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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巨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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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开篇便揭露道：“诸位法官先生，这里所发生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带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诬蔑的人的道义信念。这样，在剥夺了我的一切之后，又剥夺了我作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权利。请注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停止一切保证、严格地执行公共秩序法以及对广播、报刊进行检查的时候。现政权该是犯下了何等骇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声音啊！”
随后，卡斯特罗用犀利的笔调揭露了腐败当局对人权的侵犯，他写道：“我应该强调指出那些军事首脑们一向对你们所持的傲慢不逊的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无人遵从，所有这些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更恶劣的是，在这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线，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哪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当时，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最起码的荣誉问题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出庭了。他们做出了那些傲慢不逊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践踏法律——把我们送进监狱，他们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愿武器顺从袍服’这句拉丁谚语在这里一次也没有实现过。我要求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他还在文章中用更具锋芒的笔调写道：“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原告结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凶残的走狗们会遭到人们的判决的话，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被送往皮诺斯岛，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绕在人们耳中。他们被带到那里，离乡背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绝在社会之外，在苦狱中磨灭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们不认为，正像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对于履行他的使命来说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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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奇文婚姻危机（2）
卡斯特罗继续写道：“经过这些卑污和非法的阴谋以后，根据发号施令者的意志，也由于审判者的软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医院这个小房间里，在这里悄悄地对我进行审判，让别人听不到我的讲话，压住我的声音，使任何人都无法知道我将要说的话。那末，庄严的司法大厦又做什么用呢？毫无疑问，法官先生们在那里要感到舒适得多。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在这样一个由带着锋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围着的医院里设立法庭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可能认为我们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监禁了……”
