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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任秋回忆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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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喜⒎枪膊吃薄Ｔ谒锏钣⒉慷又泄ぷ鞯牡吃币灿欣肟模铉透弦坏雷吡恕＠铉淖撸跋斓剿锏钣⒂肜钗畔壬墓叵担ɡ铉抢钗系那淄馍Ｕ庵直浠说那榭觯蕉炀吐涞轿业纳砩稀Ｗ孕献吆螅纷蛭遥业拇掣选Ｏ仁窃诰空荡Τ霭娴男”ㄉ瞎晕医泄セ鳎锒晕乙步浔钙鹄矗遗闪烁龈惫伲业笔崩斫猓吹娜嗣惫伲滴嗍印Ｅ芰诵嫌衷偃梦遗芰耍缘盟弈埽由稀白又旎潮淮颉钡氖拢芤懈鲎怕洹９竦骋环矫娑运锸┘友沽Γ鄙璺ǘ愿段遥�1941年初，国民党军委调我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对于他们的意图，我知道是以“中训团”为名，到重庆以后用其他手法来对待我。孙殿英也同意我去重庆。以后我了解，他打算叫我去重庆，一则对重庆可以表明他的态度，二则借此让我离开他的部队，一举两得。我当时考虑过离开孙部不去重庆，但这时彭文也在湘鄂赣特委发生了问题，组织决定已？？动身从湖南？？重庆到我这里来，我已告诉她过重庆时住到孙的重庆办事处，我如果走了，她会出危险。而且她们在路途上，我也无法通知她们说来了有危险。她们来了，我只能不走。邢肇棠脱离孙部前，李琦曾向我讲过要离开孙部的事情，我和李琦讲了这件事，暂时没能走。而且，邢肇棠走后，孙对我有了戒心，脱身已？？不太容易。我既不能走，就不能不去，否则国民党会以抗命论处，是要加罪的，孙殿英也可以采取各种办法配合（其实，这就是孙殿英与国民党配合搞的），孙殿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再者，也考虑到孙殿英的态度。我去重庆受训，就是因为在孙部一段工作引起他们的怀疑，但考虑孙当时对我确实尚无伤害之意，只不过是想表白他的态度，缓和重庆对他的压力。我考虑，只要孙无恶意，因而去重庆尚不至于有危险，等我家眷到后也好一同设法走开。为了能够再坚持下去，看看情况，便决定去重庆。开始，我没有表示，后来表示去，这时我正在卫立煌办的一战区为时两星期的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总共只有几十人，编成一个队。我是新五军第四师副师长，是孙殿英派的，第三师去了个参谋长张季良（实际在军部作参谋处长工作）。我带两个通信员薛集敬和李吉庆，两人各带驳壳枪一支，我带一支小手枪（即1937年戴笠送的）。去洛阳是同警卫营一部分队伍一同走的。我跟孙殿英说好，一战区师长训练班结束后我去中训团。
去重庆前，孙殿英写信要我过西安时会见胡宗南，到重庆后会见戴笠和张厉生。打朱怀冰之后，庞炳勋、孙殿英两个军已？？编成了廿四集团军，庞升任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部归他指挥。庞政治上与中统有较密切关系，当我要去重庆受训时，孙殿英让我到庞炳勋处去一趟，并要庞炳勋写信给洛阳胡××（估计是中统河南比较负责的人），由胡写信到重庆后会见徐恩曾。不知是不是孙想借此向庞说明，他那里的人不是共产党，只不过是跟共产党接近，为此才叫我去中训团的途中从庞处一过，叫庞把我向有关方面也作些介绍？庞炳勋在我去找他时，就给我介绍了长驻河南的中统（CC）特务头子胡××，让我到洛阳跟他见面。这个特务又介绍我去重庆时见徐恩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2）
我到洛阳时大概是1941年初春节前后，以后彭文从重庆到洛阳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弟弟彭轶黄。这次是我先到洛阳，她后到的。抗战开始她到了湖南，后接关系到岳阳当中心县委书记，并参加湘鄂赣特委。1939年夏国民党制造了平？？惨案。湘鄂赣特委遭到破坏，国民党对她发了通缉令。她把孩子丢在岳阳乡下老百姓家里，一个人跑到宁乡她二妹利华处躲了一阵。1940年10月，她请人挑着九岁的伯文，七八岁的玉仲，五岁多的叔平，从岳阳到宁乡，然后？？西南公路而贵州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恩来同志。她是湘鄂赣特委介绍她到办事处的，南昌起义时，彭文在前敌军委会恩来同志身边工作过，她汇报了从湘鄂赣特委跑出来的？？过，就提出要到延安。恩来同志因为我在孙殿英部队，没有同意她去延安，说那样会使我暴露，要她到洛阳掩护我。