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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名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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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就象当初他发现面包干那样，——不过，此刻如能找到面包干的话，那他的喜悦程度也会不亚于此。他拣到一支土拉造的装满了子弹的托卡列夫式半自动步枪。他拆开了它，涂了点油，又安装起来，拉了拉枪膛。撞针的冲击有如新枪，只是他还不能确信，这支半自动步枪是否好用：它长久被弃置在砖堆底下，可它本身是非常娇气的——这一点，他是在军校里知道的。但这只能在战斗中得到检验：他重新把这支半自动步枪压上了子弹。为了这个大喜的日子他吃下了最后一片面包干：头一片还是在夜间就啃光了。
在这个陌生的地下室里他忙乎着摆弄自己的半自动步枪：严冬的白昼的光亮透过一道狭窄的缝隙射了进来。当他嚼完了最后一口面包干时，突然听到了说话声。是远处的、敌人的、听不懂的话语声。他走近缝隙向外张望：在不远的地方站着三个人。其中的一个明显地高大壮实。
他觉得他好象认识这个穿灰绿色呢子军衣的高个子家伙。不，他明白，自己并不认识他也不可能认识：只不过他突然感到了昨天趴在干马粪堆里时肩头所承受的那种重压。高个子手中的那支上了四棱刺刀的步枪也长得出奇。
看着这把暗蓝色的森冷的刺刀，他又感觉到了肋部的创伤：受了伤的肋骨一直在隐隐作痛。原来，刺刀上没有沾血是因为刀尖上的血滴浸到了他的呢子军衣上，原来，昨天的万幸全在于，扎伤了他的不是德国的、匕首式的刺刀，而是自己的、粗国的四棱刺刀，这把刺刀上没有留下他的血迹，没有供出他，没有让德国人看见有血。在他面前，刺刀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有罪的是将这把刺刀掉过头来反对他的那双手。
他端起半自动步枪：太好了，正巧今天拣到了这支枪，瞧，岂不派上了用场。但愿它不卡壳：这种半自动步枪毕竟是非常娇气的。他眯起一只眼睛，通过瞄准器搜寻着背对他站着的高个子。可是人影顿时化成了斑点，失去了轮廓。他揉了揉眼睛再瞄，高个子的轮廓还是模模糊糊。他的视力一向很好，从来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毕竟立即就恍然大悟了：视力差了，恰恰是右眼更差。
他没让自己产生失望情绪。他干脆把另一只眼睛睁开，开始用双眼瞄准。这使他感到很不习惯，但毕竟把枪口对准了射击目标，并且平稳地扳动了一下枪机。随着一声枪响，他看到高个子伸开两臂扑倒在前面的砖堆上。他又扳动了一次枪机，但半自动步枪卡壳了——第二颗子弹没有打响。来不及重装子弹了：应当马上转移。他不大熟悉这些地下室。
他撤得很快，但常常停下来向各个掩蔽室和通道张望。背后传来了呐喊声和几棱子子弹的扫射声。德国人正在追赶他，但他相信在这些地下室里他是能够逃脱的，只要自己不钻进死胡同，不钻进没有其它出口的掩蔽室里。果真到了那一步，他就不得不进行抵抗，那时便成为他最后的战斗了。有一次他已跑进了那样一个掩蔽室了，幸而及时醒悟了过来，赶紧离开了那里，此时他宁愿稳妥一些。况且德国人在地下室里向前移动得很缓慢，他们对任何一个壁龛和洞穴都不放过，或者用手电照，或者用枪扫。
不过，毕竟应当找一个能够藏身的地方：他不能老是往后退，否则德国人迟早会把他堵住。于是他找寻这样的地方，尤其在晦暗通道的墙壁上打主意。他找寻那样的小洞孔、鼠窿、裂罅，穿过它们可以折回去或者趴上一会儿，让德国人走过去，然后回到他们已搜查过——照射过和扫射过的掩蔽室里。
