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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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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地鼓吹把部分选举作为民族出路的人，我们的回答是：谁关心这种选举？不满现状者不是那些追逐利禄的政治家，而是渴望正义的民众。有些人认为古巴严重问题之所在仅仅是满足百十个可怜的垂涎市长和议员席位人的胃口，那他们就非常错误地理解了古巴人。这是近50年物欲政治的结果？演说、骗人的鬼话、谎言、欺诈、背叛、暴富、花言巧语、腐败、无耻……如果说我们需要政权，那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前的美洲是一个被反动独裁日渐加深侵略的美洲……我们能够接受的唯一民众解决办法，唯一诚实、合情合理、公平的解决是不包括巴蒂斯塔在内的立即大选。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沿着革命路线前进……权力只能争取，绝不靠乞求；前进，不要央求……‘七·二六运动’属于所有那些诚心希望建立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之人。”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政治纲领，这个纲领是这份宣言的核心内容。他写道：“它的纲领：1废除庄园制，土地分归农民、小业主、移民、合伙人和无主土地占有者，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降低赋税；2恢复被独裁统治取消的工人劳动者所得，参与利润分成；3立即实施国家规划的工业化，动员所有民族的经济和人力资源；4大幅降低租金，国家为40万棚户区家庭建设住宅，电力网向城乡280万居民延伸，通过长期付款变房客为房主；5公共事务国有化；6建设以教育为目的的‘幼儿城’；7发展文化；8全面改革税制，避免‘国有资产不良运用’，满足集体需要；9重新组织公共管理和建立管理专业；10军衔实行‘不可侵犯的等级制’，军事刑法中废除和平时期犯罪死刑，武装院校为社会利益提供服务；11慷慨回报公务人员、退休人员和其他有关民族利益阶层，如医生和教师；12结束种族歧视；13建立国家和社会失业保险；14废止紧急法庭和改革司法权力；15没收盗窃公共资金者的财产……”
卡斯特罗在宣言的最后写道：“……古巴革命将在我们1940年进步宪法的精神和条款范围内进行大力改革……坚决惩处反人民的专断暴力行径，但是拒绝以仇恨和狭隘情绪为基点的报复行为……不对任何组织和任何阶级的个人做允诺，不对任何人赠送行政公共职务和武装部队的位置……尊重能力和功绩，国家永远不是某个得胜组织的战利品……我们像马蒂一样认为真正的人着眼不是哪里生活更好，而是哪里有义务……以‘七·二六革命运动’的名义，1955年8月8日，文件签署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得知国内的正统党正在召开重要的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500余人。于是，他急忙致信大会发表自己的重要见解。此时，国内的“七·二六运动”的负责人竭力促成将卡斯特罗的信作为该党大会的正式文件。他在信中写道：“与那个著名寓言相反，我们能相信在狼的伪装下会有天真的老奶奶吗？……只要看一下，他们就其管理做出回答时如何对唐科斯梅·德拉托连特可敬的形象和共和国友人协会极尽侮辱之能事就够了。从未有人以理性给予的力量高声呼喊过：为有和平，必须有正义；为有和平，必须有权力；为有和平，必须有自由；为有和平，巴蒂斯塔先生必须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反对派要求大选作为和平解决的唯一模式。如果巴蒂斯塔完全拒绝——这是可能的——提供这个唯一解决方式，怎么办？你能交叉双臂像马格达莉那样哭泣？你没有勇气理直气壮地这样要求……古巴正处在十字路口，它正走向更加耻辱的政治和道德衰退，这一局面可能持续20年，就像在圣多明各和其他美洲人民中那样毫无希望地持续着……部分选举是一条路；另一条路叫做革命：人民有权奋起反抗压迫，继续1868年、1895年和1933年的斗争历史……正统党人知道二者择其一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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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没有避难所（4）
