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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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荣臻担任航委主任以后，为确定航委的工作方针，1956年4月17日召开了航委第一次会议。
　　他在传达了中央关于中国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决定以后说，现在中央和军委的决心有了，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方针来实现中央的决心，请大家畅所欲言。
　　会上发言很热烈。
　　因为航委的任务是领导发展航空和火箭武器的，发言首先集中在先研制飞机还是先研制导弹上。
　　有人说，中国工业和科技基础薄弱，航空工业方面正在仿制苏联米格型飞机，有了点头绪，而且世界各国大多是在航空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火箭事业的，所以应该先研制技术上比较容易的飞机，这样做比较稳妥。
　　也有的认为，应该先发展导弹，这可以体现“迎头赶上”的精神。
　　聂荣臻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根据中央的方针，中国应该先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导弹与飞机协调发展。
　　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分配上，重点是导弹，然后是飞机。
　　各技术先进的国家都已经有了各种导弹，我们要“迎头赶上”，也得研制导弹。
　　研制导弹和飞机，对中国来说都是困难的，先集中力量研制技术上更为复杂的导弹，其成果会对研制先进性能的飞机有好处，否则，只能仿制或研制性能比较落后的飞机。
　　钱学森等著名导弹专家信心十足，也主张先研制导弹。
　　经过热烈讨论，在聂荣臻和科学家们发言后，会上的意见基本上统一了。
　　但“飞机乎？导弹乎？”的争论，在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系统一直进行了三四年。
　　聂荣臻力排众议，坚持先研制导弹。
　　1960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作为发展尖端武器的方针，争论才告一段落。
　　在会议发言中，大家又比较多地把发展导弹事业的希望，寄托在提请苏联帮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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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研制“两弹一星”，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2）
聂荣臻根据自己的基本思路，发言说：虽然中国的技术力量和工业基础薄弱，困难很大，但从方针上说，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提请苏联帮助，还应该尽可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这次会议以后，聂荣臻在积极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同时，着手努力争取苏联的援助。
　　6月，他提请国务院将留苏学生转一部分学习导弹和电子专业，另外争取再派400名学生去苏联学习有关专业。
　　8月，聂荣臻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你看是不是可以向苏联政府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问题，还可以提议我们派代表团去和他们谈判，你先以适当方式摸摸底吧。
　　”李富春立即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请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并提议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9月，苏联方面答复说，对中国的援助只能限于培养技术干部，可以提供两枚供教学用的尔…1型地对地导弹模型，派5名教授来中国讲学，还可以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理由是，搞这个必须从培养技术干部开始。
　　聂荣臻从中看出，关于导弹等尖端技术，苏联政府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国的。
　　但答应培养技术干部总还是好的一步，应该积极安排。
　　于是，他告诉###，努力做好留学生的选拔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应选拔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研究生派出”。
　　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做好接受导弹模型的准备工作，还要安排好苏联来华教授的生活和工作。
　　通过苏联的这个答复，使聂荣臻更坚定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来发展中国尖端武器的决心。
　　随即，聂荣臻请钱学森据此估计一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在中国初步完成导弹的研究工作？钱学森思考了一会后说，大概需要七八年。
　　聂荣臻说，这样，就意味着将大大推迟中国掌握导弹武器的时间。
　　钱学森回答，是这样。
　　但他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援助有限，仍应积极利用和争取。
　　10月初的一天傍晚，聂荣臻来到北海公园散步。
　　夕阳的余晖在逐渐消退，公园里游人已寥寥无几。
　　在暮色苍茫中，聂荣臻背着手，沿着岸边寂静的小路漫步。
　　秘书陪着他。
　　平时，一边散步，秘书一边和他聊天或谈些工作上的问题。
　　今天与平时显然不同，聂荣臻表情严肃，始终不讲话。
　　过了老半天，秘书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形势很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持我们，我们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
　　天渐渐黑了，聂荣臻还在散步。
　　这是他的惯例，每天都要走上个把小时。
　　散步是他最喜爱的运动形式。
　　在过连接五龙亭的弯弯曲曲小桥的时候，秘书又听到他说，这像当年攻打天险腊子口一样，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否则红军长征就可能以失败告终。
　　聂荣臻说的“这一关”，显然是指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来突破尖端技术关。
　　第二天，聂荣臻召集航委的委员和导弹研究方面的专家共同商议对苏方的答复，中国应采取什么态度。
　　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聂荣臻的判断，应继续争取苏联援助，不放弃派留学生，接受导弹模型和请苏联教授来华讲课的机会。
　　以后集中讨论中国导弹武器发展中的困难和解决困难的办法。
　　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苏联愿不愿意帮助，帮助有多大，中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国防尖端事业。
　　虽然，中国科学技术与工业水平很落后，但分散在全国各方面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当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争取回国的留学生、科技人员，还有相当的数量，有的曾在外国参加过火箭方面的设计工作。
　　

第三节研制“两弹一星”，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3）
只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采取积极措施，即使没有外援，也可以独立进行研究，无非时间长一些。
　　钱学森在美国的时候，主要从事火箭导弹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据他按以往的经验推断：中国当时在空气动力学、推进剂、弹体方面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设计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火箭是可以获得成功的。
