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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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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了几个字和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发表了……1975年，冯友兰所著《论孔丘》出版，对孔的评价，与前迥异。 经过50—60年代的生活波折，又经历了70年代思想的折腾，冯友兰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80年代后他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实际上，解放后，冯友兰在许多问题上并未苟同于一般之论，而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诸如：50年代所写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树立一个对立面》等都属这类文章。即使像《质疑与请教》这类自我批评的文章，他仍坚持某些多年来的观点，这些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他有时迫于时势，写了检讨文章，实质上也并未放弃这些观点。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经历、教训，1979年，冯友兰抛开“文革”前已出版的两本《新编》，以84岁高龄重新开始写7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除开1982年他出访美国，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外，其它时间都集中用于《新编》的写作，甚至政协全国会议也不出席，终于以95岁的高龄完成全书，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五个月。
作者点评
冯友兰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家、教育家，他的著作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价值是极高的。在20世纪的70年代，他写的《人生哲学》就已经翻译成英文本，日文本。它不仅使中国哲学走向了世界，而且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哲学打开了一条通道。 冯友兰首先是一位哲人。在1982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答词中，他写道：“60年是个很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他经常引用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阐发其对哲学的思考，“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的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则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将要做的事。”他一生的哲学著作约计670万字。 第二，冯友兰又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不仅能够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为弘扬中华文化所做的一切努力中得到印证，还能够从他虽然在人事上有浮有沉，但他始终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这一问题上得到有力的说明。当然，冯友兰同时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他的一生历经了中国清代、民国、洪宪、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一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又经十年“文革”的洗礼，迎来改革开放。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出发告诉我们，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的变化也必然有着对中国近百年历史变化的反映印迹。自解放以来，他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度过的，这足以证明他在哲学领域中力争不依傍人说话所做的努力。即使在70年代批林批孔运动中，他虽然也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等文章，但他所提到的仍然是批孔还要尊孔，这是哲学家在生活和现实土壤上尽的最大努力。我们毕竟不能苛刻地要求冯友兰是个神。 毛泽东认为冯友兰的哲学是唯心主义哲学，这应视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毛泽东与冯友兰的来来往往，表明两人之间仍存在着共通之处，那就是他们都珍视中华古代文化在现实中的意义。所不同的是，冯友兰在此基础上更强调旧邦新命中的继承，而毛泽东更偏向于破旧立新中的“破”与“新”。
毛泽东评点艾思奇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摘自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第2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
艾思奇小传（1）
艾思奇（1910—1966年），原名李生萱，1910年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艾思奇是他在上海时用的笔名，意为“爱好思考奇异事物”。1928年，艾思奇留学日本，在福岗工业大学冶金系学习。1932年他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工作，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大众哲学》。1935年，艾思奇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至1937年参加编辑《读书生活》杂志。1937年调到延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延安哲学协会，边区文协工作。历任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央文委秘书长，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3月在北京逝世。 艾思奇在家排行老二，其父李曰垓（梓畅），是一个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学者，曾是蔡锷先生的重要幕僚，担任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学识渊博，是五四时期云南新文化传播者之一，曾任腾越日报第一任社长，创立省立腾越简易师范学校，著有《云南边区问题》等，为《东方杂志》特约撰稿人。 艾思奇在1925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那时，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秘密领导筹划下，学校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艾思奇在其中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校等。省一中有一个话剧团，曾排演过《少奶奶的扇子》、《可怜闺里月》、《娜拉》、《回家以后》等剧目，剧情大都是宣传妇女解放的。当时的省一中是男中，没有女性，找不到女人扮演女主角。这时的艾思奇便自告奋勇，担当女角任务。有一次，云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杨青田同志到一中，恰遇艾思奇在台上演戏。