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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谁来酿酒-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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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踩辑，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
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钦派大员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上述三条，不难发现，既是当时风土突变的根本原因，也是广西革命之背景。
咸丰元年，新皇帝继位。历史上的咸丰皇帝被公认为〃平庸〃，也就是说算不上好皇帝，也谈不上是昏庸的皇帝。事实也是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很平庸。但新皇帝登基，总有一番新气象，曾国藩的这一疏正是这一新气象下的产物，犹如万马齐喑之时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响。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以独特的眼光，向皇帝陈述了民间这三大疾苦。银价太贵，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应该说，作为一个站在清政府立场上的侍郎，他所说的这三大民间疾苦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这一点毋庸置疑。
先看银价太贵、钱粮难纳这一大民间疾苦。曾国藩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为例，给皇帝分析了其粮食税收之重。一亩田产稻米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开佃户平分及拒不交纳的数目外，种田人平均收入不超过八斗。应征二斗左右，漕斛、帮运费各二斗，这样只剩下二斗。问题还不在这里，如果这应交的六斗是交实物即粮食的话，老百姓还没什么话说。问题是，当时收米者不多，一般都是折算成银子上交。这样，里面就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在，因为把粮食折算成银子，这个换算价由政府说了算。政府把银价定高一点，那么所收的粮食其实就多了。由于政府不收粮食，老百姓还得先把粮食卖了换成钱；而粮价历来极贱，这样老百姓在卖粮时先吃一道亏；然而，政府还不收钱，还得把钱兑换成银子，老百姓又吃第二道亏。这样层层兑换就等于层层盘剥。一般情况下一石米卖三千钱。过去一两银子可兑换一千钱，一石米就可得三两银子；而今银价高，一两银子可兑换两千钱，这样一石米就只能换得一两五钱银子。因此，表面上政府税收数目不变，但暗地里却增加了一倍。这样一来，许多老百姓就交不起粮税。由于交不起粮税，地方官员要么施以酷刑，要么只能谎报歉收，前者则贻害百姓，后者则贻害国家。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上半年就开征下半年的税，今年就把明年的税征完了。这样，继任者一来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缺口，为了堵缺口，后继者更加肆无忌惮。株连亲戚甚至强迫邻居代交税款的事情常有发生。这一大民间疾苦显然是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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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风云突变（3）
再看盗贼太多、良民难安这一条。
自古以来，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是强盗出没之地。最近强盗之风越来越炽烈，大白天抢劫奸淫，抓人绑票的事情时有发生。老百姓告到官府，官府派人缉拿，而地方上的头领却欺骗说强盗已经逃走了。于是官兵便纵火烧毁一些附近的民居，示威一番走了，或者杀掉监狱里的囚犯来冒充一下。强盗不仅没逃走，老百姓早已是倾家荡产。有时盗贼还和官府勾结，即便抓到了盗贼也被收买一通放了，更有甚者，还有的将无辜百姓诬为盗贼一伙，将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四川陕西的盗贼首领就是这样的例子。南方则会匪猖獗，十家之中三家都是贼匪，一些良民也被迫入伙。地方官却欺瞒成性，原因之一就在于会匪太多，即便抓到几个，在押解途中多半又被劫走；而办案所需经费也是地方官头痛之事；倘若报了案而没有限期破案，地方官又有被参劾的危险，于是干脆都隐而不报，听任盗匪横行发展。事发广西的太平天国事件就是这样一件典型。当时的头头冯云山本来就被抓起来了，但一年多后竟然被疏通而放了出来。