卡斯特罗在信中还指出说：“正统党成立后没有获得显要位置。拒绝了高官厚禄，爱德华多·奇瓦斯名声大振。他的追随者放弃了权力，进行公开斗争，牺牲了政府职务和一部分参议员和市长的席位……正统党员们，从3月10日他们从我们手中夺走了胜利果实起，让我们对此进行反省吧……党员大会召开了，这是一个大进步。我们诚挚地祝贺组织们和劳尔·奇瓦斯对党给予的全力支持……我们不是党内的派别，我们是扎根于群众中的奇瓦斯主义的革命财富，当正统党陷于消沉，分裂成无数碎片时，它从中脱颖而出投入到反独裁的斗争中。”
1955年9月间，在正统青年组织于普拉多109号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主张由卡斯特罗担任正统青年组织总书记一职，然而会议最终还是在一片争论声中结束。事实上，对于卡斯特罗来说，他认为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中，他不会担任这个职务，他只是将正统青年和其他组织作为日后支持“七·二六运动”起义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他授意下，赫苏斯·蒙塔内用卡尼诺的假名致函正统青年，并将卡斯特罗称为亚历克斯。蒙塔内在信中写道：“……亚历克斯不可能垂涎那一位置，像那样的场合他决不会出席。这是我们大家的标准，也是与你们寄来的出色报告唯一有分歧的地方。对我们青年组织部分成员来说，最好是准备一份声明，阐明亚历克斯现在没有，也从来没有谋求过党内任何职务；他曾拒绝了推荐给他的指导理事会委员和哈瓦那市议会主席职务……正统青年的内部斗争仅仅是我们在我国革命组织内部正在推进的伟大工作计划的一个方面……卡尼诺。”
10月4日，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蒙塔内以同样的化名致信“女律师”梅尔瓦。信中指示说：“将要达成的协议——如果环境不阻拦的话——应当在代表大会前公之于众。这份协议不是别的，它只能表示正统青年完全融入七·二六革命路线……作为慎重措施，必须立即向我们青年组织的所有代表下达指示，使他们最大限度地派代表出席大会……这一段是亚历克斯对我口述的，我照本传达。他补充说很遗憾不能参加婚礼，不过，（10月9日到达时）我们将在这里为你举行简单但却热烈、诚挚的欢迎；不要以为我会立即容纳你，因为他们交给我结婚证书前，你必须与所有人进行长长的谈话。大家希望我们的婚礼是革命结合的表率……致以同志式的、未来丈夫全部的爱，卡尼诺。又及。三号：10月9日想着把利迪娅家的手提打字机带来。这儿很需要。”
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梅尔瓦和一些“七·二六运动”的成员相继从哈瓦那到达墨西哥与卡斯特罗会合，为组织远征古巴作准备。而留在哈瓦那的米雷特、福斯蒂诺和佩佩·苏亚雷斯继续争取真正党内部分人的支持，以此从那里弄到枪支，配合卡斯特罗从墨西哥远征作准备。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积极开展发展和扩大组织的工作，并结识了有名望的律师拉斐尔·莱夫里哈和劳尔·佩雷斯、唐曼努埃尔·胡斯托·谢拉等人，他们均愿意在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另外，他还积极争取得到其他国家中古巴移民的支持，尤其是争取他们捐款和参加远征。
10月20日，因此前卡斯特罗已接受“纽约爱国行动”发出的邀请，他将于这天在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的陪同下前往美国访问侨团。然而，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争取更多的同情者、支持者和筹集远征所需的资金。当天得克萨斯的圣安尼奥移民局同意他们进入美国领土，于是他们顺利抵达费城。在这里，他于10月22日用密码给国内的路易斯·孔特等写信告知说：“亲爱的约翰，把附上的信封交给你的伙伴（指佩德罗·米雷特），若无法找到他，将信封交给你的女友Y（指耶耶，艾德·圣玛丽亚的绰号）或医生……我在这个城市待两天，明天动身赴纽约。我将在美国停留几周，届时给你写信……不要忘了按时向墨西哥寄钱，打发必要开销。在这里我尽量自己想办法……”
随后，卡斯特罗到达纽约，正值这里的雨季。接着，他访问了尤宁城、新泽西、布里奇波特、康涅狄格、伊丽莎白和长岛的侨民委员会，并积极同流亡者进行交流，参加了许多会议。然而，他在尤宁城和新泽西参加聚会时，由于组织者没有向市政当局申请聚会许可，突然被当地警察包围。他见事不妙，迅速与胡安·曼努埃尔秘密转移，才得以安全脱险。
然而，卡斯特罗并没有因此放弃在纽约的活动，经过一番努力，他找到了一处棕榈树花园礼堂，决定于10月30日在这里举行重要活动。于是，他迅速赶印了5500份《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小册子，每份售价1美元，而且所有流亡组织的代表将在前言签名。此时，礼堂大厅挤满了前来购买《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读者。
