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江山唱晚-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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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录。这样一来，温体仁打压异己便做到了完全不留痕迹。　　　　　
　　崇祯八年正月，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下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明朝统治者更加惶惶不可终日。面对国内日益恶化的局势，朝中官员纷纷把矛头对准了内阁首辅温体仁。面对这种情形，元首朱由检虽然并不相信自己所信任的温体仁是个浑蛋，但却对其他的内阁成员产生了怀疑。于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之后，朱由检决定让吏部再推举一批官员，看看是否有能够入阁的良相。　　　　　
　　经过吏部的认真考察，曾经因为得罪周延儒而被迫辞官的刘宗周再次进入了皇帝的视野。而对于这次召唤，刘宗周也依然保持着足够的热情。虽然自己的仕途一波三折，但在心底深处，他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一展抱负，为帝国的江山贡献力量。　　　　　
　　崇祯皇帝准备重用刘宗周的事情很快就被温体仁知道了。对于这个老对手，温体仁非常忌惮，于是立即唆使刘宗周的同乡许瑚上疏朝廷，说刘宗周“才谞不足”。崇祯皇帝一看上疏的是刘的老乡，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立即打消了起用刘的念头。　　　　　
　　崇祯八年七月，在温体仁的排挤下，刘宗周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故乡。临行前，他给温体仁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刘宗周怒斥温“罔上”、“诬下”、“卖友”、“阴挤同官”等种种卑鄙的行为。走到半路时，刘宗周依然难熄心中的怒火，于是立即上疏，斥责朱由检不会用人，并且毫无顾忌地揭发温体仁的问题。但温体仁不露痕迹的做法，使得刘宗周抓不住具体例证，慷慨激昂的上疏成了满篇的废话，直接的指责更让极好面子的朱由检大怒不已。于是温体仁趁机一面为自己辩解，一面诋毁刘宗周肆意诬陷，不久朱由检便下旨，将刘宗周革职为平民。　　　　　
　　（二）再毒不过倒行逆施　　　　　
　　刘宗周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坚定了温体仁打击异己的决心，但同时也在东林党及其同情者中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温体仁的疯狂进攻，他们开始耐心地寻找机会。帝国朝野间不同的政治势力又一次变得你死我活。　　　　　
　　崇祯十年四月，新安卫千户杨光先，为了弹劾温体仁，事先准备好棺材，然后向皇帝上疏，以死相谏，希望把温体仁拉下台。从杨光先的举动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下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独有的悲哀和他们可怜的境地。以死相谏这种犹如行为艺术的做法，既体现了传统士大夫一心报国、不计生死的壮烈，但同时也折射出一种近乎迂腐的执著！这种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各种形式的以死报国，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下独属于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的忠贞往往得不到任何回报，甚至还有可能赔上身家性命。而这种事情在明朝末期犹为常见，在杨光先之前的钱龙锡、钱谦益、熊廷弼、袁崇焕莫不如此，从这点来说，朱由检已经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昏君。这个从小处说导致明帝国灭亡、从大处说对中国历史毫无建树的浑蛋皇帝实在是死不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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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奈何江山唱晚（36）　　　　　　　
　　因为准备一死，所以在这次上疏中杨光先说话无所顾忌，毫不留情地列举了一大堆温的罪状。作为一个地方的基层官员（仅千户而已），杨光先能敏锐地看到帝国政局的危机，这是非常难得的，但和刘宗周一样，他也抓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于是还没等温体仁辩解，浑蛋皇帝朱由检就龙颜大怒，把杨光先廷杖一顿以后，发配到辽东寒地。　　　　　
