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总统-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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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小婉问及周道如的婚嫁之事，周大姑娘道：“吾终身事，非执掌大权之高等军官不嫁。” ；于小婉即将此话告知宋骁飞，宋骁飞就有意将周砥介绍给原配去世的冯国璋。

　　　　冯国璋听大总统给自己做媒，便答应和周道如见面。两人见面后，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冯国璋的心腹将领陆建章来找冯国璋，好意提醒他：“外界传言，大总统是有意将周大小姐安插在大帅身边，好作他耳目。大帅还请三思而后行。”

　　　　冯国璋甩手给了陆建章一耳光：“混账东西！愚蠢之极！那些风言风语，你也信？即便是真的，只要我们光明磊落，怕什么？你我驻守京畿，有个人随时告知大总统我们的言行，总比让大总统胡乱猜忌的好。”

　　　　陆建章脸上火辣辣的，连忙说：“大帅英明。”

　　　　冯国璋对陆建章说：“你呀你，不要小瞧大总统的智慧。你去读读历史书，看看杨修是怎么死的。别老是自作聪明。不然，有朝一日，你要出事，我也保不了你。” ；陆建章连连称是。

　　　　过了几日，宋骁飞问冯国璋对周道如的印象，冯国璋笑着说：“若说起容貌来，她亦不能比得西施、王嫱，可是人家学问实在高上，我一个武夫，又年过半百，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

　　　　很快，一场轰动北京古城的新式婚礼正式举行：冯国璋身着上将礼服，披挂勋徽，周道如则着绣八团五彩花外套，大红裙戴朱勒，梳本国时装髻，略戴簪饰，披以四丈来长的粉红纱，与冯国璋进行了一场中西合璧式的大礼，成为当时各大报纸的大新闻。
第五章　鲁迅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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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教育部教材司主事的位置上，以人性和人类文明的角度，重新编修了中国历史的教科书，越是苦难的历史，越记载得详细，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评价，引起社会巨大的争议，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坑杀几十万降卒，被列为千古暴君，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认为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过去所谓的康乾盛世，也被鲁迅挖出很多文字狱来，并且对清朝取代明朝，鲁迅认为这是历史的倒退，满清野蛮封闭的制度，思想上的禁锢，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太平天国的运动，被认为是洪秀全等农民装神弄鬼的造反。

　　　　报纸上很多保守的人受不了，连篇累牍攻击鲁迅数典忘祖。鲁迅则以“中国一些遗老遗少，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造出一些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宝贵的苍蝇始终是苍蝇”等在报纸上公开回应。

　　　　教育部总长严复拿着鲁迅主编的历史教科书去找宋骁飞，宋骁飞看了之后，表示赞赏。在1907年春，还任命鲁迅为教育部副部长，让他到各大学去“煽风点火”，要给中华民族来一场文化的大革命。

　　　　鲁迅履新职后，去的第一站，就是国立北京大学，校址在北京市景山东街，也就是现在景山公园附近。北京大学是北方的最高学府，中华共和国最早成立的四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他分别是中部的国立武汉大学，上海的国立上海大学，南方的国立广州大学。这四所大学是中国思想的发源地。

　　　　那天是北京大学崇实学院的开办仪式。仪式隆重之至。大总统宋骁飞不仅亲自为崇实学院题写了院名，还率内阁总理盛宣怀，教育总长严复，司法总长梁启超一并出席。规格礼遇之高。着实罕见。连《纽约时报》驻中国的记者莫理循，嗅到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也通过美国公使向外交部门提出申请，希望这天能参加。宋骁飞表示同意，并且让外交部发出公告，表示凡是愿意参加的西方记者。都欢迎参加。而且这次活动，报纸上还发出公告，征集三十读者参加。

　　　　举行完隆重热烈的相关仪式后，鲁迅并没有立即离去，将所有的学子们都召集到礼堂里面，作有关教育改革的重要形势报告。礼堂里面黑压压的沾满了将近两千名学子，各部官员和北京高校的教习们站在两侧。

