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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面人─原东德外国情报局长回忆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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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扬被迫回国宾馆过了一夜。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他情绪低落。面对他的主人执意安排的等候在机场路两边的东德人，他在汽车里沉入梦乡，以此来表示他的抗争。赫鲁晓夫从他的座位上转过身，轻声对我说：“当初我在卡利诺夫卡工厂工作时，有一个德国工匠，叫米勒。一年夏天，他携在德国的未婚妻一起返回。他平时津津乐道地说，结婚前决不会碰她一个指头。这件事传遍全厂。我的一个朋友瓦斯卡瞅见机会来了。整个夏天他跟这姑娘泡在一起。你瞧，沃尔夫同志，德国人事事较真儿未必是好事。”
无疑，赫鲁晓夫可以显得很粗俗。由于自身文化理论水平有限，加之对世界其他国家缺乏了解，他看不到自己国家的严重缺陷。同时，他对秘密报告引起的广泛后果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到头来他仍牢牢地与旧体制及其思维方式挂在一起。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官僚，对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他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牺牲外交上的优势。 到了1956年时，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很像是布莱希特在其话剧《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对30年战争的描绘：不推自动。双方的军火商、政客和情报机构在这一蓬勃发展的行业中大受其益。
1956年4月底的一天凌晨，我被佣人从睡梦中叫醒，告诉了一个不寻常的消息，“部长正在花园门口等你。”我马上警觉起来。透过窗帘中间的一条缝隙，我看到楼下停着一辆大众汽车厂造的老式甲壳虫牌小汽车。我疑心更重了，因为东德的部长们出门一般是不坐这种车的。我抓过放在床头柜上的上了膛的手枪，塞到睡衣口袋里，然后走下楼梯，来到前门。 体态臃肿的沃尔韦伯站在面前，嘴里叼着一小截吸剩的雪茄。我一边向汽车走去，一边问有什么事。他解释说，他也是被苏联人打来的紧急电话叫醒的。为节省时间，从邻居那儿借了辆车，没有带警卫和司机。“快走，米沙。你简直想不到苏联人的发现。”
我们开着这辆吱吱呀呀的老爷车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直奔舍纳费尔德机场。距美占区分界线大约500码的地方，借着灰蒙蒙的晨光，看到一堵墓地墙外有一小群人。一半是苏联士兵，正在起劲地掘地，其他人在一旁观看。我认出他们都是莫斯科军事情报局驻柏林的高级军官。一条秘密隧道刚被掘了出来。
士兵已经挖出一条深沟。我们好奇地看着他们跳进沟里，切开埋在土里的一个管状的金属结构。里面露出一扇金属门。上面的锁已被士兵手上的切割枪发出的高温溶化。门被使劲地拉开了。士兵和排除炸弹人员悄然无声地跳了下去，检查洞内是否有饵雷，但什么也没发现。修建这条通道的人当初没想到有人会发现它。先下去的人示意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走进一间面积相当于宽敞的书房的屋子。屋子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四面墙上环绕着一股股仔细加以区分的电缆线，每股电缆上接回另一端的主电缆之前安有一个扩音器。讯号经过接收和放大，被输送到500米外位于西柏林的一幢特别建造的小房子里。这是一个绝妙的地下监听站。
事后我才从苏联同事那里详细了解到这条隧道内设备的先进程度。原来美国人发现这一带地下埋有战前铺设的通往如今是东德南部地区的主电话线缆。其中三条线成为军用专线，包括一条联结莫斯科与位于柏林南边温俾多夫的苏军总司令部的所谓韦切线（俄语“高频”的缩写）。
无需任何想象力即可看出，这是一个情报人员梦寐以求的事。美国人可以借此监听莫斯科国防部与苏军在东欧的最大的军事基地……位于卡尔绍尔斯特的东柏林基地之间关于武器装备、物资短缺、技术缺陷以及新研制的武器技术的代号等方面的谈话。此外，还可以窃听到作战计划和苏军内部就一直面临的经费紧张互相之间的争吵。
俄国人对他们自己的韦切电话线路极为信任。他们研制出了一种新技术，在电话线缆里面塞入里面充有压缩空气的细细的电线。电流通过这些细电线时若稍有减弱马上会显示出来。不管多么先进的窃听器，只要一安在电话线上，电流也会有所减弱。