　　由于得到了朱由检的庇护，温体仁愈发肆无忌惮，如同疯狗一般打压异己势力。在进入内阁之初，温体仁曾企图联合当年的阉党余孽，进而加速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但由于朱由检对那些昔日与魏阉有关的官员痛恨异常，加之东林党人又不断以此来攻击自己，万般无奈之下，温体仁不得已放弃了起用阉党的策略。温体仁与东林极端对立，但又无法利用阉党的残余发展势力，在政治整合上一筹莫展，在这种尴尬的形势下，他几乎是丧心病狂地与东林以及那些不依附自己的朝臣为敌。在他位居次辅时，曾以经筵讲章不当为托词，罢去属于东林势力的礼部侍郎罗喻义，又以其他的借口将东林巨子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紧接着又巧施手脚将在朝野之中颇具声誉、且同为内阁成员的礼部左侍郎文震孟赶出了政治舞台。　　　　　
　　崇祯八年，文采横溢的东林才子文震孟以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作为首辅的温体仁，对皇帝的这次任命抱有很大的成见，但他表面上却并没有立刻表现出来，对这次任命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并且在表面上对文震孟毫不排挤，反而事事都与他商量。如此一来，对于政治斗争并不在行的文震孟对温体仁也放松了戒心。　　　　　
　　就在文震孟兀自觉得温体仁也不像别人说得那样坏时，温却已经做好了下手的准备。这一次，他采取的是迂回手段，先唆使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御史许誉卿钻营权柄（崇祯八年，张献忠攻下中都凤阳，许御史曾经狠狠地参过温体仁一本，如今温体仁自然要加倍奉还），然后自己在批阅谢升的奏疏时，故意降低处罚程度，接着又把奏疏转给了朱由检。深知皇帝性格的温体仁当然明白刻薄狠毒的朱由检绝对不会轻易地放过许誉卿，必然会加重处罚。而面对这种情况，与许誉卿关系较好的文震孟自然会帮许说话，与皇帝抗辩。而这正是温体仁想要的局面，只要文震孟敢于抗辩，那么势必会引得朱由检的恼怒，而干掉文的时机自然也就立刻出现了。　　　　　
　　计算好了自己的进攻步骤，温体仁恭恭敬敬地把谢升的奏疏转给了朱由检，朱由检看过之后，立即指出对许誉卿的处罚太轻，要求内阁重新审议。接到皇帝的命令之后，温体仁立即提高了处罚程度，将许誉卿削职为民。面对这种判决，文震孟立刻站了出来，据理力争，而温体仁则依然不恼不怒，只是表示说，这是皇帝的意见，自己也没有办法。　　　　　
　　处置了许誉卿之后，温体仁不等风声过去，便立刻密奏朱由检，说大学士文震孟与许誉卿相交，并且讽刺皇帝赏罚不公，是个昏君。朱由检一听此言，立刻勃然大怒，想都没想，就罢了文震孟的官，赶出了内阁，而此时距文震孟入阁只有可怜的三个月。　　　　　
　　将文震孟赶出内阁之后，温体仁还觉得自己报复得不过瘾，于是又把目标对准了文震孟的好朋友庶吉士郑鄤。对于郑鄤这个人，温体仁始终没有什么好印象，早在郑鄤刚刚进京时，温体仁就觉得这个年轻人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如果放任成长的话，将来一定是自己的劲敌。所以一直以来温体仁都想方设法欲将郑鄤剪除而后快。　　　　　
　　出于对文震孟事件的惋惜，此时京城的政治圈中形成了一股对温体仁很不利的舆论，而一向敢于直谏又很喜欢出风头的郑鄤更是走在众人之前，在各种场合都毫不留情地指责和非议温体仁及其党羽。　　　　　
　　崇祯八年十一月，温体仁决定除掉郑鄤，他所凭借的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揭发材料，那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所谓“杖母蒸妻”。　　　　　
　　原来这郑鄤母亲早死，后母是一个极其恶毒的角色，经常虐待家里的婢女，是个不折不扣的母大虫。天生好打不平的郑鄤一直就打算好好整治一下自己的继母。经过仔细的谋划之后，郑鄤找来一个巫婆在家里升坛作法，前世今生、因果报应一通胡说，继母吓了个屁滚尿流不说还被巫婆判了杖责二十，郑鄤执杖行罚，于是便背上杖母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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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奈何江山唱晚（37）　　　　　　　
　　温体仁拿到这份检举材料之后，添油加醋、改头换面后立刻密报给了皇帝朱由检。朱由检接到奏疏一看，心中大怒，一直以来，他都以孝悌风励天下，并且借此来标榜自己的英明。如今竟然有人杖责母亲，岂不是找死吗？于是立刻下令将他逮到刑部，严加审讯。　　　　　
　　主审此案的刑部尚书冯英是一个还算公正的官员，经过审理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义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接着又说郑鄤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希望皇帝能网开一面。温体仁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立刻找个理由把冯英革职回家，然后一转手把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都督吴孟明看过卷宗之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但又不敢得罪他，于是便一直把郑鄤关在牢里，拖住了案件的审理过程，使该案始终没有审判。　　　　　
