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任秋回忆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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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逗留不前，说明我是受孙殿英有意陷害，申诉我无罪受冤，请他们主张公道。我和郭在1941年初在一战区集训时见到过，此前不认识。郭这封信是由看守所长代送的。我当时的用意一面是向他们表白一下，同时也是向他们指出，他们是没有证据的。这两封信全没有反应，郭季峤只给了一个盖上“×山樵夫”闲章的收到条，是用便条纸写的，既没有具名，也没有公章。
　　我考虑，影响他们对我处理方法的，不是我的信，专凭信，说得再好他们也是不会相信的，而是以下两件事可能起了作用：（一）岳烛远对我的阴谋侦察失败，给他造成了错觉，起了有利的作用。以前我是共产党员，岳是清楚的，因为我们就是1925年南京党内认识的。但是抗战前我所属的组织北方联络局以及一些有关系的人，全没有受到破坏，我也没有暴露过身份，所以抗战时期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们是没有掌握到我的材料的。这是一个他们需要考虑的现实的问题，也正好可以解释他们对我进行侦察的？？因。岳烛远为了搞清我的面貌，阴谋利用袁晓轩的叛变对我进行侦查，是比较有力而且阴险的手法。袁晓轩抗战初期是八路军前总参议室的负责人，是专做对外联络工作的，也和我见过面，但是他不知道我的组织关系，对我的共产党身份既不敢否定，也绝不能肯定。他阴谋的两次约会，再加上后来在长官部的会面，我对袁都采取了不亲近的态度，侦查起了反证的作用。这之后他错误地认为他对我已？？确切地了解了，认定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才对我从怀疑转而采取相信的态度，才敢于向戴笠作保，并且在戴那里起了作用，采用升官许愿的办法对我进行收买，甚至也关系到我被捕后他们所以不能按共产党处理我的主要？？因。这倒是我对他们应对的效果。我对岳也做了些工作，如请客吃饭，表示接近等，于是旧日关系可能就向好的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又？？各种证明，他可能更加自信了。因此他对我的态度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二）以后知道我在洛阳被捕的同时，新五军在前方搜查我的住处，又在部队逮捕了几十个人，这肯定是孙殿英伙同特务严家诰主持干的。这说明孙殿英不是对我一个人，而是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变了。但是在我前方的住处也没搜查到什么我有关共产党的秘密，听说我的房东老太太连我的几本书也给收藏起了。党在我的组织关系问题上，布置是很周密的，我没有横的关系。在前方逮捕的这些人，有的不一定是共产党，总也会有共产党，但是在这些人中间，不会有一个人说出我是共产党的，因为我在新五军没有组织上的关系。连彭文过重庆去洛阳时，周恩来为了掩护我，都不让她带组织关系，只叫她到洛阳后和李锡九一人联系。这是正确的组织路线的胜利。因此他们的这一罪恶勾当，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又一次给我造成有利的作用。严家诰去重庆过洛阳的时间，在我被捕已有两三月之后，显然是在孙殿英部队完成这一罪恶勾当之后，是在前方搜查了我的住处，并逮捕了大批干部，审讯全未查出我有关共产党的材料之后，向重庆去汇报请功的。　　　　对于我的情况，他们是一定要向戴笠反应的，这些事可能起到了实际作用。这两件事说明他们虽然认定我是共产党，但是毫无证据可言。从具体活动上，他们也很难对我进行追究，即以打朱怀冰为例，1940年邢肇棠跑了，我调重庆受训，我看基本是从这件事引起的。但是很微妙，？？都不谈这个问题。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势必追究到孙殿英身上。他们顶多只能说我倾向共产党，对孙殿英起了影响作用，但是决定作为的还是孙殿英，孙不表态，我实际上也是不能自行决定的。这一点他们是能懂得的，所以他们不能对我进行追究，追究起来，我就要推到孙殿英身上，他们反倒不好办。我只能负这点责任。因为已？？