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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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十二日，农民军逼近北京郊区，朝野震动。朱由检召集大臣询问对策，大家都束手无策，只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例如关闭城门、禁止出入之类。次日，他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大家一言不发，他气愤之极，大骂兵部尚书张缙彦渎职，张缙彦索性掼纱帽，乞求罢官。这种精神状态，除了坐以待毙，还会有什么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轻易地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与总兵马岱临阵脱逃。
　　三月十六日，朱由检仍然在宫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补知县三十三人。突然，太监送上紧急公文，打开一看，朱由检顿时脸色骤变，起身入内。这份紧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经陷落的塘报。内容是：这天黎明，农民军攻下昌平，总兵李某自杀。农民军随即进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当天夜晚，农民军沿沙河挺进，直达北京外城的平则门，沿途火光烛天。
　　　。。

煤山自缢，以身殉国（2）
明朝大难临头了。
　　“讲和”乎？“亲征”乎？
　　兵临城下，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体，迅速分化瓦解，犹如大厦将倾，飞鸟各投林。一些投机分子秘密策划应变措施，准备迎接改朝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
　　戴笠《流寇长编》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京官凡有公事，都派他的听差传递简单的公文摘要，称为“传单”。三月中旬的某一天，兵部官员魏提塘在路上见到一名高级官僚的听差急忙赶路，询问之下，那个听差出示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太监曹化淳和兵部尚书张缙彦等文武大臣“公约开门迎贼”（大家一致约定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不少官僚都已经在“传单”上签署了“知”字。可见一个应变的阴谋正在悄悄地酝酿之中。以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一点。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东路进至高碑店，西路进至西直门外，开始炮轰城墙。紫禁城内，早朝依然照例进行，皇帝和大臣们相对哭泣，手足无措，有的说，应当起用“阉党逆案”中遭到严惩的官员；有的说，应当加封刘泽清为“东安伯”，要他从山东赶来“勤王”。朱由检知道这些都是“马后炮”，不予理睬，低头在御案上写了十二个字，让站在旁边的司礼监太监王之心看了一下，随即抹去。据说，其中六个字是“文臣人人可杀”，在皇帝心目中，朝政就是坏在这帮文臣手中的。
　　中午时分，农民军开始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守卫这三处城门的士兵，所谓“三大营”，其实是一些老弱残兵和太监，号称一万几千人，毫无战斗力。何况没有人烧饭，个个都饥饿不堪，哪里能够抵挡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虽然城墙外面的阵地上布满了火车、巨炮、蒺藜、鹿角等障碍物，仍然阻挡不住像潮水一样涌来的身穿黄色衣甲的农民军，把京城围得水泄不通。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冒雨猛攻。城上的守军向外面放炮，却没有炮弹，只有一阵硝烟和一声空响，仿佛在那里放爆竹烟火，敷衍塞责而已。
　　李自成在彰义门外，向城楼上喊话，希望和平谈判。
　　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在城楼上大声回话：我到你的军营来做人质，你派人和皇上当面讲。
　　李自成回答：不用人质。立即派遣已经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入城内，向皇帝传话。
　　杜勋快速奔进紫禁城，向皇帝传达李自成的意思，要求开门迎降。他对皇帝说：李自成兵强马壮，锐不可当，皇上应当为自己考虑。然后，杜勋转达了李自成的谈判方案——割地求和。具体内容是：割让西北地区，听任李自成建国称王；犒赏军队银子一百万两。
　　朱由检征求内阁首辅魏藻德的意见，说：这个方案如何？现在事情紧急，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决定。