又讲她到洛阳不能带组织关系（我在那里也没有组织关系），只跟李锡九来往见面，将来她的组织关系由邓大姐证明。所以，彭文只有到洛阳来。她从湖南逃出来，带三个孩子，由宁乡、贵州、重庆而洛阳，辗转数千里，过西南公路的吊死崖，崖下白骨累累，在下一个大坡的时候，她们坐的汽车前轮子掉了一个，真是间不容发（叔平附记：到了重庆以后，我们三个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麻疹，也无药可医）。可是，她们到洛阳后，我想跑也不能跑了。我去洛阳第一战区师级干部训练班受训，先住在孙殿英洛阳办事处，她们到后，我们移住到城郊瞿家屯，又碰上敌机？？常轰炸。这时，我的处境已？？不是只考虑一个人，而是要考虑一家人的问题了。
我到洛阳，先到一战区司令部报到。洛阳训练班为期只有两个星期，没有遇到什么特殊情况，照他们的说法，目的是 “让各师负责人在此彼此认识，便于今后配合作战”。这时战区司令是卫立煌，训练班队长是赵寿山（解放后任陕西省长，当时在孙蔚如部当军长，也是临时调训性质，可能此时国民党对他也有点怀疑了），他在训练班结束时请吃饭，我也参加了。我知道他这个人，但不知道他的政治态度。从赵寿山也可以看出来，我党的打入工作，各处都有。
在洛阳会见了胡××，由他给徐恩曾写了信。我们见面没有谈其他问题，以后也没有再见面。此外，在洛阳和李锡九一同到CC（中统）特务谢质如家看过他一次，也只是一般的应酬。
那时还有个特殊关系……从新五军洛阳办事处了解到，一战区军统负责人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头子岳烛远，正在洛阳。我非跟他见面不可的？？因是多重的。这个人我们？？先彼此是熟悉的，我们是1925年在南京党内认识的，我在东南大学入党时，他在南京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也是党员。当时南京一共二十多个共产党员，他当然知道我那时是党员，这也是过去的一点关系。从1926年我去黄埔到1940年底，有15年的长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1941年初我到洛阳才又见到面。隔了这么多年，他叛变当了特务，当时任一战区调查室少将负责人，我是否还是共产党员，他既有怀疑，又不能肯定；岳这时正在一战区负责军统特务工作，我在的孙部正是一战区指挥的部队，与岳有关，不见面不好；我在孙部的情况他们可能知道，不见面也不好；我到重庆主要问题在戴笠那里，我到重庆去又要和戴笠见面，岳是戴的战区负责人，和岳见面请他能和戴先打个招呼，可能要更方便些。愈是这样，从麻痹他出发，我还非跟他见面不行。这是不能回避的，我就主动先去看他。我去是在岳住的地方，门上没有机关的牌子，？？过传达到了岳的房子，见面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只岳一人。见面中我对他只作一般的应酬，只谈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我去重庆“中训团”的事。我向他表示和孙殿英的关系很久，抗战前一直是在北京住，我告诉岳我这次是去重庆中训团受训，准备和戴笠见面，以后有些事还请岳帮忙。岳当时表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也不谈过去历史，政治问题他也没有向我询问过。以后，岳到孙的办事处来看我，只是一般的谈谈。后来我请他吃一次饭，就更没有多谈什么。谈话时有可能表示我已不是共产党了。我和岳烛远还一齐到过谢质如的家里，他们两个都是军统和CC的招牌人物。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3）
1941年我从林县前方去重庆，初到洛阳时，岳烛远对我是有警惕的，对我是用了一番侦察功夫的。在洛阳遇到一件事，我认为就是军统布置的对我的侦察。新五军在洛阳的人员一般都住在瞿家屯，但在洛阳城里设有办事处，城里的办事处处长叫王松筠，他是为孙殿英贩卖大烟的心腹。我驻在瞿家屯，时常到城里办事处去。那里有很大的房子，前后院子好几重，各方面人来来往往，吃喝应酬很多。有一天我刚到那里，一进客厅坐下，就说有人要来见我，还要“面交”一封信。我就出去，有个人交了一封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信给我。这封信是干什么的？打开一看是袁晓轩约我在洛阳有空袭警报时到北大街一个十字路口见面。当时洛阳？？常有敌人飞机空袭。1937年底抗战开始以后我和袁晓轩在太行见过面。当时他在八路军总部作参议室主任，曾？？代表八路军总部到过孙殿英部队，我们见过面。按照一般情况，我是共产党，他是可能知道的，幸而抗战后是由周恩来直接指派我做敌军的打入工作的，而又采取了单线的关系，因而袁晓轩不知道我的身份，见面时也并没有组织关系。