他问此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李生萱，正男扮女装演戏。他称赞说：“演得很不错。”五卅惨案后，昆明###达到高潮，学生们罢课示威游行，声援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聂耳当时是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常到省一中开会。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艾思奇每当演出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聂耳的乐队参加演奏。演奏的曲子是当时流行的，如《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艾思奇曾建议搞点振奋人心的乐曲，要自己动手作曲，不要老当吹鼓手。1928年，当他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还给聂耳带回了一些书籍，其中有许多世界音乐家的传记，同时，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歌曲。当然，这已是后来发生的事。 在省一中上学时的艾思奇，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开办义务夜校，校址就设在天君殿内。来学习的学生，全是附近云南兵工厂、造币厂等穷苦工人的子弟，教学经费全部由一中学生自治会供给。夜校前后办了四个班，共接受约300名学生，学生主要是学习文化课，每星期也搞点演讲会。艾思奇在夜校专管教务兼教员。学生们很拥护这所夜校，每晚上课前，总是早早就到齐了，并且还爱提出问题要求解答。甚至上完课后，有的学生还不愿意离开，热心谈论他们关心的问题。有时谈得太晚，艾思奇还将年纪小的同学或女同学护送回家。个别学生经济特别困难的，艾思奇还送给他们笔、墨、纸张等文具。 1928年时的日本，有些学校被指定准许中国学生就读，但要经过考试。其中的福岗工业大学办得比较出色。云南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几个去应考，但都没考取。艾思奇立志去考这个学校，他果然考上了，进入冶金系学习。在校期间，他不仅认真学习大学的功课，而且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各国哲学流派的理论著作也开始特别感兴趣。当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而在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有一些，但大部分未译成日文或中文，因此，阅读比较困难。为了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艾思奇下决心一边学日语，一边学德语。他拿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版著作，查着字典，顽强地进行了阅读。后来，他终于掌握了德语和日语， 为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恩经典著作打下了基础。艾思奇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还注意将理论和群众结合，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行深刻思考。当时的中共东京支部联系留日进步同学，每周到神田中青年会学习一次，艾思奇虽已搬到大岗山居住，离青年会路很远，但他从不 缺席，每次总是埋头学习，刻苦钻研。有时还把他从群众中、社会上调查的感受、体会，运用理论作深刻解释。正是由于他沿着这条正确的轨道前进，后来他回国投身革命，才写出《大众哲学》那样一部对一代青年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 在东京留学生中有十四个云南老乡，暑期时曾相约一起到千叶县房州海滨去避暑。一天，艾思奇对姚蓬心说：“昨天晚上熄灯睡觉后，我听见有人开箱子，接着便听见吃东西的声音。”他们便商量着先别睡熟，看看是怎么回事。晚上等大家入睡后，果然有个人影摸黑起来打开箱子拿东西吃。两人悄悄察看，发现此人原来是刚来的腾冲老乡，于是决定第二天要求两人值班做饭，以便乘大家出去游泳时，可以在家把这事弄个究竟。次日，等大伙一下海游泳，两人就打开那腾冲老乡的箱子，在里面找到了一包家乡土产——干鸡棕。两人拿出一大半鸡棕来做菜，其余的还包好放回原处。中午开饭时，艾思奇一本正经地说：“上午刚收到家里寄来的鸡棕，特别炒了菜请大家尝尝。”说罢，他便郑重其事地端出一大盘鸡棕炒肉。由于味道鲜美又是家乡土产，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格外高兴。到了晚上，这位老乡又摸黑起来打开箱子，还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阵。第二天下午，他按捺不住心里的气恼，愤愤地说：“我们宿舍里有人偷东西！”姚蓬心便问：“你丢了什么？”他只是说：“东西不值钱。”但再问他，就不肯回答出来，引得大家捧腹大笑。大家都指着艾思奇说：“你出的主意真好！”这小小的插曲，使远在异国的学生度过的夏令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的情绪。
艾思奇小传（2）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浪潮风起云涌，艾思奇和许多留学生出于爱国义愤毅然弃学回国。1932年，艾思奇来到上海后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在这里他经常忙于写标语、散发传单，搞飞行###。考虑到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艾思奇做好理论研究，左翼文化运动的负责人之一杜国介绍艾思奇加入了党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从此，艾思奇就走上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1933年夏，社会科学家联盟出版了一本综合性的月刊——《正路》，只出到第二期，便被查封。艾思奇在第一期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是《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在第二期上发表了《进化论与真实论据》，这两篇哲学文章写得相当深刻，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 1934年，只有24岁的艾思奇经“社联”安排，由共产党员柳氵是介绍，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他写的许多文章在《申报》读书问答专栏发表。由于这个阵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了广大群众的需要，影响迅速扩大。11月，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读书问答》从《申报》中分出，发展成为独立半月刊《读书生活》杂志。由民主人士李公朴主编，柳氵是、艾思奇、聂征农任编辑。艾思奇在这时撰写的《大众哲学》——原题《哲学讲话》在《读书生活》上连载二十四期，1935年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第四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这本《大众哲学》在解放前已印行了32版，它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少青年在它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贺敬之曾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吟诵： “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 啊！我们的《新华日报》， 我们的《大众哲学》， 我们的《解放》周刊， 我们的《活跃的肤施》。”