　　崇祯十一年夏天，京师酷旱无雨，朱由检为了祈求上天降雨，于是要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由于此时温体仁已经罢官回家，所以吴孟明便把郑鄤案作为“冤抑”上报。但令人惊讶的是，崇祯皇帝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将郑鄤磔死！这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剐。　　　　　
　　郑鄤的结局清楚地说明，在温体仁长期的蛊惑下，朱由检已经没有了基本的判断能力。郑鄤的死既是属于他自己的悲剧，同时也是属于整个明帝国的悲剧。朱由检以他的残暴、刻薄亲手敲响了自己的丧钟！　　　　　
　　温体仁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对自己的对手形成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政治声誉陷入了绝境。如果说在温体仁入阁之初，东林党人还仅仅是有些看不起他，那么如今则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他们之间关系已经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而此时的温体仁心中愤懑至极，偌大的朝堂之上，相信他的只有愚蠢的朱由检。而元首信任他的条件，一是他在政治上的孤立，二是他从不收受贿赂，三是他能拍马屁。这三条，最后一款倒没什么，古来宠臣皆是如此，但前两款却让他非常郁闷，政治的孤立让他时刻存在墙倒众人推的危机，同时也让他的首辅生活压力重重，而从不收受贿赂的结果就是他自始至终都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委屈着自己还捞不着一句好话。这种郁闷的政治生活，让温体仁越来越痛恨那些与自己为敌的官员，特别是东林党人，仿佛附骨之蛆，让他日夜不得安稳。而针对这种景况，他的攻击手段也越来越阴狠，打击范围也越来越大，攻击当朝的官员不够，还把目标对准了那些已经被自己赶出京城的对手。这种穷追猛打、不留活路的做法，最终也成了他败走政坛的导火索……　　　　　
　　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此时则完全陶醉于自己“非凡的领导才华”中。自从有了温体仁，他的政治多动症更加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心中，始终无法对自己的那些臣子形成绝对的信任。对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他似乎总是抱着一种用之不爽、不用可惜的心态。而假如我们仔细地审视这一阶段的朱由检，努力地去探究这位元首的内心深处，也许我们就会发现，他有着一种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很可能认可东林党人的才华，另一方面他又对东林党庞大的势力充满戒心。前几代皇帝的执政历史让他对士人结党充满忧虑乃至厌恶，而更加可能的是，朱由检也许同样明白温体仁的有些做法是在打击异己，而他似乎非常乐于借着这位首辅之手来削弱朝野间的朋党势力。但如此一来，朱由检又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防范温体仁！但可惜的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朱由检走了他先人的老路——那就是开始重新起用身边的太监，而那位最终打开彰仪门放进李自成的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就在此刻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直接促成了温体仁的倒掉！　　　　　
　　五　东山直落见黄昏　　　　　
　　温体仁自掘坟墓，周延儒最后一搏　　　　　
　　在温体仁种种倒行逆施的作为中，有两件事为他日后的陷落埋下了伏笔，一是对复社的暗算，另一件则是对钱谦益的穷追猛打。这两件事将他和东林党以及新兴阉党之间的矛盾扩大、激化，并最终引爆，也直接导致他在多方政治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不得不灰头土脸地退出了明末的政治舞台。而其后，虽几经周折，但最终登上首辅宝座的正是八年前被自己赶出京城的周延儒……而历史也在这一刻以一个错误平衡了另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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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奈何江山唱晚（38）　　　　　　　
　　（一）是首辅就要倒掉　　　　　