再看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一条。
曾国藩做过刑部侍郎，自然对这一条了然于胸。他发现他代理刑部以来的案子，大大小小数百件，只有二件案子经查水落石出，其余的都被判为诬告。要么是原告申诉不实，要么是越级告状，要么是借建议之名挟制官府。哪有原告都理曲而被告皆理直的这样一种现象呢？这样一来，许多人不敢直接重新办案，或者以收买原告让他难进难退，要么替被告想方设法开脱。〃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有的甚至是很明显的案子，都要拖它个几年不结案。黑白颠倒，有冤难伸，就是目前的现实。
有此三条，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导致官逼民反的。第一条属于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三条都属于吏治腐败的问题。这三大民间疾苦，是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存在的问题，只是程度上有差别。这不是因为清王朝是由满州人统治而造成的现象，汉人做皇帝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洪老童生根本不察现实，根本不理解民生疾苦，而偏偏要〃革命〃，可见其目的并不在要救民于水火，而是要自己出口恶气，过一回做皇帝的瘾罢了。
应该说，这个时候的帝国，更糟糕的还不在此，而在于一种〃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什么叫〃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曾国藩在另一番奏折中就鲜明地指出过。这就是他在《应诏陈言疏》里面论人才转移、培养、考察之法时提到的以京官、外官为代表的吏治。他说：〃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虹▲桥▲书▲吧▲BOOK。▲ 第44节：风云突变（4）
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钦佩曾国藩眼光之厉害，分析之犀利，句句皆辟鞭入里之言，深谋远虑之计。这篇奏折写于道光三十年三月，他预料的〃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未出此年，即已尽皆应验。吏治如此，民心可知。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的开头，曾国藩就提到历史上的史实，隋文帝末年，国家最为富庶，然而天下大乱，是何故？汉昭帝时，天下最困，而国家慢慢安宁，又是何故？本朝康熙时期，起先16年间只有一年没有水灾，其余皆江河决堤，又有三藩之变，九省动荡，侵扰7年，财赋去半，国库空虚，然而国家没有分裂，天下没有大乱，又是何缘故？曾国藩归结为一点，那就是民心。民心在，则汉昭帝、清康熙皆能稳如泰山；民心散，则唐兴隋亡，恍惚之间耳。
我观历史，所谓民意者，其实并不只指老百姓，而恰恰指的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分子集中代表了民意。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糊弄的，有了吃有了穿，他们会山呼万岁；没有吃没有穿，他们可以当牛做马，可以卖儿卖女……而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是没有过的，有的只有那些平素不劳动（既不种田又不经商）的游民起义。中国农民，几千年来没有组织，没有发言权。好在不少知识分子出身于农民，他们懂得农民疾苦，是他们在为农民代言。曾国藩就算一个。所谓民意就是知识分子的呼声，所以历朝历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是尽皆拉拢，或者斩草除根。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虽然朝廷吏治腐败，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仍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心所在。民心仍然在朝廷一边。