　　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担责任，一声不吭，一味鞠躬低头。焦躁不安的朱由检从龙椅上站起来，靠在椅子背后，再三征求魏藻德的意见，对方始终一言不发。无可奈何，朱由检只得命令杜勋出城向李自成传话，这句话只有六个字：“朕计定，另有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否定了和谈的可能。待杜勋退出，魏藻德仍旧沉默不语，气得朱由检推倒龙椅，匆匆离去。
　　所谓“朕计定，另有旨”，除了顽抗到底，别无他法了。朱由检立即起草了“亲征诏书”，用文绉绉的文笔，回顾他十七年的历程，无奈地承认，十七年来，政治不修，祸乱频繁，难道是没有任用贤人，没有远离不肖者？以至于触犯天怒，积怨民心，使得赤子化为盗贼，陵寝受到震惊，亲王遭到屠戮，国家的耻辱莫大于此。然后，他向臣民宣告，决定由自己率领大军亲征，国家大事委托太子处理。他号召臣民，如有能够奋发忠勇，捐助军饷武器者，一概选拔到军前任用，消灭叛逆以后，予以重赏，决不食言。这是他作为皇帝向全国臣民发出的最后一道谕旨，显然是虚张声势的官样文章，这个时候再侈谈“亲征”，无异于白日做梦。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仅仅是公开表明他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决心。
　　

煤山自缢，以身殉国（3）
“亲征”诏书发布后，朱由检招来驸马都尉巩永固，要他带领私家武装护送太子出京南下。巩永固告诉他，自己从来不敢蓄养私家武装，即使有，也无法冲出重围。这个不切实际的空想，只得作罢。朱由检叫来太监王承恩，要他召集宫内人员，准备守卫紫禁城。
　　李自成得到杜勋的答复，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与此同时，德胜门、平则门也随之打开，北京的外城不攻而下。
　　在宫内的朱由检还没有得到报告，询问阁臣，外城是否已经被攻破？阁臣回答说，不知道。他再问，事情紧急，有什么对策？阁臣们的回答是几句自欺欺人的话：陛下洪福齐天，不必顾虑；万一不测，臣等决心巷战，誓死不负国家。所谓“巷战”云云，当然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当农民军向内城进攻时，守卫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尧，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卫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也按照“开门迎贼”的公约，不约而同地打开城门投降。整个过程当中，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巷战”。三月十八日夜里，农民军控制了整个内城，离开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遥了。
　　京城上空烟火弥漫，细雨中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全城，给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据许重熙《明季甲乙两年汇略》说：“时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良久，冰雹雷电交至，人情愈加惶惑。”你看，凄风苦雨、冰雹雷电，与炮火硝烟交织在一起，把紫禁城末日的凄凉，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宫殿内徘徊的朱由检，得到太监报告，内城已经陷落，问道：大营兵在哪里？李国桢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自顾逃命，大营兵也已涣散逃亡。他们劝皇上“急走”，事已至此，只有逃命了。他们没有料到，皇上选择的不是“急走”，而是以身殉国。
　　以身殉国的前前后后
　　朱由检对于内城已经陷落似乎将信将疑，带领心腹太监王承恩跑到煤山（景山），四处瞭望，但见烽火烛天，确信内城陷落无疑，才返回乾清宫布置应急善后事宜，他要在自己殉国之前，命令家属先殉国。
　　他对周皇后说：大势已去，你身为“母仪天下”之人，应该选择光彩而节烈的死。周皇后伤心地痛哭，说道：妾身跟随陛下十八年，今日一同死于社稷，死而无憾。两人泪流满面，相对无语。
　　接着，他要左右侍从传旨给嫔妃和懿安太后（天启皇后），命她们自尽，不要坏了皇祖爷的国体。然后吩咐：传主儿来。所谓“主儿”，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太子及定王、永王。
　　三个儿子赶来，他叫宫女取来旧衣服，亲自给他们换上，系上衣带，告诫他们：你们今日是太子、亲王，城破以后，就是小民了，各自逃生去吧！不必怀恋我，我必定要为社稷而死，否则没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你们千万要小心谨慎，如果遇到做官的人，年老的称呼老爷，年轻的称呼相公；如果遇到平民，年老的称呼老爹，年轻的称呼老兄；文人称呼先生，军人称呼长官。然后交代一句：万一不死，将来不要忘了报父母之仇，不要忘了我今日的告诫。这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临终嘱托，在深宫之中长大，不了解外界世俗民情的皇子，如何在这个乱世安身立命。父子亲情中流露出无限的感慨，终于在临别时爆发出来，大声地嚎叫：你们三人为何不幸而生在我家！说罢无所顾忌地大哭起来，左右的侍从都被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感动得失声痛哭。
