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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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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是个爱兵如命的人，同时也十分珍惜人才。但是，他对部队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并制定了严格的军纪，对违反军纪的官兵绝不留情，比如当他发现行军队伍中有摇摇晃晃的酒醉者时，坚决将其清除出革命队伍，绝不容忍这种人在队伍中存在。他曾对此说：“那是在‘七·二六运动’的人员中萌发的一粒匪帮主义的种子。一个例子：有一组人抢劫了一个仓库，犯了罪……卡来洛（西恩富戈斯）带人查实，逮捕了肇事者……审讯、判决、处以极刑……”
然而，卡斯特罗并不是对所有犯错误的官兵都采取驱除的办法，这要根据当时的事实和情况而定。比如他得知四中队的拉洛·萨迪尼亚斯上尉因训斥一名士兵时，手中的枪突然走火，不幸击中了这名士兵。这件事发生后，立即“在军中引起一次哗变”。在这种情况下，据他对此说：“我立即到达现场，把拉洛看管起来。战士们要求速决处理：游击队中禁止体罚战士……”卡斯特罗赶到现场，详细了解情况后，认为部队中已经损失了一名战士，如果再枪毙一名上尉，部队中将会又损失一名优秀指挥员，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偏偏又是兵少马缺。因此，他经过认真思考后，建议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是否枪决或降级的处罚。大家同意他的建议，投票的结果是240余人中反对和赞成者各占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他向大家发表讲话，用生动的言词为上尉进行一小时辩护，然后请求第二次表决，最后表决的结果是上尉获得宽恕。通过这起事件，他既教育了部队，又为部队保留了一名优秀指挥员。
10月22日，在这多事之秋的时节，卡斯特罗率部来到马达莱纳河畔地区，他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在这里，他得知有一伙土匪打着游击队的旗号对群众进行骚扰，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淫掳掠。于是，他立即指挥部队将这伙土匪抓获。土匪头目叫齐诺·张，并同另外两名土匪被捆在树上。当决定枪决他们时，3名土匪拒绝蒙住眼睛，声称要亲眼看见子弹射中他们的胸膛，并高呼革命万岁。临死前，头目齐诺·张请求随军的神父吉列尔莫·萨迪尼亚斯为他作临终涂油礼，然而神父此时却在远离营地的地方。
坚持灵活游击战（3）
卡斯特罗见这3个土匪表现得极为勇敢，面对死亡不眨一下眼睛，这种勇气实在很难得。于是，他决定给他们一次活着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教育后，参加游击队。3个土匪答应痛改前非，争取当一名合格战士。
11月下半月，卡斯特罗在整顿军纪的同时，指挥第一、四中队协同或分散与巴蒂斯塔的军队进行了数次激烈的战斗，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在这期间，日益强大的游击队发起了莫雷翁、圣洛伦索、马乔、加维罗、莫塔、埃尔萨尔托、贝吉塔斯、查帕拉等战斗或战役，给巴蒂斯塔的军队以沉重打击，改变了以前孤军奋战的被动局面。另外，他下令处决滥杀无辜群众的政府军中的费尔明·科莱上校的同时，对未经他批准而擅自发动贝吉塔斯战役的排长们，进行了严肃的撤职处分，尽管他们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此外，卡斯特罗继续在部队中整顿军纪，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官兵绝不姑息。当他得知一个叫阿里斯蒂迪奥的游击队战士，因贪恋金钱将刚刚领到的手枪很快卖掉了这件事时，立即派人去调查。在情况属实的情况下，他下令处决这个毫无革命信念的战士。切·格瓦拉日后对此说：“阿里斯蒂迪奥时运不佳，他犯罪的时刻正是我们强大到有足够的力量对他那种行为进行断然惩处，也不值得对他费更多的事……”
经过卡斯特罗严肃整顿军纪后，部队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成为一支与巴蒂斯塔军队完全不同的军队，是一支爱护群众、纪律严明的军队。卡斯特罗始终认为，一支没有纪律和信念的军队，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是不可能战胜杀气腾腾的敌军的。因此，纪律是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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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很特别的信（1）