他接着写道：“我请你们回忆一下，你们的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新闻检查却不许记者在报纸上发表片言只语。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听众是百来名士兵和军官。这样亲切地认真关怀我，太叫我感谢了！但愿整个军队都到我面前来！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急切地希望洗净一小撮没有灵魂的人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他们的军服溅上的耻辱和血的可怕的污点。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遥自在地骑在高尚的士兵背上的人们可够瞧的了！……当然这是假定人民没有早就把他们打倒的话。”
关于当局对他人生最基本权利的打压，他写道：“最后，我应该说，我在狱中不能拿到任何论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这是一位律师——为我的同志们辩护的英勇的包迪利奥·卡斯特利亚诺斯博士刚刚借给我的。同样，他们也禁止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来，监狱的检查当局也许认为这些著作太富于颠覆性了吧。也许是因为我说过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谋的缘故吧。”
卡斯特罗在文章结尾写道：“诸位法官先生：为什么他们这么想让我沉默呢？为什么甚至中止任何申述，让我可以有一个驳斥的目标呢？难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义和政治的根据，竟不能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严肃的论点吗？难道是这样害怕真理吗？难道是希望我也只讲两分钟，而不涉及那些自7月26日以来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问题吗？检察官的起诉只限于念一念社会保安法的一条五行字的条文，难道他们以为，我也只纠缠在这一点上，像一个奴隶围着一扇石磨那样只围绕着这几行字打转吗？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约束，因为在这次审判中，所争论的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自由的问题，而是讨论根本的原则问题，是人的自由权利遭到审讯的问题，讨论我们作为文明的民主国家存在的基础本身的问题。我不希望，当这次审判结束时，我会因为我不曾维护原则、不曾说出真理、不曾谴责罪行而感到内疚。”
卡斯特罗在文章中最后勇敢地写道：“检查官先生这篇拙劣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钟来反驳。我现在只限于在法律上对它作一番小小的批驳，因为我打算先把战场上七零八碎的东西扫除干净，以便随后对一切谎言、虚伪、伪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极端卑怯大加###，这一切就是3月10日以来，甚至在3月10日以前就已开始的在古巴称为司法的粗制滥造的滑稽剧的基础。”
就在卡斯特罗写完《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的当月，当局决定秘密干掉他，因为狱监已经秘密通知保安队长罗赫尔·佩雷斯·迪亚斯，说这是“上级命令”。随即，保安队长将此事报告给了内阁部长拉蒙·埃米达，建议将此事曝光。这之后，刑事首脑将两名刚刚判刑的海军士兵安排在他的牢房里，以此暗中保护他。
然而，一些不愉快的事接踵而来，尤其是卡斯特罗个人的婚姻问题出现了裂痕。7月5日这天，他突然从广播电台的新闻中得知米尔塔从“所在的政府部门的工作岗位退休”的消息，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不知这是否属实。假如这是真的，妻子米尔塔恐怕也是迫于家庭压力才做出这种选择，特别来自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哥哥拉斐尔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于7月17日致信妻子米尔塔，希望能弄清这件事的真相。他在信中写道：
“米尔塔，由于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相信你会成为这种政府的雇员，你应立即控告由罗萨·拉维洛或其他文人导演的这一诋毁这位先生（指拉蒙·埃米达）名声的罪行。也可能他们模仿了你的签字而别人都收取……若此事是你哥哥拉斐尔的作品，你应别无选择地要求他当众澄清这个问题……尽管这样会影响他的职务或危及生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向米格尔·克韦多提交书面要求。要坚强，面对任何局面都不要动摇。去请教路易斯·孔特，我也要给他写几句。我想你的遗憾和伤心是巨大的，但你有我的信任和无条件的爱……”