（即延安——作者注） 后来，每当有人称赞这本书时，艾思奇总是说：“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着工农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正在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实践，广大革命群众向往光明，迫切追求真理，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下，这本小册子才能起一点作用。”1935年10月，由周扬、周立波两同志介绍，艾思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艾思奇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时，除了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外，还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专著。对牛顿、达尔文、海克尔、赫胥黎、汤姆生、艾丁顿等人的著作，他在仔细阅读的同时还很注意吸收他们的科研成果中的精华，并进行深入分析，既肯定其科学内容，又指出其错误所在，对其哲学观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热心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和推动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先后写过《怎样研究自然科学》和许多读者问答，名词浅释，给青年指出学习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所创作的科学小品，有的以艾思奇的笔名发表，也有的以李崇基（意为崇拜高尔基）的笔名发表，这些作品都发表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后收入科学小品集《我们的抗敌英雄》一书（高士其等著，读书生活出版社1936年6月出版）。1936年夏，艾思奇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做了很多工作。这期间，艾思奇热情帮助高士其走上科普写作的道路，自己以李崇基的笔名写的科学小品有：《谈死光》、《毒瓦斯》、《谈潜水 艇》、《火箭》、《太阳黑点与人心》、《由蝗虫说到鸡生蛋问题》、《女变男及其他》、《中风症与黄河》、《斑马》等。 艾思奇所写的科学小品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鲜明的思想性，强烈的战斗性，不是就科学谈科学，而是常常借题发挥，抨击反动势力，抨击旧制度。比如《斑马》一作中，他介绍了斑马的种种知识后，笔锋一转，抨击起“害群之马”的“不抵抗政策”来了：“斑马如果遇上狮子，情形正和弱小民族遭到帝国主义的进攻一样，那种为生存而搏斗的景象，是非常悲壮的。一听见狮子来了，于是分散着的斑马群就聚拢起来，团结起来。几十个斑马共同排列成一个圆阵，把头都朝着圆阵的中心，把屁股朝着外，开始接连不断地踢它们的后脚。这样一来，圆阵四周就自然地变成了一道铜墙铁壁，即使那狮子有坦克车一般大的力量，枪炮一般厉害的爪牙，也休想进攻分毫。狮子无可奈何，只好在旁边走来走去，逡巡着等机会，等到实在觉得无望了的时候，就也只好罢手，各自走开，而斑马的抵抗政策也算大功告成了。但斑马中也不是没有‘害群之马’，这些斑马常常破坏了大家的抵抗政策。当狮子来攻，斑马都列成圆阵的时候，害群之马只知道恐怖地张望着，却不肯踢动后腿，狮子逡巡到后面看，见这儿有了一个空隙，于是就大吼一声，扑上前去。斑马们辛辛苦苦围成的圆阵，就此完结，而帝国主义的狮子就胜利了。”从科学的角度看，艾思奇的科学小品大都是介绍当时的新科学、新技术，能给读者以新的知识。如《谈潜水艇》是谈潜水艇与鱼雷的知识，对于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很想了解这些新的军事常识的。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大旗。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用大众哲学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小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艾思奇小传（3）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思奇调往延安，从此也就开始了与毛泽东互敬相长的来来往往。艾思奇到延安之前，在长征途中的毛泽东就在研究哲学了。不管情况如何艰险，毛泽东对理论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东西丢失了，惟独一些翻译的马列著作始终带在身边。1936年冬，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又相继发表了哲学名著《实践论》、《矛盾论》。当毛泽东得知艾思奇已经来到延安时，他高兴地说：“噢，搞《大众哲学》的艾思奇来了！”这时，毛泽东还把他的“两论”油印本，亲自签名送给艾思奇和吴黎平，并希望他们阅后提出修改意见。之后，两人所提意见大多数都被毛泽东采纳了。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信中写道：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更好些，但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敬礼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对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2日发电给叶剑英、刘鼎，嘱其速购一批书给干部阅读时，就“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要经常选择真正的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1941年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去信时，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并给他们在苏联的“各小同志”送去一批文学、历史、哲学书，其中就有一本《大众哲学》。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前也指名要带《大众哲学》，以供途中阅读。 延安时期的艾思奇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和延安马列学院教员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在那里讲过课，他们一起研究、讨论哲学问题。艾思奇在延安住的窑洞，离毛泽东的窑洞很近。毛泽东经常找他去谈话，有时毛泽东也去艾思奇住处。1937年已是中国共产党领袖并已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专著的毛泽东在读到艾思奇的《读书与生活》这本书时，他不厌其烦地作了长达19页的长篇摘录，而且还提出了差异就是矛盾的卓越见解。在这里，毛泽东所摘录的只不过是出自一个初到延安只有27岁的青年所著之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附信一封：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存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见艾思奇著《哲学与生活》第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毛泽东 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对艾思奇的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而且谈到得益很多，又将摘录稿送艾思奇阅正。在用商量口气提出疑问时，毛泽东不是约来聚谈，而是亲自登门造访。 艾思奇也十分敬仰毛泽东，非常佩服毛泽东的伟大气概、胆略和渊博的学问。他把毛泽东的摘录及给他的信看得弥足珍贵，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党中央作了战略部署，疏散老弱病残和带幼儿的妇女，诱敌深入，在情况紧急时才将毛泽东的这封信交给夫人###一说：“报社、电台领导人员要跟随党中央转移，可能有战斗任务，要轻装。