打响，仓促之间我在村外和他说了这句话，建议他走开，他不说别人不会知道，他说也说不出口。我在孙殿英那里的其他活动也都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他们对我的处理，一方面因为告发我的三条罪状缺乏事实，无所依据；再加在我被捕之前和之后，他们利用袁晓轩对我的侦查，搜查住所，在部队大批逮捕和审讯，毫无结果反而起了反证作用之后，无法肯定我是共产党，无法定罪；另一方面，即令如此，他们也并没有把我放过，依然对我不肯放手，仍然是长期监禁不放。而且我看对我的处理基本是在一战区解决的，因为转到西安以后，随即送到终南山脚的道峪监狱，再也无人过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狱中岁月（3）
在监部和政治部对于去看望的人都是有人监视的，去的人只是讲讲一般看望的话，有关案情的问题是不好讲的。岳烛远的情况不同。岳烛远在军法监部审问我以后，来拘留处看过我。这次见面他首先向我表示，他到南阳去了很久，最近才回来，逮捕我的事情他不知道。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以前熟人见面后的应付话。据解放后的文史资料了解，这次逮捕我的动力之一还有汤恩伯。据文强称，1941年*高潮期间，蒋鼎文初到一战区做司令长官，就和汤恩伯、胡宗南、戴笠商定对付*武装和地下组织的计划和布置，因而蒋到职不到两个月即逮捕了新五军副师长共产党员靖任秋云云（见《文史资料选？？》第三十二？？）。当时汤是一战区副司令，驻军正在南阳，岳是戴笠军统一战区的负责人，在戴笠和一战区合谋的活动中，不可能没有岳参加。岳烛远说的，逮捕我时他正在南阳，那就很有可能岳在南阳对我的问题和汤恩伯共同策划了的。当时我向岳表示，我这次是受了冤枉，孙加给我的三条罪名都不是事实，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我现在不是共产党，鼓动军队更没有事实，逗留不前更是笑话了，在我被捕前孙还有电报要我暂留洛阳可查，显然是陷害了。我当时要他帮忙，他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考虑这证明情况还不太糟，如果很严重，就是说他们已？？掌握了什么材料，认定我是共产党，岳烛远就不敢去看我，要看我去就是收买或威胁、利诱。但是，岳烛远来看看我就走了，这可以供我揣测形势。
　　到1941年底，到了12月初的时候，就把我从军法监部拘留所转移往一战区政治部。从政治部的工作性质设想，很可能是到政治部解决“？？有共产嫌疑”的问题，但是去政治部前和到政治部后，统没有人向我宣布去政治部的？？因和到政治部以后要我做些什么，到政治部后我也只见到一位科长，这位科长什么也没和我谈过。这时政治部主任是陶峙岳。送我去时，有个带枪的兵押着，先到政治部办公处所在的一幢小楼去，在他们以外的院子里等着。以后出来一位主管我这案子的科长，瘦高个子，南方口音，瘦长脸，年近四十的样子。他们事先都是准备好了的，没有多讲什么，他便要一个警卫的宪兵排长把我带到和他们办公室对面的一处平房的地下室去看押。洛阳、西安有种地下室，类似窑洞的挖法，向地下挖很深，这里冬暖夏凉，有钱人家才能挖得起这种地下室。新五军洛阳办事处长王松筠的后院就有这种洞，可以避暑和防空。关的那间房子像是？？来宪兵住的，两边摆四张床，以后这位排长和我一起住在这间房里，同住在这间房的记得还有一位。排长是北方人，河北口音，中等身材，只有三十以上年纪。科长把我交给宪兵时，同时叫他们给我送了一本三*义，一本建国大纲。我到那里，实在看不下去。看管我的宪兵排长也跟我住一间屋，他有好些小说，如三国、水浒，我便从排长那里借来天天看这些书。他们把我往这里一放又无人过问了，从我去到我离开，这位科长没有和我谈过有关我案情和思想的问题，政治部除看押我的一位宪兵排长外也只见过这位科长，再没有人和我谈过话，也没有受过审讯，这位科长和我见过两到三次面，统没有多讲话。家里可以去看，在一战区关着时，来人看还填会客单，在这里就到住的屋子里看。生活也不坏，每饭大概有一菜一汤，在送我去西安以前，由这位宪兵排长监视，出去洗过一次澡。可见形势对我还好。我当时想大概问题不像初来那时严重，他们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他们之所以没有采取什么野蛮的刑讯，这与当时我还是一名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的身份有关，对有这样身份的人用刑，他们认为也不像话。但是，战区的执法总监部对犯人是用刑的。这以后我才第一次要彭文找皋海澜向这位科长说情。皋和我本来素不相识，但当时洛阳实在无人可托，利用皋是徐州濉宁县人，那时徐属八个县，在外称徐州同乡，皋当时是战区兵站总监，是一个旧军人，就以同乡关系去找他帮忙。以后皋回复说，那位科长说我看不起他，皋还推测说，是不是他想要点钱。我被捕后家中生活已很困难，更无钱送他，这件事就如此算了。