这里顺带提一组数字，或许可以说明民心的改变。以盐税为例。光绪之前，每斗盐收东钱（盐税）8文；光绪元年，收240文；光绪五年，收480文；光绪十五年收720文；光绪二十年收960文。随着这盐税的数字水涨船高，民心却正呈反比例负增长，终于有一天，这盐税收不下去了，民心也就彻底丧失了。清帝国的丧钟敲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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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卧龙再世……左宗棠（1）
敌友共依
很多人由他而起，出自他的门下，从此飞黄腾达，扬名古今；很多人一生忠诚地伴其左右，为了他和他们的事业出谋划策，鼎力相助，死而后已；也有人曾经是他的朋友，是他的学生，最后却弃他而去，甚至与他作对。这些人与曾国藩命运交织，既是他生命中的过客，又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卧龙再世……左宗棠
巡抚张亮基爱才、为人坦诚，又极为清廉，故当时深受林则徐的喜爱。在林则徐的极力推荐下，张亮基不几年就位居巡抚。但他是个文官，不会带兵打仗，而且当时的绿营兵既没有打仗的能力，又爱搅事生非，靠不住。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样，虽然吏治腐败，但毕竟有这么一个清官在支撑台面。但不久，张亮基官位升了，到武昌代理湖广总督去了，好在他在长沙时做了一件大事，用计赚来了一位鼎鼎有名的〃师爷〃左宗棠，此后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这位〃师爷〃在湖南多为他募集军饷，或为他招兵，支持颇大。
在曾国藩尚在湘乡时，太平军压逼长沙，张亮基想到了一个人，此人便是后来名震天下的湖南人左宗棠。我们便先来说说这个人。
如果说刘蓉把曾国藩比做一只凤凰，那么左宗棠则确实是一条卧龙。在湖南士人间也流传着〃三亮〃之说。老亮罗泽南，小亮刘蓉，今亮便是左宗棠。〃亮〃就是指诸葛亮。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1812年，比曾国藩小一岁。21岁中举人，一生所学皆经世致用之学，然而此人却一直未能再登科第。第一次会试不中，第二次本来已被录取为第15名，但因为湖南名额太多，故一刷就把他给刷了下来，取为誉录，就是抄写员。左宗棠不屑，拂袖而归，到醴陵渌江书院讲学。道光十七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澍也是湖南人，他借江西阅兵之际回湖南省墓。此人是有清一代有名望的重臣，也是湖南士人仰慕的榜样。经过醴陵时，县令请左宗棠为陶澍下榻之地写一副对联。左宗棠是作联高手，一挥而就：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是有典故的。〃春殿语从容〃，是指道光十五年十一月，道光皇帝在乾清宫连续14次召见陶澍，并亲自为他少年读书的地方题匾〃印心石屋〃，此乃旷代殊荣，陶澍一直引以为豪。下联则表达了家乡士人对陶的景仰与期盼。因而，陶澍一见此联，赞叹不已，立即要见写对联之人。左宗棠本是一奇才，对这位家乡前辈也是仰慕已久，于是倾心请教，与陶澍畅谈一宵。陶自然对这位年仅26岁的家乡奇才另眼相看，同时预料他30年后一定会超过自己，遂定忘年之交。
左宗棠第三次会试依然落魄而归。在回家途中接到陶澍的信，要他前往南京，相托后事。原来此时的陶澍重病在身，想把自己的独子陶桄托孤于左，并要与左联姻。左感其知遇之恩，表示从此以后，再不参加考试，躬耕柳庄，以湘上农人终世。
未几陶澍谢世，左把他的独子接到安化老家隐居起来，并悉心教导。太平军进攻长沙之时，左宗棠和许多人一样为避兵灾，迁到湘阴城东一带的东山白水洞隐居。
这个时候的左宗棠全然以诸葛亮自比。他有两副对联，其一曰：
文章西汉两司马；
经济南阳一卧龙。
另一曰：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两副对联表明，虽然他隐居此间，但其志并未稍减，和当年诸葛孔明一样，一直在盼望着干一番大事业，无奈时运不济，只有长叹。他在给人的书信的落款处也常常自署〃今亮〃。
张亮基刚来湖南时，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胡林翼（也是湖南人，和左齐名，同誉为中兴四大名臣，在后面我们会谈到此人）就写信给他，极力推荐左宗棠。信中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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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卧龙再世……左宗棠（2）