卡斯特罗看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他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他对大家激动地说：“向你们请求的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古巴人；他从不去娱乐，没有人见过他喝过饮料，也不去夜总会，除了生存必需他从不多花一分钱……在纽约，他集合了2000名古巴人，请他们把每周二小时工作所得的2个比索，一次看电影和喝威士忌的钱献出来……纽约的古巴人6个月的资助，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告诉你们：这足够使古巴得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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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没有避难所（5）
卡斯特罗在讲话中通过形象的例子，对大家继续说：“在其他场合我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男人热恋一个品貌兼优的女人，全身心地爱她；对这样的女人不可能玷污她、租用她，不可能出卖她，盘剥她，甚至不允许别人注视她或冒犯她……这就是对祖国的神圣看法！首先需要一场道德革命！我们在建造思想战壕，同时还有石头战壕……我可以告诉你们，1956年，我们或者自由，或者成为烈士……”
这之后，卡斯特罗为了在美国筹建组织的代表机构，向移民局申请延长签证，以完成此行的计划。当局同意他的申请后，他积极展开活动，很快组建了在纽约的代表机构，并下达了相关文件。他对此明确指出：“我以此文件确定‘七·二六运动’在纽约的代表机构是一个三人委员会，由最初与‘运动’联合的如下组织各派一名代表：古巴爱国行动、纽约正统委员会和古巴流亡者民主工人委员会……这些职能经‘七·二六运动’全国领导机构核实……开展组织工作并为古巴人民完全自由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进行准备……纽约，1955年11月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
由此可见，卡斯特罗此次美国之行的收获是巨大的，他不但将“七·二六运动”的流亡组织通过俱尔部的形式建立起来，且组织成员均持会员证，另外还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资金。此时他心情是愉快的，他为此次的收获感到欢喜，这从他写给劳尔和蒙塔内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信中兴奋地写道：
“我们十分想念玛丽亚·安东尼娅‘妈妈’。印制5500份册子花掉500美元，加上向《波希米亚》杂志寄送报告和其他事务，费用上升到700美元。正在加印5000册……第二版印刷费在纽约支付。售价1美元，购买者花的是面包钱。集资可达9000美元……12月初，我希望能有几千比索。这就是至今没给你们寄分文的原因……从没这样兴奋过。菲德尔。”
秘密组建远征军（1）
1959年，美国纽约，卡斯特罗抽雪茄的照片
卡斯特罗结束美国之行后，为了将“七·二六运动”发展和壮大，以便集聚更加强大的革命力量，同时也为了反驳和澄清国内新闻媒体对他的歪曲，于1955年11月间来到了迈阿密。
卡斯特罗读到了11月13日发表在《波希米亚》杂志上的题为《菲德尔，请勿帮巴蒂斯塔任何忙》的文章，该文作者名叫安赫尔·博尔·阿科斯塔。他感到十分气愤，认为该文毫无根据地对他进行攻击，他迅速有力地反驳了该文指责他是独裁政权工具的这个关键问题，他声明“七·二六运动”与巴蒂斯塔政权没有任何联系。与此同时，《自由新闻报》上还载文说他与原真正党总统卡洛斯·普里奥达成共识。普里奥回国后在宣布放弃反对巴蒂斯塔的同时，却又宣称要继续支持为推翻独裁者而寻找武器和资金。而他却向大家指出普里奥的目的在于激怒“七·二六运动”，要求大家提高警惕。
卡斯特罗在应对新闻界围攻的同时，又积极参加在迈阿密弗拉格剧院举行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那天，他穿着一套深色海蓝西装，显得十分精神。他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了他的儿子小菲德尔，并将他带在身边。站在他身边的还有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拉菲尔·德尔皮诺和迈阿密俱乐部主席胡安·奥尔塔律师等。会议开始时，他便对组织募捐的负责人强调说：“不要像在村子里一样把帽子伸过去……这里完全是自愿。”
随后，卡斯特罗用有力的声调对与会者说：“……在贪污分子的门口，我们不敲门！不过，我们的资金，不会缺……仅仅在美国的古巴侨民中，志愿捐献者就达到1万人，每月筹款额可达3万比索……那些怀疑主义者，那些不相信的人，请于下星期日20号10点30分来弗拉格剧院；11月27日同我们一起来坦帕和卡约韦索……我们联合全国所有力量要求巴蒂斯塔辞职，将权力交予唐科斯梅·德拉托连特律师——目前他是唯一一个全体古巴人可以接受的引导共和国航船的人选……”