狱中岁月（4）
在政治部大约有一个月上下的时间。快到冬季，旧历十一二月了吧，岳烛远又去看我一趟，是那位科长送他去的，送到他就走了。岳烛远这次见面才说：这里反映，给你送三*义、建国大纲看，你不看，每天只看三国、水浒。岳说这话也不是认真怪我才说，只是随便说说。岳当时确实认为孙殿英有意加害于我，“*”中，他向专案人员说：“靖任秋是共产党员，我早就知道。”但在1941年见到我时他认为“新五军是戴笠向蒋介石担保成立的，内部有戴的军事特派员和随军调查人员，绝不会允许一个共产党员靖任秋充当他的师长”，“我断定他已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此，我才敢于以黄埔同学的关系将靖介绍给戴笠，并请戴引见给蒋介石的”。岳还向专案人员说：“我感到孙殿英怕靖任秋走在他的前面（指1941年秋见戴见蒋），今后不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发生事故，就有取而代之的危险，所以孙殿英才诬告靖任秋是共产党员”，“当时，我想孙殿英是个老狐狸，有意破坏军统局的威信，真是可恶已极”，“因而，我给了一个电报给戴笠，要求戴笠电请长官（指胡宗南）释放靖任秋？？？？我又以全家性命保释靖任秋的函件，寄给胡宗南”。岳烛远因为当年有这些认识，所以才在这次来政治部关押我的地方看我。岳烛远也是在这次看我时告诉我说，最近要送我到西安去，他并诡称：你的问题到西安后就解决了。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并没有说明。实际无论是戴笠还是胡宗南都没有回答过他保我的函电。从岳烛远对我的谈话看，我到政治部以后的处理，岳烛远是参与了的。从他对我的讲话看，对他还不是不可以利用的，我大约是在这以后要彭文去找他设法营救的。
　　说到一战区政治部要把我解送到西安。我就做去西安的准备。
　　我的生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到了。加上，到西安看我就不这么方便，我生日那天，彭文搞了些菜，炖了鸡装在一个大瓦罐里送来，还把三个孩子都带上，大的伯文1931年生，刚刚10岁，二的玉仲只8岁，三的叔平就6岁多，她那时已？？怀孕，大着肚子，就要生第四个孩子季洛。这天，她带孩子们来到我住的屋里，放下菜，我听见彭文对孩子们说：“你们开始？？？？”起初我还不懂她说什么。见几个孩子听她说“你们开始？？？？”就一齐跪下，给我磕头。彭文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不晓得你这次走，什么时候出得了监牢，让他们给你磕个头，记住你这个爸爸。”我听到这话，心里真是难过。这到底是生离死别吗？勉强忍住才没掉下眼泪。这个下跪磕头的告别，孩子们在三十几年后的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磕头，实际上也是生离死别的一次（叔平附记：姐姐回忆，在去的路上，我们三个紧紧跟着走，路程很远，有十多里，天寒衣单，肚子也很饿，默默无声。妈妈说：“我们去看望爸爸，我们去给爸爸过生日，见了爸要给爸爸磕头。”？？？？爸爸见孩子们都来了，很惊喜。待舅舅放下挑子，妈妈对我们说：“给爸爸过生日，你们开始吧！”我们三个就一齐跪下，趴在地上给爸爸磕头。妈妈站在一旁对爸爸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没有流眼泪，我们也没有哭，在那种时刻从没有见过妈妈流眼泪）。她要我给没出生的这个孩子留下个名字，靖季洛这个名字就是我和彭文分手时，在洛阳监狱里给留的名字。记得到西安道峪监狱后，做过一首打油诗：“洛阳抛妻子，长安作楚囚，重圆莺梦早，岁去春不留。”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狱中岁月（5）