　　在东林党的政治谱系中，复社属于周边组织，它的发起者之一张溥属于东林党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崇祯二年（1629年）他和临川知县张采在江苏吴江将浙西闻社、江北南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到一起，形成了最初的复社。复社的成立之初并未和政治有太大联系，他们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也正是源于此，社团的名字才最终确定为“复社”。但其后由于张溥等人的东林背景，这个文学团体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同时由于张溥本人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声望以及非常好的人缘，因此复社的势力也变得逐渐庞大起来。这自然招致了温体仁的不满，特别是复社士人时时“自矜‘吾以嗣东林也’”，更让温体仁极度厌恶，一心寻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攻击张溥领导复社祸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也上疏讦奏复社在地方肆意妄为、妄自尊大。有了这些由头，温体仁立刻连挥重拳，企图将复社的势力一举摧毁。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对复社心存好感的朝臣多遭降谪。但即便是如此，温体仁依然不能完全得逞，而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此时也不愿意任由温体仁将复社一网打尽，加之朝臣对此事响应者甚少，于是严旨察究之事便搁置了下来。　　　　　
　　在此次针对复社的斗争中，由于温体仁并未达到目的，因此张溥等人并未受到切实的伤害。不过梁子结下了就总要解决，而机会也很快出现在了东林党人的面前，尽管它来得有些让人胆战心惊。　　　　　
　　在复社之事还悬而未决之际，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的温体仁又开始调转枪口、寻找新的目标。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曾经被自己打败的人——钱谦益。　　　　　
　　早在崇祯二年在推荐阁臣候选人时，温体仁与周延儒勾结，借口科场舞弊案，使得钱谦益“夺官闲住”，回到了家乡常熟县。钱谦益在家乡“休息”了整整七年，每日寄情山水、吟诗作文，本来消遣得很，但谁知他的老对手温体仁却并没有放过他。崇祯十年，温体仁指使常熟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居乡不法”等五十八条罪状，把赋闲在家的钱谦益逮捕入狱。　　　　　
　　钱谦益入狱以后，接连上了两道奏疏为自己声辩，同时也揭露了温体仁的所作所为。不过可惜的是，这些奏疏并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黑狱沉沉中，钱谦益心境落寞，只好以诗言志，借此排遣内心的愤懑：　　　　　
　　支撑剑舌与枪唇，　　　　　
　　坐卧风轮又火轮。　　　　　
　　不作中山长醉客，　　　　　
　　除非绛市再苏人。　　　　　
　　赭衣苴履非吾病，　　　　　
　　厚地高天剩此身。　　　　　
　　老去头衔更何有？　　　　　
　　从今只合号罢民。　　　　　
　　从上面这首钱的狱中诗，我们可以看出他自己非常明白眼前的景况，也晓得此次被抓后凶多吉少，凭他一人之力，要想翻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只好花了大把银子四处求人，希望能保全性命。而在他所托之人中最后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竟然是大太监曹化淳。这对于身为东林巨子的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个讽刺。但无论如何，保命要紧，此时倒也真由不得他多想什么。而至于说这曹化淳为什么会“仗义援手”，这得说到这曹大太监的出身。曹化淳原本是大太监王安的门下。而王安死后，碑文正是由钱谦益主笔，而且写得还很考究。这样一来二去，曹化淳便真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应承了下来，并联合东厂太监王之心、锦衣卫掌印指挥吴孟明携手清查此案。与此同时，钱谦益又以攻为守，使重金贿赂抚宁侯朱国弼。朱国弼见钱眼开，也不含糊，立马参了温体仁一本，说他欺君误国。　　　　　
　　温体仁得知大太监曹化淳插手此事之后，心中大为恼怒，立刻指使自己在朝中的党羽陈履谦捏造钱谦益“款曹击温”的匿名揭帖，接着又让人站出来假装自首，诬陷钱谦益贿赂曹化淳白银四万两。准备停当后，温体仁将此事密奏朱由检，希望皇帝能够将曹化淳治罪。　　　　　
　　但谁知就在此刻朱由检居然玩了一个阴招，他不光没有处分曹化淳，反倒把这封密奏给曹化淳看了一遍。这样一来，曹化淳又怕又气，当即主动向皇帝请求清查此案。而崇祯呢，大笔一挥，准了曹的请求。就这样，有了皇帝的许可之后，曹化淳打着奉旨清查的名义，调动了手下全部的力量清查此案，没过多久就查清了陈履谦造谣的事实，接着就把他逮进了东厂。在严刑拷打之下，陈履谦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清楚楚。从张汉儒如何起草诬告钱谦益的状子，一直到他如何捏造“款曹击温”的揭帖等情节，并且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是温体仁一手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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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奈何江山唱晚（39）　　　　　　　