卡斯特罗于同一天致信路易斯·孔特，并将自己的决定告知他。他在信中说：“路易斯……这是反对我的一个阴谋……我请求你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并以我的名义行事……现在我的眼睛都要气瞎了，我几乎什么都无法想……我决定起诉我的内兄……这有关我妻子的声誉和我的革命者荣誉！……菲德尔·卡斯特罗。”
然而，卡斯特罗与米尔塔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因为米尔塔的家庭加强了干预，要求她与卡斯特罗脱离关系。而她本人也决定离开哈瓦那，同家里人一起去塔拉拉。7月19日，他在狱中收到了姐姐利迪娅的来信，信中告知他说：“昨天星期日，米尔塔和小菲德尔来到我们家，显然我们大家在一起最好……但是，下午，又来了她的父亲、兄弟拉斐尔和瓦尔多以及她的姑姑诺埃利娅，她决定同他们一起去塔拉拉……决定脱离与你有关联的任何活动……利迪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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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奇文婚姻危机（3）
卡斯特罗读完利迪娅的来信，心中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几乎流下了坚强的眼泪。但是，他很快用他铁的意志战胜了这种痛苦。7月22日，他在致利迪娅的信中说：“亲爱的忠实的姐姐……我会尽快给你回信，因为我现在不想动笔。不要挂念我，你知道我有铁的意志，至死我也会名副其实……菲德尔。”
实际上，卡斯特罗内心的痛苦并不能一下子消除，而且一种巨大的伤痛压迫着他，这是从未有过的伤痛。他在7月31日致路易斯·孔特的信中，诉说道：“路易斯，我无法告诉你这些日子我所受的折磨，这是一种新的、不知名的、可怕的伤痛造成的，它使我更加痛苦和失望一千倍，因为身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可恶的大墙后面，我毫无自卫能力……路易斯，这涉及到我能否继续捍卫和代表一种事业，还是被可耻地、卑鄙地、残暴地摧毁……我从未想到拉斐尔是个如此无耻和堕落之徒，我无法想像他能如此无情地牺牲自己妹妹的荣誉和名声，使她面对永恒的不幸和耻辱……利迪娅应该告诉过你拉斐尔如何强迫妹妹的肮脏手段。至于我，如果当时我没能吐血，这时我真的要吐了……我活着，因为我坚信我有义务去履行。很多时候，想到一年中遭受的苦难，我竟想到如果死掉将会是何等的惬意……我的成就不大，但都是以无穷的牺牲和高尚的幻想换得的，他们不可能毁掉……路易斯，在哭泣和流血之后，难道还需要到痛苦学校学些什么吗？”
在卡斯特罗为他的家事极其痛苦的日子里，在致路易斯·孔特的信之前，即7月26日他领导袭击蒙卡达兵营一周年之际，他在狱中与突然来访的三位部长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三位部长是司法部长加顿·戈多伊·洛雷特·德莫拉、财政部长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和内阁部长拉蒙·埃米达·安托尔查。他们此次谈话的内容在卡斯特罗于7月初写给路易斯·孔特的一封长信中，他在信中描述了他与加顿·戈多伊和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两位高官的谈话情形。他在信中写道：
“路易斯，大约13时15分，我穿着裤衩在牢房中躺着看书，这时传来看守要我注意的声音。没等我反应过来，进来了司令和两个身着‘德里斯100’斜纹亚麻衣服的先生……看守说，‘卡斯特罗，加顿·戈多伊和马里诺·洛佩斯·布兰科先生要认识你，问候你！’我回答：‘好，你们应早些通知我，使我衣冠整齐些……’‘我们想知道他们如何对待你。’洛佩斯·布兰科说。‘困难很多，但我从未想像到监狱会像一个旅馆和宫殿。’围绕无关紧要的话题对话五六分钟，他们便告辞。临走时，司令宣布：‘卡斯特罗，内阁部长在此，想与你谈谈，不知先生你如何接待他。’‘司令，我不是一个毫无教养的青年，不用担心他会做出无礼举动。现在，部长先生的一些言论使我备受伤害；若能与他谈话，唯一要做的是请他进行赔罪。’司令反驳说：‘我想最好先生不要谈论这一问题。’‘那么，司令，我最好还是不见部长。’”