2004年12月23日，古巴哈瓦那，古巴国家银行主席Francisco Soberon在和卡斯特罗主席说话
当卡斯特罗率部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与巴蒂斯塔的军队进行作战，并坚持独立的游击战争时，国内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美国正在加紧干涉古巴内政。因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古巴是襁褓里的婴儿，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巴蒂斯塔曾得到五角大楼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支持，但现在形势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此外，与巴蒂斯塔政府有亲密关系的、原驻古大使厄尔·史密斯回到美国后，他在控告美国中央情报局长阿伦·杜勒斯的同时，建议派特工打入卡斯特罗的游击队的高层领导机构，弄清共产党对卡斯特罗的影响程度。不过，美国政府中的温和反对派主张与卡斯特罗对话，因为他们认为在卡斯特罗的革命纲领中没有反美内容。与此同时，他们积极同“七·二六运动”领导人福斯蒂诺·佩雷斯、阿曼多·阿特等进行接触，并就有关问题交换意见。另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罗伯特·维查作为驻圣地亚哥副领事，积极为“七·二六运动”提供资助。
卡斯特罗虽然不反对与美国政府对话，但他仍然对美国政府的诚意表示怀疑，并保持高度警惕。因此，他仍然全力致力于发展和扩大游击队的工作，这是促使巴蒂斯塔下台的最有力的动力。于是，他派豪尔赫·索图斯下山，前往迈阿密为游击队筹资和运送武器。与此同时，劳尔·奇瓦斯也走出国门，积极为游击队筹措资金和武器。这时，他还获得确切的消息，古巴政府反对派的联合工作正在美国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7年11月1日，经过有各党各派参加的一系列会谈后，终于形成了迈阿密协议，实际是组成了“古巴解放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共有七个流亡组织，即：（真正）古巴革命党、（正统）古巴人民党、真正组织、大学生联合会、革命工人领导委员会、民主党、革命领导委员会和没有派代表参加的“七·二六运动”。
根据“古巴解放委员会”的建议，在拟定的纲领中决定成立以帕索斯为首的临时政府，将接受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的监管，并在18个月内实行改革和举行大选。然而，这个拟定的纲领，或是协议，完全与卡斯特罗、劳尔·奇瓦斯、费利佩·帕索斯于7月联名发表的马埃斯特腊山宣言背道而驰，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不反对外国干涉和军人执政。
不久，委员会形成的协议被送到哈瓦那后，“七·二六运动”的领导看到这个协议后，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协议上有费利佩·帕索斯和军方代表莱斯特·罗德里格斯代表组织签的字，但他们从未参加任何协议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商议后，决定起草一份致委员会的声明，明确告知“七·二六运动”对委员会不承担任何允诺，直到听取卡斯特罗的意见。但是，这份由阿曼多·阿特和路易斯·布赫起草的声明并没有完全否定协议的签名，因为他们很快知晓了“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人豪尔赫·索图斯和雷内·拉莫斯·拉托尔（即丹尼尔）也支持这个协议。
在此之前，莱斯特为了向国内运送武器，在墨西哥与原总统普里奥的代表举行会谈，并在这里见到了自格拉玛号远征后，一直留在墨西哥的佩德罗·米雷特和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当卡斯特罗率远征军出发后，米雷特一直在准备第二次远征古巴，但却没有行动。而阿尔弗雷多·格瓦拉被当局关押几个月后释放。这之后，莱斯特又来到迈阿密，找到革命领导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福雷·乔蒙，并说自己带来了卡斯特罗的指示，希望他参与委员会的纲领拟定。乔蒙表示不接受，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阴谋，而莱斯特却争辩说这是得到武器的可行办法。说到武器，福雷确实十分需要，因为他正准备远征古巴，但他在讨论中一直不赞同协议。
