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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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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中午，周恩来找李富春、聂荣臻研究这个问题，也同意将材料封存起来。
围绕着公布不公布排队材料，到9月15日，主张不公布材料的一派，以日子取名，成立了“915”群众组织。
紧接着，要求公布排队材料的一派，成立了“916”群众组织。
早在1966年6月5日，七机部有两个人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批判“科学工作十四条”，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大字报同时也批聂荣臻1961年7月在五院（七机部的前身）干部大会上动员贯彻“科学工作十四条”的讲话。
说这个讲话，只强调业务，不提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只讲科技工作上出成果出人才，不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只讲对科技人员的“特殊工作”“特殊地位”“特殊照顾”，不讲思想改造，不提“四个第一”。
聂荣臻在听了汇报以后说：要给大字报的作者做些解释工作。
任何条例、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
“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毛主席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提到“十四条”，都是肯定的，不能说是大毒草，如果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提出来，以便研究修改。
虽然做了解释，但未能解决这方面的议论。
不久，又有人贴出类似的大字报。
有更多的大字报不同意批判方的意见，进行反驳。
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尖锐。
这就为成立“915”、“916”两大派打下了基础。
以后，1967年“一月夺权”。
一月中旬，“916”夺了七机部的各级领导大权。
夺权以后，他们积极与“北航红旗”串联，要在“专家路线”、“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科学工作十四条”三个方面猛攻国防科委，目的主要是想把聂荣臻打成推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代表，同时使“915”在这场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
国防科委领导闻讯后比较紧张。
聂荣臻知道后对国防科委的几位领导人说：“你们不要紧张，我们过去十年的工作，在大方向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是站得住的。
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大家可以提意见，欢迎大家提意见，意见符合实际的就改，这对工作有利，不符合的就解释，实事求是嘛。
但我们不能承认在这三个方面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到一月下旬，“916”贴出了“炮轰国防科委”、“揪出王秉璋的黑后台”、“揪出‘915’的后台示众”的大字报。
第三节在万炮齐轰面前（2）
大字报还造谣说，周恩来曾经说过“915”是有后台的。
这3张内容大致相同的大字报，在七机部广为张贴，也贴到了国防部大院门口。
这样，“916”对聂荣臻的批判炮轰，虽然没有指名，但已经由计划走上了实际行动。
聂荣臻对此并不在意，未予置理。
与此同时，“916”又多次挑起与“915”的争论，引发双方武斗。
“一月夺权”以后，各单位普遍出现了紧张局面，两派为夺权武斗不断。
眼看着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遭受越来越多的迫害，各种科研设备遭到破坏，科研、生产工作陷入停顿状态，聂荣臻非常着急。
3月11日，他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写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报告提出：现在各国防工业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也很多。
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
报告建议，将二机部的核武器研究院、三机部的飞机研究院、四机部的电子设备研究院、五机部的兵器研究院、六机部的舰船研究院、七机部的各研究院和为国防科研任务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军事接管，以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
3月20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批示：“退总理照办。”
3月25日，聂荣臻召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有关单位的领导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
他在会上做长篇讲话，动员做好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工作。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把直接进行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工作及其紧密配套的单位，组建成若干个研究院，划入军队建制。
二、从工业部门划出少数小型工厂、车间，加强研究院的试验试制力量。
三、抽出一定力量加强国防工业部门的研究设计工作。
四、接管单位的三线建设问题，另行协商解决。