经历过斯大林时代后，我从来不相信有窃听不了的电话线。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即使在发现了这一秘密通道后，俄国人仍然对他们的电话专线笃信不疑。几年后发生的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我去拜访克格勃在东柏林的头子时，他兴致勃勃地把电话听简递给我，让我与正在莫斯科办公室里办公的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聊天。
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先在紧靠西德边境的一侧修建了一间小屋子，他们的人可以躲在这里截听往来的苏联通讯。小屋子的房顶设计成圆型；看上去像是一个气象站，目的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真正从事的地下活动吸引到屋顶上来。
为了解决窃听电话时电流会略有减弱的难题，英国工程师为三根大电缆中的数百条电话线的每一条安了一个微型音频放大器。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我想，如果不是通过克格勃得到线索的话，单凭我们自己是不大可能发现这条通道的。
借着一道微弱的手电筒射出的光，我们在漆黑寂静的隧道里摸索前进。一块白纸板从我眼前晃过。我用电简对准了它。在这条隔开两个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地下分界处，某个不乏幽默感的情报人员放了一小卷铁丝网和一张硬纸板，上面用黑钢笔写着：“这里是美占区。”我这个中央情报局的主要敌手之一在这里居然欣赏起了美国情报人员彼此之间开的玩笑。那天早上，我第一次掐了自己一下，弄清是不是在做梦。
不过这一情报上的杰作有一点缺陷，哪怕是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对此也无能为力。苏联人通过潜伏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优秀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掌握了这通道的情况。虽然苏联人自己在谈话中注意保密，却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结果我们毫无戒备，谈话被西方窃听。令人遗憾的是，苏联人的这种行为并不稀奇。对他们来说，情报通常只是单向流动。
我隐约地感到，西柏林有一个身居要职的英国情报官员是苏联人的间谍。详细情况苏联人自然守口如瓶。可他们的一位将军一次忍不住向我吹嘘说，英国情报机构里有个重要的间谍归他管。苏联想让美国人完成这一杰作，以便可以对美国人的技术水平作出评估。美国人果然中了自套。苏联情报机构对这个监听站监视了大约卫年后，才戳穿了这一秘密。
1961年，布莱克被捕入狱。5年后，他从伦敦的监狱奇迹般地越狱达到苏联。虽然他在莫斯科定居并建立了新的家庭，苏联人仍然不放心让他外出旅行。最后，他们终于作出让步，同意了布莱克休假的请求，送他去东德安全部在波罗的海乌瑟多姆岛上的一处疗养胜地。布莱克先后访问过4次东柏林，每一次都有克格勃人员陪同。我请他跟我们正在受训的学员谈谈他的不平凡的间谍生涯，希望借此在共产党国家的情报团子中培养一种集体意识和荣誉感。
布莱克第三次来东德时，克格勃的陪同人员似乎不再那么紧张，允许他的俄国妻子与他同行。布莱克还提出想单独见见我。我俩年龄相仿，见面后谈得十分投机。他说话留有分寸的英国人的表达方式尤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俩在宾馆调侃儿的同时，他的妻子外出采购，享受商品相对丰富的东德国营商店。布莱克是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法语和荷兰语。现在又加上了德语和俄语，不过可以听出英国绅士的口音。显然他是在剑桥大学时养成的。
布莱克告诉我，修隧道的主意最初是英国人想出来的。他曾任英国情报机构驻远东情报站副站长。卸任后，他从朝鲜回到英国，参与了在维也纳搞的一项类似行动，即从位于维也纳西默林大街上的英国宪兵司令部挖一条隧道，直通苏军代表处驻地。这项计划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但似乎很有希望。因为他参加这项计划，上面让他与美国人共同研究柏林隧道的可能性。
布莱克越狱逃到莫斯科后，我与他在我弟弟康尼拍的电影《妈妈，我还活着！》的首映式上又一次见面。我弟弟也在场。这部电影讲的是关押在俄国的德国战俘的故事。那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夜晚。我和布莱克畅谈俄国电影和书籍。虽然他已离开间谍这一行，谈及以前的经历时，还是显得相当谨慎，不愿多谈。不过他向我坦白过，在莫斯科有菲尔比这么个朋友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我当时强烈感觉到，布莱克对别人把他看做是无情无义的间谍痛苦万分。他希望自己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还感觉到，虽然布莱克忠于苏联的事业，却不肯承认自己像他的国家称他的那样真是一个叛徒。他好像不如菲尔比聪明。我同菲尔比也认识，而且对他极为佩服。我理解他们俩人为什么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我们对莫斯科搞的所谓社会主义都看不惯。菲尔比和布莱克好像国寻到知音，可以倾诉衷肠感到如释重负。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他俩就坚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我改革。
