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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文臣和太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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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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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谦益“强迫”黄宗羲当枪手（1）
钱谦益成名甚早，曾做过明朝的礼部侍郎，用黄宗羲的话来说，“主文章之坫者五十年”，俨然是晚明的文坛领袖。他和东林党及后来复社人士广有交往，崇祯元年（1628年）被阁臣温体仁参劾主持浙江乡试时有舞弊行为，故被罢官回家。李自成入北京后，福王南京称帝，他为了起复，依附为东林及复社人士所不齿的阮大铖、马士英，半生清名扫地；弘光朝倾覆后，他又投降了清朝，切切实实做了“贰臣”。
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的父亲，就是被阉党害死的东林党人之一、做过山东道监察御史的黄尊素，因此钱谦益可算黄宗羲的父执辈。
政权鼎革后，钱谦益的行为自然受到士林人士的非议，钱本人未尝不知，但覆巢之下，想活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痛苦而屈辱的选择，钱谦益的选择，在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后人很难以“忠奸”进行简单的划分。黄宗羲尽管自己不忘旧朝，参加过抗清战争，失败后隐居著书，坚决不出仕，但他对钱谦益，一直抱有理解的尊重。
黄宗羲从崇祯登基不久父亲被平反昭雪后，数次参加乡试，但科场考运极差，接连落第。可他的文名却很早传开了，受到了钱谦益的赏识，两人过从甚密。
钱谦益罢官归田后，靠卖文补贴家用，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把他比喻成“谀墓”的韩愈，他自己也说“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因为钱的文坛地位，给人写文章自然润笔很多，但毕竟年老后不可能永远是文思如潮，他方有“为之奈何”之叹，不得已便请枪手给自己写文章。
黄宗羲在《思旧录》中记载了他被钱谦益“强迫”当枪手的故事。
钱谦益迎娶柳如是后，两人住在半野堂，家有著名的藏书楼绛云楼，里面的藏书十分丰富，因此黄宗羲常来拜见钱谦益并在他家看书，钱谦益对黄也十分优待，约他为晚年看书的伴侣。有一次黄宗羲住在钱家，将要睡觉的时候，钱谦益提着灯笼来找黄宗羲，送他一些金银，说这是夫人柳如是的主意。钱、柳担心黄宗羲以后不来钱家陪他读书，柳如是爱怜天下才士的风采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绛云楼毁于火灾，黄宗羲深以为憾。
此次梨洲先生访牧斋，当为顺治七年（1650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考证此乃梨洲先生来延请牧斋去浙江金华，说服拥兵驻扎该地的马进宝反清复明。柳如是久怀复明之志，极力促成牧斋金华之行。此可为一说。钱降清后，确实有过不忘旧朝甚至为反清暗中筹划之举，黄毓琪起兵东南反清，顷刻败亡，钱谦益被牵连，幸得柳如是四处奔波，运动降清汉族新贵斡旋庇护，方得解脱；郑成功舰入长江，剑指金陵，陈寅恪认为钱、柳也为郑暗中出力。这些是否是定论先不予置评，但像钱谦益这样深荷前朝恩惠的文坛领袖，不在乎自己的清名是不可能的，希望暗中相助复明事业，事成后洗刷耻辱，完全可以理解。他最得意的弟子瞿式耜跟随永历帝漂泊西南，支撑残局，深受重用，对牧斋不能没有影响。
陈寅恪针对清修《四库全书》中有人指责钱谦益“首鼠两端，居心反复”，为其辩解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以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不得已降清，和拥有劲旅而主动开门迎贼的吴三桂还是有区别的。
钱谦益晚年患重病，黄宗羲前去探望，钱谦益对他说，一位姓顾的巡盐御史求文三篇，润笔千金。这三篇文章是盐台大人父亲的墓志铭和一本诗集一本庄子注解的序言，这主持盐政的大官有的是钱，当然要请最牛的文人才子来为自己的父亲吹捧，方能尽人子之孝道。钱自己身患重病，没法下笔，让人代为草拟，却文采欠佳，不合他意，也有损钱的名望，于是他恳求黄宗羲代笔。
黄宗羲踌躇半天，没答应做枪手。钱谦益将他引进自己的书房，竟然从外面反锁了，这一下黄宗羲为了早点出去，不得不当枪手。梨洲先生不愧是大才子，几个时辰就将三篇文章写好了。
钱谦益“强迫”黄宗羲当枪手（2）
文章甚合钱谦益的心意，钱将黄宗羲和自己的儿子叫到床边说，只有太冲（黄宗羲字太冲）先生深知我的心意，我死后的文字（即墓志铭等盖棺定论的文章）不托他人，一定得由太冲先生代劳。
钱谦益死后，钱的儿子将父亲的嘱托忘了，请了另一位人写评价钱的文章。黄宗羲如释重负地说：“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