我到洛阳后也并没有和他见过面。我这次去重庆是有警惕的，等打发这个送信的人走了，当时我心里有点奇怪：组织上我跟他并没有关系，从组织关系说不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系。袁是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长，我到洛阳袁可能会知道，按我们当时的身份，如果他有事需要见面，完全可以采取公开的形式到办事处见面，我们可以单独谈话，什么问题也不会有。我当时考虑，以我们公开的身份，不容许这样公开的秘密活动，不应该采取秘密的方式，特别是约我空袭警报后到大街上去见面，更容易暴露。空袭警报后大街上除军警特以外，路断人稀。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公开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长，是军警特注意的重要目标，我是一个着军服的高级军官，两人在十字路口见面谈话，必然引人注意，彼此身份很容易暴露。这样见面很不妥当。我就没给他回信，也没有去。隔几天又和上次一样，也是我刚到办事处，有人送信来要亲交，又是袁晓轩约我见面，还是约空袭警报后，只是地方改在城南离洛阳五六里路的洛阳名胜洛阳桥。这次我注意到，两次送信人都正好在我刚到办事处之后就来了，怎么这样巧？现在想，我在洛阳期间是有特务盯梢的。尽管郊区人烟稀少，我仍然考虑我没有跟他见面的必要，如果我跑到这种荒郊野外的地方，出了事情也无人知晓，会搞个下落不明，这样更不妥当。所以这次我仍然没有照他的约会去见面，也没回信。过几天又来了第三封信邀约，约定的见面方式变了，以战区的名义要我到长官部去开会，约定某日某时在一战区长官部会客室或会议室。是不是信里还提出开什么会，已？？记不清楚。在一战区司令部公开见面可以，我去了。我到时已有三四位先到，其中有李锡九老先生，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因为有前两次约会，这次又有李锡九，我更加有了警惕了。当时还没有想到袁叛变，只考虑怕有人监视，只和李老互相打个招呼，也没有多说话，等了一刻，袁晓轩未到，我即匆匆告辞。这仍然是个圈套，约你单独一个人，你不肯见面，就约几个人，约了李锡九，我看李锡老也是糊里糊涂地见这次面。后来我被捕越狱到了解放区，才知道袁晓轩早已叛变投敌，是个叛徒，但当时组织还不知道，仍然在洛阳做八路军办事处长。才又回想起在洛阳他的三次约会肯定是岳烛远给我设下的圈套。一、袁晓轩既然叛变了，岳烛远一定会向袁晓轩查问我的政治情况，我和袁晓轩虽然在太行地区见过面，但从无发生过组织关系，又无党内私人介绍，袁晓轩是不可能肯定我是共产党员的；二、岳为了进一步查清我的政治情况，采取了极为阴险的手段，利用袁晓轩还是八路军办事处长的身份，采取写信约我会面的办法，侦查我的政治面貌；三、可以肯定袁的这一活动必然是岳的指使，因为袁既已叛变，不会还为了党的工作去找我，只能是受岳指使对我阴谋进行侦查；四、岳可能？？过两次警报约会没有结果之后，才又第三次用在长官部公开见面的机会，再次窥察我对袁晓轩的态度。如果我去了起码暴露身份。幸而我考虑得多，避免了这三次约会的圈套，没有上当。相反，我还得到相当好处。岳烛远对我的三次阴谋侦察，不仅没能查出我的组织关系，相反给他造成对我有利的错觉，岳烛远已确认我不是共产党员了，成为他对我从怀疑到相信的转折点。当时我要不慎重考虑，后果真不堪设想。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4）
从这以后，岳对我采取了比较接近的态度。在我告诉他去重庆，请他以后多帮忙后，他给戴笠通了信，还提出要我过西安时介绍我和×××见见面。1956年审干中，才知道他给戴笠写信保我做师长。当时说请他多帮忙的话，不过只是作为对他的应付，可能他对我请他帮忙的理解就是从副师长到师长，但是1941年新五军的情况，已？？不是做不做师长的问题，而是还能在新五军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一战区训练班结束，中央训练团十四期已？？开学了，我就到重庆报到。孙殿英交代我路过西安时见见胡宗南，并给胡宗南写了信。我到西安，拿孙的信去见的胡宗南。信的内容是一般的问候，也说到我去重庆是到中训团受训。见胡是在西安东厅门、胡的住处，也是他个人办公的地方，门外无卫兵，门内有警卫。通过传达先交的信，后见的面。这次见面除先替孙问候他外，说到要到中训团受训，因为先参加一战区集训，时间已？？耽误了，估计到重庆时将迟到一周左右，不知报到会不会发生问题？他说他的副司令陶峙岳也在中训团受训，你到后如有困难可找陶峙岳想法。胡宗南给他的副司令陶峙岳写了封信，要陶加以关照。陶也在中训团受训，当大队长。