五、进一步健全各军兵种的科研机构，加强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战术技术论证和维修等的研究工作。
接管改组工作中要做到抓革命，促生产，促进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解放大多数干部，保护科技人员，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对于这样一个讲话，“916”有人持反对态度。
他们通过“北航红旗”的一份小报进行批判：一、说什么“以泄密为借口，全盘否定我们抢黑材料的革命行动。”
实际上，聂荣臻的通篇讲话，只在一个地方提到了“泄密现象也很多。
这些情况必须迅速改变，不能长期坐视，置之不理。”
根本没有提七机部的事。
二、讲话只说科研方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提思想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
三、“抽象地说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正确领导，却借口吹嘘自己。”
实际上，聂荣臻只是在讲话中，讲了个人对部院合并、厂所合并，是否取消国防科委等问题的看法。
四、“宣布国防科研单位，要列入军队建制，引起思想混乱，使大家无心搞运动了。
”当时绝大多数科技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出于对解放军的热爱和希望稳定的愿望，都迫切希望参加解放军，列入军队建制。
人心思治，何罪之有。
“916”迁怒于聂荣臻的，最主要是发生在对待七机部当时的部长王秉璋的问题上。
1967年5月10日，聂荣臻办公室接到“916”一位“勤务员”的电话：“5月6日，批判王秉璋的时候，王的身体很好，态度很强硬，前天突然失踪，据王的警卫员说，‘王被上级接走’。
不知是哪个上级接走的？我们问了周总理办公室，回答是不清楚，不知道聂总是否了解此事？希望火速予以答复。
第三节在万炮齐轰面前（3）
否则我们发动几万人到处搜，问题就大啦。
现在是王秉璋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我们准备‘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机部’，可他突然不见了，希望能帮助我们弄清楚他的去向。”
聂荣臻在听秘书报告后说：我不清楚此事。
事实上他也确实不知道。
5月20日，“916”出动两万人，围着中南海示威游行，要求揪出王秉璋。
直到周总理派秘书出来对他们说，王秉璋因为肝病厉害，“是林副统帅叫他养病休息的。”
“916”才撤围中南海。
尽管周总理的秘书作了说明，但“916”仍认为是聂荣臻把王秉璋藏了起来。
所以从5月下旬起，他们一面派人冲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宿舍营区，指责科委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与工作人员辩论，要大家起来造聂荣臻的反；一面也学“北航红旗”的样，派人在国防部大院门口安营扎寨，装上高音喇叭，不断呼口号，“火烧聂荣臻”、“炮轰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
同时又出动大批人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大字报，重复前面说的内容。
其中最大的标语，要数刷在北京东郊热电厂烟囱上的那一幅。
“万炮齐轰聂荣臻”，每个字足有几米高。
署名“916”的“1”字，更是画成一支火箭，高达十多米，直指蓝天，十分醒目。
当时是轰动京城的一条最大的标语。
这显然与周总理希望通过军管，尽快使国防科研战线的正常工作秩序得以恢复的意图不符。
于是，6月3日晚，周总理约聂荣臻一起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军管会的代表。
在会上，周总理对“916”群众组织的代表说，“你们在国防部门口搞大喇叭，万炮齐轰聂荣臻，这是错误的。
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
聂荣臻在会上说：“你们轰了我十几天，我有错误，你们帮助我，我是欢迎的，但是采取无中生有的做法，作为一个群众组织来说，这是不好的。
你们说我是王秉璋的后台，我这个人从来不做后台，而是做前台的……我不会因为你们轰了我，就记你们的仇。”
这次接见以后，“916”在对待聂荣臻的问题上沉静了一段时间。
1967年8月31日晚至9月1日，“915”、“916”在八宝山地区发生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武斗。
当时双方出动的总人数达12万多人。
聂荣臻得知后，一面命北京卫戍区紧急出动一个营的兵力，把武斗双方隔开；一面立即向周总理报告。
周总理要卫戍区领导传达他的命令：“我命令你们立即停止武斗，立即从现场撤退，违反者，按法律惩处。”
9月2日早晨，武斗被制止。
随着七机部两派武斗的升级，对科学家的迫害也在升级。
聂荣臻闻讯深为不安。
他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说：“科学家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突破‘两弹’主要得依靠他们。
你到七机部找个安全的地方，派一个连的兵力，把七机部的科学家保护起来，不准任何人去批斗他们。”
傅崇碧立即照办。
以后有的人知道了科学家的下落，酝酿要去揪人。
聂荣臻要傅崇碧增加兵力。
于是守卫那座小楼的部队增加到一个营。
江青知道后当面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学棍的？”傅崇碧怕连累了聂荣臻，就向周总理直接汇报。
周总理表示：“聂老总的做法对！”后来聂荣臻被迫去向“916”的头头们作检讨，承认在“916”的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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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1）
位于青海省西宁地区的二机部二二一厂，是研制核武器的重要基地。
1967年2月，西宁发生了一次死伤一百多人的大规模武斗。
二二一厂的群众组织被牵连进去。