由此可见，黄宗羲见识远甚于那些迂阔的腐儒，他能理解在乱世中一个文人不能死节而苟活甚至做新朝官员的选择，他没有拿着道德的棒子，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因此对钱依然尽子侄辈之礼；可是作为一个风骨凛然气节高拔的文人，他心中当然并不赞同钱谦益所为，因此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褒扬钱的品行。因此让他给钱谦益写死后盖棺定论的评价文字，实在太为难了。所以当钱家请别人时，他庆幸自己免于是非。黄宗羲是有强烈历史感的人，他著书立学，将留万世名，可不愿意让“谀墓”文字给自己带来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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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节夫宽容失贞妻（1）
关于明末名士和名妓之间的传奇故事很多，如冒璧疆与董小宛，侯方域和李香君，最有名的当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钱谦益是名士中的名士，柳如是为名妓中的名妓。二是钱能用迎娶正妻的礼仪纳柳入室，而钱正妻尚在，他们在一起皓首玉颜相守了二十年，并育有一女。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明亡后两人不同的态度，一个名妓比一个做过崇祯朝礼部侍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文坛领袖更有气节。
国破之时，读书人比青楼女子还不知亡国之恨，持这个论点的人最容易举出的论据就是钱与柳。清代的文人笔记记载，1445年南明覆灭（乙酉之变），清朝豫王多铎率大军南下，柳如是劝钱谦益取义成仁，自杀殉国，钱谦益于是载酒湖上，而且还事先告诉许多亲友，他要效仿屈原大夫自沉以明志。他在船上流连犹豫了许久，用手探了探水，说“冷极奈何！”最后还是不敢死。而柳如是独自想跳进水里，被人拉住。——这一幕真像演戏，演员没按照剧本的要求演，本来主角应该做的事情让配角来做了，这叫抢戏。千古艰难唯一死，钱牧斋想苟活，不能对其太苛求。可还要把自杀当成行为艺术来表演，事先请好观众来观摩，求名之心若此，他最终不敢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事后跪降多铎，受清廷之征，上北京做官就犹不可宽恕了。晚年钱谦益不得意，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要死要死。柳如是如此嘲笑她的丈夫，公不死于乙酉国亡之时，而要死于今日，岂不是太晚了？
明末倒有一个名士真的学了回屈原，他就是东林党的创始人之一，官至左都御史（明代最高监察官员，称“总宪”）的高攀龙，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等阉党人士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派缇骑去无锡逮已罢官在家的高攀龙。高攀龙得知逮捕者就要来到的消息后，在书房里留下一封遗书，悄悄地投进旁边的池塘而死。遗书中说：
“臣虽削夺（削籍为民），旧系大臣，大臣一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
所谓读书人不如妓女，是因为二者身份反差太大。明朝养士三百年，士人为其殉国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晚明对正人君子的摧残不遗余力，忠贞之士下场很惨，阿谀拍马之徒洋洋得意，这样的状况下能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这样殉国的士人已经很难得了。钱谦益一生比较顺利，早年科第高中，中年官拜侍郎，闲居在家日子也过得逍遥。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这样的人非有超常之胆气，很难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而妓女因为是个倚门卖笑、朝秦暮楚的职业，对这类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要求，这类人若能有些气节，自然有轰动效应。这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道理一样。柳如是早年坎坷，在当过内阁大学士的周道登家，几乎被妒性很强的大夫人杀死，后流落江湖，游走于名士之间，其胆识其毅力当然比没受过什么苦的钱谦益强。
钱谦益北上后，柳如是独自留在南京。陈寅恪认为这足见柳如是的见识超过其他降臣的妻妾，因为吴伟业带着妻妾进北京后，自己宠爱的一位小妾让清朝权贵淫辱而自己无可奈何。柳如是和其他人的妻妾本来就没有可比性，因为其他妻妾没有丝毫的自主性，完全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柳如是则不一样。她没有随夫北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她对丈夫投降新朝不能原谅，自己留在江南，避免降清的尴尬。