他找到了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如不是有心去找，是很难被发现的。它正好位于地下室墙根拐角的后面，与地板成一水平面，拐进去的那段距离是如此之短，简直谁也不会料到，这里还会有什么出口。洞非常狭窄，向横的方向延伸，但是在离通道一米处陡然拐了个九十度：他不得不侧身躺着往那坟墓般黑暗与死寂的地方爬去。他不知道自己爬进去的那个掩蔽室究竟有多大，但他立即把脸转向了洞口，把半自动步枪端在手中。这是个方便的洞穴：他尚未来得及检查，只是凭巧妙挖通的这条通道对它作了区高的评价。在这儿几乎听不见德国人的呐喊声，此刻他身子底下的沙子是松软的，甚至还有点暖意，对他来说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成功。
沙地上传来了沉重的橐橐声，他整个身躯都感到了这些脚步的重量。这时走在前头的人已经接近晦暗的拐角里面：隔着深厚的沙层传来了一阵沉闷的排射声。敌人扫射了一阵，此时他们当该继续往前跑，到邻近一个掩蔽室里去了。敌人跑了过去，没有在短短的拐角里停下。
德国人皮靴的橐橐声渐渐消失了：越来越远去，越来越听不清了。他缓缓地舒了口气，把半自动步枪的保险关上了。
“恶魔走了吗？”
他猛地转过了身子：声音是从黑暗处发出的，嘶哑而又断断续续。他的心突突直跳。
“谁？”
“而你是谁？”
“自己人！”
“那我就更是自己人了。你们是几个人？”
“一个。”
“最后一个？”
“我并不认为。可你这是在哪儿呢？”
“等一等，我点上灯。蜡烛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保存着，不过在这种场合下……”
火柴被划着了，昏暗中出现了一只瘦骨鳞峋的、指头很长的手和一络斑白的胡须。这只手把火柴凑近放在小箱上的一截蜡烛上，当蜡烛点燃了的时候，他看到了身穿棉祆、紧束腰带、活脱一具骷髅的人。他看到了长得垂肩的苍白头发、闪着狂热火花的眼睛和向他伸过来的手。于是他向这只手扑了过去。
“慢来，老弟。慢来，轻一点。我的两条腿疼得厉害，我们忘记什么是接吻了。把手伸给我吧，我亲爱的老乡，你是苏维埃人，我的战士。把手伸给我。这就对了。你别动，让我好好看看你。瞧，这些坏蛋没能征服我们，对吗？不论是冲锋枪，不论是炸药，不论是火焰喷射器。没能征服我们，没能征服！……”
瘦骨鳞峋、虚弱不堪的人嘶哑他说着，胜利地笑着，可眼泪却顺着胡须流淌。他笑着，颤抖着，说个不停：“请原谅，兄弟，原谅我，亲爱的，我止不住眼泪。我有权利流下自己的眼泪。一连三个星期我没见到过人，没听到过说话声，我甚至开始同自己絮叨起来了，我渐渐变得虚弱，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在我的这种情况下……因此说，让我先说个够，先把你好好瞧瞧，瞧个够，然后我们再相互介绍一下。但是首先让我把你看个够。你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亲爱的兄弟，你都受了些什么罪，怎样熬了过来？”
“熬过来了，”他回答说，并为自己不能象这个胡须斑白的人一样流下幸福的眼泪而感到遗憾。“这么说，只你一个人？”
“起初人很多。我们找到了这个洞穴，挖了个通道。后来剩下了四个人。三个星期以前，最后一个人没有返回。从那时起，我便一个人躺在这里。我的两条腿瘫痪了，懂吗？用两个膝盖还能勉强爬一爬，而走路已谈不上了。一直躲藏在这里。”