反正教育长之类的人，都是他们一伙，报到迟早，他们点头就行。从当时情况说，既是要去重庆，和各方面见见面，可能有助关系上的缓和。我在西安住的是西北饭店，第二天或第三天胡宗南请我去吃饭，可能发了请帖。这次吃饭除我以外还有三四位客人，有一位像似学校的教授。 我到西安还会见了岳烛远介绍的×××。当时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是军统比较负责的人，但没能做进一步的了解。会见只是一般的谈话，未涉及具体的问题。和这个人见面时，还有个徐州人，也是黄埔学生，好似有意在我跟前亮相似的，从会客室门前面走过，他走过时向会客室里看了看我。这个人？？先跟我是熟的。我跟他只是点头招呼，没有讲话。
后来，我还会见了西安战干团团长？？雄风，他也是黄埔学生。从战干团的性质说，？？雄风大概是军统特务。在他请我吃饭时，有个徐州人，叫韩继汉的黄埔学生，显然是军统特务，突然也来吃饭，有意向我亮相。我和韩继汉在广东党内认识的，又是徐州同乡，人很熟，本来应该打招呼，邀他一同吃饭，因为他来得很突然，又在我和？？雄风一起的时候，一时转不过来没有招呼他。？？雄风和他点头招呼，我是1927年离开黄埔的，离这时已有十年，我就装成好像不认识韩似的，让他走过去。他在同一间房子里的另一桌上坐下，见我不予理睬，也没好过来。一间房子，三个人，又都认识，分在两下里，一时搞得我很被动。饭后也便各自走开。
过成都，会见周遂初，四川人，在军校时我们同队，他是队上右派的头头，和伯良、李厚如都比较亲近。当时在成都四川国民党省党部负重要责任。除请我吃一次饭外，这次会见没涉及其他问题。
那时西安到重庆交通还靠长途汽车，时间很难掌握。到了重庆，中训团早已开学，中训团受训共四个星期，我已？？迟到了两星期。从洛阳到西安，我已？？是在特务的包围圈里了。孙殿英要我到重庆，主要是让我去和戴笠见面。我去之前，孙打过电报给军统，我又带着孙殿英给戴笠的信。我也考虑到，到重庆后主要麻烦是戴笠那里，因此我报完到，就先把孙的信送给戴笠，并讲了不能不先去中训团报到的理由，所以迟了。并讲明，受训结束后再来拜望。实际上，你自己不讲，他们也知道。军统、中统在中训团也有专门做工作的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面对戴笠的收买政策（5）
我去中训团首先找陶峙岳，陶对胡宗南的信当然照办。中训团是一个集训军队团长以上、政府县长以上的干部训练机构。中训团长是蒋介石自己兼的，教育长是王叔铭。训练时间每期四个星期，我因为迟到了两个星期，只在中训团两个星期，因此开学时举行什么仪式，我没有参加，到后也没有打听。中训团的规模有两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独立中队。大队和中队的队长、副队长统是由调训的干部担任，大队的队长、副队长由集团军和军的干部担任，中队的干部由军、师干部担任，独立中队的中队长是由兵监部的一位中将训练总监担任，大概姓徐，另有三个少将级的副中队长，其中一个是白崇禧的副官长，我在独立中队也是副中队长。他以后跟白崇禧讲了我去受训的事。白崇禧、李宗仁跟孙殿英的关系很久，为了孙的关系，在我从中训团毕业时，白崇禧在请客吃饭时也请我参加了。这个期间，遇到不少过去黄埔的同学，无非都是见面约吃饭。
我到中训团是被指名调训的，进去只要带军的介绍信即可，不要其他手续。中训团没有写自传这种办法，只填履历表，主要是现任职务和级别，也有出身，他们要填的出身是你从什么军事学校或行伍出身等，其他材料和表格的填写没有。
训练团的生活，每天早晨要集合一次，由中队向团的值日报告人数，就解散了，是否还有早操等活动，记不得了。上课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官样文章的讲话，我记得上课的多半是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讲各部门有关情况的多，如孔祥熙去讲过财政情况。训练团的秘密活动，从国民党特务工作的分工设想，我是军队系统，应该是军统特务的活动对象。因为我一到重庆就先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那里挂了号，这就到了顶了，可能因此中训团的特务就没有人再向我啰嗦，比如搞调查、填表什么的。
中训团这一期结束的形式，是召开了一个大会，蒋介石亲自到场讲了话，内容已？？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在蒋介石一到会场上台后，站在他背后的，大概是王叔铭就立刻指挥台下欢呼，有的把帽子扔到房顶，台下本来站的是队形，队伍也乱了套了，直到蒋背后的指挥示意停止时，才安静下来。结束时还每人送了一张蒋介石的相片；蒋介石请少将以上军官在嘉陵宾馆吃了一次饭，到场的有五六十人。吃饭的前后蒋并没讲什么话，大家先到坐好，等他到后就吃，吃完他先走，大家也就散了。