卡斯特罗在讲话中还用坚定的语气指出说：“……有人会惊异地发现我们确定了革命的年度，但是，我们没说几月、几日或几时，没说如何或何地。但我们可以说正在实施的战略：起义，结合自基层发动的革命总罢工……谁也不会为捐款而后悔；但是，假如授助仍然不足，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回古巴，不管有1万条枪还是只有1条……”
卡斯特罗的讲话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欢呼，同时也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这时，他准备离开迈阿密回墨西哥。在走之前，他将墨西哥人阿方索·古铁雷斯和奥尔基德亚·皮诺的地址告诉了新建立的支持革命的俱尔部，以便联系和汇款。由此可见，他在迈阿密的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
1955年12月10日，当新一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以满腔的激情致信“七·二六运动”的战友们。他在信中冷静地指出说：“亲爱的战友们，我看到国内的局势十分紧张，但还不到革命时刻。如果不通过艰苦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准备好总罢工，企图前进一步将是自杀。一个政权不会自行倒塌。如果行动成为典型的革命行动，必将遭到坦克和军车的镇压。应该预见到因绝望而不惜任何流血冲突进行的镇压。从现在起，我将专注于选择武器；你们，以同样的热情，筹集资金。没有胆怯的空间，但有充分的道德和理智可求助。此外，这是生与死的问题。本月底前必须募集到两万比索。我这里，即将收到第一批侨民援助。下午我动身回墨西哥。我得到报告说政府对我进行的国际迫害将是激烈的，我们要加强联络……拥抱。菲德尔。”
当卡斯特罗抵达巴哈马的拿骚岛时，他在这里写完了“七·二六第二宣言”，这是继致古巴人民的宣言之后的又一重要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独裁在争取时间，由于唐科斯梅律师反常的幼稚，它已完全达到了目的。巴蒂斯塔需要喘息，在政府处在最危机的时刻，他在总统府接见了唐科斯梅。”
关于革命需要资金的问题，他在“宣言”中说：“在革命中，马蒂说，‘方法是秘密的，目的是公开的’。如果不向人民讲明我们为何需要钱，如何向他们伸手？如果革命向利益集团乞讨帮助，未等取得政权它就威信扫地了。大声呼喊革命要比当众谈论和平而秘密进行阴谋活动的结果好得多——这是三年半来遭撤职的官员使用的方法。”
卡斯特罗还豪迈地写道：“（革命）要高举旗帜，当国民起义像狂风一样爆发时，各地群众要跟随它；这样全副武装、领导坚强的战斗队、青年干部行动队和鼓动队就会得到劳动者的支持。他们有能力发动总罢工。”
他在“宣言”的最后署名是：“以七·二六革命运动全国领导机构的名义，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于拿骚岛。1955年12月10日。”
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在古巴国内迅速发展，而且产生了重大影响，越来越得到民众的拥护。因此，这引起了巴蒂斯塔政府的关注和紧张，该党的一位市议员对此担心地说：“最使我们政治家感兴趣的，无过于扼制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谋反计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继续顽固地封闭政治道路，就等于我们为他打开了革命之路。如果菲德尔主义在古巴获胜，瞧着吧，反对派也好，当权派也好，看谁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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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组建远征军（2）
卡斯特罗回到墨西哥后，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远征古巴的准备工作中，尤其是枪支和资金的准备工作。这期间，他在胡安·曼努埃尔的陪同下，选定秘密的训练军队的营地，并与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进行深入交谈，希望能得到这位将军的支持。
然而，卡斯特罗在墨西哥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他经常生活在一种危险和困难中。很多时候，他面临资金短缺，因为在从事的革命活动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付计划中的开支。另外，他还要偿还债务、日常开支、印刷“第二宣言”和从当铺赎回大衣等等。与此同时，他必须用心计经常摆脱当地警察的监视，而且不得不搬到拉蒙古斯曼大街（即现在的起义者大街）5号。不过，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卖甜食的、名叫卡夫列拉·奥尔蒂斯的墨西哥姑娘，他们的关系比较密切。