“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考虑过。考虑过我现在的处境。我想过，如果德国人抓到我，而我没有来得及自杀，我将怎样说出自己的名字。我考虑这样回答：我是一个俄罗斯士兵。我的称号是，‘俄罗斯士兵’，‘俄罗斯士兵’是我的姓。你认为我想得对吗？”
“对德国人来说，是对的。而我是自己人，普鲁日尼科夫中尉。”
“哪个团的？”
“还没有列入名册，”普鲁日尼科夫苦笑了一下，“怎么，该我谈谈自己了吗？”
“是的，该你谈啦。”
普鲁日尼科夫谈了谈自己——没谈什么细节也没隐瞒什么。受伤的人暂时没有介绍自己，他一直那么握着他的手，听他讲下去，始终没有打断过他的话。根据对方的握手如何渐渐变得软弱无力，普鲁日尼科夫感觉出自己的这位新同志全身的力气已所剩无几。
“现在我们可以认识一下了，”当普鲁日尼科夫叙述完了的时候，受伤的人说道，“我是准尉谢米施内依。莫吉廖夫团的。”
谢米施内依受伤已经很久：子弹打在脊椎骨上，两条腿渐渐瘫痪了，走路已不听使唤，但还能勉强爬行。假如说他呻吟过，那也是在睡梦中，平时他总是忍着疼痛，甚至还面带笑容。他的同志们先后一去不返，而他活着，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活了下来。仅仅剩下一点点吃食、几粒子弹，三天以前就断水了。夜间，普鲁日尼科夫弄来两水桶雪。
“你要做做操，中尉，”第二天清晨谢米施内依说，“咱们不能放纵自己：只剩下我们俩了，也没有药品。”
他自己一天做三次操。坐在那里不停地弯腰、伸胳膊，直到喘不上气来为止。
“是的，好象只剩下我们俩了，”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唉，假若每个人都给自己下达命令，都去执行这个命令，那么战争早在夏天就结束了。在这里，在边境上。”
“你认为只有我们俩打得如此出色吗？”准尉冷笑了一下，“不，老弟，这——我不相信。不相信，我不能相信。你知道到莫斯科有多远吗？上千里。每一俄里都有你我这样的人趴着。他们不比我们强也不比我们差。至于命令问题，你错了，老弟。应当执行的不是自己的命令，而是誓言。可誓言是什么呢？誓言就是在军旗下面的宣誓，”他突然变得严峻了起来并且以斩钉截铁的、近于凶狠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吃了点东西吗？那就去履行自己的誓言吧。去杀死一个德国人再回来。每杀死一个恶魔就给你两天假；这就是我这里的规矩。”
普鲁日尼科夫开始收拾。准尉盯着他，在幽暗的烛光下，他的眼睛奇异地闪烁着。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指挥你？”
“因为你是这一地段的领导，”普鲁日尼科夫冷冷地一笑。
“我有这种权利，”谢米施内依轻轻地但很有份量他说道，“我有权派遣您去作生死存亡的斗争。去吧。”
于是他吹灭了蜡烛。
这一次他未能执行准尉的命令：德国人离得很远，而没有把握他不愿意随便放枪。他的视力已明显减退，他知道，要瞄远处的人影已无法打中目标。唯一的希望是，等有偶然的机会面对面地碰上敌人。
然而，在环形兵营的这块地方他一直没能碰上任何敌人。一些德国人镇守在另一个地段上，在他们后面，许多朦陇的人影依稀可辨。他想，这是些妇女，是米拉同她们一起离开过要塞的那些人，于是他决定偷偷地向她们靠近。也许能找到机会跟某人打打招呼，或者跟某人谈上几句话，了解一下米拉的情况，再让她转告米拉——他活着并且健康。
他跑进邻近的废墟，穿到了对面，再往前便是一片开阔，地带，白天他不想在雪地上冒险穿越它。他本想返回去，但突然发现一个被瓦砾掩盖着的、通在地下的梯级，他决定下去一趟。不管怎么说，从环形兵营直到这里的废墟，他留下了足迹，为了防备万一，应当考虑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
