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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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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这后一句话，带有明显的警告意思。
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以后，聂荣臻的处境有所改善。
工作人员的态度就此有所改变。
于是他找在他办公室工作了十年左右的3位老秘书谈话。
聂荣臻说：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
你们都还年轻，我放手让你们工作，目的是为了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尽量锻炼提高你们的能力。
你们的工作也都是积极努力的。
我主观上是想努力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为，你们都很清楚。
谁知道会变成“二月逆流反党集团”成员，连累了你们，我的心里很难过，向你们表示歉意。
秘书们当然知道聂荣臻是无辜的。
谈话双方都很激动，不禁潸然泪下。
2月初，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聂荣臻和几位老同志，到工厂去搞蹲点调查，也就是接受再教育。
2月5日起，聂荣臻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一直持续到10月17日。
他在2月4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明天起，我即到化工三厂去，每日去半天，一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当个小学生，认真向革命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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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2）
聂荣臻到化工三厂，虽然没有与工人同吃同住，但当时化工三厂的生活条件简陋，对一位年已七旬、又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例如，大小便就是一个难关。
他有前列腺炎和结肠过敏症，大小便的次数多而且急。
工厂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简单的露天厕所。
小便还好说，但碰上雨天，也是够狼狈的。
大便则蹲下去以后就起不来，得靠别人搀扶。
后来工作人员设法做了个木架子带到工厂，下面放个脸盆，可以坐在上面大便，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工厂没有沙发椅，连靠背椅也很少，经常是坐在长条木凳上开会，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回来后就反映腰酸腿痛。
尽管如此，除了生病，参加中央通知的各种会议和节假日而外，他基本上一直坚持，风雨无阻。
8月21日、9月13日，聂荣臻两次写了到化工三厂“蹲点学习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九大”以前，参加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放干部、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等活动。
“九大”以后，参加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学习。
“主要是参加各种小型会议。
这种学习，生动活泼，启发教育很大。”
他在报告中还说：从参加工厂领导班子整风学习中可以看出，新进领导班子的某些干部，有两个突出的弱点。
一个是“骄”字，有“个人第一主义”，谁也说不得，碰不得。
一个是“怕”字，怕工作搞不好，怕关系搞不好。
“因此，帮助新干部成长，要做多方面的工作，关键问题是帮助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6位老同志开会。
毛泽东在会上要求老同志们边到工厂蹲点调查，边研究国际问题。
成立国际形势座谈会，由陈毅主持，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定期开会，向中央提供咨询意见。
聂荣臻出席了毛泽东召开的这次会议。
国际形势座谈会不定期召开，但一般是每周一次，从3月1日至10月17日，共开了二十多次。
绝大部分会议聂荣臻都出席了。
出席国际形势座谈会，对4位老帅来说是一大安慰。
他们可以聚到一起，畅谈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
3月1日下午，4位老帅在中南海紫光阁武成殿开了第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显得都很兴奋。
他们从战略的高度，纵论天下大事。
3月2日，发生了苏联边防军出动七十多人，在装甲车掩护下，入侵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珍宝岛的事件。
在遭到我边防军严惩后，苏军从3月4日到17日，又多次入侵我珍宝岛。
从3月5日起，4位老帅多次座谈珍宝岛事件问题。
根据大家座谈的意见，由叶剑英执笔，写成了《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报告，上报毛泽东。
7月11日，4位老帅共同署名，又写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报告，报周恩来转毛泽东。
报告就中国、美国、苏联三国之间的关系，战略意图，力量对比等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又大于中苏矛盾，针对中国的大战一时不会轻易发生。
因此报告建议，尽快同美国恢复谈判，争取打通中美关系，以勾画国际战略新的格局。
报告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为他们制定重大的战略决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聂荣臻在国际形势座谈会的几次发言中，陈述了如下的主要观点：一、对珍宝岛事件，他说，苏联对中国制造一点紧张是可能的，但大打不大可能。