聂荣臻在处理二二一厂事件的过程中，被诬陷为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被迫违心地收回自己对二二一厂各派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
这在聂荣臻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聂荣臻作为“两弹”事业的组织领导人，当然对二二一厂极为关心。
1966年9月14日午夜，聂荣臻办公室接到二机部刘杰部长的李秘书打来的电话：二二一厂少数派“草原红卫兵”群众组织，对周总理处理该厂运动方面的指示不满，要求来北京，劝说无效，19名代表已经在今天由西宁乘火车来北京。
由于“草原红卫兵”来京，多数派的“红原红卫兵”群众组织也要求来北京。
西宁地区当前正流行鼠疫。
这19个人是突然来京的，没有做检疫处理。
对多数派代表，拟做检疫处理后再准许他们来京。
以上情况已经向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都作了报告。
第二天，听了秘书的报告，聂荣臻说，既然已经报告周总理，就等待指示，但要告诉刘部长，二机部西北地区的几个工厂不能乱，一乱后果就不堪设想。
对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这19人来京以后，被周总理批评了一顿，只得悻悻回去了。
“一月夺权”邪风刮来，二二一厂两派为夺权问题，关系再度紧张。
曾经发生过零星的小规模武斗。
2月23日下午5时许，聂荣臻办公室接到总参作战部的电话：今天上午8时17分至11时42分，西宁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出现了重大伤亡。
据青海省军区报告，2月14日部队奉命接管西宁造反派组织“八一八”占据的《青海日报》社，去了一个连，被赶了出来。
今天又去4至5个连，包围了报社，开展政治攻势。
部队遭到武力攻击，我们被迫进行还击，出现了人员伤亡，晚上，总参作战部再次报告了有关情况。
当晚9时30分，聂荣臻约刘西尧来，一起去向周恩来汇报西宁大规模武斗可能危及二二一厂，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周总理正忙，叫推迟时间再去，聂荣臻因为身体不好，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应该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防止西宁的武斗蔓延到该厂。
二、立即通知技术专家撤退到西宁某军事基地加以保护。
三、二二一厂各战斗组织、驻厂警卫团、某高炮师、某军事基地各派两名代表，来京汇报工厂运动情况和商谈军管问题。
四、二二一厂警卫团要保证酝酿中的厂区游行示威不出任何问题。
刘西尧表示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
24日凌晨1时，周恩来找刘西尧去汇报西宁事件及二二一厂的问题。
周恩来听汇报后指示：一、要把有关的情况弄确切。
二、同意军事接管二二一厂，请聂荣臻起草文稿报批。
军管前先找各方代表谈一谈，听听他们的意见。
三、二机部党委要开次会，对有关的情况和问题，上报党委的看法。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聂荣臻命青海某军事基地司令贾乾瑞负责，就地把情况弄准确；同时要二机部按原定计划通知各方代表来京开会；正在二二一厂召开的技术工作座谈会，为了专家安全，移到北京来开。
随后，他即起草了对二二一厂实施军管的报告，报林彪、周恩来，获得批准。
技术工作座谈会移北京开的通知下达后，2月27日，国防科委报告，二二一厂“草红总”提出要派一名监督员，来京监督会议的进程，是否可以？聂荣臻当即答复：不能同意群众组织监督业务工作会议，不能开这个先例。
各方代表很快来到北京。
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2）
聂荣臻于2月27日、28日用两个整天听取代表们汇报情况。
他牢记着周恩来要把情况弄确切的指示，在会上只听不说，让大家把话说完。
然后他把情况扼要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3月2日，聂荣臻出席了二机部技术工作座谈会，听取与会专家的意见。
除了核武器的发展方向等业务方面的问题作了指示而外，他说：“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怕，不要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则要犯错误……核武器研制试验和有关的业务会议，不能让造反派主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该保的密一定要保。”
再次回答了“草红总”要求监督业务会议的问题。
3月4日上午，聂荣臻陪同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接见了二二一厂两派群众组织、部队的代表和有关的领导。
周恩来要聂荣臻先讲话。
于是，聂荣臻讲了5条意见：一、二二一厂是个十分重要的工厂。
我们已经进行了5次核试验，都取得成功，你们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今年上半年，工厂任务仍十分繁重，希望同志们一定要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的生产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
二、“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一定要按中央、国务院、军委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办。
违背了斗争大方向，就会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三、“草红总”的大方向是有错误的。
你们卷入了“八一八”这个造反派组织的打砸抢行动。
公开宣称与这个造反组织胜利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些活动。
你们把矛头指向驻厂部队，指向人民解放军。
你们把矛头指向厂内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指向厂内不同意你们观点的广大革命群众，实行高压政策。