他艰辛地顺着被砖头堵塞的梯级一步一步往下走，好不容易挤到了地下室的通道上。这儿也遍地是从坍塌的拱顶上掉落下来的砖头，他不得不弯着腰走，不久便完全被堵塞物挡住了，不得已又转过身来往回走，在德国人尚未发现他的足迹之前，他要赶紧爬上去。地下几乎一片漆黑，他一面摸着墙壁一面试探着走，突然他的手摸了个空：往右有个通道。他钻了进去，往前走了几步，拐过墙角以后，发现一个干燥的掩蔽室：亮光透过上面的一道窄缝射了进来。他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掩蔽室里空空如也，只是在射击孔正对面的墙根下有一具穿着破烂不堪的军衣的干尸躺在军大衣上。
他蹲了下来，仔细瞧瞧这个人的遗骸。头骨上还保留着头发，浓密的黑须紧紧贴在半腐烂了的军衣上。透过撕破了的领口，他看到了紧紧缠在胸口上的破布，于是他明白了，这位战士是由于受伤而死在这里，是望着射击孔那狭小框框里的一方灰色的天空而死去的。他尽量不触及遗骸，在它周围摸了摸，看有没有手枪或者子弹，但他什么也没找到。显而易见，这个人死的时候，尚有人需要他的子弹。
他打算站起身来离开它，然而他看到遗骸底下有一件军大衣。这件大衣倒还不错，可以为活着的人服务：谢米施内依准尉在洞穴里冻得发抖，再说普鲁日尼科夫本人也只盖着一件呢子军衣睡觉，冻得缩作一团。他犹豫了片刻，决不定是否去碰遗骸，但是军大衣毕竟还是军大衣，死者并不需要它。
“请原谅，老兄。”
他扯住衣襟，稍稍撩起来，然后轻轻从战士遗骸底下抽出大衣。
他抖了抖大衣，企图把渗进去的尸体气味抖落掉。当他把它伸展开来的时候，发现了早已干涸了的褐色血斑。他想放下军大衣，再一次瞧了瞧褐色的斑块，两手垂了下来，眼睛缓缓地环视了一下掩蔽窒。他暮地认出了它，也认出了这件军大衣，认出了躺在角落里的这具尸体和这一络黑须。他声音颤抖他说道：“你好，沃洛吉卡。”
他站了一会儿，接着把大衣慎重地蒙在沃洛吉卡·杰尼什克的遗骸上，周围用砖头压上，然后走出了掩蔽室。
“死者是不会感到寒冷的，”当普鲁日尼科夫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谢米施内依的时候，对方说道，“死者不会感到寒冷，中尉。”
他自己在所有的军大衣和呢子军衣底下冷得直哆嗦，令人不解的是，他究竟同意普鲁日尼科夫的做法呢还是不同意。他对待死，十分平静，谈到自己时，总是说他不是在渐渐冻僵，而是在渐渐死亡。
“死神在把我一块一块地夺走，柯里亚。它是个冰冷的东西，你用军大衣也无法使它暖和过来。”
他的两条腿一天比一天僵硬。他已经不能爬了，坐着都很吃力，但是做操却仍在继续，顽强而又热衷。他不想屈服，为争夺自己躯体的每一毫米他都同死神搏斗。
“一旦我呻吟，你就把我叫醒。叫不醒我，你尽管把我枪毙。”
“你这是怎么啦，准尉？”
“因为我即使是死了也没有权利落到德国人手里。否则他们会喜出望外的。”
“这种喜事他们有的是，”普鲁日尼科夫叹了口气。
“这种喜事他们可没见过！”谢米施内依突然把中尉拉向了自己，“不能把神圣的东西交给他们。宁肯死也别给。”
“我什么都不明白。什么神圣的东西？”
“时候一到我就会告诉你。而在这之前，你要象对待上帝一样，听我的活。你要相信，我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这样说。歇过来了吧？那就拿起冲锋枪，到地面上去。上去，中尉！让他们知道：要塞还活着。让他们见到死人也害怕。让他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也别想闯进俄罗斯！”
普鲁日尼科夫怀疑，准尉是否濒临失去理智的边缘。一种按捺不住的暴怒愈来愈经常地迸发，因而他无情地驱赶普鲁日尼科夫到地面上去。普鲁日尼科夫没有跟他争辩：对他来说，除了对敌人的仇恨，一切都不存在了，但是，他的这种仇恨有别于谢米施内依的仇恨，它是冷静的、理智的。