12月底，卡斯特罗在墨西哥会见了来自古巴国内的马克斯·莱斯尼克，并从他那里得知了国内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罢工的情况。另外，他还从马克斯·莱斯尼克带来的《波希米亚》杂志上读到了相关的文章。此时，他感到远征古巴的时机正在日渐成熟。
1956年刚刚来临的时候，古巴新闻界又掀起了卡斯特罗热，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军事情报局长安东尼奥·布兰科·里科上校指控“菲德尔·卡斯特罗律师是国外一个反民族颠覆计划”的负责人。同时，计划细节及颠覆者的名单已被提交紧急法庭，而法庭则以反国家政权的罪名宣布逮捕卡斯特罗和革命领导委员会成员胡安·佩德罗·卡尔沃·塞尔维亚。另外，警方也对此展开调查，认为拉斯维利亚斯·卡马圭和皮纳尔德里奥是实施颠覆计划的重点地区。指控者还认为，颠覆计划还得到了普里奥的真正党、（正统）古巴人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的支持和合作。
除此之外，还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祖国不属于菲德尔》的攻击文章，该文章还对卡斯特罗如何使用古巴侨民向他募捐的资金提出质疑。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攻击他的文章后，感到十分气愤，立即在《波希米亚》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面对大众》的文章进行驳斥。他在文章中愤怒地写道：
“如果我是一个被贿赂者、一个被雇佣者或是一个流氓，你们檄文的大标题将对我进行赞扬。但我反其道而行之。我放弃了正统党的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一个推荐给我的同一个党内的领导委员会的职务……我放弃了一个保险公司提供给我的月薪500比索的工作，因为我不用我的威信谋利，因为它不属于我，而属于一个事业。我拒绝了首都一家重要报纸邀请我与他们合作，而我却向路易斯·奥兰多的报纸投稿，他从不对任何人支付一文钱。我放弃了一切可称之为无忧无虑和个人安全的东西；我放弃了沉默，这是胆小者对污蔑或危险的最好的逃避；我揭露了罪恶，揭露了暗杀……我还保存着房主驱逐房客的灾难性的法律告示。我没有个人收入，生活几乎全靠我朋友的善心；我懂得什么是一个儿子的饥饿，但祖国的钱就在衣袋里……”
对于诬陷“七·二六运动”与多米尼加的独裁者有联系的问题，卡斯特罗也进行了反驳和揭露，以此加快对巴蒂斯塔军队的分裂，争取一部分军队支持他的革命运动。他指出：“特鲁希略对阻止古巴革命的兴趣远远大于推翻巴蒂斯塔。特鲁希略和巴蒂斯塔在玩弄一个无耻的游戏，游戏的结束将是苦涩的。他们希望制造一个混乱局面，这样，当斗争爆发时，他们会把革命萌芽指责为特鲁希略主义，以便阻止人民前进，并借口捍卫国家主权派军队反对我们而不是反对革命，这一革命甚至得到许多军人的同情……如果在某个时候我们祖国的主权和尊严被侵犯，‘七·二六’的成员将同我们军队的士兵共同战斗……”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还比较谨慎地回击了正统党上层的一些领导，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回击。他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我们为什么要看喜剧？为什么陷入了对手设下的圈套中？为什么‘七·二六运动’诞生前把我们孤立起来？党的领导与它的革命派决裂使我深感痛心。除了其他因素外，还因为我对劳尔·奇瓦斯怀着巨大的同情，因为我敬重孔特（阿圭罗）。”
他在回敬中用一种带有责问的语气写道：“……今天他们又摒弃了我的名字。然而，当我遭受两年牢狱之苦后体面地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们不再摒弃我，而是需要我的一篇加入他们组织的声明。于是，我那简陋的公寓也荣幸地受到一些领导人的经常光顾。当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过我们，说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政府取消了我们任何在古巴活动的机会……难道一个在选举前80天被剥夺了获胜机会和4年来不能在古巴活动的党执行这样一条路线不对吗？”
卡斯特罗还指出：“‘七·二六运动’热切希望壮大队伍。它张开双臂拥抱古巴的革命者，无任何门户之见，也不计任何前嫌。‘七·二六运动’是未来，是祖国之正义，是向人民保证的荣誉，是必定实现的允诺……我们之所以憎恨武力，是因为我们不接受以武力统治我们。对奇瓦斯的群众来说，‘七·二六运动’不是正统党的异己，而是不需要有产者指挥的正统党……不需要甘蔗种植园的地主……不需要证券投机商，不需要工商界的权贵，不需要谋求暴利的律师，不需要土皇帝，不需要形形色色的政客……”