这时，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从广播和报纸上得知了有关委员会的消息，再加上“七·二六运动”没有发表明确的声明，他十分气恼。同时，他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脱离古巴国情和社会实际的“幻想革命”。另外，他开始构思一封致委员会的长信。与此同时，“七·二六运动”的几个领导商议后，决定派路易斯·布赫作为代表赴迈阿密，宣布有保留地取消费利佩·帕索斯和莱斯特·罗德里格斯自封的代表资格。而阿曼多·阿特正急忙赶往马埃斯特腊山，准备向卡斯特罗报告情况，同时他带来推荐奥连特省法官曼罗努埃尔·乌鲁蒂亚·列奥担任临时总统的建议。但是，他最想知道的是卡斯特罗对这些问题的决定。
1957年12月14日，卡斯特罗从阿曼多·阿特的汇报中得知协议的内容后，立即起草了一封致“古巴解放委员会”的长信。他在信中明确表示反对协议，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重申了马埃斯特腊山宣言。他在信中用尖锐的笔调写道：
“今天的阐述仅仅是第一步……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有无可比拟的优越……对正与这个敌人作斗争的人来说，他一定会这样理解：如果说不是必须的话，竟连礼仪也不顾地就放弃征求领导和战士的意见而达成一项蓄意广泛传播的协议，并允诺由协议指导未来运动的发展，这对我们大家来说无疑是相当残酷和卑鄙的。”
一封很特别的信（2）
卡斯特罗在信中声明说：“……‘七·二六革命运动’没有指派或授权任何代表团进行那种谈判。但是，如果事先征求一下意见，指定代表团也并非不可。这需要对代表进行十分具体的指示，因为事情是如此严肃，它关系我们组织现在和将来的活动……”
他在信中继续写道：“我们得到的有关与这些组织联系的消息是驻国外的军事代表莱斯特·罗德里格斯先生在它的报告中提供的：‘我怀着对普里奥和领导委员会的敬意告诉你，我同他们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制定一项绝对纯属军事性质的计划，直到组成三方保障和敬重的临时政府。理所当然，我的建议是以接受山区宪章（宣言）为基点……据此，政府的组成应顺应全国爱国力量的意愿。这就带来第一个困难。当出现总罢工的呼声时，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普里奥坚持认为缺乏足够保证胜利的行动人员……我对此表示异议，说当他认为万事俱备时……再通知我讨论有关达成协议的可能……同这些先生绝对不存在任何允诺，我相信，在未来也不宜做出这种允诺……’”
卡斯特罗在信中对上述报告进行更正说：“面对国内外舆论形成的既成事实，剩下的惟一选择是使用儒家思想所特有的内涵进行辟谣……我们从不接受牺牲基本原则……它体现在马埃斯特腊山的宣言中……我们声明反对干涉不仅意味着请求不要为帮助革命而干涉，因为这将忽略一条有损全美洲人民的原则……而是因为制止干涉就等于推翻独裁。”
卡斯特罗在信中对委员会的计划表示怀疑，他指出说：“……此时此刻，民族可能面临的最大不幸是错误地幻想着没有了独裁的古巴问题可以通过一个军事委员会取代巴蒂斯塔加以解决……难道这样民众就能体面、诚实地进行管理？士兵们回到兵营，每人都履行各自的义务？或者，难道我们在等待当巴蒂斯塔无法支持下去时会兴高采烈地把政权移交给3月10日的将军们？”
他在信中继续指出说：“事实告诉我们，一旦现有的秩序结束，一系列制约便告解体，犯罪行为若得不到及时扼制便萌芽滋生……‘七·二六革命运动’要求自己承担维护公关秩序、重建共和国武装机构的责任……因为这是全国唯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武装人员组织，是一支取得20次对敌胜利的军队……”
“真正党人继续考虑在首都发动政变吗？继续囤积越来越多的武器为使它早晚要落入警察手中？……”
“……只有在爱国抵抗运动、全国工人阵线和所有不持政治派别偏见的阶层的有效协作下，在与迄今全国惟一的战斗组织‘七·二六运动’的密切配合下，总罢工才可进行。”
关于推选新总统的问题，卡斯特罗在信中指出说：“……马埃斯特腊山宣言指出确定共和国总统人选的必要性……5个月过去了，这一工作毫无进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的是回答全国谁接替独裁者的问题，而且一天也不能再延误……这个人物应当是奥连特德高望重的法官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律师。不是我们，而是他自己的行动确定了他……在格拉玛号远征军一案中，他宣布组织反政府武装不构成罪行，而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及条款这种行动是合法的……”
卡斯特罗在信中最后告知委员会说：“若我们的条件被拒绝、被冷落……我们将单独把进行到今天的斗争继续下去。除了每次战斗从敌人手中夺取的武器，我们没有其他武器；除了人民的支持，我们没有其他支持……壮烈的献身不需要陪伴……”
这封长信的最后署名是：“‘七·二六革命运动’全国领导（A）·菲德尔·卡斯特罗”。
这封致委员会的长信发出后，立即在‘七·二六革命运动’和其他各党派领导中引起了巨大震动，就像一颗威力巨大的炸弹一样爆炸了。大家纷纷发表赞同或反对的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丹尼尔的反对意见。切·格瓦拉得知后，在致丹尼尔的信中指责他右倾，并用坚定的语气说：“在我们看来，菲德尔从来都是左派资产阶级的真正领袖……”