　　　　站在人群中的鲁迅微微弯下腰去。鞠躬行礼，目光却带着些许的激动，缓缓走到人群前面。鲁迅的八字胡翘起，也许是太累的缘故。他面容看起来消瘦和苍白，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但却是无比自信的笑容走到人群前面，平静的注视着下面的人群。

　　　　鲁迅的演讲，先对政府的政策表示赞许，说：“近十年来，大总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在政治上，广开言路，开放报禁；；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科技强军。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使国家富强。效果也很好。但是，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

　　　　看见底下议论纷纷，鲁迅停顿了一会，大声说：“连满清的光绪皇帝，在《定国是书》都知道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说到这，鲁迅清了清嗓子，提高了声调：“其实这世间的学问，不分东西，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譬如逻辑，难道还分西方逻辑和东方逻辑两种吗？这种逻辑，本身就是很可笑的。”

　　　　众人迟疑了片刻，知道鲁迅又要放炮了，议论纷纷。有些人说话的声音还有点大：“我从识字开始，就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之道。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我一直在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宽阔的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我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几百年前，有一个姓王的人，叫王阳明，这个人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们每个人要论清世间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这心中之贼。大总统曾经把这个叫做‘解放思想’，我是赞同的。孝悌忠信礼义谦，我也是赞同的。 ；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贼，就是伪善，知行不合一，特别是官员，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当官的所学四书五经、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

　　　　宋骁飞听后，带头给鲁迅鼓掌，礼堂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鲁迅望了宋骁飞一眼，他的眼神充满了鼓励和支持，便大胆继续说：“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所以，我们要依法治国，而这不是以德治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无非是期待出个圣君，或者圣人，告诉人们天道，然后他站在拜相台上，挥一挥衣袖，四海升平，人民尊礼守法。孔子是这么想的，王莽是这么想的，李白也是这么想的。但翻开历史，上下五千年，中国道德的卫道士辈出，贞节牌坊立了不少，天下长治久安了吗？所以我们今天北京大学新成立的学院，叫崇实学院，就是要我们崇实去浮。”

　　　　礼堂有学生开始较好，点头称赞。鲁迅继续说：“中国文化第二个贼，就是守旧。我们喜欢说，从来如此，就要怎么样。不管什么事，从来如此，好像就是理所当然。孔子就把周朝的礼制当成宝贝。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从来如此，便对么？ ；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今日的世势，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只会让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衰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最初的窃窃私语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凝重的让人窒息的沉默。鲁迅继续说，“中国文化的第三个贼，就是糊涂，不讲逻辑。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一些俚语中。可以举太多的例子。比如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俗话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可俗话又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可俗话又说：靠人不如靠己！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俗话又说：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俗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俗话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可俗话又说：狗改不了吃屎！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可俗话又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俗话又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俗话说：后生可畏；可俗话又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可俗话又说：纵虎归山，后患无穷！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俗话又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俗话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俗话又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俗话说：百事孝为先；可俗话又说：忠孝不能两全！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可俗话又说：兵不厌诈。如此总总，让人无所适从。于是就有高人站出来，说‘难得糊涂’。总之，中国文化总的来说是颠三倒四的，什么事都耍小聪明，喜欢和稀泥。这是全民族的失败，我们必须有新的文化，真正把中国人的心灵提高到理性水准，这样才能跟世界对话，不至于愚蠢到再拿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功去抵挡洋枪洋炮。我们必须通过坦率分析，去除中国人思维颠三倒四的非理性因素。”

　　　　说到最后，鲁迅总结说：“伪善、守旧、糊涂，就是中国文化的三大贼，希望在座诸君，崇实去浮，能够破除心中之贼，以中国的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为民族复兴发愤图强。”