这些都不只是一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原则问题。
四、由于“草红总”所犯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使工厂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
“为了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能正常进行生产和科研工作，我已向国务院、中央军委建议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
五、希望大家回去后，向广大群众做好思想工作。
“草红总”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只要他不是反革命，就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要一棍子打死。
周恩来在会上也讲了话，支持聂荣臻的意见。
3月5日，聂荣臻签发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
“决定”宣布：一、“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科研以及行政等工作，均在军事管制下进行。”
二、厂内不准夺权，“草红总”已夺的权，应该根据中央军委的规定，把权交回。
三、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厂内外一切组织和个人，不准互相串联。
四、“文化大革命”只能在8小时生产和工作以外的时间进行。
五、以上，所有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此后，二二一厂各方面的形势一度好转，但好景不长。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决定”说：“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
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青海省委书记王昭与事件直接有关。”
“夺权以后，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镇压。”
“决定”宣布为“八一八”平反，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
3月25日晚上，林彪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青海省西宁事件是“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典型”，“是法西斯暴行。”
以后形势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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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被迫收回讲话（3）
“草红总”立即又是写信，又是电话、电报，###，要求聂荣臻收回3月4日的讲话。
聂荣臻于3月31日、4月7日，曾两次答复“草红总”：中央决定为“八一八”平反，所以讲话中关于“草红总”与“八一八”关系部分应该撤销，但同时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希望他们通过整风予以解决。
“草红总”哪肯罢休，终于在5月15日作出了“关于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接见我厂来京代表时的发言纪要的决议”。
“决议”里说：聂荣臻的讲话，“是在赵永夫谎报军情，贾乾瑞谎报厂情，欺骗中央的情况下作出的，是不符合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的，而且在我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后果……大会一致要求聂副总理收回3月4日的发言纪要。”
他们的来京代表，四处活动，要求聂荣臻收回讲话，还说聂荣臻支持军队镇压造反派，执行了“带枪的刘邓路线”。
4月11日至28日，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主持，以西宁事件为重点，着重批判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
聂荣臻与叶剑英、徐向前等一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
后聂荣臻又被迫于5月22日致电二二一厂军管组转全厂同志，电报说：“最近接到二二一厂的信电和来访，提到3月4日我的发言纪要。
这个发言是错误的，对‘草红总’夺权后产生的缺点错误，除西宁事件中央已有决定外，有些批评也是不适当的。
我宣布收回这个讲话。
但仍应指出，‘草红总’夺权后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
电报最后说：“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
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工作。”
这几句，体现了聂荣臻最担心的事情，那就是群众斗群众。
这份电报发出以前，是经过周恩来逐字逐句修改过的，也代表了周恩来的态度。
历史总是公正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不是王昭，王昭当时不在西宁，但却为此被迫害致死。
也不是赵永夫。
军队当时确实是被迫还击的，才酿成了不幸的西宁流血事件。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1）
“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是“文革”中陈伯达发明的一顶政治帽子。
聂荣臻成了戴上这顶政治帽子的代表人物。
在“文革”期间名目繁多的种种迫害中，因为“多中心论”而受害最大的就是聂荣臻。
“反动的多中心论”的第一项罪名，就是所谓聂荣臻推行了大科研主义。
意思是通过大量组建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突出自己，另立中心。