但考虑到左心气很高，招之未必前来。再仿效〃三顾茅庐〃？又担心此人言过其实。左思右想之后，张亮基想出一奇招。
他派人送一书信给陶府陶公子，信里说，长沙危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陶家世受国恩，又系富户，理应为湖南官民之榜样，要求陶澍的儿子陶桄五日之内筹办十万两银子以供军需。陶家哪里拿得出十万两银子，于是不得已往湘阴搬请左宗棠。左视陶家公子如同自己儿子，哪里容得下官府欺压陶家，于是立即赶赴长沙。到得长沙陶府，张亮基早已派兵把陶公子〃抓去〃了。于是左宗棠又赶到巡抚衙门。到那里一看，方知中计。张亮基就这样巧妙地把左宗棠〃赚〃到了长沙。左感其诚，于是答应做他的〃师爷〃。张亮基此计，和当年曹操计赚徐庶，颇有相似之处，但曹操之计，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赚来了徐庶之身却赚不来其心。故张亮基在这一点上要比曹操高明得多。后张亮基去了武昌，左仍在骆秉章门下做师爷，而且一干就是八年。
〃初出茅庐〃，左宗棠第一计第一功，便是替张亮基募来了十来万两银子的军饷。继而指挥城内守兵，挡住了太平军的攻势。使得太平军数万人马围攻长沙八十余日而不能攻下，只好半夜渡过湘江，往岳阳去了。张亮基不由得叹曰：即便卧龙再世，也不过如此。
在左宗棠等人的建议下，张亮基又把曾国藩请到了长沙。此前，左宗棠与曾国藩已经相识。道光十九年，曾国藩进京在长沙小住，在郭嵩焘的介绍下，左宗棠拜访了曾国藩。大家兴致很高，左宗棠又颇有辩才，曾国藩此时已中进士，而左则仍是一举人。曾有意要嘲讽他一番，于是笑着说：
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
左宗棠不愧有诸葛亮之才，立即针锋相对：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左宗棠字季高，上面一联，巧妙地把左季高三字嵌了进去。下联则把曾国藩三字嵌了进去。笑话毕竟是笑话，但从中也看得出两人才干实不相上下。
曾国藩有了左宗棠这样的高才在身边，对他后来的沙场征战起了关键的作用。
后世研究历史的人都认为，道咸同光时期，大清帝国的气数己尽，故南有太平军，北有捻军，各地揭竿而起；而在沿海一带，又有英法等国联军步步紧逼，眼看着大厦将倾，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从洞庭湖以南走出来一大批不尚空谈，又能经邦济世的知识分子，大清帝国能借他们之力内平叛乱，外抚夷狄，足见大清帝国气数未尽。
不过，我这样说，许多人都会说我这观念太腐朽了。不忙，历史容不得观念作怪。事实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虽然满脑子忠于朝廷，但在思想意识深处，他们效忠的对象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中国〃这一概念的崛起。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希望〃宁做太平狗，不为乱世人〃，更何况这个时候内忧外患，国家一日不如一日，过去传统的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被时代的急潮唤醒，立功自不必说，保国护民的意识急剧膨胀。曾国藩说，自宋代以来，朝廷就被士大夫〃劫持〃，我看这〃劫持〃得好。即便皇帝再昏庸再糊涂，有了这批士大夫在，国家不会乱到哪里去。明代的皇帝数十年不上朝，国家依然在士大夫手中运转，过去〃国不可一日无主〃的观念得以极大地改变。所以看一个政府的气数，不必看皇帝，要看这个政府的士大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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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卧龙再世……左宗棠（3）
咸丰八年，皇帝在养心殿召见郭嵩焘。皇帝首先问他有没有打过仗，接着问他〃天下大局宜如何办理〃，当郭嵩焘谨慎地回以收拾残局当靠将帅与督抚合力同心之后，皇帝再次追问：究竟要从何处下手？此时的郭嵩焘仅仅只是翰林院一个翰林，而皇帝显示出来的却不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而是真切地关注时局。这样的皇帝，怎么说也不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比起人人称赞的汉文帝，我看还要略胜一些。