在中训团受训结束后，我按？？订计划前去跟戴笠见面。是戴笠约我的，地点在嘉陵？？边的另外一个地方。前面讲过，抗战开始，在上海我跟他见过面，他还送过我密码本和手枪。这次见面，先替孙殿英问候他，他也问候了孙殿英，孙殿英部队和前方情况很少谈，至于打朱怀冰这类的事情我不谈，他也根本不问，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只说了几句闲话以后，谈到孙部情况，戴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意思是中央没问题，他可以代表中央负责。接着他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都是嫡系。我当时对于他的这个话感觉很突然。我当时考虑，戴对我对孙同样是不能信任，对我则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是两个，一是对我收买，是想以新五军作诱饵，要我先上钩。我过洛阳时曾和岳烛远笼统说过请他帮忙的话，可能他理解为帮我做师长的忙，戴的话或者与此有关。而戴更比他高明，等于直接说：你应该当军长。他的意思很简单：从今以后，你听蒋介石的，听国民党的，我利用你把孙殿英的军长取消，“中央没有问题”、“中央我负责”，很干脆；这是戴进一步？？我下水的手段，要我见蒋介石，那是对我用了最大的引诱，争取我归顺，企图在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下，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促我下决心，这便解决了政治上一系列的问题。二是我当时还意识到，蒋介石的中央军一贯是以消灭杂牌队伍为目标的，他专搞互相兼并，大鱼吃小鱼这一套。他企图利用我在新五军的关系，从内部来搞垮孙殿英，解决对付孙殿英的问题。因为孙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参加过多次反蒋活动，一直没有好好听命过，这次抗战重新再起，也不是事先得到蒋的同意，而是先自成武装，造成既成事实，南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的。对我进行收买，同时利用我来从内部瓦解孙殿英部，他们是想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是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当然对我也有考验、试探的意思，我接受以后就只有俯首听命，我不接受，便再作进一步的对待。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搞垮孙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如果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搞这件事，就是很大的错误了。国民党的用意无非是让我和孙增加矛盾，他们从中渔利；而且在孙的部队里也还没有取而代之的基础。我当时未置可否，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没有明确表态，只含糊应付了事。因为如果明确表示同意，必然下一步便是具体化的做法，同时便要政治上投降，俯首听命；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就是周恩来指示过“能打进去更好”，但这个事情，根据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做不到的；我到孙部后的一系列事实，没有相反的实际行动表现，说空话是？？不了像戴笠这样的特务的，因此我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表示不同意则于我不利，因为这样表示就会造成困难，甚至我在重庆就会发生意外，因此只有含糊应付过去，婉言说明在孙部我毫无基础，对孙部没有控制力量，这样含糊推卸了。谈话不长便结束了。这次见面，他又送我一本密电本，要求今后多多联系。意思是：以后常联系，你回去给我想法搞孙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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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蒋介石一语谈崩（1）