它搞一个捷克，动用了四五十万军队，要进攻中国，得要多少兵力？珍宝岛事件，外电都说是它发动的，它心虚得很。
第一节接受再教育和座谈国际形势（3）
二、对中国、苏联、美国的三角关系问题，他说，目前世界上除北大西洋公约、华沙条约组织以外，还有东南亚条约、中央条约等组织，但基本是美、苏两家。
从越南战争的情况看，东南亚条约组织没有起什么作用，说明各条约组织内部都在起变化。
美、苏的主要争夺重点仍然是欧洲，他们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无论从投资情况和战略地位上看，都是这样。
他们目前真正想捞一把的地方是中东，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成为美、苏矛盾斗争的焦点。
对中国，他们都在搞声东击西战略。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碰了钉子，越南战争又被拖得精疲力尽。
再要想进攻中国，它是要认真考虑的，我看可能性不大。
美国在远东搞了许多桥头堡，但它主要还是要巩固西欧。
苏联搞珍宝岛事件，也是声东击西，目的是为了巩固东欧。
苏军武器装备好，但士气不行，过去靠喊斯大林万岁，就冲，现在它靠什么来鼓动部队。
目前，美、苏都叫得很厉害。
都摆出把火往中国引的架势，实际上目标是搞好欧洲。
因此，现在马上爆发针对中国的大战，条件不成熟，要大打，他们困难都太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不要失去警惕性，否则他们发起疯来不好办；一方面又不要迷失方向，被他们的现象所迷惑，乱了我们的阵脚；再一方面就是要争取同盟军，哪怕是间接的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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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朱德、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被以战备疏散的名义，奉命离开北京去外地。
奉命离京的人员名单，去外地的时间、地点，是17日晚上在首都体育馆一次体育表演晚会后，在会场休息室里宣布的。
当天，聂荣臻因为去化工三厂回来得比较晚，又觉得很累，没有出席这次晚会。
第二天，叶剑英在电话上对聂荣臻说，周总理昨晚宣布，中央决定，为了战备，要把我们这些老同志疏散去外地，我去长沙，你准备去郑州，要求20日前离开北京。
后来，聂荣臻一打听，得知徐向前去开封，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朱德去广州。
他说：几位老帅在京广线上一字摆开，有个打仗的架势。
但他又困惑地对秘书说：7月份4位老帅刚写了报告，认为大仗一时打不起来，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对这个意见是肯定的，怎么突然要紧急战备疏散？20日，苏联代表要来北京谈判中苏边界问题，难以想象苏方会借此机会搞突然袭击。
但既然是中央的决定，那就做行动准备吧。
18日，聂荣臻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剑英通知我，战备疏散去的地方是郑州。
我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既然是准备打仗，还是去河北省好，过去在那里打了十多年仗，各方面情况熟，真要打起仗来，还可以起点顾问作用。
第二天，周恩来答复，聂荣臻改去河北省邯郸市。
尽管聂荣臻不相信会发生针对中国的大战，但他还是认真做了打仗的准备，随身带了战争时用过的马褡子、煤油灯、蜡烛等应急用的物资。
因为张瑞华、聂力去了外地五七干校，丁衡高分配到某地山沟里工作，他只带上孙女和3名工作人员，于10月22日到了河北省南部城市邯郸，住在市委交际处一号楼。
聂荣臻在邯郸最关心的是战备问题，他多次听取驻军领导汇报战备情况。
在他的房间里挂了一张大地图，标明邯郸地区的驻军、民兵的驻地和兵力等情况。
他对邯郸军分区和驻军某师的领导说：“战争一来，粮食、被服、武器装备不要集中放在仓库里，要尽快分散到各地，以便打起仗来就地取给，现在就要制定疏散计划。”
尽管邯郸地区只有驻军1个师，大量的是民兵和少量地方武装，但他就战争一来，部队和民兵应如何组织，如何部署，如何机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并整理成文字，一式几份，分送给当地党、政、军负责人。
聂荣臻很关心当地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成安县何横城大队，多次去参观访问，总结他们科学种田的经验。
12月19日，他写信给当时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雪峰。
信中说：“趁三秋未完，首先走访了何横城生产大队，我认为很值得学习，现将我看到的，大队的同志们说的，以及阅读他们过去的各种经验总结所得，简述如下，请阅后转报中央。”
他在所附的材料中说，何横城大队由于实行“间作套种”的科学种田方法，1969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1115斤；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57斤；油料作物平均亩产236斤。
大队1969年交售给国家商品粮15万斤，集体储备粮28万多斤，为备战备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些好经验，建议在农村推广。
此外，他在邯郸参观了棉纺厂、钢铁厂、光学机械厂、陶磁厂、水泥厂、峰峰煤矿等多处厂矿企业，有的单位还去过多次。
利用这个机会，他尽量深入实际，多了解情况。
聂荣臻不服邯郸当地的水土，逐渐得了皮肤病，奇痒难忍，经常痒得睡不着觉，从手脚部位开始，逐渐遍及全身，虽多方延医服药，北京也送了些药去，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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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邯郸之行和上庐山（2）
1970年2月11日，经周恩来批准，他回到北京治病，结束了邯郸之行。