　　周皇后在诀别三个儿子后，痛哭着返回坤宁宫。朱由检目送太监带着三个儿子出宫，急忙来到坤宁宫，看到周皇后已经上吊自尽，连声说：好！好！十六岁的长平公主（朱由检的长女）在一旁哀伤地哭着。这样一位婷婷玉立的花季少女，落入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又不忍心叫她自杀，朱由检只得自己下手，结束她的生命。叹息着对她说：你为什么生在我家？乘她不备，拔剑向她砍去，公主本能地用手臂挡了一下，手臂被砍断，血流如注，当即昏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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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山自缢，以身殉国（4）
农民军进入紫禁城后，以为她已经死了，把她抬到外公周奎家，料理后事。不料五天以后，她苏醒了。顺治二年，长平公主请求出家为尼，清朝当局没有批准，要她与朱由检选定的驸马都尉周世显完婚。次年，她因思念父母，过度悲伤，吐血而死，年仅十八岁。松江人张宸深深为之感动，写了一篇《长平公主诔》，用典雅的文字来哀悼这位不幸的公主。
　　却说朱由检从坤宁宫赶往南宫（仁寿殿），命令宫女动员懿安太后张氏自缢，便仓促离去。张太后并不知道外界的情况，没有自缢。次日凌晨，宫女喧哗，慌乱一片。张氏知道大事不好，便悬梁自尽。宫女把她救下，送入侧室休息。几个时辰以后，张氏在侧室自缢。农民军先头部队进入宫内，砍断绳索，张氏逐渐苏醒。这时农民军将领李岩进来，他一向敬佩太后，命令士兵不可对她凌辱。当天晚上，张氏从容自缢。后来，清朝当局把她安葬于熹宗的德陵。
　　朱由检从张太后那里出来，已经是深夜了。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必须尽快为自己安排光彩而体面的死。轮到他选择去路了，他要壮烈地告别人世，告别他临朝十七年的紫禁城，告别他的“皇祖爷”朱元璋一手打下的天下——大明王朝。
　　然而，这种壮烈的告别，实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天空一片黑暗，一片寂静，没有任何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朱由检在司礼监太监王承恩陪同下，来到煤山（景山），在寿星亭附近一颗大树下，上吊自尽，王承恩随后也上吊殉葬。他们两个在黑暗阴冷的夜空中，形影相吊，终于和纷繁扰攘的人世永远告别了。
　　这是一个值得历史铭记的重要的时刻，即：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后半夜，也就是十九日的子时（午夜一点左右）。
　　朱由检的死，没有目击证人，是极为秘密的，宫内人员都不知道他的下落。李自成进宫后，四处寻找，终于在二十二日才发现。
　　根据发现遗体的太监追述，后人在野史中记录了朱由检殉国的大致情况。不妨约略摘引一二，以飨读者。
　　文秉《烈皇小识》说：二十二日在后苑山亭中看到先帝遗体，与王承恩面对面自缢。先帝用头发覆盖面孔，身穿蓝袍、白夹衣、白绸裤，一只脚的鞋袜脱落，另一只脚穿着绫袜和红色复底鞋。袖子上写着一行字：“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
　　赵士锦《甲申纪事》说：二十二日，在煤山松树下搜得先帝遗体，与太监王承恩面对面自缢。左手写着“天子”二字，身穿蓝袖道袍、红裤，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靴子脱落，头发蓬乱。
　　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二十二日近午时分，才得到先帝的死讯，同司礼监太监王某，在煤山红阁自缢。先帝在黑色镶边白色绸背心上，留下御笔血书：“诸臣误朕，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
　　冯梦龙《甲申纪闻》说：先帝披头散发，身穿白绸夹衣、蓝纱道袍、白绸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绫袜、红色复底鞋。在衣带上写着血书：“……诸臣误朕也，朕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以发覆面而死……”
　　各种记载大同小异，可见情况大体没有什么出入。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日，死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终年三十五岁（中国传统以虚岁计）。他的死，意味着明朝的灭亡。明末复社诗人吴伟业的长诗《圆圆曲》，头一句“鼎湖当日弃人间”，写的就是朱由检煤山自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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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1）