尽管菲尔比和布莱克都被安排在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岗位上，然而尽人皆知，在西方工作生活了这么久的间谍撤回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是回到像苏联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菲尔比比布莱克更外向，与人交往时显得潇洒自如。他也曾先后几次来东德度假，一次与老朋友畅谈到深夜。在莫斯科生活了几年后，他对苏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常当着我的面激烈地批评苏联经济一团糟，国家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英国人一向认为他们先发现了诸如劣质消费品和官僚习气这类现象。
我觉得很可笑。菲尔比在莫斯科难得有机会与文化修养很深的人交谈。但我不同意西方称他在莫斯科度日如年的说法。不错，除了莫斯科他无处可去。但菲尔比比其他间谍更能随遇而安。
我感觉，克格勃安排菲尔比、布莱克这样的人去生活水准远远高出苏联国内的东德和匈牙利等国家度假，是为了减轻他们内心的压抑。克格勃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这些西方要人有一天会逃回祖国，令莫斯科丢尽面子。他们若想逃走的话，并不是很难。菲尔比告诉我，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机构就曾通过种种途径几次邀他回国。
菲尔比喜爱东德的乡村。每次他来东德时，我俩都要山南海北地聊上一通，谈书，谈思想，甚至谈烹调。我俩一起动手包俄国饺子，然后比较各自饺子的特点。包这种饺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可以放进自己想吃的馅儿。一次度假结束后，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回忆录，扉页上写着：“尊敬的沃尔夫中将同志惠存。逗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期间，承蒙热情款待，不胜感激。金·菲尔比。”这本书是西德出版的。他又在后面补了一句：“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版本的翻译水平大有改进之余地。金：”也许他觉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赠送礼物时出于礼貌应当批评西德几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我觉得后面补加的一句话很有趣。它反映了菲尔比一丝不苟的学究气。
在世界情报史上，菲尔比和布莱克属于悲剧性的人物。人们对他们的政治观点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事业上成就辉煌。布莱克的遭遇尤其不幸。他不是一次，而是先后两次失去家园。第一次是他逃离英国时。第二次是苏联垮台。他被迫在一个背弃了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第二祖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经历了从西班牙内战以来本世纪许多重大事件的菲尔比先于布莱克去世。也许他是两人中更幸运的一个。我从未因菲尔比背叛他的祖国感到过不自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信念。他从一开始就坚信，苏联这个国家最好地体现了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理想。一生有信仰的人，会毫不动摇地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途上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当然，每个人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有的人。如阿瑟·克斯特勒，早年追求正义、平等等共产主义的理想，后来因为苏联的种种过火行为心灰意冷。我的老朋友莱昂哈德就是这样。我以前感到很难理解这些人。不过我与他仍保持着联系。我想现在我俩已彼此理解了。
随着冷战规则的逐渐明朗，对方的间谍也不再像是魔鬼的使者，而更像是东西方游戏中的棋子或卒子。一旦落入敌国情报机构之手后，他们更有可能成为阶下囚，而不是刀下鬼。不过处决间谍的事仍时有发生。通常是因为某个政治家想借此向本国人民或敌国表达一种立场。情况的变化使我意识到，交换间谍有可能成为情报工作中的一件有利的武器。我开始更为仔细地研究我方关押的间谍情况，看是否有可能用他们换回西方关押的我方间谍。