　　在《明史》中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中有这样一句话：“狱上，帝始悟体仁有党。”意思是说朱由检接到了审讯结果以后，才猛然省悟，原来自己宠信的温体仁也有党羽啊。但事实上，我们从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朱由检未必真的那么糊涂，直到最后才晓得温体仁也有党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来不必把密奏交给曹化淳，因为交给曹化淳同时也意味着审讯的结果肯定会对温体仁不利。二来，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温体仁也在组结党羽，他何必又让曹化淳和王之心等新派阉党接近权力核心呢？　　　　　
　　但无论朱由检心里装的什么醋，事情发展到此时，他都已经决定向温体仁动手了。而此时的温体仁兀自以为胜券在握，一面住进了湖广会馆静候佳音，一面又假意显示清白，向皇帝“引疾乞休”。不过可惜的是，这一次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向来出手不留情的朱由检在接到他的奏疏之后，毫不犹豫地就签字同意了。而当皇帝的批示送到湖广会馆时，正在吃饭的温体仁竟然吓得把筷子掉在了地上。他万万也没有想到，自己一向哄得团团转的朱由检居然向自己开刀了。　　　　　
　　崇祯十年六月，在温体仁入阁执政八年之后，终于落魄失意地脱下朝服，黯然神伤地踏上了回乡之路。而就在他离开京城的那一刻，另一个他曾经的敌人正在江苏宜兴的大宅里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那个人叫——周延儒！　　　　　
　　（二）周延儒东山再起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赶回了老家。一开始，心情低落的他并没有打算再次回到京城，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在他的心底深处，对于权力的欲望慢慢地复苏起来。周的家乡在江苏宜兴，这里属于东林党的势力范围。周延儒明白，如果自己打算回归政坛，必须处理好自己和东林党人的关系。当然除此之外，结交东林势力对周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当年他因为攻击东林巨子钱谦益而一举成为政治明星，如今他却流落到了东林党的老巢，如果想要在故乡站稳脚跟，首要任务自然也是取得对手的谅解。　　　　　
　　多年的政治生涯让周延儒深谙进退之道，几个回合下来，他便取得了一些人的谅解。特别是与复社领袖张溥的交往让他慢慢地恢复着元气。崇祯十年六月，得知温体仁被皇帝轰回老家之后，周延儒开始加紧回归政坛的准备。但事情并没有他渴望的那样简单，虽然昔日党羽和一些东林党人都为其积极奔走，但作为帝国元首的朱由检却并没有立刻给他机会。直到崇祯十四年二月，在更换了几任首辅都不顺手之后，朱由检才忽然想起在江苏还有一个曾经的内阁首辅。于是一道圣旨发出，要周延儒九月到京，至于官位则仍旧是他的首辅大学士。而此时的大明帝国早已病入膏肓，内忧外患、千疮百孔。但对于周延儒来说，这些东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近八年的蛰伏，他终于又走回到了政治的前台，在从最高峰跌落之后，他又在瞬间回到了顶峰。　　　　　
　　皇帝的召唤让周延儒兴奋不已，欢喜之下，他立即大宴宾客，亲朋好友猛吃三天，并且在欢宴的船上树起大旗一面，上书“东山再召”四个大字。与周延儒重新得势后的狂喜不同，东林党人对周的这次复职多少还有些忐忑。在周赴任之前的一次聚会上，复社领袖张溥语重心长地对周延儒说：“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周的回应是连连点头，并保证说：“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　　　　　
　　崇祯十四年九月，周延儒神采奕奕地站在朝堂之上，望着四周自己曾经熟识的事物，他的心中既满足又感慨万千。出于对张溥等东林党人的承诺，周延儒上台初始确实也做了一些好事，温体仁当政时期的一些错误也纷纷得到了切实的纠正。例如，进京之后不久，周延儒就上疏请求朱由检恩准开释漕粮、白粮的欠户，免除了一部分民间积久拖欠的赋税。凡是曾经遭遇了兵火灾荒的地区，减免当年的部分赋税。苏、常、嘉、湖等诸府因为遭遇洪水袭击，所以他又肯请皇帝允许灾民们在第二年用夏麦代替当年漕粮。这些建议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帝国的内政危机。除此之外经过他的努力，朱由检又下令恢复被革举人的功名，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并且又招回了一批因言论错误而被贬谪的官员。刘宗周等被弃用的官员也接二连三地回到了京城，重新围绕在以他为核心的内阁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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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奈何江山唱晚（40）　　　　　　　
