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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国的第2次阴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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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将抑制工资水平的明显上升。因此，世界制造业向中国的产业转移持续时间将比一般亚洲国家要长得多。在城乡收入差距为3？押1的情况下，虽然熟练劳工的工资水平保持稳定，但从农村向城市产业部门转移的总人数增加，将大大提高全民福利水平，通过增加非农就业使更多百姓分享经济增长的实惠，提高我国的消费能力。
农村人口城市化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动力之一。由于我国过去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没有同步推进，留下了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新一轮城市开发热潮，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首都经济圈与环渤海经济圈的城市开发如火如荼。新一轮城市开发热潮正在从几大经济增长圈向全国扩散，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7）北京奥运会与上海世博会所带来的机遇。
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公布的关于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研究报告显示：举办2008年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利益，使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连续多年增加投资，并促进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估计奥运会将使中国在2002年至2008年间GDP每年多增长，其刺激作用在2008年后还将继续持续。就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一年后的2002年，中国上海又成功申办世界博览会。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长期内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崩溃论”或“中国经济…
1、“中国经济崩溃论”
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撰文认为，目前中国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能源消耗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渐步入死胡同。同时，中国面临着很多阻碍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国企改革困难、环境污染、金融体制僵化等。中国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将难以为继，终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
2001年7月底，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将“中国经济崩溃论”推到顶点。章家敦声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
章家敦主要从中国的银行体系坏账问题和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角度来唱衰中国的。
首先，他认为，国有银行目前还能继续支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老百姓省吃俭用，把积蓄都存进了银行。从1999年开始，政府对这四家国有银行进行资本重组，冲销了一万多亿元的坏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国银行将参与人民币的储蓄业务并支付更高的利息。当中国的老百姓意识到没有必要把钱存进国有银行的时候，国有银行倒闭将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其次，关于政府投资问题。2002年，章家敦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亚洲的阿根廷？》一文，指出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在于数字被修改，而在于政府为保持经济增长使用的财政刺激手段，用以“换取低质量增长”。如今，中央政府的投资占到投资总额的2／3以上，而这种支出目前的增长速度比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3倍多。更糟糕的是，旨在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没有产生激发消费需求的预期效果。中国再次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中国激增的年赤字额已经超过了占国内生产总值3％这个国际公认的安全极限。除非中国能改善这种状况，否则它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阿根廷。和这个南美国家一样，中国也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繁荣兴旺走向经济崩溃。
此外，章家敦还断言，中国一旦加入WTO，关税将大幅度降低，贸易逆差成为必然，经济下滑近在眼前。除此之外，政府无力支付的退休金和银行系统的坏账总额为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47％；还有那些在中国大地漫游的失业大军，他们是目前中国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在任何时刻计算，中国的失业与隐性失业人口都超过法、德、英三国的人口总和。这些失业者什么时候会发出怒吼？
章家敦最后总结说：对中国来说世贸组织就是星星之火，“中国经济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之前。”
2002年1月，《中国经济季刊》的创办人和主编乔·斯塔德韦尔出版了《中国梦：寻找地球上最后一个没有开发的大市场》一书。他写道：中国经济就像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很不牢固。中国经济注定要崩溃，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上当受骗了。向中国投入了数百亿美元的西方企业老总们只不过是在体验“他们的中国幻想”。
2、“中国经济增长虚假论”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全球经济陷入“增长性衰退”冲击下，亚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或陷入负增长的困境，惟独中国经济仍高速增长。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度达到45％的情况下，这怎么可能呢？西方一些学者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增长表示质疑，而质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统计的准确性问题。