一九四二年元旦的这一天，他很是走运。不知是由于德国人新年狂饮而丧失了警惕，还是由于调来了一些新兵，他们还没有学会对这死寂的要塞里比比皆是的、黑洞洞的无底深渊怎样戒备，他一下子撂倒了两个，从一个很好的掩蔽处一枪结果一个。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他在地下室里跑了很久，最终逃脱了，因为正值暴风雪天气，他的足迹就连最有经验的警犬也无法寻觅。
他把追逐的敌人引到离洞穴较远的地方：差不多快到霍尔姆斯基大门处。在那里德国人最终找不到他的踪迹了，他们呐喊了一阵，乱窜了一阵，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空手离去。而他却在一个僻静的壁龛里躺到黄昏以后，才往自己的洞穴走去。他要向准尉汇报：又有两个可以在阎王簿上签到了。
他非常想使准尉高兴高兴，因为准尉近来实在力不能支了。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常常由于不堪忍受的疼痛而叫喊起来，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浑身可怕地打寒颤，额头上冒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只是凭借无比的意志力，自己那渐趋僵硬的躯体才维持着生命的余辉。
“看来，我活不到那一天了，”在通常的一次发病以后神志清醒时，他无限忧伤他说，“看来，需要你了。”
“需要我做什么？”
“我快要死的时候再告诉你。怎么，战争结束了吗？”
“不象是。”
“那你为什么还坐着？有子弹吗？”
“有，”普鲁日尼科夫一面说，一面站起来往这个暴风雪肆虐的元旦清晨走去。
而现在已是黄昏时刻，他急于去向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报告好消息，以使他高兴。但他刚走到拐角里面、还没有到达洞孔的时候，就听到了沉闷的呻吟声。看来，谢米施内依是在声嘶力竭地喊叫，就连厚厚的沙土也无法淹没他的喊声。
普鲁日尼科夫急忙钻进了洞孔，在一片漆黑里他摸到了最后一截蜡烛，点燃了起来。他没有呼唤谢米施内依，他知道这意味着完了，意味着在他的人生中又一个亲人正在离去。他拿起一块破布，擦去了准尉额头上的汗珠，呆呆地站在他身旁。德国人能否听到这些喊声，对他来说已无所谓了。他已经疲倦了——不论是送别，不论是战斗，不论是生活。
喊声骤然而止，突然沉寂了，谢米施内依自己安静了下来。普鲁日尼科夫想，这下子——完了。然而准尉睁开了眼睛：“我叫喊过吗？”
“是的。”
“为什么不把我唤醒？”普鲁日尼科夫没有吱声，谢米施内依叹了口气说，“懂了，是不忍心吗？可你有这种权利吗？当敌人的皮靴踩到了我们母亲身上的时候，我们还考虑什么不忍心呢……”
谢米施内依说话很困难，呼吸急促，吐字已不清楚。死神已渐渐向他逼近，他的两手已不能动弹，只有两个眼珠还在滚动。
“我们问心无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吝借自己。直到最后也是如此，直到最后。不能允许自己在死神来临之前杀死自己。只能如此。只能如此，战士。以死还死。只能如此。”
“已没有力量了，谢米施内依，”普鲁日尼科夫轻声说，“再也没有力量了。”
“没有力量了？马上就会有的。我马上就给你力量。解开我的衣服，敞开我的胸口。解开棉袄、军衣——统统解开。解开了吗？把手伸进去。怎么样？感觉到力量了吗？感到了吗？”