　　周延儒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朝野间的广泛赞誉。无论是东林党人还是昔日的对手们都开始以一种期待的目光注视着这位重新崛起的政坛领袖。而面对风雨飘摇的江山，帝国元首朱由检这一次似乎也真正地想以周延儒的复出为契机，让混乱的帝国重新回到安定的轨道上。这一次，他似乎是真的相信了这位自己亲手轰出京城的老官儿。崇祯十五年（1642年）元旦，举行完庆典之后，朱由检将周延儒等三名大学士召上宝殿，当着其他人的面，他向周延儒深深一揖，满怀期待地说道：“朕以天下听先生！”　　　　　
　　如果说，自1627年朱由检即位时起，这位多疑的元首从未真正感到过政事紧迫的话，那么时至今日，他已经完全意识到由于自己的政治多动，帝国的社稷已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境地。只不过，他虚伪刚愎的一面不允许他做出悔悟的举动，在此时，朱由检的内心深处必然充满了忧虑和恐慌。朝中的官员多已对他离心离德，而同样在他看来，满朝的文武除了眼前这位首辅之外，都难以做到力挽狂澜。因此，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刻，我们有理由相信，性格虚伪的朱由检很可能是真心实意地把周延儒看作了改变弊政的法宝，这一揖也代表着他沉重的托付。　　　　　
　　但是很可惜，这一次朱由检又把宝压错了……　　　　　
　　周延儒办了几件好事之后，便开始故态复萌。当初期的“贤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赞誉之后，周延儒又不由自主地作回了多年前的那个浑蛋。在皇恩浩荡之后，是他越发强烈的私心，在中外称贤的外表之后，则是一幅幅纳贿行私的肮脏景象。　　　　　
　　事实上，周延儒这次之所以能够重新上台，除东林党人的积极奔走外，他也得到了冯铨、侯恂、阮大铖等阉党余孽的金钱支持。他在接受这些钱财的时候，少不了要封官许愿。比如，他就对以前的阉党冯铨说过，要复其衣冠。果然，他一上台便重新启用冯铨，安排了一个不错的职位。　　　　　
　　崇祯十四年，就在周重登首辅之位不久，曾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阉党余孽阮大铖，携白银二万两前去拜访。见到周后，一面递上银子，一面恳求周能代为疏通，让他回到高级官员的行列中。看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子，周延儒略微地思量了一下，他想到了当年自己是为什么而被众人轰下政坛。他也很清楚，当自己把这堆银子收为己有之后，自己将再一次陷入从前的魔障中。他很可能为此付出更为沉痛的代价。　　　　　
　　但是，亮光闪闪的银子迅速击垮了周延儒刚刚建立起来的防线。他并没有对此表现出任何的反感，只是对阮大铖的阉党身份提出了怀疑，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次复出完全依仗东林党人的操作。而阮大铖及其他阉党余孽正是东林党人的生死对头！　　　　　
　　对于周延儒的顾虑，阮大铖也表示了理解。经过商议，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由阮大铖的同党马士英出来做官。对于这个要求，周延儒二话没说就高兴地答应了，并且在崇祯十五年满足了阮大铖的要求。周的这些做法，虽然都尽力掩人耳目，但也难免百密一疏，给自己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特别是明帝国时期，厂卫横行具有极大的权力，文武百官的私生活几乎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因此，当这一次周重新回到权力中枢之后，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奏请朱由检，建议免除东厂和锦衣卫缉察别人隐私的权力。这样一来既让他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同时也让他在京城朝野间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朱由检对周的建议，虽然没有完全同意，但也将厂卫的势力和功能削减了很多。而在失去了往日的权势之后，掌管东厂、锦衣卫的官员们十分痛恨周延儒并逐渐开始与宦官勾结，刺探周的隐秘，这也直接导致了周最后的覆灭。　　　　　
　　（三）不过是回光返照　　　　　
　　崇祯十六年四月（1643年），清兵大举入关，攻破蓟州。警报飞驰入京，周延儒并不相信，反而认为这是边将用报警要挟户部拨储粮的伎俩，因此仍继续忙着筹办自己的五十五岁大寿。回京两年后，周延儒的精神和气色都好了很多。回想自己大半生的仕途生涯，虽然也有波折重重，但终究是否极泰来。如今自己位极人臣，贵为帝国的宰相，心中不禁升起丝丝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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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奈何江山唱晚（41）　　　　　　　
　　就在周延儒为自己筹办寿筵之时，突然亲信上门禀报“蓟州难民踉跄而来，小保定陷，北兵大队南下”。　　　　　
　　由于之前对边关报急没有理会，所以如今大军压境，周延儒立刻惊慌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