丹尼尔立即发表反对意见，并用激动的语气说：“持有你的思想倾向的人认为解决我们弊端的办法是摆脱可恶的美国佬的控制为的是接受可恶程度相当的苏联人的控制。”
除此之外，“七·二六运动”内部的领导人豪尔赫·索图斯也对卡斯特罗这封重要的信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会给一些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阻力，尤其是筹资和获得武器的工作。
与此同时，其他党派反对卡斯特罗这封长信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真正党内最有影响力的曼努埃尔·安东尼奥·巴罗纳和福雷·乔蒙。福雷批评说：“任何组织也不能、或不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律师那样搞宗派主义，要求把全体古巴人进行革命的代表权归于自己。”不过，当他读到卡斯特罗这封特别致委员会的信时，对此信又深表赞同，感到此前被传言蒙骗了。
卡斯特罗对那些持反对意见的攻击者进行了尖锐反击，他坚持认为只有靠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不过，由于他这封致委员会的特别信，使酝酿很久的“迈阿密协议”最终流产了。
将战争推向高潮（1）
2003年6月12日古巴哈瓦那：在政府号召的抗议欧盟与美国结盟的游行中，卡斯特罗手举古巴国旗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指挥游击队，向巴蒂斯塔的军队发起了新的攻势，并将推翻独裁统治的战争推向关键的一年。
与此同时，其他各党派各自抱着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各种方式加紧动摇和瓦解巴蒂斯塔的政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1958年2月8日，福雷·乔蒙带领16名远征人员所乘的斯凯帕德号，并载有16吨武器弹药，在卡马圭省北岸的努埃韦塔斯登陆。随后，在革命领导委员会的帮助下，进入中部的山区组建埃斯坎布赖全国第二阵线。在此之前，第二阵线的游击队营地已经建立，游击队中大部分人员均来自真正党，而主要领导人是埃洛伊·古铁雷斯·梅诺约。他此前在迈阿密与福雷·乔蒙取得联系时，还秘密与原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进行会谈，并介绍第二阵线方案。于是，普里奥决定将阵线的方案写进与美国政府即将达成的协议中。
除此之外，另有所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参与了这个方案的制定，并计划当巴蒂斯塔的军队在马埃斯特腊山打败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时，梅诺约领导的阵线担任“防火墙”的任务。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承诺向阵线提供大量武器，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是威廉·亚历山大·摩根，而与阵线联络的人是美籍意大利人约翰·马普勒斯·斯派里托。
这时，当卡斯特罗得知革命委员会的精英在中部山区正在建立第二阵线时，他认为成不了什么气候，而且很难在那里站住脚，甚至有被政府军消灭的危险。因此，他致信第二阵线领导人，建议：“若支撑不住政府军的行动，可以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来。”他还在信中将在作战中总结出来的游击战的基本常识和经验告知第二阵线，使他们在战争中少走弯路。
1958年1月24日，由于受到国内各党派各组织越来越高涨的反对压力，以及来自美国政府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在军事上给予的沉重打击，使巴蒂斯塔的政权陷入了风雨飘零的动摇之中。于是，巴蒂斯塔不得不宣布取消新闻检查，决定出台新的选举方案，并允诺还政于未来的继承人。然而，针对巴蒂斯塔的上述宣布，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向巴蒂斯塔政府提出的条件是：起义军在选举之日接管奥连特省的防务，其他省由国际观察员负责。
2月16日，卡斯特罗决定向巴蒂斯塔的军队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以逐步改变奥连特省的战局，加快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进程。以前马埃斯特腊山地区停战了一段时间，但他认为停战是不能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的。于是，他决定与切·格瓦拉率领的中队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再次发起皮诺阿瓜战役。