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称，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200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梭罗对中国经济增长数字的质疑是：“谁能告诉我，如果体制健全的香港经济增长率为零，那么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如何能办到？”“谁又能解释，中国如何在一年内将通货膨胀率由10％降到零，并在此期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按照他的看法，过去5年实际上中国经济陷于呆滞状态。自1986—1996年的10年内，中国每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0％以上，但到了1997年却在一年内奇迹般消失，只有经济萎缩才能造成这种现象。梭罗教授的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长期负增长。
2002年年初，西方一些主流媒体，如美国《新闻周刊》、《商业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等开始大量刊载关于中国统计存在水分的报道，并据此质疑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率的真实性。这些媒体的报道主要引用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罗斯基2000年发表的《中国GDP统计发生了什么？》一文中的观点，认为1997年至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在正负之间，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
罗斯基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年来潜心于中国经济和历史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他为世界银行撰写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是世界银行第一部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报告。他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并曾担任世界比较经济学会主席等重要学术职务。
罗斯基教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质疑中国GDP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第一、产出与能源消耗的矛盾。按照常理，经济增长率与能源消耗增长率应该具有一致性。但根据中国的统计年鉴数字表明，1997年—2000年实际的GDP增长，但同期的能源消耗却下降，在3年里单位能耗降低30％是难以置信的，尽管计算机制造业和其他低单位能耗产业迅速发展。能源效率的迅速提高并不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例如，1997年—1998年，生产热电、焦炭和成品油的能源转换效率均下降，“能源转换的总体效率”并不好于1983年—1984年的水平。
另外，根据国际比较发现，在每一个其他的国家里，包括中国自己10年前的情况，当时的GDP增长都伴随着能源消费增加，更多的就业，消费价格上涨。
由此看来，中国高估了经济增长率。
第二、1997年—1998年的统计数据充满矛盾。在1998年，中国遭受了列入中国20世纪前十大自然灾害的特大洪灾，但统计数据却表明，除了一个省份外，其他省份的农业产量都增加了，这怎么可能呢？另外，在94种主要产品中仅有14种产品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且53种产品遭受严重的产量下降，但中国工业生产竟然增长？虽然钢铁和水泥产出增长不超过5％，但投资却增长？这些充满矛盾的数据无法不使人感到困惑。
按照罗斯基教授的估计，在并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年—1998年，需求和消费的实际增长率最多为。由于能源消耗减少，很多工业部门产出下降，大量的失业，普遍过剩的生产能力，库存增加及特大洪灾的影响，因此，1997年—1998年GDP增长，是一个远比的官方数字更为合理的推算。而且，是一个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甚至有可能为负数。
第三、中国称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的国内消费数据也存在问题。罗斯基将中国统计的全国商品零售额增长数据同城乡家庭人均支出变化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意外地发现，全国商品零售额增长快于家庭人均支出增长，并且其差距要远超出人口每年增长1％所带来的影响。
更难理解的是，农村地区的商品零售额增长快于家庭收入，这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提高，也就是说，家庭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增加。但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1998年城乡家庭的平均消费倾向却是下降的。
第四，从航空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较中，也能说明中国高估了经济增长。航空旅行是高收入者喜爱的方式，如果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中国收入不公的情况下，中国高收入者的增长肯定会高于一般人的收入增长，这些高收入者的航空旅行费用支出将使航空业的收入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以1998年航空业的收入为例，这一年，激烈的价格战使机票竞相杀价，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线的乘客要提供30％—40％的优惠。按常理，由于乘客收入增加和票价下跌，航空运输收入的增长应该快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应该快于总消费的增长。然而，1997年—1998年的情况是，乘客里程：国内航线仅增长，全部航线增长。而在这两年里，中国经济分别增长了和。
罗斯基教授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官方的增长数据明显与事实不符，中国GDP的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的上偏误差。