旧历十二月份，我被解送西安。总之，在洛阳期间，军法监部未宣判我的罪状，政治部也没有人和我谈过我的问题。解西安前，岳烛远又去看我一次。我问岳：我去西安怎么个送法？他说：“我那里派人送，没有什么。”解送的时候，的确没有戴手铐。有个看上去像副官的武装人员押送，在特务机关搞什么的不晓得，他带有武器，坐的客车，还包了个软席房间，就我和押解的人坐，这总算客气。我解走那天，李锡九老先生和我两个通讯员也到车站送我（他们当然也会知道那一天解送我走），还让我们随便讲话。岳烛远说的定心话，“到西安就解决了”，我还得考虑各种情况来到怎么应付。一到西安，先在一个小旅馆停留有一两个小时，以后就送到胡宗南的司令部，？？胡的参谋长派人送到胡宗南办公的地方（胡不在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住，他带机要参谋另住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是熟悉的呀！我去重庆时候，跟胡见过面，吃过饭。通过门上警卫，进得门来，放下行李，这次去是做的坐监狱的准备，胡宗南这时候当然不会跟我见面。他住南房，北房住的机要参谋。我就进了机要参谋的屋子，这位机要参谋，此时30岁左右，我进去他的态度很不自然，像是很踌躇，有话要讲又不敢讲的样子。我那时是个“犯人”，他虽只是个参谋，但是他当权，应该有点气焰，起码也有点气派。为什么他这么不自然？好像有话要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当时只觉得奇怪，等“*”专案组审查我，找到这位当时胡宗南的机要参谋，？？来他是我们驻墨西哥大使熊向晖，后任总参二部的负责人，当时是我党打入胡宗南处的地下党员。据说熊在西北时，给党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
　　我当时只在这位机要秘书这里等了一二十分钟，就有卫兵来要我出去。从这个院子后门出去就是禁闭室，到了禁闭室才了解这里监房很小，一个南房，里面分成三四个、顶多五个小监牢，是专关他们团以上干部“自己人”的地方。把我关进去，门就锁起来。没有铺，只有些草，我在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送我到西安道峪村一个监狱去了。在西安期间，从未审讯，更无判决。
　　在这个监狱我是单锁在一个房里。在这个监狱遇到一个在押的熟人，叫黄宇宙，东北人，抗战初期在林县附近的水冶镇杀死伪军司令李福和，率小部队伍起义到了林县，当时孙部正在林县，我和他在林县见到认识的。他们的房门白天统是不关不锁的，他们可以在室内室外任意活动，卫兵不在时可以到我住的监牢门外说几句话。第二天一早押送我去道峪，准备押送我的一个卫兵，他们已？？很熟，可能是个班长。他介绍我和这个班长见面，托付这个班长路上照顾，我就是？？他介绍才送了这个班长一只表，沿途和到达道峪监狱时得到不少方便。这人大概姓阎，二十多岁，中等以上身材，身体很结实，北方人。
　　大约1965年，由交通部转来黄宇宙一封信，是由组织部马万杰转交给我的。内容是一般问候，也提到西安监狱中见面的事情，此外没有其他内容，也没有说他在哪里，只在信封上看到有养老院的字样。以后我没有回信。
　　道峪村在西安以南六十里路的地方（地图上只有一个汤峪口）。押解我的人是带着盒子枪的勤务兵。我还有些行李、铺盖，一出禁闭室我就给押解我的人说：我们是不是先到小饭馆吃顿饭，雇个马车才走？他没表示反对。走在街上雇马车的时候，在卖豆浆烧饼小店的门前，我巧遇胡公勉（解放后国务院参事）。他大革命时是共产党员，在杭州当教员，教过胡宗南。胡宗南上黄埔军校也是胡公勉帮助他的，他跟胡宗南有这些私人关系。北伐时他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副官长，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他脱离那里，后来在上海，党又派他到浙？？，可能是1930年在浙？？组织暴动，失败被捕，可能还是胡宗南把他保释出去的（我对此并不确实知道，是听说的）。大半我在西安遇到他时，他已？？与党组织脱离关系。因胡宗南关系，他又曾在山西或甘肃当行政专员，我在西安碰到他时他又在西安已？？做了官，彼此之间还有旧日感情。和他认识是1929年在上海，和他的夫人彭漪兰认识得早，她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做副队长或指导员，从那时候认识的。她跟彭文很友好，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在上海又见到，是到他们家去看彭漪兰，认识的胡公勉。彭漪兰没有听说被捕过，也没听说自首，可能已？？离开了党的组织。我从重庆回来过西安才知道胡公勉在西安，到他家里去过一趟。这次我见到他，仓猝间和他说了几句话，便抓住他让他送信，我把被捕等情况和即要押送道峪村监狱都告诉了他，请他夫人彭漪兰去信告诉彭文。以后彭文多少知道点我的消息就是这个关系。后来在道裕监狱里曾活动一位医官，向他家里送过一封信，请他设法营救，后来无回信，也无结果。以后我也利用胡这个关系跟彭文写过信。押送的人已？？雇好车，看到胡公勉与我谈话也不干涉，我们坐车走了一天的样子，到了道峪村。