　　“诚实约翰”，美国于1954年研制成功，属近程地对地战术导弹，没有制导系统，最大射程为37公里。
　　钱学森说，中国一开始研制这类火箭，就可以把射程提高到100至200公里左右。
　　聂荣臻听了科学家们的判断，对自力更生研制导弹更增强了信心。
　　1956年10月8日，对中国导弹、火箭事业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四六六医院的小礼堂，出席会议的有二百多人。
　　他们中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钱学森、李强、安东、钟夫翔等。
　　台下坐着的是几十名与火箭技术有关的专家和当年暑期被分配到五院的一百多名大学毕业生，还有少量的行政工作人员。
　　会上，聂荣臻首先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究工作。
　　随后，他对导弹研究院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的祝贺。
　　接着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
　　现在人手虽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奋发图强，艰苦奋斗，边学习边研究，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聂荣臻显得有些激动，提高声音说，我希望在座的诸位，要下定决心，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
　　我愿意同你们一起，当你们的“后勤部长”。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聂荣臻在讲话的最后部分说，经过航委研究，五院的建院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他解释了这个方针的含义，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次会议以后，中国在导弹、火箭的研制方面，开始了艰难而又扎实的步伐。
　　五院的创业者们，不畏艰苦，不辞辛劳，奋发图强，蔚然成风，涌现出了许多感人事迹，使各项研究工作得以迅速发展。
　　聂荣臻要秘书将他在五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整理成文字。
　　10月12日，他召开航委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于10月15日上报给周恩来、彭德怀。
　　聂荣臻在这份报告中说：“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
　　报告说：钱学森认为，中国在导弹研究方面，较困难的是在自动控制的设计方面，但从国内可以找到科技人员先行研究，还可以自制一套控制设备，利用旧飞机进行试验。
　　报告又说：已往的经验证明，只有自己积极动手，才能取得经验和成效，也只有自己先搞起来，才有可能获得国外的支援。
　　“因此，建议请批准上述方针，一方面争取与苏联谈判，同时积极筹建此项工作（即抽调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人员，组建研究机构，进行基本建设，购置急需的仪器、设备和实物样品等。
　　已组织专门小组进行具体规划）不宜再迟。”
　　报告还提出了争取苏联帮助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科学成果的具体措施。
　　周恩来在接到报告的当天，立即批示：即送主席、刘、朱、陈、邓、彭核阅。
　　拟予原则同意。
　　具体措施责成国务院办，复苏共中央信，请主席批发。
　　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都圈阅同意。
　　毛泽东10月17日批示：照办。
　　

第三节研制“两弹一星”，必须采取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4）
一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乃至整个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方针，被确定了下来。
　　11月上旬，聂荣臻接连四次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自力更生为主方针的具体措施。
　　他最担心的问题在电子学方面。
　　所以，他在这几次会议上都提出，为适应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电子学要从教学、科研入手，在基础研究、元件、器件的研制上急起直追。
　　另外，他提出，五院要加快建设，机构设置应该集中，不要重复，注意搞好各个方面的协作。
　　调集技术骨干与大学生，要注意专业配套。
　　对国内外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研究，要加紧进行。
　　能够买到的仪器、设备、专利或样品，请我国驻外使馆帮助，只要途径公开合法，尽量积极购买。
　　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以后，在苏联专家来华，中国从苏联获得了一批技术资料、实物样品等的新情况下，有些人自力更生的观念有所淡忘。
　　聂荣臻不断听到反映，说什么我们有苏联援助了，听苏联专家的，照着苏联提供的路子干就是了，主张工业设备、科研设备都可以整套进口，不要再去费那么大的劲搞什么自力更生。
　　这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倾向，违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聂荣臻下决心予以纠正。
　　《国防新技术协定》签订不到两个月，他就对五院和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人说，导弹和飞机工厂的建设，规模不宜过大。
　　因为苏联援助的都是些较老的产品，这方面更新换代的周期很短，船大了不容易掉头。
　　五院要集中力量消化研究已经到手的样品、资料。
　　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仿制，并且着手自己设计新型号导弹。
　　同时，研究探索固体燃料导弹和冲压式发动机。
　　我们的技术人员应该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目的是为着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队伍，积累自力更生的能力，不能一切等靠苏联。
　　这是一种懒汉思想，大家要注意切实纠正。
　　针对有些人的依赖思想，聂荣臻在1958年5月召开的第七次航委会议上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
　　像风洞建设，不要等靠苏联，先自己着手干。
　　8月，在他签发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把“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援助，并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作为5条基本经验中的第一条经验。
　　认为这两年实践证明，这项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聂荣臻坚决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后来在苏联突然中断援助时，使中国得以从容处置，没有陷入完全失措的境地。
　　

第四节苏联的援助与毁约（1）
1956年10月，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苏联领导集团感到孤立，因此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地热情起来。
　　聂荣臻认为，这是争取苏联援助的好时机。
　　1957年初，苏联方面同意从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抽出七十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这是个好消息。
　　于是，聂荣臻与宋任穷联名致电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周恩来，建议他向苏方提出在原子能研究方面援助中国的问题。
　　以后，苏联在国防新技术援助中国方面，态度日益松动。