皮诺阿瓜敌军兵营位于马埃斯特腊山半山腰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另外，兵营里还修有坚固的工事，守军为巴蒂斯塔的精锐部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此外，由于一年前，该兵营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敌军便增加了兵力，加固了工事，使兵营固若金汤。
然而，卡斯特罗怀着战略家的决心，一定要攻克这座固若金汤的兵营，因为攻克这个兵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摧毁这个兵营，不但可以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还可以为改变整个战局创造有利条件。
在卡斯特罗主持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切·格瓦拉建议：向兵营投掷燃烧瓶，并使森林着火，然后引起汽油桶爆炸，将兵营烧成一片火海，由此迫使守军夺路逃命，这时集中火力消灭逃跑的敌人。
卡斯特罗听完切·格瓦拉的发言后，他强调说并不在乎夺取敌人的兵营，而在于消灭政府军的有生力量。他还进一步指出说：“袭击它，消灭哨兵，围困它，等候必定到来的援兵。”
第二天凌晨，卡斯特罗率领部队在浓密的丛林中急行军，迅速向预定地点进发。在行军中，他对部队强调说：“不许说话，不许吸烟！”
天亮前，卡斯特罗率领部队到达兵营附近的预定地点。他将指挥部设在兵营对面的一个制高点上，决定采取围营打援的战术，歼灭政府军的援兵。随后，他与阿尔梅达上尉来兵营附近察看地形，研究战法。同时，为了打好这一仗，他派人给切·格瓦拉送去一封指示信，指出说：“若完全依靠你们从一侧进攻，而得不到卡米洛和吉列尔莫的支持，我们将面临遭受重大损失而达不到目的的危险……你绝不能搞自杀行动。我十分严肃地劝你谨慎行动……作为不容辩驳的命令，你不能充当战士。切实指挥好部队，这是当前最主要的……菲德尔。”可见卡斯特罗对这一仗高度谨慎。
清晨5时，卡斯特罗命令一部兵力迅速包围兵营，由劳尔率领70余战士埋伏在援兵必经的山道两旁，准备消灭前来增援的敌军。随后，他鸣枪下达进攻命令。随即战斗打响，游击队向兵营里的150名守敌发起猛烈攻击，用裹着马口铁的小炮弹，或叫“人造小卫星”猛轰敌人的兵营，将兵营里的工事和守军炸得飞上了天。守军难以招架，急忙向上峰求助援兵。敌军上峰在派出援兵的同时，还派出一架飞机助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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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战争推向高潮（2）
当援兵进入游击队的伏击圈时，劳尔命令部队向山下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击。毫无戒备的政府军见遭到游击队的突然攻击，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而且死伤一片。政府军几乎来不及展开应战，除一部分被歼灭外，大部分被游击队俘虏。
在战斗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卡斯特罗为了减少部队的伤亡，便向兵营里的守军司令发出投降通知书，告诉他们不要作徒劳的抵抗。他在通知书中用十分诚意的语调写道：“……12时30分……致同胞，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你们，任何援军也不可能到达，因为从远处起所有道路都被控制……先生你和你的士兵捍卫的事业不是正义的……在我们发动将导致巨大牺牲的最后攻击前，特请你放下武器，保证在24小时内恢复你们的自由……若有人害怕独裁报复，可以留在我们的队伍……你可以派任何相信的百姓来谈判……特送回3名伤兵疗伤……你可以再让他们回来，我们将予以妥善安置……此致敬礼；菲德尔·卡斯特罗，义军司令。”
然而，24小时很快过去了，皮诺阿瓜兵营里的守军拒绝投降，企图与游击队血战到底。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命令部队向兵营守军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他还要求部队彻底、干净地歼灭这股敌人，以夺取战斗的最后胜利。
激战至傍晚，皮诺阿瓜兵营被打成了一片火海。但是，损失惨重的守军仍在作垂死抵抗，企图阻挡游击队即将取得胜利的进攻。这时，守军的抵抗渐渐地弱了下去，游击队乘势发起冲锋，撕开了兵营的防御阵地。
当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卡斯特罗撤出了指挥部，并将这里交给切·格瓦拉指挥，并打扫胜利后的战场。