卡斯特罗在信中继续写道：“尽管如此，五分钟后，部长进来，十分友好地伸出手。‘卡斯特罗，希望你明白我不是你个人的敌人，总统更不是。我对你毫无成见，我仅仅是一个在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的公务员。你们坐牢是由于法院的判决，在这方面，我的使命仅仅是维护法律的执行……’我默默地听着。我说：‘你的一些讲话使我受到伤害，这些讲话怀疑我道德的完美……我的一位亲属原是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他完全与我的意志和观点无关。现在你们又把另一个与我更接近的亲属放在政府人员的名单中。先生永远不应利用这一现状攻击我的家庭和试图破坏我的名声。我被关押，我无法为自己辩护，我甚至无法用我的能力去证明在此问题上我完全的无辜，也不能追究这些公务人员利用家属条件如此不公正地反对我的责任。国库里全部的几百万都无法诱惑我！怎么能用类似的阴谋玷污我的声誉？’于是部长宣布：‘好了，卡斯特罗，我知道此事的责任在小拉斐尔，他行事永远像个不负责任的孩子，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保证……’‘好了，部长，我接受你的解释，我保留恢复自由后对这一问题进行全面澄清的权利。总之，我承认，对你来说，想部分弥补这一冤案是对的，你理解到对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人进行侮辱是不可原谅和宽恕的。’他又要求我别着急和保持平静，告辞后走了。”
卡斯特罗此次与内阁部长埃米达的一席谈话，导致了巴蒂斯塔政府内阁的一场危机，尤其是激怒了米尔塔的哥哥拉斐尔·迪亚斯—巴拉特，于是发表公开信严厉指责他的上司内阁部长与“犯罪企图组织者”的此次会谈，同时谴责了埃米达部长侮辱了国家武装力量和在七·二六奇袭中死去士兵的英名。由于上述因素，最终导致了拉斐尔和部长埃米达的辞职。正如1954年8月号《波希米亚》杂志上载文说的：“一件奇特的事发生了，由于菲德尔·卡斯特罗而发生了巴蒂斯塔的内阁危机……”但是，巴蒂斯塔亲自出面很快平息了此次危机。
另外，在这期间，由于军事情报局截获了纳蒂写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当拉斐尔得知消息后，立即指使手下将卡斯特罗写给米尔塔的信送给纳蒂，同时又将截获的纳蒂的信送给米尔塔。这样一来，使他们夫妻的关系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离婚已经无可避免。
在大赦免中出狱（1）
1954年9月间，在梅尔瓦和艾德的积极努力下，找到一家小印刷厂，将《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篇重要文章印了27万份，并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大部分运往奥连特省散发，另一部分在10月间通过奇瓦斯的私人秘书孔奇塔·费尔南德斯运到美国纽约散发，随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监狱方面允许劳尔来到哥哥卡斯特罗的牢房，并陪伴他。这样，使他的监牢生活有了一些改善，增添了一点色彩。然而，当9月3日他在狱中得知“囚禁在皮诺斯岛的菲德尔和劳尔的父亲、庄园主安赫尔·卡斯特罗·阿希斯的家烧了……”的消息后，心中立即布满了阴云，心境又坏到了极点。这时，他在精神上面临着家庭灾难和婚姻破裂的双重打击，他感到一种巨大的痛苦。但是，他很快从这种痛苦中挣脱出来，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善于战胜痛苦和困难的意志。这可以从他在1954年11月29日致玛丽亚·利迪娅的信中看出来。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姐姐，你对离婚的见解使我高兴，特别是你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我的嘱托。关于孩子，我保留我的观点……我同那些人之间有一条鸿沟……我以要求离婚的同样决心迎接各种耻辱；儿子毫无道理的离去使我难过，我将不惜任何代价，以同样的决心把他赎回……总之，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要把孩子从我身边夺走，必须先把我杀死，即使杀死我……我一思考问题，便失去理智……星期六等你……”
12月8日，卡斯特罗在写给利迪娅的信中仍然谈到了儿子的问题，看来能否在离婚中得到儿子对他十分重要。他在信中说：“亲爱的姐姐，佩拉约和何塞·曼努埃尔（均为律师）在这里的那一天；我告诉他们只要先把孩子带来，并在我指定的中学注册，接受我的监护，我将做出让步。否则，我们将提出诉讼。他们告诉我另外一方会提出异议，理由是我正受到法院的制裁……我回答他们说关于这一点，完全不用为我担心，法院以令人起敬的借口对我进行判决，把我投入监狱，我为此感到荣耀……我毫不妥协，如果归还我那被劫持的儿子，我将以足够的君子气度避免一场令人不快的官司；我也决心把这场斗争进行到任何必要的地方。如果他们幻想着我会同意他们把这孩子养成一个寄生虫……他们的心灵将对他们的行动，对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人道的和卑鄙的行动承担全部责任！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你兄弟的热烈拥抱。菲德尔。”