穷途末路的形形色色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黎明，北京城内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农民军大队人马进城了。
　　目击者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农民军疾驰而过，他们身穿白衣，头戴青色帽子，手上拿着劲弓，夹着长箭，腰上拴着短棍。百姓们照常开门，街上的行人站在道路两旁观看，寂然无声，只听得盔甲与马蹄的声音。
　　看来老百姓对于改朝换代的反应，是冷眼旁观，若无其事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官贵人们却如同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昔日的权势，顷刻之间化为乌有，造反者将会如何处置他们，还不得而知。因此忐忑不安，唯恐暴露自己的身份，纷纷乔装打扮，穿上褴褛的青衣，戴上破旧的毡帽，真可谓“破帽遮颜过闹市”。怪不得叶绍袁《启祯记闻录》说，北京的估衣铺里，旧衣破帽出高价都求之不得。那种景象，仿佛末日即将来临，空气中弥漫着难以形容的恐惧与惶惑。
　　王朝的末路真的到来了。
　　中午十分，李自成头戴毡笠，身披青色斗篷，骑着乌驳马，在一百多骑兵簇拥下，进入德胜门。太监王德化带领宫内残存人员三百多人，在德胜门迎接。早先投降的太监曹化淳引导李自成和他的随从人员牛金星、宋献策、宋企郊，从长安门进入大内。紫禁城就这样易主了。改朝换代已经成为现实。
　　改朝换代的压力，犹如雷霆万钧，明朝官僚集团迅速分化瓦解，各自寻找出路。
　　一小部分崇尚传统士大夫气节的人，选择了杀身成仁的归宿。
　　驸马都尉巩永固、新乐侯刘文炳，十八日接到皇帝的密诏，赶到宫中，朱由检问他们能否为朕巷战，两人告诉他已经毫无可能。朱由检说：到此地步，朕的意志已定。巩永固说：我们在家中堆积了柴草，决心全家自焚，报答皇上。巩永固回家后，在墙上写了八个大字“世受国恩，身不可辱”。当时妻子安乐公主（光宗之女）已经自缢，巩永固和子女五人自焚而死。刘文炳全家也自焚而死，年已九十多岁的祖母（朱由检的外祖母），投井而死。
　　大学士范景文眼见大势已去，感叹自己身为大臣不能为天子出力，深深愧疚，从此绝食。十九日京城陷落，传闻皇帝驾崩，或者说已经“南巡”，叹息道：不知圣驾所在，只有一死，来报答陛下，随即在妻子陆氏灵堂前自缢，被家人救下后，赋诗明志：“谁言信国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向皇宫方向跪拜号哭，纵身跳入龙泉巷的一口古井中。他是内阁辅臣中唯一的殉难者。
　　户部尚书倪元璐在京城陷落后，向北跪拜皇宫，为自己身为大臣不能报国而自责；又向南跪拜，辞别住在南方的母亲。换上便服后，祭拜关公，在案头题字：“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南京还大有可为，死是我的本分）然后对家人说：必须等到大行皇帝殡殓，才可以给我收尸。随即在厅前自缢。仆人想上前解救，老仆哭着劝阻：主翁再三嘱咐，不要阻挠他殉难。他的儿子倪会覃遵照父亲愿望，直到崇祯皇帝殡殓后，才给父亲合棺、下葬。农民军得知这一情况后，表彰为“忠义之门”、“真忠臣”。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十八日率领御史上城巡视，遭到太监阻挡，归途遇见同僚吴麟征，握手挥泪，互相鼓励，誓死国难。次日获悉“国难”，抱头痛哭，拿了印信、官帽、官服，前往吉安会馆（江西吉安同乡会），祭拜文天祥，题写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骑箕天上去，儿孙百代仰芳名。”随后自缢而死。
　　像他们这样殉节的还有惠安伯张庆臻、东宫侍卫周镜（周奎之侄）、宣城伯卫时春、阳武侯薛濂、兵部侍郎王家彦、刑部侍郎孟兆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仆寺丞申佳胤、太常寺卿吴麟征等人。
　　人们或许会说，这些人未免有些愚忠，有些迂腐。诚然，为一个灭亡的王朝殉葬，似乎不值得称道。但是，他们那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气节，无论如何是令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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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多数官僚贪生怕死，卑躬屈膝地卖身投靠新朝，追求荣华富贵。这种卑劣行径，暴露了士大夫劣根性的阴暗面，受到当时及后世人们的鄙视、谴责。
　　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等领袖人物，在李自成入主紫禁城的第二天，就前往拜谒，表示改换门庭之意。
　　魏藻德恬不知耻地说：臣在内阁三年，皇帝不听我的话，以至于有今日的下场。
　　李自成训斥道：你受到皇帝重用，应当为社稷而死，为什么偷生？