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为什么造假账？》的文章，称中国已“被虚浮的数字淹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名声是建立在纯属虚假的基础上的。”接着，法国的大证券商里昂证券公司也发表报告称，中国的债务余额实际上是GDP的倍，为中国政府公布数据的6倍；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控制，最后可能在中国掀起金融危机。该公司甚至声称：“不值得浪费纸张去写那些显示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数字，因为中国各级政府都虚报经济数据，使官方统计数字言过其实。”
对于罗斯基的结论，我国的一些学者指出，罗斯基的研究方法与论据都存在问题，他的几个重要前提假设都是不正确的，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中国统计局长邱晓华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是真实的，他说，世界银行曾对中国的统计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专门撰写了报告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在目前的技术环境和体制下基本可靠，故此，世界银行采用中国提供的原版数据而不再进行调整。邱晓华指出，“罗斯基因学术上不够严谨，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至于有人别有用心地引用他的文章，就已经超出了学术问题的范围。”
3、“中国经济减速论”
这一观点主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慢，从而怀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
2002年，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中国经济将遇到麻烦吗？》评论文章说，中国新发表的经济数字表明，它去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令人瞩目的。但是，这一美好的数字背后隐藏着问题，即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9个月中一直是在走下坡路的。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官方数字称去年（2001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比2000年8％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高于1999年的增长率。但分析人士认为，官方的这一数字夸大了几个百分点。因为“中国经济仍然是一种‘未完成的’转轨经济，它具有无数夹层和陷阱。”
4、阻碍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分析
（1）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
这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大问题，迄今为止，中国银行系统的庞大不良债权还没有对中国金融系统和经济造成威胁，部分原因是大量的居民储蓄持续流向了银行，支撑了银行系统正常经营。然而，在加入WTO之后，一旦中国允许外国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并采取更加灵活的外汇管理体制，如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那么中国居民有可能将存款转向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对中国银行系统的真正冲击波还没有来临，一旦中国放开金融管理体制，中国金融系统将遭受严峻考验。
（2）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投资。
2002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超过了500亿美元，如果一旦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中国为了弥补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政府支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敦促中国克服对赤字扩张政策的依赖性。
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达到万亿元（1美元兑人民币元），为1997年以来的最大季度增长。根据2003年4月1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报道分析说，2003年第一季度的高增长主要受到出口制造和国有投资大幅度上升的推动，国有投资增长贡献最大。中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向经济注入了相当于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今年，中国政府计划发行770亿美元的国债，为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融资，这个数字略高于去年发行的金额。这些项目旨在为众多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同时刺激中国消费者的开支。第一季度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30％，约是去年全年增长率的两倍，而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由政府支出所驱动的。
（3）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资
在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庞大的外资流入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中国大量引进外资并不一定是好事，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黄亚生正在研究导致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原因。黄先生得出令人惊诧的结论之一是：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它们往往以中国国内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这也是中国试图支持国内经济领域中效率最低部门的直接结果，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外国投资实际有助于巩固一种对国内公司不利的体制。
此外，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的“温布尔登化”现象：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据统计，中国的出口额2000年为25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50％；在当年的税收中，来自外资的税收占近20％。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依赖症”。