当皇帝知道郭嵩焘与左宗棠是老乡，都是湘阴人时，皇帝便问左宗棠这个人才干如何？为什么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此时仍在长沙，自咸丰二年出山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办理军务，但至今仍只是一个〃师爷〃，按理不属于朝廷命官，而皇帝竟然知道他，记得他，竟然关心他的才干，关心他不出来做官的原因，这从一个侧面更进一步证明皇帝也不是历史上所说的那种不谙世事的混混。客观地说，至少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皇帝。
当皇帝从郭嵩焘口中得知左宗棠秉性刚直，是人中豪杰，极有血性，只要皇帝诚心相召，不可能不出来做官之后，皇帝就想委之以重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湖广总督官文一纸奏折，又让皇帝打消了这个念头，不仅如此，而且让皇帝勃然大怒。事情起因于发生在长沙的一件〃小事〃。其实说小又不小，至少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郭嵩焘说左宗棠秉性刚直，实际上可以换做另一种说法，就是那种志大才高的士大夫惯有的性格，脾气不好。秉性刚直的另一面就是脾气不好。左宗棠在长沙因为瞧不起一个叫做樊燮的总兵，故意使坏。一次，樊燮向骆秉章汇报情况之后，退至门口时，因为没跟左宗棠打招呼告辞，就被他大声地叫了回来。叫回来做什么？故意提了几个问题，樊燮回答不出，左宗棠便乘机发难，把他大骂了一通：〃王八蛋，滚出去。〃骂了之后还踢了他一脚，于是两人当场撕打起来。
左宗棠打骂樊燮，前者有打人骂人的理由，后者也有被打被骂的原因。但是，作为一介士人，尤其是此时的左宗棠声名在外，甚至〃简在帝心〃了，做出这等事也确实有些出格。这个樊燮是湖北恩施人，他的儿子樊增祥还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儿子好，但是其父却不好。樊燮在永州总兵任上，官声极坏，其主要劣迹，时人归纳为两个字：贪，纵。永州地区防兵共二千余人，常驻城内约300人；日常在总兵官署当差的，却有160人。樊家的厨夫、水夫、花匠、点心匠、剃头匠等额，都由兵丁充任，薪水则从军费中支取。不仅如此，举凡日用绸缎、房屋装修，也都挪用军费。因此，樊总兵排场全拜贪污所赐。这是他贪的一面。樊总兵治军甚严，有违犯军令者，一概军棍从事；而部下多在其家当差，不免偶触家法，也是军棍从事。樊家演戏，某千总迟到，违反了他的规定，棍责数十；管理厨房的某外委千总烧煤过多，棍责数十；管理轿务的兵丁，因轿房灯具失修，棍责数十；樊总兵下基层视察，负责沿途招待的某把总因故迟到，即在船边扒了裤子打屁股。这些情况都被反映到省里，〃总管〃一省军务吏事的左师爷闻之大怒，立即建议骆秉章参劾樊燮。自咸丰四年入幕以来，骆秉章对左宗棠是言听计从；按左宗棠自己的话说：〃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因此，骆秉章即上奏参劾樊燮。这件事还没完，就发生了左师爷打骂总兵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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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卧龙再世……左宗棠（4）
樊总兵哪能咽得下这口恶气，于是便将此事告知了湖广总督官文，让官文参了一本。
皇帝读了此本，原本想重用左宗棠的想法，立刻被眼前那个不讲朝廷体面，嚣张跋扈，打骂朝廷命官的恶吏形象所赶跑了，批示官文查处，如若属实可就地正法。而樊总兵则正好与官文关系非同一般，本来在骆秉章参樊总兵时，官文也已上折保举樊总兵为湖南提督。正好，三件事凑到一起，热闹了。
官文接到批复的同时，胡林翼也知道了此事。我们知道胡林翼这个人极会做官又爱惜才，更兼左宗棠与胡林翼有亲戚关系……他的夫人与左宗棠的女婿同为陶澍的子女。得知此事后，胡林翼立即请求官文暂时不要去调查，一面立即向郭嵩焘告急，郭嵩焘便让潘祖荫上折力保。
于是一句经典名言就出现在这个潘祖荫的奏折里：〃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本来爱才心切的咸丰皇帝也被这两句话打动了，这样左宗棠方免去一劫。
这件事，也使左宗棠的声名更大更响了。
但左宗棠在长沙是待不下去了。做了八年师爷的左宗棠离开长沙准备前往京城，得知这一情况，胡林翼又来信劝阻，叫他此时不要去北京，毕竟此事还没有了。左宗棠便听其劝，南下来到曾国藩的军中。
这件事曾国藩当然也知道了，面对这个八年来一直在长沙为之筹兵筹饷鼎力支持，有大功于湘军的家乡才子，曾国藩很是客气，每天都要和他畅谈很久。