　　1957年夏初，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聂荣臻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是不是再提一下国防新技术援助的事？周恩来表示同意，对聂荣臻说：“你可以先找阿尔希波夫谈一谈，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6月18日傍晚，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一起，约见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希波夫。
　　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是友好的。
　　聂荣臻对阿尔希波夫说：我受中国政府委托，希望苏联政府在国防新技术方面能够向我们提供援助。
　　聂荣臻说完，阿尔希波夫显得很热心，回答说：“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7月20日，阿尔希波夫约聂荣臻面谈。
　　聂荣臻按约定时间，又一次来到阿尔希波夫在东交民巷的寓所。
　　阿尔希波夫说：“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
　　我受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聂荣臻听了很高兴。
　　回来后，他立即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说：“今天，阿尔希波夫约见了我，苏联方面答复，同意我们的要求，要我们派一个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周恩来听了也挺高兴：“这次还不错，我马上报告主席，你就着手考虑组织代表团吧！”聂荣臻开始着手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整整忙了一个多月。
　　9月3日，赴苏联谈判代表团召开全体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宣布：经毛泽东、周恩来等批准，代表团名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
　　由他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成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万毅、通信兵部主任王诤，二机部副部长张连奎、刘寅。
　　此外还聘请了21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教授当顾问，加上工作人员共四十多人。
　　希望大家要遵守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力争谈判能取得圆满成功。
　　1957年9月7日，聂荣臻率领代表团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
　　在飞机上，聂荣臻与钱学森议论起苏联的尔…2型地对地导弹。
　　钱学森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聂荣臻问：“造它，你有把握吗？”钱学森：“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聂荣臻：“去年10月开会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国现有的技术力量，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无控制火箭。
　　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
　　后来中央叫我们7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
　　我比较乐观，大概只用5年，最多7年就行。
　　这次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武器来。”
　　钱学森：“也许不用5年，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足得很哟。
　　我有个预感，因为，我们的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
　　当天下午，莫斯科时间6点钟，专机抵达莫斯科努契科伏国际机场。
　　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别尔乌辛、国防部副部长科涅夫元帅等，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到机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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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苏联的援助与毁约（2）
聂荣臻与别尔乌辛、科涅夫热烈握手。
　　初步接触，聂荣臻感到对方的态度明显热情友好，这是个好兆头。
　　在莫斯科，聂荣臻下榻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大街一座别墅式的小楼里。
　　陈赓、李强和几个秘书，也住在这里。
　　为了照顾中方在长途跋涉后恢复疲劳，谈判从9月9日开始，共进行了35天。
　　在这段时间里，中苏两国代表团人员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谈判。
　　谈判的进展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也有曲折，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苏联方面不会无保留地把一切新技术都交给中国，聂荣臻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
　　整个国防新技术谈判，分为若干部分：导弹、原子能、飞机及其基地建设等方面各自分头进行。
　　每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点一点地取得进展。
　　所幸的是，代表团各个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充分，有的要求非常具体。
　　在谈判桌上，苏联谈判代表的态度大部分是友好的。
　　别尔乌辛甚至对聂荣臻说，有些项目你们提出的型号性能已经落后了，可以提出更新一些的型号。
　　但有的技术项目也有保留，不是只给资料，就是只给样品。
　　经过二十多天的谈判，9月底，双方终于达成了协定草案。
　　聂荣臻看了草拟的协定，心里轻松了许多。
　　如果苏联政府能够认真地执行协定，中国在突破导弹、原子弹、现代作战飞机等尖端技术方面，就有把握得多了。
　　聂荣臻派宋任穷立即把草案送回北京，交给周恩来，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批。
　　毛泽东、周恩来对这个草案表示满意。
　　很快，宋任穷把草案和修改意见告诉了聂荣臻。
　　苏联方面上送的草案也得到批准。
　　这样，1957年10月15日，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别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
　　签字仪式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
　　出席签字仪式的中苏两国代表都很轻松，彼此微笑，热烈握手祝贺。
　　在签上“聂荣臻”3个字的协定中，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
　　协定的全称是《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代表团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6日启程回国。
　　国防新技术协定生效后，催促苏联政府履行协定，成了聂荣臻的一项重要工作。
　　1957年、1958年两年，协定大体上执行得比较顺利。
　　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几百名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
　　在各部门工作的苏联专家大多态度友好，这对中国相关的科技人员熟悉情况、掌握技术，是有帮助的。
　　苏联的帮助对中国在导弹、火箭和作战飞机、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的起步工作，是有较大作用的，使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建设步伐得以明显加快。
　　但聂荣臻清楚，从根本上说，在国防新技术产品上，苏联总是要让中国落后它一代，甚至是两三代。
　　这个意图很明显。
　　他提醒有关部门，在接收苏方运来的样品时，要注意设备是新的还是旧的，资料是否齐全。