卡斯特罗在狱中除了处理家庭的问题外，也十分关注追随他的革命同志。1955年1月1日，当新年第一天来临的时候，他在狱中得知曾参加袭击蒙卡达兵营而流亡到墨西哥的尼科·洛佩斯因身陷困境、打算与卡利斯托·加西亚一道回国的消息后，立即致信尼科·洛佩斯，提醒和关切地说：“假如你们到达时他们没有对你们进行拘留，为避免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们可以自由地、自愿地到圣地亚哥紧急法院里，找到包迪略·卡斯特利亚诺斯，他将为你们辩护……就说你们需要的是与被关押的战友同样的命运。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我随信附上声明，供你们到达前签名后寄给CMQ电视台、米格尔·克韦多、孔特·阿圭罗、帕尔多·利亚达、广播联盟、曼努埃尔·帕拉西奥·布兰科、《自由新闻》、《世界报》和《国民日报》……”
另外，他还在信中告知说：“……案件将重新审理，我们将震动全国……就在总统就职前。当所有声音都呼吁赦免我们时，这将是一次可怕的心理打击。你要把这一计划告诉所有你认为合适的流亡在外的战友。但是，请注意，这作为你的意见，因为我不想对他们施加心理压力。请求你不要忘记最根本的慎重……”
现在的卡斯特罗在行事问题上已变得相当谨慎，不再像以前那样凭单纯的冒险精神行事，这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另外，请人转给在袭击蒙卡达兵营时牺牲的雷纳托的父亲雷内·吉塔特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不再给你写信更为慎重，因为官方的无耻使我们失去信任。尽管先生是本市如此深受我们大家爱戴、尊重、敬慕的人，你为什么会相信当发现与我频频通信时，他们会不去打搅你？……小伙子们很容易激动……因为一张相片……在这里要装作我们之间不存在丝毫联络；但任何佩德罗（米雷特）对先生可能的暗示将向新闻检查暴露我们正在联络……”
关于赦免的问题，卡斯特罗在3月13日致利迪娅的信中，用坚定的语气对当局说：“我过去没有请求，现在也不会请求赦免。我有足够的尊严在此度过20年或者早早死于愤怒。现在，至少要允许我彬彬有礼地、不时地让一些人滚蛋，让那些无孔不入地寻找借口扰乱别人安宁的人见鬼去吧……”
巴蒂斯塔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当选古巴总统，实际上是攫取了总统宝座之后，随即宣布大赦。关于赦免的问题，卡斯特罗在1955年3月19日致路易斯·孔特的信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波希米亚》杂志将此信加标题为《关于赦免的信》，并发表在该杂志的“自由论坛”专栏上。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好朋友，既要良知不叹息，又能保持沉默，这是不可能的……广大民众表示赞同释放我们，毕竟根源是来自群众固有的正义感……围绕这种感情，弥漫着蛊惑、虚伪、机会主义和恶意。（……）有人叫嚷‘连蒙卡达的人也包括在内’。怀疑、犹豫，但你们知道吗……若进行一次民意测验，99％的民众要求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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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赦免中出狱（2）
他在信中还写道：“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是如此奇特，当众称我们为杀人犯，私下里称我们为绅士；当众，他们激烈地抨击我们，私下里又来与我们交好。有一天，一位上校赠送我一支雪茄、一本书……另外一天，来了三位笑容可掬的部长……政府宣布只要被关押和流亡者放弃自己的立场，只要能达成支持政府的默契就可得到赦免。现在该我们也以爱国热情对政府强加给我们的精神束缚做出回答了……他们把我们当做人质，就像纳粹在被占领国家……为换取我们的自由，我们绝不会舍弃哪怕一点我们的尊严……经过77年的英勇斗争，提坦的英灵将在我们中间看到他的精神后代……菲德尔。”
卡斯特罗的信发表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同时也引起了监狱当局的不满，并宣布禁止他30天不得与外界交流，这等于又将他与世隔绝。这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卡斯特罗被监狱隔离的消息，其中《马路报》和《波希米亚》杂志载文，还有电台广播均呼吁当局解除对卡斯特罗的隔离。另外，有一家媒体道出了监狱的状况：“就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一样，利迪娅和埃玛·卡斯特罗去看望兄弟……等待她们的是彻底的拒绝……看来形势难以维持……一切表明应立即把战士们转移到拉卡瓦尼亚（哈瓦那）监狱……这样才能履行古巴圣地亚哥紧急法庭的判决所指定的这座军人监狱。”但是，因为来自社会呼声的压力，监狱放松了对卡斯特罗的隔离。
除此之外，由于与卡斯特罗有深交的律师阿斯皮亚索和雷森德向议会提交了一份有关赦免的法律草案，而在草案上签名的有两万余人。该草案经议会激烈讨论，终于在5月2日获得通过。这样一来，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不久便可出狱，重新获得自由。