在曾国藩身边待了几个月之后，左宗棠也开始想一改无职无兵的尴尬局面，他与曾国藩商量，要求自己带一支军队。带军队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左宗棠本人来说，还是对曾国藩来说，都是件好事。然而，曾国藩竟然劝其不必〃添此蛇足〃。是担心左宗棠不宜带兵，怕将来弄出一个李元度来？还是更希望他在曾国藩幕中出谋划策，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让左宗棠亲冒矢石？不得而知。唐浩明先生认为，曾国藩可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曾国藩心里还记着当年左宗棠对他破口大骂的情景，虽然时隔已久，但在曾国藩心里仍有阴影。二是他深知左宗棠的个性，岂肯听人指使？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做师爷，连湖南巡抚都要听他的，曾国藩担心左宗棠在自己帐下自领一军，到头来自己都要听他的。
依我看，第一个考虑应该不大可能，曾国藩也不是那种鸡肠小肚之人，更何况他当年抛下湘军和江西战场回乡奔丧，自己都后悔了，左宗棠是骂的对呀，若不是听他一骂，曾的反省可能还要迟来一些。第二个考虑应该是实情。曾国藩无疑是有鉴于左宗棠的才识，又考虑到他的脾气，还真有点担心驾驭不了这位才大气粗的部属。而且，左宗棠的口才实实在曾国藩之上，曾国藩还说他不过。否则，就在曾国藩的几个得力干将先后弃世，正当用人之际，他岂有不乐意让左宗棠自领一军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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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卧龙再世……左宗棠（5）
这个时候，皇帝也显示出他的大度和爱才心切来。皇帝分别向胡林翼和曾国藩征询如何使用左宗棠了。面对皇帝的询问，曾国藩虽然不像胡林翼那样，举贤不避其亲，为左宗棠大肆唱赞歌，但他也没有讲其不是，而且他明确回答，希望皇帝知道此人〃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明降谕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脾时局〃。也就是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曾国藩并没有坏左宗棠之大事，相反也是在玉成其事。
皇帝得到胡、曾的回复，当即命左宗棠回湖南招募军队，听从曾国藩调遣。
事实证明曾国藩不让左宗棠自领军队的考虑也是对的，左宗棠将他招募的军队别立一帜，称〃楚军〃，一开始就与湘军区别开来了，〃湘〃在过去还是属于〃楚〃的，名为受曾国藩调遣，实则想独立。不知道左宗棠的这一做法，是否考虑到了曾国藩的想法，抑或是有意要做给曾国藩看的呢？
后来，曾左的分途，其实在这里就埋下了伏笔。人们多怪曾国藩的做法对左宗棠不公，其实，从〃楚军〃命名即可看出两人的关系分裂的端倪。〃楚军〃之例一开，后来李鸿章如法炮制，自命其军为〃淮军〃。
论军事才能，左宗棠确实不在曾国藩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左宗棠从此沙场征战，连克得胜，奠定了他当世的功绩和后世的英名。
曾左友情的破裂，我始终认为，左宗棠应负更大的责任。本来做为曾国藩的部属，自树一帜的做法就有失人情；后来曾国荃打下南京，走脱了幼天王，被左宗棠得知，他不告诉曾国藩，竟然直接给皇帝上奏折，把此事捅了出去，这一做法就更不厚道。本来功高震主，更兼曾国藩己有奏折说幼天王已死，倘若皇帝怪罪下来，此事非同小可，难怪曾国藩从此不与他来往。为了消灾，曾国藩把左宗棠在打下杭州，让十万太平军从城中逃出之事也写在奏折里，不想，又遭到左宗棠的强烈反弹，两人交恶公开化。可见左宗棠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些任性而为。
同治四年，太平军的残部退到广东，此时郭嵩焘担任广东巡抚，左宗棠奉命南下节制福建、江西和广东三省军务。而广东兵力不足，无法独立防堵太平军入粤，加之，左宗棠所部在福建一带连挫太平军残部，迫使他们逃往广东。郭嵩焘见广东形势紧急，立即向左宗棠求援。而左宗棠竟然上奏要北上剿捻，不久其部果不入广东而折回上海。福建之贼虽平，而广东形势甚迫，看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郭嵩焘不禁感叹：〃季高此举，使人郁闷。〃结果，进入广东的太平军连占了广东几个城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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