“五一”节，聂荣臻出席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碰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询问了聂荣臻的病情以后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此后就再没有回邯郸。
1970年8月18日，军委办事组派人来通知聂荣臻，要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
来人见他因发心脏病卧病在床，就说，军委办事组首长说，如果你身体不好，也可以请假不去。
聂荣臻不加思索地说，中央开会，是大事，我还是要去，近来心脏病、皮肤病交替发作，不过没关系，会议过程中，不能坚持时再说。
就这样，8月19日，他乘飞机上了庐山，住在庐山疗养院277号楼。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
会议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讨论战备问题。
林彪在开幕式上作了长篇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警告老同志们不要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
第二天开始分组讨论，聂荣臻被编在西南组，吴法宪也在这个组。
下午会议一开始，吴法宪就作了煽动性发言，他说，在修改宪法的时候，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
我听了气得发抖。”
但他又不点名，这是指谁？聂荣臻感到纳闷。
在当天晚上小组会的发言中，有少数中央委员，指名批评聂荣臻，说他作为一名老同志，就是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在领导科研工作中，在科研路线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要做深刻检讨。
会议开到晚上11时半。
聂荣臻回来后气愤地对随行的秘书说：某某、某某点名批评了我，是不是又要批判“二月逆流”了，没完没了！8月25日下午，聂荣臻又被迫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在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问题上确实处于迷迷糊糊状态。
8月26日，会议突然宣布休会，聂荣臻同叶剑英相约，去游览庐山风景。
他们在游览中边散步边议论了两天来会议的怪现象。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吴法宪在小组会上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又不指名。
昨天来了华北组的会议简报，陈伯达也说了这个问题。
他们抛出了“论天才”的几段语录，又一致坚决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不是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已经传达是毛主席提出的吗，怎么又是声讨，又是要求，不知他们指的是谁？华北组简报刚发下来，我匆匆看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就通知收回。
今天宣布休会，不知他们在搞什么名堂？叶剑英说，我所在的小组，李作鹏参加会议，也说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我叫他点明是谁，他就是不说。
反正里面肯定有问题，就等着瞧吧。
8月29日才知道，这几天里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错误。
9月2日起，各小组结合学习《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错误。
聂荣臻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意见。
他感到很痛快，“文革”中，陈伯达处处同自己作对，这次是他应得的下场。
9月6日大会闭幕。
在临离开庐山前，叶剑英告诉聂荣臻，中央决定审查陈伯达的历史，由他具体负责。
聂荣臻对叶剑英说：“陈伯达历史上肯定是个叛徒。
十二中全会上，他责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三十年代初那段被捕的历史，从他当时的口气和神态看，我明显感到他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1）
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
1971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
聂荣臻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他说，在陈伯达抛出论“天才”的语录，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军委办事组的同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教训是深刻的。
今后要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谦虚谨慎，勇于改正错误。”
这里说的“军委办事组同志”，是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
慑于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督促批判，这5个人在这次会议前和会议中，都作了应付式的表面检讨。
庐山的这出闹剧，大家看得很清楚，是在林彪的主使下演出的。
但林彪不思悔改。
庐山会议以后，他就消极称病，在背地里策划种种阴谋，终于，1971年9月13日，在阴谋行将败露的关头，乘飞机叛逃，“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落得个可耻下场。
9月26日起，中央召开有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臣、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人参加的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的反党活动。