普鲁日尼科夫解开了准尉的棉祆和军衣，怯生生地、懵里懵懂地把手伸进了准尉的怀里。他那粗糙的、冻僵了的手指立即触摸到冰冷的、光滑的、摸上去质地厚实的绸子旗帜。
“从第一天起我就随身带着它，”准尉的声音颤抖了一下，但他强自忍住了揪心的恸哭，“团旗在我身上，中尉。我以它的名义命令过你。以它的名义而让自己活着，把死神驱赶到最后。现在轮到你了。纵然死去，你也不能把它交给德国人。这不是你的荣誉，也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祖国的荣誉。不要玷污它，中尉。”
“我不会玷污它。”
“重复一句：我起誓……”
“我起誓，”普鲁日尼科夫说。
“……永远，不论是活着，不论是死了……”
“不论是活着，不论是死了……”
“……决不交给敌人战旗……”
“……战旗……”
“……我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旗，”
“我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战旗，”普鲁日尼科夫重复说。他跪了下来，吻了吻贴在准尉那冰凉胸口上的旗帜。
“等我死了，你就把它缠在自己身上，”谢米施内依说，“而在这之前，不要碰它。我活着的时候同它在一起，死的时候也要跟它在一起。”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这是一种庄严而又悲伤的沉默。随后普鲁日尼科夫说道：“今天我打死了两个敌人。外面是暴风雪，很方便。”
“我们坚守着要塞，”准尉轻轻说，“没有交出去。”
“没有交出去，”普鲁日尼科夫证实说，“而且永远也不交出去。”
一小时以后谢米施内依死了，再也没说一句话。普鲁日尼科夫以为他还活着，在他身旁又坐了许久，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他从准尉身上解下旗帜，脱了自己的上衣，把团旗缠在自己身上。凉丝丝的绸于很快就变暖了，他时时刻刻感觉到它的特殊的、激动人心的温暖。时时刻刻——在埋葬谢米施内依的时候是如此，后来他盖着所有的呢子军衣躺在他床上的时候也是如此。
他躺着，心情平静地想道，自己已经什么都不怕了——既不怕德国人，又不怕死神，也不怕寒冷。他已经感觉不到自身的“我”，他感觉到的是某种更大的东西：自己个人。感觉到自己个人已成为祖国的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环节，这面美好的绸子旗帜象征着祖国，温暖着他的心。他安然地意识到，这样的个人究竟怎样称呼、他在哪儿住和怎样生活、他爱过谁和怎样死去，这一切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重要。重要的只有一点：把过去和未来连结为一根时间链条的那个环节应该是牢固不破的。他深信，这一环节是牢固的、永恒的。
地面上暴风雪大作。田野与小径，空寂的乡村与瓦砾场，全都覆盖在白色的银毯底下，阒无一人的城市里风雪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肆虐。
游击队的篝火已经升起，那些如向普鲁日尼科夫一样不被征服的人们，排除万难朝着淹没在暴风雪中的点点星火走去。德国人瑟缩在房屋里和路口上，惧怕黑暗、暴风雪和这不可思议的人民。
还没有发生哈退尼①（注：①哈退尼：自俄罗斯一村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侵略者烧光杀光，现已成为名城，１９６９年在该地建起了一座纪念碑。）那样的事情，在白俄罗斯，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人尚存。每一个尚存的第四者都在射击，不停地战斗，因此，这块土地对法西斯军队来说已变成了一座地狱。而这地狱的大门就是布列斯特要塞。