通过在国际上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东柏林律师沃格尔和代表西德的律师施坦格，两个德国就交换间谍形成了一套做法。随着岁月的流逝，铁幕两侧双方交换间谍变得更加容易，即使交换的间谍被判长期徒刑也无妨。沃格尔通过在敌对国之间穿针引线发了一笔小财。
东西方在国际上交换的首位重要间谍是1960年在苏联上空被击落的美国侦察机驾驶员鲍尔斯。这一事件令艾森豪维尔在政治上极为尴尬。由于处理不当，艾森豪维尔与赫鲁晓夫原定在巴黎举行的首脑会议也泡了汤。坐在莫斯科富丽堂皇的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观众席上观看鲍尔斯的审判，一种阴森感油然而生。30年代这里曾是斯大林导演的一系列装模作样的公审的地方。我当时恰好因其他事在莫斯科，顺便想去看看热闹。我坐在硬长条板凳上，头顶上方是彩色粉笔图案的天花板，上面悬垂下来的晶莹闪亮的水晶吊灯更适于舞厅，而不是法庭。
这是斯大林死后首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审判间谍。那年夏天，审判鲍尔斯一案是莫斯科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普通的莫斯科市民在法院周围围观，想看一眼从苏联空中掉下来的这个美国人。克格勃的同事们小声告诉我，总书记本人打算亲自核准判决书。
鲍尔斯被带到了被告席上。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习惯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我对这个敌人突然萌生了一丝同情。通过一位毫无表情的翻译，鲍尔斯老老实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傻瓜！”我自语道。
结果鲍尔斯的天真和与苏联方面的合作态度恰恰正中超级大国的下怀，为它们首次交换重要间谍创造了有利条件。鲍尔斯只被判了10年徒刑。我在克格勃的朋友解释说，从轻发落鲍尔斯是向华盛顿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莫斯科愿意交换间谍。
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上校文贝尔正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化名戈德费思，对外以摄影和绘画为职业。他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租了一间画室，以此为据点操纵一批窃取美国政治、贸易和军事机密的间谍。1956他遭逮捕，次年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沃格尔牵线联系，苏联用鲍尔斯换回了他。
几年后，艾贝尔来到东柏林，向东德外国情报局介绍他的经验。克格勃已提升他为将军，主管苏联在英美的间谍网。除了请他给我们新招收的学员做报告外，我还安排他同我手下的高级官员见了几次面。他可以谈笑风生，就看和谁在一起了。我们互相举杯祝贺各自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成就，然后聊起二、三十年代的险风恶浪，甚至还谈起我父学的剧本。艾贝尔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喜爱化学和物理，对爱因斯坦尤其着迷。他的画相当有水平。当初他在布鲁克林曾以做画掩护间谍行动。他送给我的几幅小画我保存至今。1971年艾贝尔去世后，他的遗编为了能够在他的墓碑上的克格勃化名下面刻上他的真名，在苏联人面前磨破嘴皮。苏联人保密惯了，哪怕一位优秀的间谍已长眠地下也不例外。
1961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高峰会议上愤怒交锋之后，冷战出现恶性升级的苗头。赫鲁晓夫回国后向军队发表了讲话，强调西柏林的重要性。我清楚地认识到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争吵的严重性。通过安插在英军驻柏林司令部和北约总部的两位间谍提供的情报，我们获知，针对莫斯科有可能再次下令封锁柏林的前景，美国人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措施。我翻阅着根据大批微型胶卷汇集而成的一叠保密文件，意识到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可能触发战争。而且柏林将成为这场战争的爆发地点。
1958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成立了一个绝密的美国机构，起名为活橡树，专门研究一旦莫斯科再次封锁柏林如何反击。该机构最初归属于北约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一天，通过我们潜伏在驻德英军司令部的人，我收到一份诺斯塔德将军签署的题为“对苏联意图的初步分析”的文件的主要章节副本。时隔40年后，直到我写这本书时，这份文件在美国仍然没有公开。根据活橡树制定的方案，如果西方在柏林至西德的100英里走廊沿路上受到的低度骚扰逐渐升级的话，即派出一支军车队，以坚持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利，并试探苏联的反应。文件接下去提出了更广泛的军事选择，从派出一个由美、英、法士兵混合编成的营沿走廊搜索前进，直至三国以一个师的兵力沿走廊开向柏林，维护西方进入该城市的权利。只有美英法三国军队参加这一计划，因为只有这三家才有权派部队通过东德领土前往它们位于柏林西区的各自的占领区。