27日、29日，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
他说：“在江西打仗时，一直到1934年长征，我同他没有多大分歧。
我有个原则，就是非原则的问题不多争论，还是要搞好团结，但是原则的东西不能让步……那时候我觉得他比较纯洁一点，没有什么世故，打仗还肯动脑筋。”
我知道他在红军时期的主要错误有：一、1932年打下漳州后，在当地筹款，有人把不愿交款的人拉到大街上拷打。
我反对这种做法，但林彪支持。
他说，我们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
我说：我们要钱，但更要政治。
二、长征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军委命令一军团抢占九峰山，掩护大部队行动。
林彪主张一军团走大路，突过乐昌。
我坚决主张执行军委命令，结果抢占了九峰山，完成了掩护任务。
三、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前，林彪埋怨部队尽走“弓背路”（意思是走弯路），写信要求撤销朱德、毛泽东的指挥权，我批评了他的错误，后来他在会理会议上受了批评。
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主义，我要他警惕，他反说我是宗派主义。
五、长征到达陕北，他向中央要求率部到陕南打游击，想离开毛主席，自创天下。
六、东征中，毛主席来电，要一军团拨兵给十五军团，林彪先表示反对，我也不同意。
1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上，批评我有本位主义，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我作了检讨，他却一言不发。
聂荣臻的发言，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
9月底，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审查，设立军委办公会议，接替军委办事组。
此后，聂荣臻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再次发言说，林彪为了抓军权，培养他的死党。
海军树李作鹏，以李作鹏画线，弄得海军领导班子分成两派，始终没法解决。
空军就是吴法宪，把空军整得很乱。
这次阴谋谋害毛主席，林彪叛逃，好多都是空军搞的。
总参是黄永胜，这个人历史上打仗就不行，他根本没有能力当总参谋长，但林彪认为只要忠于他就行。
为了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聂荣臻出席了会议，编在军委组。
6月2日，他在军委大组会上发言中说，建国以后，我对林彪的印象是：一、小病大养，心地狭窄，疑神疑鬼。
二、1959年他主持军委工作，我从组织上对他的工作是尊重的、支持的。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2）
三、对他提的“四好”、“五好”运动，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科技队伍刚组建，问题很多，知识分子特点不同于部队，互相工作又不同，不好评比，所以国防科委系统没有搞“四好”、“五好”运动。
这一点我跟他说过，他是同意了的。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让吴法宪到国防科委一次会议上把我臭骂一通，把这一条定为是我最大的罪名。
他搞军委办事组，实际上把当时的军委常委架空了，他搞封锁，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除了某些时事情报以外，什么消息全不知道。
“九·一三”事件出来后，开始感到很突然，想不到他要对毛主席下毒手，又叛国投修，自取灭亡。
这是他长期坚持反动立场，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
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要引以为戒。
过去我为什么同意他当接班人？知道他历史上有严重错误，但认为他那时还年轻，才二十几岁，比较单纯，以后这么多年没有听说他有什么新的错误，所以误认为他可能已经改了。
另外，就是自己的政治原则和理论水平低，对许多情况也不了解。
聂荣臻在此作了自我批评。
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一次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二月逆流’了。
‘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
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
老帅们就有气嘛。”
当天，叶剑英将这些话告诉了聂荣臻。
聂荣臻欣慰地说，这下可丢掉包袱了，不再背黑锅了。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聂荣臻的手说，你还记得会理会议那一段历史，许多同志不知道那段历史。
毛泽东在这次接见时，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说，贺龙，“杨余傅”事件要翻案。
“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但仍有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兴风作浪，“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并没有结束。
聂荣臻的处境略有好转，但仍没有彻底平反。
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仍没有进政治局。
在新的军委领导机构军委办公会议的组成成员中，也没有聂荣臻。
只是到了1975年2月，在叶剑英的提议下，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新的军委常委会，聂荣臻才重又任军委常委，重新参与军委领导工作。
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工作。
此后，邓小平大刀阔斧，对各方面进行整顿，力图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
聂荣臻是积极支持邓小平的工作的。