　　他连忙叩头，称呼李自成为“陛下”，说：如果陛下赦免我，一定以赤胆忠心相报。
　　对于这种朝秦暮楚之徒，李自成根本不屑一顾，命令士兵把他囚禁起来。魏藻德还不死心，透过监狱的窗子，向外喊话：如果用我，什么官都可以，为什么拘押我？
　　负责守卫京城的总指挥、京营总督李国桢，临阵脱逃，求见李自成。
　　李自成斥责他：你身负重任，既不坚守京城，又不为皇帝殉节，厚着脸皮来见我，为了什么？
　　李国桢沮丧得无话可说，连声称呼李自成为“陛下”，吞吞吐吐地说：陛下应运而兴，我愿意用余生为陛下效劳。
　　李自成勃然大怒：你辜负你的君主，我为什么要用你这种没有忠心的人？误国奸贼还想求生吗？
　　其他投降的官员一千二百多人，按照农民军的布告，身穿青衣，戴着小帽，前往会极门集合，自报姓名、职衔，等待牛金星的录用。这些昔日八面威风的官僚，如今好像囚犯一样坐在地上，听凭农民军士兵的戏弄侮辱。目击者这样描述他们的丑态：平日老成者，乖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直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下不尽绘。他们从黎明一直等到黄昏，都没有受到召见，饥渴疲惫之极，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上，丑态百出。李自成对这批降官十分反感，对牛金星等人说：官员们在城破之日能够为国殉难的就是忠臣，怕死偷生的都是不忠不孝之人，留他干什么？
　　牛金星对待这批前来等候录用的官员，也很蔑视，用手摸着他们的头顶，口中“一双”、“两双”的报着数目，如同对待牲口一般。点完数目后，挑选九十多名，送往宋企郊处听候差遣。其余的都押往刘宗敏处等待处分。刘宗敏正忙于和歌妓舞女寻欢作乐，根本没有心思审问，把他们关押起来。这些官员身穿囚服，饥肠辘辘，顾不得体面，捡起士兵丢弃的食物往嘴巴里面塞。
　　这些贪生怕死之徒面临这种窘境，十分狼狈，生不如死。计六奇《明季北略》说，这些人“度日如年，反觉生之可厌”。苟延残喘的偷生，真的不如死了干脆。
　　祭奠与下葬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崇祯皇帝的遗体，用门板把他抬下来，与周皇后的遗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太监奉命买了两口柳木棺材，用土块当枕头，把皇帝皇后的遗体放进棺材。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卫。
　　照例说，昔日的大臣们理应前往凭吊，但是先前信誓旦旦效忠于皇帝的大臣，这时竟然摆出另一副面孔，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及公开和明朝分庭抗礼的李自成。李自成虽然推翻了明朝，却能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殡葬帝后，给他们的棺材刷上红漆和黑漆，为皇帝换上皇冠、龙袍以及靴子，也为周皇后更换了服装。他还宣布：一切殡葬事宜按照皇帝皇后的规格进行，他自己还来到祭坛，向帝后的棺材进行祭拜。
　　按照新朝当局的安排，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到昌平，建造墓穴。四月初三，帝后的棺材“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的坟墓中。据说，下葬那天，只有已经被农民军俘获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在东华门送行，先前的大臣，没有一个前往扶棺执绋，场面显得冷冷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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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3）
当时昌平州的一个小官赵一桂，主持祭葬事宜，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下葬的全过程，收录于《日下旧闻考》中。他这样写道：当时昌平州衙门的银库一贫如洗，没有钱来操办此事，由他出面募捐了一些钱，雇佣民夫挖掘墓穴。隧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四昼夜以后，才见到地宫石门，用拐钉钥匙推开第一层石门，里面有享殿三间，陈设祭器、石香案，中间悬挂万年灯三盏。打开第二层石门，里面是大殿九间，有高达一尺五寸、宽一丈的石床，田贵妃的棺椁安放在上面。初四日上午，帝后灵柩到达，在祭棚内停放，供着猪羊、金银以及纸扎祭品。哀悼仪式后，把田贵妃棺椁移到石床的右边，把周皇后的棺材放在石床的左边，把皇帝的棺材放在石床的上面。由于皇帝的棺材没有外椁，就把田贵妃的外椁拆下，加装到皇帝的棺材外面。然后关上地宫石门。初六日，赵一桂雇佣民夫一百名，在附近挑土，建立墓冢，用砖砌了围墙。
　　与这种冷清草率的葬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那些改换门庭的官僚们，正忙着向李自成“劝进”，希望早日称帝。