　　　　宋骁飞听了，第一个站起来为鲁迅的精彩演讲鼓掌。那些怀疑鲁迅那么年轻就当教育部副部长的人，也闭上了嘴巴，北京大学的礼堂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第六章　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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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北京大学礼堂演讲完毕，宋骁飞站起来鼓掌，并给予他极高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我看是中国读书人里，最硬的。这也是我选他当教育部副部长的原因。”

　　　　鲁迅说：“感谢大总统的夸赞。我只是觉得，作为读书人，一定要有骨气，否则就只是当权者的奴才或一条狗而已。重视气节，本来是士大夫的优良传统，南宋之后，却很罕见了。确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宋骁飞点点头，对鲁迅说：“你说得对。有些读书人，出卖了自己的良知，以为会获得当权者的尊重，实际上，你如果自己都以为自己是一条狗，当权者也就更把你当哈巴狗看了。对了，最近社会上对你主编的中华历史争议很大。政府部门一些官员也有争议，连梁启超总长也觉得，有些地方过激了。借此机会，你给大伙解释一下你的想法。”

　　　　鲁迅说，那我就再说几句。所谓“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就是泡沫史，根据我的考证，有史可考的中华文明只有3700年。有人说从地下挖出几万年前的陶罐或者在哪个山洞发现野人痕迹，证明中华文明还包括“史前史”。这是无知，有些洞里，还挖出过50万年前的头盖骨呢，与文明史扯不上半点关系。文明包含两个要素：哲学——人类思想的荟萃，文化——人类心灵的寄托和对美的诠释；私产——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在哲学、文化、私产萌芽之前，没有文明史，只有莽荒史、原始部落史。

　　　　这时，梁启超站起来打断了鲁迅的话，“周部长这观点很新鲜，我第一次听说。能否详细跟我们讲讲。”

　　　　鲁迅说。梁总长，你听我慢慢讲。中华文明的源头，最早是封建主义，也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封建制之后是集权制。区别在于：封建制：思想多元、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如春秋战国时期；集权制： ；思想单元、言论禁锢、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社会只有“天子”，集权社会才出现了“皇帝”。秦始皇推翻了“封建制”后，创立了“中央集权制”。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集权制世代相传了20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直到大总统建立共和国，所以，我们必须对历史纠偏，中国早没了封建。只有集权**，一旦集权**，人民就成了奴隶，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这就是我说的三千余年古国古。人民确是在做奴隶和做奴隶不得的年代生存，所以，集权**制度下，王朝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

　　　　梁启超问：“那你说私产是人类走向文明第一步，这个怎么说？”

　　　　鲁迅说，私产是个体尊严的基础。太史公也早说过，仓廪实而后知礼节，没有衣服穿的人，是不会觉得光屁股是羞耻的。有了私产，人才是为自己活着。财产权是人最重要的权利，任何名义上“公有”，比如“井田制”，土地公有，支配权都归一小撮人，要么在贵族手中，要么在公仆手里。百姓只剩下了奉命扛活权。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不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只要剥夺了人们“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那就是封建的复辟和社会倒退。所以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大师约翰。洛克曾经大声疾呼：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否则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宋骁飞说：“说得对，人民的自由谋生和自由迁徙，是基本权利。我也曾说过，对权力毫无制衡力，只能导致另一种专权与灾难，比开明**更不如。人类文明史都是以爱为本——博爱、兼爱、仁爱，任何煽动恨与斗的理论就是反文明。”

　　　　梁启超问鲁迅：“周部长，听说你还赞同划分阶级？这跟布尔什维克那一套有什么区别？”

　　　　鲁迅说：“任何社会，人事分三六九等的，当然有阶级之分。不过布尔什维克错在用‘贫富’标准划分阶级，我认为‘牟利手段’才是划分阶级属性、研究历史走向的唯一标准。依仗特权和垄断牟利的，是特权阶级；依靠自由和竞争牟利的，是资产阶级；那些特权无门，只能靠劳动谋生的，是无产阶级。不然，依靠贫富来划分阶级，和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的现实是相反的。 ；”