197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提出了要整顿军队，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工作的号召。
聂荣臻在会上发言，积极予以支持。
10月28日，他在同司令员张廷发等空军新领导班子谈话时说：“全军要集中统一，总的听毛主席的，具体的听现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邓小平的指挥。
总参谋部是执行军委意图的全军的统帅部，空军要听从总参的指挥（邓小平此时兼任总参谋长）。”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邓小平恨之入骨，总想千方百计再次打倒邓小平。
后来，毛泽东终于听信了“四人帮”一伙的谗言。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打招呼的通知，说是现在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从此，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遭受批判，处境困难。
聂荣臻仍然支持邓小平。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3）
邓小平受批判，在“四人帮”大搞“株连”的年头，有些人对邓进行回避。
聂荣臻却对一位老部下说：中央并没有免去邓小平的职务嘛，你仍然应该去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此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
“四人帮”更急于抢班夺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随之进入高潮，邓小平更加困难，完全处于闭门思过的状态。
聂荣臻却于1月10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后，专程赶到邓小平的住处探望，对邓表示慰问。
2月4日正是大年初一，他要女儿聂力打电话给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代表全家向邓小平全家祝贺春节，并要邓小平保重身体。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第一号文件：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从此，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被实际上排挤出了军委的领导工作。
不久，“四人帮”一伙把火又烧到聂荣臻身上来了。
3月中旬，中央军委几次听取国防科委、七机部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情况汇报。
国防科委某负责人说，聂荣臻仍在插手国防科委的工作，“让他的秘书参加科委会议做记录，起草科委体制文件。”
此事的实际情况是，1975年3月16日，张爱萍刚任国防科委主任，第一次召集国防科委负责人陶鲁笳、萧向荣、陈彬、马捷开会。
因张当时还没有秘书，他同聂办的秘书熟悉，提出以私人名义请聂办秘书帮个忙，到会做记录。
聂荣臻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
王洪文等听了汇报，如获至宝。
王洪文说：“中央、军委没有分工叫他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他自己擅自插手管国防科委、七机部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怎么办？是把他同邓小平一起批，还是先集中批邓？”此时有人插话说：“关于点聂荣臻名的问题……现在运动开展起来了，势必联系到国防科委、七机部，就是要对聂本人触他一下，从刘少奇、林彪到邓小平到聂荣臻，凡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都要批。”
从此，在国防科委系统，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又掀起了批判聂荣臻的高潮。
聂荣臻对此事非常气愤。
他说，从1975年2月重新参加军委工作以后，我除了在军委会议上对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的工作发表过意见而外，没有单独找这两个单位的负责人谈过话，怎么又批起我来了，又是要搞欲加之罪了。
为此，4月3日，他写信给当时主持军委常务工作的陈锡联，告病假两个月，不参加军委会议。
5日，陈锡联在聂荣臻的信上批了：“聂帅，您的病情已向中央同志报告过，同意您较长时期休息，注意治疗。”
聂荣臻告假两月，“中央领导”却叫“长期休息”。
这跟叶剑英的处境一样，叶没有写病假报告，中央一号文件却说“在叶剑英生病期间”。
3月中下旬起，针对“四人帮”越来越猖狂的倒行逆施，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悼念周恩来总理，声讨“四人帮”，为邓小平鸣不平。
4月上旬，终于发生了震撼全国的###。
“四人帮”不思悔改，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并蒙蔽毛泽东，宣布###为“反革命事件”。
中央政治局又作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聂荣臻为邓小平鸣不平。
4月16日，他对秘书说：邓小平在战争年代是有功的。
淮海战役，他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较好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意图。
进军西南，仗也是打得好的。
现在一二三四野战军，二野伯承身体不好，就剩下了邓，华北就剩下了我，除了逝世的以外，其余都成了叛徒，真不可思议。
第三节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4）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得知消息，聂荣臻悲痛万分，又对政治局势深感忧虑，思考了很多问题。
9月21日，聂荣臻要杨成武转告叶剑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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