暴风雪从布列斯特要塞卷向莫斯科。它不停地飞旋，覆盖了德国人的尸体和残破的武器。别的中尉们正率领着自己的连队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摧枯拉朽，一直向西方挺进。向他，向不可征服的祖国的这个不屈的儿子这里挺进……
第三章
四月的一个清晨，昔日具有人的尊严的小提琴家鲁维姆·斯维茨基，低低地耷拉着脑袋，匆匆沿着肮脏的、被车轮和履带轧坏了的路边行走。德国人的汽车鱼贯成行，迎面开来，挡风玻璃上光点闪耀。
然而斯维茨基并未看见这种闪耀着的光点。他不敢抬起眼睛张望，因为他的背上和胸前都有一颗硕大的暗黄色的六角星：这个标记意味着任何一个迎面走来的人都有权打他、骂他，不然还可以在溢满了水的城壕边上把他枪毙。这颗星象诅咒一样在他身上燃烧，象死亡的重压窒息着他。小提琴家的眼睛早已暗淡无光，长得出奇的两手顺从地垂在两边，而驼着的背弯得更厉害了，每一秒钟都等候着打击，推撞或者子弹。
现在他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住在犹太人区，已经不拉小提琴了，而是在战俘营里锯木头。他那纤细的手指变得粗糙不堪，两手开始发抖，音乐早就在他心中泯灭了。他每天早晨都匆匆忙忙赶去干活，每天傍晚再勿匆忙忙返回。
一辆汽车在他身旁夏然而止。他的一双灵敏的大耳朵准确无误地断定，停下的是一辆小轿车，但他并没有朝它望一眼。看是被禁止的，听——同样如此，因此他继续往前走去，一双破鞋继续在泥途中走自己的路。
“犹太！”
他驯服地转过了身子，脱下了帽子，打了个立正。一个德国少校从打开了的车门里探出了身子。
“会讲俄国话吗？”
“是的，少校先生。”
“上车。”
斯维茨基顺从地坐在后座的一角。后座上已经坐着一个人：斯维茨基没敢朝那里看，但用眼角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将军，于是他瑟缩在边上，尽量少占地方。
汽车行驶得很快。斯维茨基凝视着足前，始终没敢抬起过头，不过，他还是瞥见汽车拐向了栗树大街，这时他明白了，他们是带他到要塞去。不知为什么他更为害怕了，尽管对他来说，似乎已不可能有更为可怕的事情出现。他吓得蜷缩着身子，甚至在汽车停下来时也动都没动。
“下车！”
斯维茨基忙不迭地爬出了车门。将军的黑色“霍尔赫”牌汽车停在废墟上。在这一片瓦砾之中他立即看到一个通往地下的窟窿，包围这个窟窿的德国士兵还有稍远处被斗篷蒙着的两具尸体。斗篷底缘露出了笨重的德国皮靴。再远处——在这废墟的后面，包围圈以外，两具尸体后面，——妇女们在拣砖头；看守已把她们忘之脑后，此时正在引颈翘望，瞧着黑色的“霍尔赫”。
一声命令，士兵们即时立正，一个年轻的中尉走到将军面前作了报告。他报告的声音很响，斯维茨基从中得悉，在地底下有一名俄罗斯士兵：早晨他射倒了两个巡逻兵，追逐结果是把他赶到了这个没有第二个出口的掩蔽室里。将军听取了报告，小声对少校说了点什么。
“犹太！”
斯维茨基脱下帽子。他已明白要他做什么事情了。
“在那里地底下，有一个俄国狂热分子。你下去，劝服他自动放下武器。假若你留在他那里不出来，那就用火焰喷射器把你们烧死，假若你一个人出来，而他留在里面，那就把你枪毙。把电筒给他。”
斯维茨基跌跌撞撞地踏着碎砖慢慢下到黑暗里去。光亮逐渐消失，但是碎砖地很快就到头了：出现了一条堆满碎砖的通道。斯维茨基打亮了电筒，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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