　　　　宋骁飞笑着说：“我同意按‘牟利手段’划分阶级属性。”

　　　　鲁迅说：“我要说的话，已经讲完了，望诸位三思。最后，我提醒大总统几句，历史证明了一切：张角、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布尔什维克，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前的国家，也多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但是暴力却和文明背道而驰，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我重新编写《中华史》不是传统的叙述史，而是纠偏史、对比史、真相史，当权者看了会怒骂、权贵看了会责骂，同行看了会妒骂，老百姓看了会咒骂，可不管你们怎么骂，只要还剩下一口气，我也要重写中国的历史，开启尘封千年的头脑功能、耕耘荒芜已久的思想土壤，虽千万人，吾往矣！”

　　　　听到这这句话，冯国璋愤怒地站了起来：“好你个周某人，你一个小小的教育部副部长，竟敢否定大总统提出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狂妄至极！”

　　　　鲁迅回答说：“我是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永远出不了老百姓的人权！”

　　　　这时宋骁飞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问鲁迅：“那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人民民主还是**吗？”

　　　　现场的人间宋骁飞和冯国璋脸色都很严肃，都不禁为鲁迅捏了一把汗，鲁迅面不改色。道：“大总统想听实话还是阿谀奉承的假话？”

　　　　宋骁飞说：“当然是真话。”

　　　　鲁迅说：“现在只能算是开明**。因为民众虽然有了财产权，有了经济活动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依然受到强权的威胁。比如大总统虽然开放了报禁。但是。宣教部门和文化部门对报纸和书籍的审查依然存在。”

　　　　听到鲁迅说出“**”两字，北京大学的礼堂里。数千听众屏住呼吸，鸦雀无声，有人额头已经直冒冷汗，都把目光投向宋骁飞。等着他表态。

　　　　过了半响，宋骁飞哈哈大笑，说：“我承认，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开明**！”

　　　　这话如一个晴天霹雳，现场的人发出阵阵惊呼，议论纷纷。宋骁飞抬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大声说，“我看得很清楚！我们以前，把民主这东西神圣化了。也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民众就自由了，文明了，富裕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的娱乐化和低俗化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给国家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过去十五年，我们的共和国，就是走的这一开明**的道路。但是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经济发展了，民众的利益多元化了，不可能一直让他们吃饱饭，有衣穿就行了，要给他们基本的权利，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财产权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文明社会里，都是适用的基本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梁启超和鲁迅听完这话，带头鼓起掌来，学生们也纷纷起立鼓起掌来，如狂风骤雨一般。

　　　　宋骁飞说：“我们国家的改革，到了深水区，需要全民的参与。‘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建立一个国家并不困难，难的是把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凝聚起来，并让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现在有了共同的伟大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要实现这个目标，为政者大包大揽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一个文明的国家，绝对不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辞，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没有缺点吗？人民怎么会闭起眼睛来 ；完全拥护呢？我知道，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到，当今的大学生，与校长一起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提意见指出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伟大的国家，绝不是一群毫无主见的奴隶能建立的，好的制度，需要一群有共同理想的人民去完成。如果当政者不顾及人民的利益，改革就很难成功，历史上东汉王莽的改革，北宋王安石的改革，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就是因为脱离了人民，才注定不成功。而实行宪政，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各项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才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会场上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最后，宋骁飞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很多官员目瞪口呆：“我们依照宪法规定男女平等的原则，首先将讨论改革全社会的婚姻制度，实行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因为在场的人中，很多人都是三妻四妾的，现场一片议论。
第七章　容蓉的婚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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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骁飞提出，一夫一妻乃是泰西社会最基本的文明制度。北大的教授辜鸿铭也在礼堂现场，他一向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便站起来说：“西方文明乃是西方文明，在东方，文明应该是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而且，大总统现在自己也是一妻五妾，难道要休了她们不成？”

