毛泽东时代，完全实现了以毛为中心的政治上的高度集中统一。在毛的强有力领导下，听毛主席话，照党中央指示办事，　几乎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包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准则。只要毛泽东和中央一声命下，全国上下马上动员起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百姓。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面只要指导正确，下面贯彻执行也大体正确；而上面的指导一旦出现偏差，下面的工作也必然出现问题。1964年10月至1965年5月，身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响应刘少奇主席的号召，率领中央办公厅长安社教工作组，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开展社教运动。杨尚昆亲自下乡蹲点，在长安县搞社教大半年时间。杨深入干部和群众，对他所蹲点的村——长安县斗门村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调查，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日记中。长安县的社教运动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大抓阶级斗争，“进行民主革命补课”。西北局共派出17393名干部，在这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几十年后，历史虽然已对当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作出了定论，长安社教基本是失败的。其根本原因是，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符合实际。尽管如此，当年中央领导同志深入群众，与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精神，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今天的研究者都知道，1966年末围绕“四清”运动（社教运动），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由此对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严重的影响。有关毛、刘争论的详情，在杨尚昆的日记中少有反映。杨当时在长安搞“四清”，特地赶回北京，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持续多日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以及紧接的12月下旬和1965年1月初，毛泽东在核心层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且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记录毛批评刘少奇的原话。在196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杨表示支持《二十三条》，但同时提出文件“到底好否，要经过实践证明”。毛、刘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杨写道：“刘话不灵了”，他担心从此以后，干部“不蹲点了！”
在杨尚昆所担负的工作中，有一块是负责协调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的联络。杨多次参预两党谈判，也经常安排苏联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会见。杨通俄文，有时甚至亲自担任毛与苏大使会谈的翻译。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党纲，杨一面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翻译，送交领导同志参阅，同时他还找来俄文原件，直接阅读。1960年夏，苏联政府突然中断对华援助，撤走专家，恰逢我国遭受特大经济困难之际，雪上加霜，给我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1961年3月，赫鲁晓夫对我国作出姿态，提出愿意以贷款方式供给我国小麦100万吨和转口古巴糖50万吨，事关重大，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后，要向毛泽东汇报，请毛定夺。此时，毛已退居二线，住在广州，但所有重大问题仍需老人家亲自拍板。为此，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专程飞穗。毛一锤定音，不要粮食，可以接受糖。从杨尚昆的这段叙述中，后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主席不食嗟来之食、坚持自力更生的意志是何等坚强。
《杨尚昆日记》也有不少空缺部分。在一般情况下，某些时日，日记主人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坚持每天记日记。杨尚昆也有此种情况。《杨尚昆日记》中，有一些年份都为空缺，例如，从1949年4月1日至12月3日、1950全年、1952全年，都未记日记。1951年只记了头四个月的日记。1953年杨也只是从12月24日记到31日，其它全为空缺。编者对《杨尚昆日记》中的空缺部分曾予以说明。例如，编者明确提到，杨的“一部分日记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虽然并未注明散失的是哪些部分。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日记的空缺则可能情况不同。例如，从1956年5月16日至1957年1月17日，杨尚昆的日记空缺，编者未加注明是否杨本人在这一段时间确未记日记，而其它的空缺，编者都予以了说明。这一段时间为中共八大召开，杨升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和波匈事件的发生。1957年1月27日至11月1日，杨的日记也出现了空缺，编者也未说明原因。此一时期，为整风反右前后。然而对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杨的日记中却有极其简略的记述。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就彭德怀的信发表重要讲话，杨在日记中作了记述。自此以后，杨也每日有日记，虽少涉及彭德怀事件，然仍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例如，1959年8月12日，彭的夫人浦安修来杨处谈话，“由十点半谈到四点”，次日下午，彭德怀向八届十中全会作了检讨。日记首次披露了庐山会议后，由杨代表中央与彭联络事。9月12日晚，杨向毛汇报“昨夜彭来谈的情况”。庐山会议后，毛很关心彭德怀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庐山返京后，1959年10月21日，毛要杨“常去彭处，每月两次”。10月26日下午4点30分，杨去彭处探望，当夜12点便将与彭德怀谈话的情况向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汇报。自此后，杨尚昆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彭德怀的情况。
日记通常都较简略，鲁迅日记即为一典型，但政治人物日记简略，就不仅仅是书写习惯的问题了。如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涉及人事敏感，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在日记中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杨尚昆位居中枢机要，所见所闻大多不宜对外透露，在其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加以回避或省略，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例如，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访华，与中方同志发生严重争执，杨尚昆亦参加部分会谈，但在日记中均无反映。像这一类情况，在《杨尚昆日记》中并不是个别的。因此，对于学者而言，仅凭日记一类的记载来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还须其它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例如，有关彭德怀1965年10月被重新分配工作一事，在杨的日记中记载得就极为简略。1965年10月19日，杨代表中央约见彭德怀，日记中只有寥寥数行字：“下午三点至六点，彭德怀同志来谈话，要求帮助他去西南。”此次谈话时间长达三小时，所谈内容一定比较广泛，但在杨的日记中并无涉及，也无一字提及杨在这次谈话中的感受。事隔几十年后，杨著文纪念彭德怀，他写道，当年这场谈话，他与彭都动了感情，共同回忆了过去在红三军团并肩战斗的往事，临分别时，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杨尚昆是文革浩劫的最早受害者之一。早在1965年末就被不公正地调离工作岗位，下放地方工作。对这件关系到杨的政治前途和政治命运的大事，在他的日记中记述得也非常简略。
1965年10月29日，杨尚昆在当天日记的抬头上，写下：“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日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