秘密组建远征军（3）
1956年4月3日，由于受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的影响，军队中终于爆发了反对巴蒂斯塔的事件，却以失败告终。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是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武官拉蒙·巴尔金上校和恩里克·博尔沃内特司令。另外，追随者中还有毕业于美国院校的青年军官，他们思想激进，主张在国家实行土改，并要求处决巴蒂斯塔。这时，有舆论说美国支持了这起事件，但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据何塞·克韦多对此回忆说：“无论如何，美国政府是在关注着……当开始发觉巴蒂斯塔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对国家控制时，他们企图削弱他，煽动有取胜可能的非共产党人士进行阴谋活动……”由此可见，巴蒂斯塔倒台已是大势所趋。
此时的卡斯特罗虽然远在墨西哥，但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并指示国内的同志为配合远征古巴作准备。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留在国内的佩德罗·米雷特和弗兰克·派斯等深入到奥连特省对海边的地形进行考察，为远征军选择登陆地点。他们了解潮汐和风向条件，同时还向当地农民和工会进行调查研究。当这里的“七·二六运动”组织负责人塞利娅发现一条葡萄牙船只停靠在皮隆滩时，便设法与船长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她就可以顺利弄到航海图。除此之外，她还派人从一个制糖厂办公室弄到了其他方面的地图。随后，塞利娅将这些地图交给了哈瓦那的负责人米雷特。这时，“七·二六运动”的组织已在古巴各省、市地区建立了领导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专门有人负责宣传、财务、行动、青年和工人工作，并定期召开组织会议，商议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制定新的斗争计划和行动方针，同时传达卡斯特罗的指示精神。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为远征古巴积极准备着，他将自己装扮成游客横穿托卢卡省，亲自考察海岸和山区的地形，选择远征的出发点。此次陪同他考察地形的除了赫苏斯·蒙塔内和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外，还有哥斯达黎加人芬里塔·阿尔维苏·坎波斯（唐佩德罗的妻子）和胡安·华尔维，还有墨西哥人阿方索·桑切斯·加西亚、维加斯·莱昂、卡洛斯·安克、赫苏斯（丘丘）·雷耶斯等。
1956年1月，当新的一年悄然来临的时候，在卡斯特罗的精心策划下，他所组建的远征军第一批40名已到达墨西哥，接着又相继来了十余名。这些参加远征的人员，除了一部分是挑选来的外，大部分都是反对政府的中坚分子。不过，“七·二六运动”中远征队伍吸收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如弗兰克·派斯的奥连特革命行动和巴尔塞内斯的全国革命运动的脱党人员、数百名正统党、解放行动、真正党党员等。这之后，还吸收了共产党中不满分子，这种不满情绪主要来源于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反斯大林主义及赫鲁晓夫上台。
这时，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的家成了远征人员聚会的地点，而卡斯特罗在这里分别秘密接待他们，随后为了安全起见将他们分散居住在各个地方。同时，他还为远征队伍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如要绝对听从指挥、不准互访、打电话和在街上会面；而每个驻地要有必要的工作分工，与负责人见面必须使用暗号和暗语；另外还规定了学习政治和普通文化课的时间；每人要捐8美分的生活费，以减轻远征军的负担。由此可见，这为他日后建立正规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参加远征队伍的人员分期分批到达墨西哥后，卡斯特罗立即请出巴约将军帮助训练远征队伍，这是他们事先已经谈妥的事情。随即，巴约放弃了自己家具店的经营管理，并辞去了高薪在航校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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