此战，共歼灭政府军数十人，俘虏数十人，激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而游击队仅伤亡4人。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漂亮的攻坚战，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此战为游击队向平原进军打开了通道，创造了条件。
在皮诺阿瓜战役取得胜利后，卡斯特罗率部乘胜出击，迅速扩大根据地，并控制了加拉加斯山周围和图尔基诺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种向平原扩张的态势。这时，在平原开展工作的“七·二六运动”组织已经清楚地看到，卡斯特罗率领的部队已经越来越强大，并有能力攻取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使政府军闻风丧胆。另外，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充分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如浓密的丛林、奇山险道和河流屏障等，灵活机动地打击政府军，让政府军进得来，出不去。
3月3日，当春天正在悄悄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照样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术，指挥部队向埃斯特拉达帕尔玛制糖厂的守军发起攻击，以吸引政府军前来增援，然后在途中消灭援军。经短暂激战，取得了歼敌一个中队的胜利。
3月6日，由于游击队迅速扩大，卡斯特罗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成立第七中队，任命克雷森西奥·佩雷斯为中队指挥员，协同一中队作战；任命劳尔为第三中队指挥员、胡安·阿尔梅达为第六中队指挥员，这两个中队将离开原有的图尔基诺山根据地，向平原进军，开辟“七·二六运动”第二、三阵线，揭开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同时，迅速将游击战争推向高潮。
部队实行整编后，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劳尔率领第三中队向圣地亚哥市以东及奥连特东部边缘地区挺进，并攻占这一带重要的敌军据点。与此同时，阿尔梅达率领第六中队进入圣地亚哥以西地区，争取在短期内控制这一地区。这样一来，就对圣地亚哥市形成了包围之势，并为日后进攻圣地亚哥市创造了有利条件。
向平原进军是卡斯特罗实施的一种战略上的转变，即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或反攻，以此加快巴蒂斯塔政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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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斗争最高点（1）
2003年3月2日；日本东京：卡斯特罗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握手的照片。这是卡斯特罗第二次访问日本，双方就韩国重新开始的原子能计划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
卡斯特罗在指挥部队将战争引向平原，并逐渐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十分关注和重视城市的斗争工作，因为山区的战争离不开城市斗争的配合。他认为，只有乡村的战争与城市的斗争配合好了，才能加快巴蒂斯塔倒台的速度。
这时，福斯蒂诺·佩雷斯带着关于城市斗争情况的报告来到马埃斯特腊山，卡斯特罗同他进行了长谈，并仔细阅读了他的报告。在交谈中，他还告诉卡斯特罗说：鉴于社会各阶层反政府行动、宣传和爱国抵抗的大发展，“4月初号召罢工必要和起码的条件已经具备”。他希望卡斯特罗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的决定。
卡斯特罗听完福斯蒂诺的分析和报告后，由于自己对城市斗争的形势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对报告没有疑虑，决定联名发表一个宣言。
1958年3月12日，卡斯特罗与福斯蒂诺·佩雷斯联名发表宣言。这份宣言由卡斯特罗起草，共22条，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在宣言中写道：“1……鉴于独裁明显败落、国民觉悟的成熟和全国社会各阶层的参与，包括政治、文化和宗教界，反巴蒂斯塔的斗争进入最后阶段……2……决定性打击的战略是在武装行动支持下的革命总罢工……6确定乌鲁蒂亚律师主持临时政府……7工人罢工的领导和组织由全国工作阵线负责……8……职员和工商界由爱国抵抗运动负责……9……学生罢课由全国学生阵线组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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