　　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陈演、朱纯臣为首的投降官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李自成“劝进”。农民军方面的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成天在忙着筹划新皇帝登极的事。四月初一，在牛金星的布置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周钟。此人一面和魏大中的遗孤魏学濂联名向李自成提议安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意思写了一篇文章——《士见危致命论》，把改换门庭的他们，说成是识时务的俊杰。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赞赏不已，周钟因此而沾沾自喜，见到熟人就夸“牛老师”的知遇之恩。他还写了一篇“劝进表”，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谴责崇祯皇帝是“独夫”。北京的遗老以为是奇耻大辱，想不到魏学濂竟然要抢“头功”，对人说，“比尧舜更多武功”这些话是他想出来的，周钟根本想不到这点。
　　时过境迁以后，冯梦龙的《甲申纪事》狠狠地抨击了这两个无耻之徒。他感叹道：原先的天子侍从、亲信臣子，竟然说出如此“逆天丧心”的话，还洋洋得意地自诩为开国元勋。他责问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按照冯梦龙的看法，这样的人根本没有面孔活在世上。然而，李自成失败以后，这些人居然厚着脸皮，跑到南京，向南明政权乞求一官半职。
　　形势实在是瞬息万变。李自成在山海关兵败后，退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就仓皇撤离北京。
　　五月初三，清朝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清朝军队进入北京，紫禁城又由大顺改变为大清。多尔衮为了缓和矛盾，发布公告，声明清朝军队进入山海关，进入北京，是为了打击李自成，为明朝“雪君父之仇”。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在五月初六，为崇祯皇帝设置灵堂，允许群臣为先帝哭陵三日。他还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负责先帝的谥号和祭葬事宜。李明睿向多尔衮报告，拟定先帝谥号为“端皇帝”，庙号为“怀宗”，并且提议另行改葬。不少大臣以为，先帝既然已经葬入田贵妃墓中，改葬似乎有背礼仪，便把田贵妃坟墓改名为思陵。
　　如果说，上述举措带有明显的“为尔雪君父之仇”的政治目的，那么顺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即顺治帝）下令修缮思陵，则是从表彰朱由检的道德层面考虑的。这位年轻的皇帝给工部的谕旨说：“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显然，他认为朱由检是孜孜以求地在治理国家，最后以身殉国，应该予以表彰，否则，后世人们会把他与没有道德的亡国君主相提并论。为此，他特地书写了一道碑文，勒石以后，立在思陵前面，目的就是为了“以垂不朽”。据营建思陵碑的大学士金之俊说，清世祖对于明朝灭亡的缘由了如指掌，知道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另有深刻原因，他本人并非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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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末路（4）
“思陵碑”是一个四边各长四丈四尺的方形建筑，中间有一个龙首龟趺石碑，高一丈六尺，宽六尺，正面镌刻九个金色大字“大明壮烈愍皇帝之陵”，背面是大学士金之俊写的“奉敕建明思陵碑记”。享殿中供奉木神主牌位三块：中间是皇帝的，左面是周皇后的，右面是田贵妃的。
　　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十四日，清世祖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十七日祭扫思陵，失声痛哭，连呼“大哥，大哥”，发自内心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祭文，镌刻后立于碑亭的东门。文中称赞崇祯皇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励精靡懈”。看来，这并非为了宣传的官样文章。因为一年以后，他特地下诏重修思陵。原因是，明十三陵中，各个陵墓都宏大壮丽，唯独思陵简陋而荒凉。可惜的是，不久他就与世长辞，修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至今人们在十三陵看到的思陵，依旧是明末清初由田贵妃墓因陋就简改建而成的样子。人们在这个并非亡国之君的陵墓前面，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