卡斯特罗得知此消息后，对自己出狱后的生活有了设想。他在5月2日致姐姐玛丽亚·利迪娅的信中说：“亲爱的姐姐，关于同意租赁一套小公寓的电报已发出，我这样做是因为看到你为75比索的租金已如此兴奋不已。我在脑海中的想法是一间作为类似的办公室，处理我的事务，另一间只供我们四人居住（指利迪娅、埃玛、劳尔和本人）……舒适方面，若不是必需某种体面的话，请相信任何一个角落我都会满意，睡在一顶席子上，再加一个盛衣服的箱子。吃饭只要一盘萝卜或土豆，我会感到就如以色列人的一样可口……我就这样学会了生活……物质生活对我的诱惑越少，我将会更独立、更有用……我将穿着毛料灰西装离开这里，尽管它已旧了，而且正值盛夏……人不可貌相，我很穷，我没偷过一分钱，我的一生已交给一种事业……当我重新面对所有生活琐事时，我可能会感到缺少了监狱的安静。人无满足，但在这里至少收款人不会来打搅。经常受这些人逼迫的巴尔扎克可能会对这种环境感到很好。但愿不要像预感的那样，走到街上时想念监狱！说得太多了……”
5月15日，对卡斯特罗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更是让他终生无法忘怀的日子。同时，也是令社会关注的日子，因为这天是他和蒙卡达分子被释放出狱的日子。他在狱中近两年的苦难境况终于可以结束了，一种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当天下午13时零5分，卡斯特罗和他战友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恩里克·卡马拉·佩雷斯、奥古斯廷·迪亚斯·卡塔亚、阿曼多·梅斯特雷·马丁内斯、奥兰多·科尔特斯、马里奥·查韦斯·备阿马斯等一起走出监狱。这时，等候在监狱门口的家属、亲友、支持者和记者们都一起围上来，有些人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这时，卡斯特罗提出与佩雷斯·迪亚斯中尉道别。当中尉走过来时，他热情地拥抱他，并说：“我希望这一举动不会对你造成伤害。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军人，一个绅士……我不把军队当做敌人，而是对手……”这使中尉十分激动，并表示谢意。随后，他转身向围住他的群众和记者发表声明说：“我感谢记者先生们，你们如实记录了这一场景，以你们所熟悉的客观事实……”接着，他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一一拥抱了患难与共的利迪娅、埃玛、胡安娜、奥古斯蒂娜、梅尔瓦和艾德等，并流下真情的热泪。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这时，卡斯特罗成了古巴最受关注的焦点人物，甚至成为古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无数欢呼群众的簇拥下来到记者招待会的地点。当记者问到他是否会留在古巴以及今后的计划问题时，他充满激情地用有力的声音说：
“我想留在古巴……许多流亡者在回国前等着看看我们将发生什么，看是否有保障。我们很愿意当作实验品……至于我的计划，我什么也不奢求。我将与我的战友一起分析国家的政治形势，然后行动。很可能我们要与国内所有的政治运动进行接触……至于正统党，我一直是该党党员，我想表示的是重建的团结使我们十分高兴，我们认为确定劳尔·奇瓦斯作为其领袖是一次巨大成功……我们的标准是在革命的奇瓦斯主义的口号下，团结国内一切高尚的力量……既不是制宪会议，也不是各党派人士，而是联合的反对派重新确立11月选举程序。（……）除了大选没有其他方式能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民主……我们拒绝恐怖主义的行为，因为那是不人道的、反革命的，间接地为政府服务。我们的路线是动员群众，而不要阴谋诡计……”
在大赦免中出狱（3）
这是卡斯特罗出狱后，第一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和政治主张。他的讲话引起了很大反响。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他向记者们散发了他和他的战友致古巴人民的宣言。随后，他回到蒙塔内家中休息。
由于卡斯特罗们事先拿到了当夜八点钟的船票，天擦黑时，他和大家步行来到拉斯卡萨斯的码头，然后乘停靠在那里的唯一汽船离开皮诺斯岛。次日天刚亮，他们到达巴塔瓦诺码头，这是哈瓦那省南部的一个渔港。早晨7时许，他们从港口乘上了开往首都哈瓦那的火车。火车迎着初夏的朝阳，鸣着悠长的汽笛奔驰在辽阔的旷野上。
卡斯特罗由此踏上了他的新的革命征程。
创建决定性运动（1）
当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哈瓦那车站时，月台上站满了举着古巴国旗的正统党和大学生联合会的重要领导和代表，他们在这里迎候卡斯特罗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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