　　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在执行过程中，苏方有些做法使中方疑惑不解。
　　一次，苏方通知，一种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已经送到了绥芬河，要中方去接收。
　　当中方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苏方却说“样品还没有到”。
　　等了几天，样品始终没有来。
　　这使中方有关人员心生疑窦。
　　在核试验基地，还发生过所谓“哑巴和尚”的传闻。
　　在这个基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的几名苏联专家，当中国同行向他们请教技术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强调保密，总是不做回答。
　　

第四节苏联的援助与毁约（3）
次数多了，人们就说他们是“哑巴和尚”。
　　在五院，也出现过“专家不专”的问题。
　　有位苏联“火箭”专家，对中国很热情，相处时间长了，他悄悄地告诉中国同行，他不是搞火箭设计的，而是从事猴子在人造卫星上失重状态下生理变化的研究工作的。
　　这些情况，传到聂荣臻这里，他总是对有关人员说，我们本来就没有准备苏方会全心全意帮助我们，所以不要奇怪，还是要对苏联专家热情友好，以礼相待。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在访华期间，要中方回答他提出的关于中苏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
　　这项建议，有损中国主权，理所当然被中国严正拒绝。
　　建立联合舰队，实际上就是允许苏联的军舰不经过交涉就能使用中国的港口。
　　苏联领导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种悻悻不快的心情，使中苏两国间的关系出现了变化。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尔后，中印双方关系紧张起来。
　　苏联领导集团不顾中国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
　　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
　　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这就开了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先例。
　　1959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后来在参加中国国庆招待会时，都影射攻击中国是所谓“好斗的公鸡”。
　　这些情况，使聂荣臻感到苏联单方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已经为期不远。
　　果然不久，苏联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中国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许多原先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拖延不给。
　　一些专家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
　　他们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由向中国索要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改为大量索要中国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聂荣臻密切注意苏联方面的这种动向，他指示秘书把各方面有关的情况搜集起来。
　　很快，工业、科研、国防等有苏联援助项目的单位，都把情况报了上来。
　　他纵观全局，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尽早报告中央，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1960年1月，聂荣臻到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先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以后又在会上就此作了发言。
　　他说：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单方面终止与中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近来都卡住不给了。
　　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
　　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使中国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发言记录，仔细看了几遍。
　　然后，他在这份记录上写了许多批语，把它转给外交部，以引起警觉。
　　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制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
　　人们迫切希望拥有原子弹，于是再次派宋任穷到苏联谈判，争取苏方能继续履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仍为苏方坚决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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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苏联的援助与毁约（4）
4月5日，聂荣臻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宋任穷汇报。
　　听后他表示，苏方拒不执行国防新技术协定，不给原子弹教学模型、资料、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决心自己干，时间可能长些，但相信我们总是能干得出来的。
　　同年6月，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赫鲁晓夫组织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有计划地围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
　　消息传来，聂荣臻知道中苏关系必将进一步恶化。
　　于是，他于7月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份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的关键技术上卡我们，我们应该在国防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坚决地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
　　二、今后科技往来应采取新的做法。
　　协议上有的仍然要，不给就挂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
　　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着自己封锁自己。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中国做好了苏联全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的准备。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从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一切技术援助协定。
　　这样，苏联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从7月28日到8月下旬，撤走了他们尖端技术领域里在华的全部技术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和技术资料，停止供应重要原材料和关键设备。
　　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聂荣臻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决心在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