我一般不会对什么事惊惶失措。然而活橡树方案却令我不寒而栗。通过莫斯科的消息来源我得知，赫鲁晓夫喋喋不休地大谈柏林，甚至还对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说，解决柏林问题关系到他“个人的名誉”。他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我了解赫鲁晓夫逞强好胜的性格。他的这番话更让我坐卧不安。历史上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国君易受伤害的名誉多次兵戎相见。
当时我浑然不知，北约活橡树方案在内部遭到强烈反对。许多年后，中央情报局公布于众的文件中透露出，英国国防参谋长蒙巴顿勋爵曾就这一方案警告过肯尼迪：
派一个营沿这条走廊去柏林的结果会是什么？俄国人会在他们的前后方各炸毁一座桥梁，然后卖票给那些寻开心的人前去看热闹。如果说派一个营是一场闹剧的话，派一个师将会酿成一场悲剧。部队行进时为了不至于停下来，需要30英里宽的正面。这将被视为对东德的入侵，并会引发全面战争。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英国的老兵还没有被铤而走险的活橡树方案冲昏头脑。直到1987年，活橡树的成员才得到北约组织的承认，并获准像其他北约组织工作人员一样，在军装上佩戴有SHAPE字样（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英文缩写）的徽章。该机构一直保留到德国统一后才解散。所幸的是，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不想为本质上是一个德国问题冒引发战争的风险。此后该机构在美国战略思想中的地位日趋减弱。赫鲁晓夫开始寻找另一种解决办法……混凝土对策。
第七章 混凝土对策
许多年后，当后人把冷战看做是庞大帝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时，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史书中只是一个脚注时，我的国家恐怕将以修建了一堵阻止自己人民外逃的墙这一事实名留史册。柏林墙不仅将一座名城一分为二，还划分出争夺人类未来的两大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耸立的柏林场成了战后欧洲分裂，乃至冷战本身的残酷与荒诞的最强大象征。
柏林墙建于1961年8月13日。此后，我一直在这堵墙后面生活和工作，致力于保卫和完善修建了柏林墙的这一制度。在我的眼里，这堵墙既是力量的反映，又是虚弱的表现。只有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坚定信心的制度才能做到把一个大都市分隔成两半，在一个国家的两个部分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也只有像我们这样虚弱和有着根本缺陷的制度才会有这样做的必要。
1989年11月9日晚上，我打开电视，听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到国外旅行的消息。电视屏幕上，首批东德人正在络绎不绝地穿过突然开放了的边境。我深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末日已经来临。像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安危全系于国内稳定的国家经受不起这样的冲击。时钟仿佛一下子停摆了。我神情迷惘，和妻子一起看着电视上播放的东德和西德公民在柏林边界的无人区地带互相拥抱的画面。有的人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好像在睡梦中间人这一即将决定德国乃至欧洲命运的不寻常之夜。
当然，东西德边界从来没有完全关闭过。对于因公旅行的东德人，它是敞开的。这些东德人首先需要经过审查，获得“出差干部”的资格。也就是说，他们政治上是可靠的，在西德没有直系亲属，而且接触不到任何东德的机密。70年代，随着两德关系的改善，东德放宽了出国旅行的限制，允许退休人员出国。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合乎逻辑，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考虑：倘若退休人员滞留西德不归，东德经济上不仅不会受到什么损失，反而还可以因此少付一笔养老金。毋需赘言，我们在国外的间谍以及给他们捎信的联络员也可以持伪造证件自由进出东德。