事实上，在军事接管中，聂荣臻强调4条基本原则：一、中国科学院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机构不能要，像数学、物理、化学、原子能基础理论、基本粒子的研究力量，都要留在中国科学院，不能削弱，还应该加强。
二、必须强调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
各国防科技研究院不应该也不可能做到万事不求人。
为解决各研究院试验、试制力量薄弱问题，在对方愿意的基础上，可以向外单位要点小型工厂或车间。
三、不纠缠1964年的“部院合并”问题，那是中央批准的。
四、通过军事接管，要促进各单位的大联合，并力求迅速恢复各项科研业务工作。
1967年5月3日，在第六十七次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军管工作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
7月15日，他在第八十二次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了《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的方案》的报告。
经过军委讨论同意，9月19日，他又将这个报告提到由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讨论，也获得通过。
9月20日，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聂荣臻在报告里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配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先已有的研究院，这次只做些调整充实。
如核武器、地对地导弹、潜（艇）对地导弹、飞航式导弹、固体火箭发动机、航空（飞机）、舰艇、兵器、坦克和军用车辆、电子工程设备、国防科研工程设计等12个研究院。
第二类是目前急需填补加强的新组建的研究院，共有6个：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反导弹反卫星（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任务）、电子元器件、国防光学、国防新型材料、空气动力研究院。”
报告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把武器装备研究设计及其紧密配套的研究力量集中到军内来……武器装备研究与作战使用要求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
二、这样调整改组，虽然研究院、所的数目增加了些，但人数增加不多，通过统筹规划安排，各个领域都有了研究院……在中央军委批准的统一规划下，组织各有关方面大力协同，密切配合，大大纠正了研究工作上的重复浪费、各自为政、分散主义的现象。
三、这样调整改组，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
四、可以迅速研制我们自己的武器装备，使国防工业生产尽早结束仿制局面。”
从报告里可以看出，聂荣臻是深思熟虑的。
这是他总结了“两弹”攻关的宝贵经验和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为摆脱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为更好地实现国防现代化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赞美当年“两弹一星”攻关的精神，可聂荣臻组建18个研究院的良好愿望，却成为当时某些人批判他有所谓“大科研主义”，想“另立中心”的借口。
10月25日，毛泽东在聂荣臻的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第五节是大科研主义吗（2）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35号）。
“中央文件”说：“现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摘要和毛主席的批示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10月29日，在向国防科委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传达毛泽东的批示时，聂荣臻说：“组建各研究院，当前关键是要把大多数干部解放出来，出身不好的干部要看表现，工作中有缺点错误的检讨了就行嘛，要允许人家改正，允许人家革命。
机构一定要精简，庞大重叠，不便指挥。
真正做工作，不在人很多。
相反，人多了，本身的工作就把你拖住了。
这是多少年经验告诉我们的。
人忙一点好，没有事干就很糟糕。”
批准组建18个国防科技研究院的中央文件传达以后，要求归入这些研究院的单位越来越多。
同时，也引起了另一方面的反映。
最早的反映来自各国防工业部的领导和部分群众，认为这样做会削弱国防工业生产方面的力量。
聂荣臻听到这种反映后很警惕。
1968年2月21日，他在听取罗舜初等汇报时说：“近来听到不少反映，在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中，国防科委对外要工厂要得太多，应该引起注意。
总的来说，为了下决心解决各研究院的试制力量，当然应该向外面要一批工厂或车间，但是绝不能要得太多太大。
现在有的研究院，有的同志，有一种万事不求人，再也不要与人协作的想法，这是不对的。
我在给主席的报告中曾强调指出：这次体制调整后，与各工业部门的协作关系，不但不应该减少，而且还应该加强……要把这个想法对各研究院讲清楚，要大家严格掌握，非必需的就不要要了。
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对国防科研系统都大力支持，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反而不照顾别人，要有全局观点。”
他要罗舜初等务必把他的意思向大家讲清楚。
为此，国防科委于2月27日专门发了《重要指示记录》（68）第8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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