一旦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下降，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
（4）企业竞争力较低
国有企业占用中国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资源，但经营效率却长期低下。根据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称，自20世纪90年代初，工业部门的财务状况开始恶化，1／3的企业亏损。尽管1999年至2001年情况出现明显改观，但许多行业的财务状况依然不尽如人意。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的200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国际竞争力排行榜来看，在中国国际竞争力因素中，中国企业效益竞争力较低，从1998年以来排名连续5年呈下降趋势。
（5）警惕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出现泡沫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股市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上海和深圳的股票指数在90年代后期攀升了300％—500％，如此膨胀速度不禁使人要问“中国准备重复日本的‘奇迹’，然后陷入同样的不幸的危机吗？”
2001年，中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高达60倍，与日本股票泡沫期间的市盈率很相似，从而在中国引发了中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大讨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链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很大的泡沫。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房价虚高，由于实际购买力没有随房价而增长，预计很快就将形成明显的消费断层。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收入价格比在世界上处于畸高的水平。在日本东京，居民的年收入与房价比大概是1∶，而目前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却高达1∶8到1∶15。
当初，日本经济的崩溃就是从房地产泡沫和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开始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股票市场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期间。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经济增长将降低。
（6）解决高失业率等问题迫在眉睫
中国城市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根据对国内学者和官员的问卷调查，认为我国城镇实际失业率达到7％，近两年有增加的趋势。其中，官员的估计较低（接近6％），学者的估计较高（高于8％）；而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估计2001年的真实失业率会突破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抽样调查并综合有关数据推算，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真实失业率在10％以上，其中1997年和1998年的真实失业率达13％至15％。
美国卡托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多恩估计，到2002年底，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总失业率可能达到10％，失业人数在3000万至4000万之间。其中，农村的失业率在10％至15％之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博士估计，中国城市的实际失业率达到20％，失业人数约有4000万至5000万人，他认为，我国内地中小城市的失业率都在30％以上。
以上问题将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日本银行业：庞大的不良债权
20世纪90年代被日本称为“失去的10年”。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几乎陷入停顿状态，失业率达到创纪录的，政府财政赤字和银行呆坏账都达到空前庞大的规模，政府长期拿不出有效的经济改革方案。
日本陷入长达10多年的经济衰退，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银行业庞大的不良贷款。日本政府和学术界早就找到了这一经济增长的“杀手”，但却长期束手无策，最近的几届政府每次上台时都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切除这个经济毒瘤，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目前在台上的小泉政府更是信誓旦旦地要不顾一切动大手术来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日本民间估计的数字，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100万亿日元，不良贷款率高达15％，该比例远高于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而美国高盛公司则认为，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已经达到237万亿日元的水平，约占日本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而据日本金融厅2002年8月2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全国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高达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万亿日元。日本银行业每年都要游说政府帮助解决不良贷款的问题，全世界的研究机构都在为日本解决不良贷款出谋划策，但是，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不良贷款率就没有下降过。
为了处理银行业的巨额不良债权，恢复银行的持续发展能力，日本政府和各大商业银行近年来可谓是挖空了心思、绞尽了脑汁。
在1997年以前，日本政府在银行业不良债权清理问题当中扮演了“超级保镖”的角色，尽量避免银行破产，政府部门通过全力“保驾护航”，基本上确保了国内各大银行的持续经营。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存款保险机构来处理问题银行的不良债权。从实际运作的情况看，在1992年4月至1997年11月期间，存款保险机构为解决破产银行问题，共提供了拨款赠予兆（万亿）日元、贷款80亿日元、购买破产银行不良资产1174亿日元。另外，存款保险机构还在1996年同日本银行以及民间金融机构共同出资对原东京共同银行进行整改，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整理回收银行”。到1997年9月为止，该银行共接管银行业不良债权3900亿日元，回收不良债权总额607亿日元，回收率达到了。