狱中岁月（6）
道峪村坐落在终南山脚下。这里山接山，山连山，通过崇山峻岭中的峡谷，向南可直达汉中。《三国演义》讲诸葛亮五伐中？？，路途难行，魏延建议出褒中，？？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即可到长安，近是近了，可那主意是冒险的。诸葛亮说：“此非万全之计”，假如对方利用道路难行，预先稍为布置一点兵，就要吃亏。从这里转到宝鸡、清水，一出宝鸡，就是所谓的栈道，终南山上都是栈道，从陕西到甘肃边缘，都修上栈道才能走过，所以诸葛亮累次出兵，采用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办法。我们从西安出发，打西南走到蓝田的回龙镇，六十多里路就到了道峪村。把我押送到这里天已？？晚了，他们给顿饭吃还算不错。吃完饭，把我送到牢房关起。　　我到了这所监狱，已？？不同于洛阳了，虽比一般犯人还优待一点，可牢门关了，同样不能出来。这里犯人很多，一间南房关着二三十以上的人，我住东房，只一个人，房里有些土坯，垫得比地稍高一些，加些柴草，讨厌的是关起门后没法小便。离开洛阳是在我的生日阳历1月1日之后，进到这间东房牢狱，当天或是第二天就是1942年的旧历除夕。牢房的门是一根根木棍子做到一起的，外面可以看你，你也可以看到外面。终南山下，无门无窗，睡在草上，可以远远看到终南山头，积雪银白，真冻死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虽不贴切，但是，门敞开？？着凛冽的西风，这情景倒是真的。正过旧历年，他们监狱还挂红灯，我新去，给我门前房檐也挂了一盏红灯，这种玩笑，叫人哭笑不得。
　　这所监狱规模不小，是个大庙改的，庙靠山边，门向北，一进庙就是大殿，有个院子，两旁厢房，是那些看守管事的人们住的，正殿空着未用还有菩萨。向东向西有两个小院，算是两个看守所，我先关在东院，后又移到西院，最后越狱就是在这个西院。进大门向西再向南转东，还有一个院子也是关押人的，有两排看守兵也是住在那里，这个院和我住的西院的中间有大块空地。监狱的周围有三个碉堡，围墙以外，东北角有一个，东南角好像也有一个，西南角，就是我在的那个所的斜对面，在围墙里边也有一个。监狱组织是个看守组，组长可能姓朱。下边至少是分两个所，可能是三个所，看守这个监狱的部队有两个排的武装，两个排长兼两个所长，两个看守排轮换担任看守。我初到时住的监狱看守排长姓卞，听口音是北方人，另一个是浙？？人。这个姓卞的是我一到就碰上的所长。我初来时要检查随身所带的衣物。国民党这套我是知道的，我就在检查时以请他代为保管的方式送给卞排长一个金的怀表、一只派克钢笔。因此他对我好些，给了我不少方便。我的门可以不总锁着，让我出来放放风，一般的放风时间我不放风，一般不放风时我可以出去。这里一般犯人，一顿发两个馒头、一桶水撒点辣椒面叫做汤，没有菜，普遍都吃不饱。我在那里，吃的是专门给看守排长做饭的人单给我做的饭，馒头可以让我吃饱，有的时候有点菜。我记得有次送的菜是七根豆角，比起吃辣椒水来，已？？算是优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师长，对我态度客气点，不像对那些犯人一样，大声呵斥，甚至打人。让我不跟大家住在一起，单分开住，好意坏意，天才知道。我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做过几件“违法”的事情。第一次是初进去时，活动一个看守兵给彭文向洛阳发过一次信，被发现了，一度取消了“优待”条件，过一段时间又恢复了。监狱中也有医生，有个青年医生有正义感，他看我不是一般犯人，我就托他给彭漪兰送去一封信，让他转信给彭文。这次没被发觉。彭漪兰的地址是我1941年由重庆回洛阳路过西安时知道的，告诉医生由医生送到她家的。后来就和看守兵陈立朝？？上了关系，第三和第四次信都是由陈立朝代发的。另外，还给岳烛远写过一次信，请他设法营救。信中纯以私人关系向他请托，信交给了看守所。据我了解他们没有给转发。

狱中岁月（7）