普通老百姓对可以出国的人极为羡慕。在这个没有旅游者的国度，人民极其渴望有旅行的机会。出身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多数大学生去的地方都比我多。西方的评论员对共产党国家的特权阶层成员说东道西时常常把这一点置之脑后。尽管我有种种特权，却从未有幸光顾过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或是卢浮宫。所有东德人的生活经历都很狭窄，虽然我比别人见的世面多一些。由于情报工作这一行的需要，我先后去过东非，荒漠的西伯利亚，黑海海滨，瑞典的大森林以及具有亚热带气候的风和日丽的古巴。我有一套不错的公寓房子，一部汽车和一个私人司机，还可以应东欧集团内其他国家情报机构的邀请去这些国家度假。但所有这一切总是和我的工作与职务连在一起。到头来，我对外部的大千世界同样茫然无知。
虽然我们连西方普通殷实之家所享有的舒适和自由都没有，但我个人远不至于和普通东德老百姓一样忍受物质生活的匮乏。我们从苏联人那里继承了一套特权阶层享受特殊待遇的做法。这一制度始于1945年。当时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其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用的人可以多分到一些短缺的物品，我们称为定量供应。以后这种做法形成了一套制度。一个叫“平安”的商店专门提供这类商品，它的店员后来增至5000余人。通过以外贸部为首的一个关系网，我们享受着种种特殊待遇。这套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证国家高级官员可以得到比本国生产的常常是质量低劣的商品更多的东西。这套分配制度等级分明。政治局成员有供应西方商品的特殊商店。他们挑剩下的东西给我们情报部门，然后再是其他部委和贸易机构。这一切实行起来十分简单。高级官员的日子为此过得很舒适。面对这些特权的诱惑，我没有力量说不。多年后，学生质问我时，我老实承认了这一点。学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理解这些特权给人带来的难以抵制的诱惑。不用说，如果我政治上失势的话，这些特权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我享有种种特权，去过一些奇乡异国，平常过的却是一个官僚的生活，一个为我的政治主子服务的仆人。最初，我们和苏联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一样晚上工作。这是斯大林的工作时间。斯大林死后，米尔克改为白天工作，从早上7点开始，常常到晚上10点才下班。不过后来我觉得，他假装呆在办公室，其实人在其他地方。情报局内有些人有很大的行动自由，令我羡慕不已。他们执行特殊任务时自由自在，工作时间可以自由掌握。而我每天都要跟着上司的工作时间表转。
我每天早上6点30分到7点之间起床，然后跑步，做操活动活动后背。年轻时我就有背痛的毛病。8点15分左右到办公室。一开始我有一个司机，一个秘书。后来增为两个秘书，一个私人助理。我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关系非常密切，很少有人事变动。我的私人秘书1954年到我身边工作，当时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刚3年。他跟了我33年，直到我退休。 每天上班后我首先阅览重要文件，各科室负责人呈上的报告，有时还有间谍提供的材料。在任的最后10年里，由于文件流量太大，我改为阅读分析处为我准备的一份概要，其中包括机密材料，要闻和各新闻社的报道。
外国情报局下属大约20个处，分别主管以下事务：安插在西德政府各部门、政党、工会、教会和其他机构里的间谍及他们提供的情报；军事情报；美国、墨西哥和世界其他地区；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总部；反谍报；散布假情报；从西德搜集科学和经济情报；窃取基础工业、电子和科学仪器工业以及航空航天工业的技术情报；各国大使馆；边防；培训翻译等。此外，还有一个处专门负责分析评估来自以上各部门的原始情报。
每周4至5天，我分别召见几位副手以及我个人直接管的各处处长，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以及重要的活动。每份呈送给领导人的报告我都要过目。米尔克并不修改我的报告，但有些报告被他扣压下来，没有送昂纳克，理由是：“上面看到这些报告不会太高兴。”通常我在位于利希藤贝格区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大楼的院子里与几位副局长和局党委书记共进午餐，利用吃饭时间交换情报，互通消息。即使是在戒备森严的国家安全部大楼内，我们提及间谍时，包括国外大使馆里的“合法”人员，也只用他们的化名，以防他们的真实身份泄露出去，陷于更大的危险。
我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极其乏味。情报这一行说到底其实十分枯燥，从浩如烟海的杂乱无章的情报中筛选来筛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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