随着日本国内问题银行的增多，仅仅依靠存款保险机构实施援助实际上是不够的。在1997年—1998年金融动荡期间，日本政府曾试图通过注入公共资金的办法解决银行业的不良债权问题。然而，对于各大银行而言，注入公共资金通常都是有条件的，银行必须按照金融再生委员会关于健全经营的要求进行整改，这正是近年来日本银行业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合并热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8年，日本政府为了适应全球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正式提出了金融大改革计划，这一计划的目标是要在2001年3月底之前初步确立起自由竞争的金融体系。为配合改革计划的实施，日本临时国会在当年10月通过了《金融再生法》和《早期健全法》两部重要的法规，前者主要是对破产银行处理过程中涉及的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和补充，后者则侧重于对濒临破产金融机构的处理。
《金融再生法》对于破产金融机构的处理方式与传统的“保驾护航”方式存在着重大的区别：（1）对破产金融机构不再保护，该破产的就让其破产；（2）对破产金融机构的处理有明确的时限规定；（3）稳定原则与健全原则相结合。另外，鉴于所有大型银行都在不同程度上背负着庞大不良债权的包袱，单纯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健全经营。有鉴于此，《早期健全法》主要从两个方面致力于解决大型银行的问题：一是通过注入公共资金的方式减轻不良债权负担；二是促使银行自身通过调整机构、人员、资产实施自主改革。
由此掀起了日本银行业的大规模合并浪潮。
2000年9月29日，由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等三家大型银行联合组建的日本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瑞穗控股公司（Mizuho Holdings Inc。）正式宣告成立，该公司以151兆日元的总资产（2000年9月30日时的水平）跃居成为了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银行集团。
根据当初的合并计划，瑞穗控股公司是由三家成员银行按照1∶1∶1的对等持股原则、以换股的方式共同成立的一家金融控股公司。现阶段，三家银行正统一在控股公司的名义下针对客户和业务类别进行全方位的整合。整合的第一步是将第一劝业证券、富士证券和兴业证券合并；第二步是将银行业务部门以及信托业务分支机构完全合并，最终的努力目标是在2002年3月之前实现三家银行业务运营之间的完全融合。
2001年4月1日，住友银行和樱花银行分别作为住友集团和三井集团的核心银行，顺利按照预定的计划实现合并，两家银行正式联合组建成立了住友三井银行（Sumitomo Mistsui Banking Corporation），该银行以107兆日元的总资产，成为仅次于瑞穗控股公司的全世界第二大银行集团。
住友银行与樱花银行之间的合并与其他日本银行合并事件有所不同，由于住友银行在合并后仍得以保留，因而它实际上属于一次典型的吸收合并事件。根据合并计划，樱花银行与住友银行的换股比例被确定为1∶。
2001年4月2日，东京三菱银行和三菱信托银行计划联合组建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三菱东京金融集团（Mitsubishi Tokyo Financial Group）。其中，东京三菱银行目前是日本最大的商业银行，日本信托银行和东京信托银行先后都归于其麾下，三菱信托银行则是现阶段日本最大的信托银行，这两家银行业巨头又都属于著名的三菱集团旗下的重要成员。截止到2000年9月底，两家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99兆日元，在日本国内银行界位居第三、全球排名第五。根据合并计划，控股公司的股票已于2001年4月1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同样是在2001年4月2日，三和银行、东海银行和东洋信托银行计划联合组建日本联合金融控股公司（United Financial of Japan）。其中，三和银行与东海银行预计将在2002年3月份之前完成业务整合，而东洋信托银行则只是将其商业银行业务转移至三和东海银行，自身则集中从事信托银行业务。截止到2000年9月底，这三家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90兆日元，在日本国内银行界位居第四。根据合并计划，控股公司的股票也已于2001年4月1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并于次日开始公开交易。此外，三和银行与东海银行还合并了它们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分行，并将新设分行更名为加州联合银行（United Bank of California），该银行目前在美国拥有了超过110家的分支网点。
作为上述一系列合并事件的“结晶”和“硕果”，截至2001年3月31日2000财政年度结束时为止，在以总资产排名的全世界前十大银行当中，来自日本的银行已占到了四家之多。
2001年以来，日本经济不断恶化，小泉政府准备孤注一掷实施彻底的改革计划，小泉打算将经济重点从刺激内需转向结构改革，并计划从三个方面入手：彻底清理金融体系，减少政府的巨额预算赤字以及解除政府对经济的控制。
在2002年4月份，小泉政府推出了最激进的银行经营市场化的改革措施，那就是“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所谓“存款限额保护”政策是指政府只对储户在金融机构的存款进行一定额度的保护，超过部分不承担赔付责任。金融机构破产时，政府的存款保险机构只赔付1000万日元以内的本息，如果储户在同一金融机构内有多个账户将合并计算。也就是说，如果金融机构破产，储户可能失去限额以外的所有存款。
这一类似休克疗法的银行改革措施在日本引起了金融大动荡。
从2002年4月份开始，日本出现“存款大逃亡”的现象，日本银行界面临着新的挑战。
无论是企事业单位存款，还是居民个人存款，都由定期的逃向活期、存在中小银行或地方银行的逃向大型金融集团、存入日资银行的逃向外资银行。据日本中央银行的统计，截至2002年5月底，日本1000万日元以上的定期存款余额为93万亿日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2万亿日元，相当于一家大型银行的全部存款余额。
由于活期存款至少在目前有安全保证，所以储户纷纷将定期存款改为活期存款。为了保护存款的安全，东京都政府也被迫在2002年3月底之前，将万亿日元的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从定期存款改为活期存款。储户为了保护自己存款的安全，只能选择财务体制健全、盈利能力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产生破产风险的大型金融集团。而且，由于国际信贷评级机构不断降低这些大金融集团的信用评级，他们担心，尽管日本的几大金融集团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型金融机构，但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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