这份毛泽东手稿由你保存，千万不可丢失。”1960年，当康生、陈伯达闻知这事，当即派人将毛泽东给艾思奇的信件手稿拿去准备出版，并让他本人和所谓“当代书家”陈伯达题词写跋，艾思奇以“不要招摇”为由，毅然索回。这份手稿除身边工作的少数同志外，从未轻易示人，其间又经历了十年浩劫，在四十多年后仍然幸存。1979年，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一书重印时，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毛泽东的信及摘录文章。 在1938年9月，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艾思奇、何思敬、周扬等18人，还联名在《解放》周刊第五十三期上发表了《新哲学会缘起》。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毛泽东作为这个学会的会员，他十分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参加讨论研究问题。有一次，总结学会的工作时，艾思奇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的写作和发表，也算在哲学学会的成绩之中，引得到会者的哄堂大笑，毛泽东也笑了。当艾思奇意识到自己的这种讲法欠妥时，也跟着笑了。但是，谁也没有介意，之后这件事在同志之间传为佳话。 艾思奇在这以后又担任了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还兼任文化工作的多种职务，如陕甘宁边区文协的常务理事、青年艺术剧院理事、延安诗会理事、鲁迅研究会理事等。他在上海时就写过不少关于文艺方面的文章，担任文委秘书长后，继续撰写这方面的文章。艾思奇爱好文艺，他还特别喜欢海涅的诗，利用业余时间，从1931年开始翻译海涅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本书于1945年出版。
艾思奇小传（4）
1939年中央宣传部也成立一个哲学小组，组长是张闻天，指导员是艾思奇，参加学习的有朱德、李维汉、徐特立等。每次开会都是事先由艾思奇拟好提纲，按提纲学习讨论。为适应哲学学习需要，艾思奇编选了《哲学选辑》一书，还和吴黎平合作，完成了###交给的编写《科学历史观教程》一书的任务。 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由艾思奇任主编，于1940年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上发表的。此间，艾思奇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了《论中国的特殊性》、《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评述》等重要文章。在延安举行的新哲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艾思奇作了会务工作报告，毛泽东出席并讲了话，还设宴招待了哲学界同仁。 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便随即召集艾思奇等十多人会议，提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由艾思奇任主编。1945年，艾思奇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次年任《解放日报》总编。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当时许多人误解实事求是的问题，艾思奇写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文，其中写到：“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我们只要举出他在1929年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会议所作的决定来看……就可以看出，他怎样善于在分析事实的时候，就同时考察出正确地对症下药的办法。” 不久，蒋介石掀起###高潮，为配合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其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企图以此欺骗人民。艾思奇立即针锋相对，写了《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对其予以驳斥，指出这本书是张扬“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同时他指出：“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还写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要宣传唯心论的哲学，就因为他们需要把一切道理颠倒，……在物质上垄断了政权，在思想上也就垄断了真理，……明明是腐败政治摧毁了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却说‘国民’对国家民族的道德不高尚。嘴上是‘公’，实际上是借此为私。这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们领教得多了，中国人民受蒙蔽也不会太久了。”“总而言之，《中国之命运》的哲学是愚民哲学，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我们应该反对这种欺骗人民的极端有害的哲学。”在这篇文章中，艾思奇不仅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反人民的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主义的真面目，同时又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宣传和赞赏，而且对人民大众掌握明确哲学道理对于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作了鲜明的阐述。 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兼任中国哲学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从此，他更加重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认为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要依赖自然科学，反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要受哲学的影响，正确的哲学能推动科学的前进。艾思奇既反对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又反对夸大哲学的作用，反对把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企图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作法。1959年，中央党校一次开办自然辩证法班，他亲自布置计划且常常讲课。在他的指导下，中央党校还编写了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逻辑班时，艾思奇亲自抓教学，并多次讲授“辩证逻辑”等课程。 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为解决好这一问题，解放以后，艾思奇曾四下农村去参加实际工作。他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提到辩证唯物论的理论高度上加以分析。1958年，艾思奇下放到河南去参加人民公社运动。那时随着“大跃进”的发展，浮夸风已经开始，下放干部也有所觉察，但正值群众运动高潮，话说得不恰当很容易造成给群众运动泼冷水的局面。如果默然不吭，对一个理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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