跟戴笠见面后，又去看过徐恩曾，他是庞炳勋和洛阳中统头头介绍去见的，回去以后还得向孙殿英有所交代。所以我到重庆跟戴笠见面后，还得拿着洛阳胡××的介绍信去见他。他已？？知道我和戴见过面，孙殿英的部队又属军统掌握，他也不便插手，所以他见我面，好像对一般客人一样，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内容。只是，看来特务都有个办法，像我在西安与特务见面一样，会客室门前走过一个人，在他走过时有意地停步看看我，同我点点头。我见到的是胡汉杰，苏北宿迁人，一个我在徐州读第十中学时的同学，当时私人关系很好。这人比我高两班，同过一年学，以后他也在武汉军校（或黄埔）读过书，1927年潮汕失败后，在上海还见到过一次，那时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我跟他没有组织关系，以后再没见到。这人就在这想不到的时刻，在我面前穿过。他们特务的会客室好似专门用来干这个的，我思想上又是毫无准备，只是勉强和他点点头招呼了下。没有进一步的表示，那个人就走过去了。
共产党叛变了的，敌人一般都派作特务。从西安特务头子处遇到黄埔三期的韩继汉（1926年我到广州把组织介绍信交了，代表组织上约我见面的就是此人），在徐恩曾处又遇到胡汉杰，他们采取的手法都一样，特务用这种手法是要让你知道：你过去的事我们都知道，借此要你好好就范，老老实实听他们的。你不老实，“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当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从以后的发展看，这是有问题的。这件事和我回到洛阳后，在被捕之前朱秋白去看我，统是有联系的。朱秋白也是宿迁人，和胡汉杰同乡。
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戴笠就通知我去和蒋介石见面。从中训团受训的学员说，高级军官蒋一般也是要见一次面的。他替我准备了汽车，门上的警卫实际就是戴的特务，当然他都布置好了。我本来住在？？北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过？？上坡后汽车已？？等着我。见蒋介石还有套装束：服装整齐、挂上皮带、军阶、鞋擦得锃亮，戴上白手套。去时门上警卫似乎先知道，只通了姓名便被引进去了。蒋在一个会客厅里，我进去后一坐下，他便问华北情况怎么样。没料到第一句话就说崩了，把蒋介石搞·？了。新五军驻林县、黄河以北国民党已？？没有什么队伍，那时华北只有八路军在抗战，谈华北首先得谈八路军，这是客观存在。我的语言也只有在华北的习惯语言，所以一开始便说华北共产党、八路军？？？？一句话没容讲完，他就？？气冲冲，怪叫：“奸党、奸军”， 连叫了两三遍，我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我考虑我正没法说，说八路军好不行，说坏，我怎么说呀！他一发脾气，我沉默了一两分钟不说话，他看我不再说话了，就没有再往下问，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本便条上勉强晃了几晃，批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条子，送我路费，我便就此退出。蒋送师长级军官路费是有惯例的，分两千，三千，五千三种。这个见面就这么结束了。事情发展成这样，坏处是局面搞僵，好处是不致于再深陷在这个特务圈内。这件事发展下去，很清楚是让新五军跟共产党搞摩擦，或是他们搞孙殿英。这张条子是拿到办事处交给刘曾若派人去取的。我还提出把这钱交给办事处，用电报也报告了孙殿英，后来刘不愿收，我便作了回来的路费。
和蒋介石一语谈崩（2）
会见张厉生，是孙殿英有信要我去看的。这次和他见面是和刘曾若一同去的，是一般拜会的性质，代孙向他问候，没有涉及具体问题。孙殿英每月由刘曾若从办事处给他送一千块钱，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常关系。在重庆还见到伯良和樊××，都只见到面，一般的谈谈。樊××是川北师管区司令，我们以前都是同队，他们也都是同队中比较反动的。
从中训团出来到与戴见面之后，各种力量我都接触了，大体情况已？？摸到：他们对我想采取收买的办法。？？因有几个：一、在洛阳岳烛远对我的侦察，没有搞清楚我的真实情况，他判断，我很可能跟共产党已？？没有关系，虽然我还倾向共产党。他们不是不考虑采取各种手段，比如让我脱离部队，或把我除掉，但只根据他们当时了解的情况，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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