　　　　现场的人议论纷纷，他们很多也有三妻四妾。宋骁飞看了辜鸿铭一眼，他还是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站在人群中很奇怪，便微微一笑，说：“我知道辜教授有一位中国太太，又讨了一位日本姨太，放心，我考虑过了，会规定一个时限，在新的婚姻法出台之前的妻妾照旧，之后严格按法律执行。”

　　　　辜鸿铭思想比较保守，一直认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对宋骁飞引进西方科技与管理等现代文明制度一向不满，认为中华民族是“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此时还想说些什么。宋骁飞知道辜鸿铭能言善辩，便先发问：“辜教授认为，国家是如何诞生的？”

　　　　辜鸿铭回答说，“按照中国人的理解，皇帝是天子。替天行道。所以儒家的学说，是极好的，有一整套礼仪和道德规范，教化人民。各安天命。而西方文明中。是说人民与君主签订契约，出台法律。使得政府人员成为人民的公仆。”

　　　　宋骁飞哈哈大笑，说：“儒家的学说也好，契约的理论也好，都不是事实。我告诉你吧。历史的事实是，一些强壮而有野心的人，建立了自己的私人武装，然后去征服尽可能多的城市和村庄，他们对人们说，你们这些狗杂种，我是你们的主人！如果你们想继续活下去。就要臣服于我！给我缴税，供养我的军队、战马和女人。这样，我就能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想一想，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人物。恺撒，秦始皇，都是这样的。儒家和西方文明，都是在大一统的国家诞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所以说，政府都是压迫人民的。一直到了近代，人民才逐渐意识到，要想做自己的主人，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争取选票。而当政者也逐步意识到，要想维持政权，必须征得人民的同意。只有保证每个人民有选票，才能保证政府的合法性。从暴力统治到和平选举，这才是文明的历史发展方向。现在你来告诉我，中国两千多年的极权统治，靠的是暴力还是和平？”

　　　　辜鸿铭说，“即便如此，也不能说一夫一妻就是文明的，一夫多妻制就不文明。”

　　　　宋骁飞说：“所谓的文明，就是好的生活习惯。之所以共和国刚建立时，没有实行一夫一妻，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经济落后，一夫多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很多穷人家的女孩如果不当妾，就很难活命。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和西方国家一样富裕了，就有必要实行一夫一妻制。这样普通老百姓，才和官员们平等，能有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

　　　　辜鸿铭说：“我们中国妇女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

　　　　宋骁飞哈哈一笑，说：“你这明显是在狡辩。这话要是让唐群英和秋瑾她们听到，是要大嘴巴子煽你的。”

　　　　台下的学生们和官员们听了这话，都哈哈大笑。辜鸿铭颇为尴尬，一甩辫子，说：“你们笑什么，西方文明只注重物质，拜金主义，中国文明注重精神，注重教化，所谓君子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宋骁飞打断了辜鸿铭的话，辜教授，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独立的物质文明。在对物质的追求背后，有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诉求，并非拜金主义那么简单。追求奢华的生活，很大一部分是追求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如果靠自己的奋斗，去实现更好的物质生活，这本身无可厚非，甚至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你认为追求物质生活就是拜金主义，应该批判。这是自欺欺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切物质上的享受，都是精神上的享受。好比人们想吃肉，是因为肉好吃，带来口感，不能说想吃肉就是堕落的物质享受。对任何人来说，对生活有更高的物质追求，并非见不得光的思想，一切文明的工具，不过是精神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多是人的观念和智慧的产物。所以，在坐牛车的物质文明里生活的人，难以理直气壮去批判和唾骂坐汽车的人没有精神追求。你说西方文明国家的人们，过的都是腐朽堕落的物质生活，那么我要说，我希望五万万同胞，都能过上这样腐朽堕落的生活。如果有人大批所谓腐朽堕落的物质生活，这难免使人感到有点苦涩的滑稽。因为如果人民都能过上腐朽堕落的物质生活，那证明这个国家真的是富裕文明了。我们政府要做的，就是在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基础上，再谈精神文明的建设。否则，所谓的精神文明，就是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