我1942年关在道峪村监狱时，见到朱雅林已？？关到这个监狱里。我初到时是关在这个监狱的东院，以后移到西院，朱便已？？关在西院的监狱里。这个监狱（西院），一般都是几个人关在一个牢房里，个别的也有单关的，如有一个已？？疯了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人，可能是这个女人的爱人，都是单关的。我和朱雅林都是单关的。我和朱雅林是在大革命时认识的。南昌起义时他在十一军政治部做科长，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便没有关系了，这次在监狱里才又见到。我只知道他叫朱雅林，他也只知道我叫靖大康。有时看守不在，大家还是叫老名字。这监狱是只关不问的，“犯人”的表现是不大能看出的。只在作风上，有时看到他对那位女“犯人”态度有些不好，如女的晒被子，他有意向她的被子丢东西，是不好的。
　　这里是个特务监狱，对外是保密的，监中不准向外通讯，也不准外人看望，和外边断绝一切关系。犯人都是没有？？过判决的，也从来不加审问。监狱是个阴？？？？的地方，我从1942年初进去，到1943年越狱出来，只见过活人进去，死人抬出，从没见过一个活人出去过。监狱归胡宗南管，由他本人的卫队长，少将级的刘大钧负责管理。由于这个特殊地理环境作屏障，这个特务监狱跟外边是完全断绝关系的。
　　这样关了很久，与外边无法通任何消息。我托卞排长给我找点书，他找来了四书五？？、佛？？、道德？？之类的书，我自己带一套王阳明全集。孙殿英本以为我会很快处决，断绝了我家的粮食供给，还把我骑的马、带的枪都收了回去，做得很绝情义。以后看看我没有很快处决，执法总监部又把我送到政治部，政治部又把我往西安送，临走李锡九和办事处的人还可以给我送行。有这些事，孙对我的情况就迷惑了，甚至他产生了错觉：怀疑我跟国民党特务有了勾结，国民党要利用我。及至把我送到西安，又转送到终南山特务监狱，对外隔绝，连孙也得不到消息，他反倒顾虑起来。他想留个后路，并且做给他部下的人看，春节时他竟然要驻洛阳办事处给彭文送去了两万块钱，旧军阀的诡诈多端竟至如此！1943年初彭文托彭漪兰转给我两千块钱，通过胡公勉（利用他跟胡宗南的特殊关系）送给了卞排长。当时只通知我送来两千块钱，也没讲清？？送来的，我很耽心是彭文到了西安送钱来的，又怕她到西安后同样被捕，也作了首打油诗：“去年岁暮冰雪天，君扯儿辈西渡关，薪桂号寒家国破，忧怀同运奋志坚。”我并没有见到这钱，监狱里两次替我买去过二斤花生。
　　我在这所监狱里一直待到1943年的4、5月份。这里只是监押看管，既无人审讯，也无人过问，就连一般集中营搞的欺？？宣传也是从来没有的，更没有人宣布过罪名，也没有人宣布如何处理，和外界断绝一切来往，真正是一个特务监狱的典型，是一个监禁到死的鬼地方、死地方。监狱犯人都没有裤子穿，有的有件单衣，有单衣的也是衣不蔽体，我进监狱那天，关很多人的南房就冻死了一个。因为正是旧历年，监狱里不愿过年抬死人，就放在？？处，和活人一起，过了初三才抬出去，就在终南山脚扒个坑埋掉。我还记得1942年有个犯人，也是死在监狱里的，没死以前，已？？双目失明，送给他吃的馒头上，常常有蛆在爬，他吃的时候，有蛆也不知道。等他死了抬出去，蛆都爬到了隔壁房里。这里的跳蚤更遍地都是。我在考虑，关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逃跑则要冒九死一生的危险，怎么办？　以后我听说：我的问题是蒋介石批的“永远监禁”。不审不判不放！这就是无期徒刑。他不杀我，把我关起，也考虑到那时国共合作并未完全破裂，正是在抗战嘛！我恐怕是沾这个光，否则也早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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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狱（1）
在终南山下道峪村的牢狱中，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办。后来想跑，但是，跑也不容易，没有卫兵？？助，牢门都开不开，怎么跑？监狱院子很大，大门有门岗，三个监禁犯人的小院都有值班，各个犯人监牢的门上又都落锁，四周岗楼上有卫兵，围墙上架有铁丝网，戒备？？严。如果想越狱逃走，人就是不从大门走，也难逃值班看守的监视，一越墙，岗楼上的哨兵就能看得到，是难以逃出去的。但国民党的弱点，在监狱中也暴露出来，后来出现了一个有利情况：国民党部队历来欠饷，到1943年时期，更为严重。物价飞涨，领到饷也买不到东西，官兵生活都有困难，士兵的思想很动摇。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