柳如是留在江南期间，发生了一件超级八卦：柳和一位姓郑的书生通奸。这件事有点蹊跷，尽管柳出生娼门，和陈子龙、李待问等才子等有过同居或一夜情的关系，但嫁给钱以后，所谓妓女从良，比贞妇还要守妇节，钱和柳居金陵时，见到李待问，并将李当年赠予的定情物还给李。这次红杏出墙，大约是对钱失节降敌失望所致。钱谦益的儿子认为柳的行为有辱门风，将这件事告官，并将书生杖死。
被戴了绿帽子的钱谦益从北京回来后，对儿子的行为不但不赞赏，反而十分生气，不愿意见他。钱谦益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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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节夫宽容失贞妻（2）
钱做了王八还替柳如是辩解，寻常人没法理解，清代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载：“闻者莫不掩口而笑。”我以为这正说明钱谦益有自知之明，羞耻心尚未丧失，和阮大铖、孙之獬之流不一样，后者完全是无耻之徒。对自己的失节，钱因为很羞愧，他明白妇人失贞和士大夫失节相比，只是小事一桩，他没有资格指责红杏出墙的柳如是，所以只能宽容她。而很多士大夫，自己道德败坏毫无气节，却要求闺房里的妻妾成为贞节烈妇，这样的人真的可恶。
钱回到老家后，有无名氏在苏州虎丘的石头上刻了两首七律，讽刺钱谦益，其中一首有四句这样说的：“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这诗对钱来说，可算是剥皮式的挖苦。这首诗记载于陈子龙的遗著《陈忠裕公全集》中，并记载，钱谦益见到这两首诗后，数日内很不高兴。——他能高兴起来吗？而这陈子龙，正是柳当年深爱的旧情人，最后因抗清而死。柳如是对和自己最亲密的两位男人的不同选择，不知会有何种感想？
科场风气和国运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十分完善，历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科场风气的好坏，对舞弊的士子和考官不惜痛下杀手。到了明末，相对公平、严肃的人才选拔制度被损害，各种托关系、走门子、贿赂考官的行为层出不迭，一直到明亡后，清入主中原，又重新开始对科场风气的大力整顿。
明末清初的野史《研堂见闻杂录》，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苏州府科场风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何迅速被败坏。
作者说，他年轻时成为庠生时，那个时候童生考秀才，“从未有以贿得之者，惟达官贵人真子弟，方能勉附其末”。那时候高级官员子弟较贫寒子弟更容易成为秀才，是制度上认可的一种政治特权。
“后积弛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中秀才的风气开始萌芽，但程度不厉害，作者说，那些通过走后门成为秀才的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多方掩饰，以别人问自己功名的来历为耻，别人说到这种贿赂获得秀才资格的事情，自己的脸会发红。此时，可见读书人阶层的道德还未变坏，人普遍还有廉耻之心。
“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囊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者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科考一旦成为主持其事官员的发财途径，靠贿赂而得秀才不再是一件耻于被人知道的丑事，可见科场风气已坏到什么程度。作者提到当时任苏州一带的学台张能麟，每次考秀才，“前后名有定价”，通过这种渠道向他打通关节成风，自己搜刮饱了后，他不忘利益均沾，“缙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业”。凡是能和考试沾上一点关系的人，都能分到好处。
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而童子科为尤甚，未试则以帖下州县，每县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纳”。而底下的州县，借这股考试的东风，进行搭车乱收费，“如收捐纳，如纳税金，无顾避”。等到考试的时候，“府道之所属，台宪之所致，乡大夫之所恳，教官之所求，庖厨隶胥之所渎收，牙婆媒氏之所关说，几于如烟如海，不可胜计”。通过考试发不义之财已经成了一项产业，有了专门的中介人员，连管事官员家中的厨子、仆人也敢收钱。贿赂公行，便有交了钱也没有考中的童生，更有一些本来得到了中秀才的喜报，因为交钱稍微晚一些，被出钱更多的人顶替了，最后正式名单中仍名落孙山。
苏州是文风鼎盛之区，科场之风这样差，对整个社会风气当然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有个叫李汉的秀才，睹此不平上书来苏州监察风纪的巡按，巡按刚准备收拾张能麟，却因被陷害，调走了。这下张学台又像胡汉三一样回来了，到处追索举报他的李汉，害得李汉在张学台任期，不敢回家而亡命天涯。
不独考秀才的县、府、院试，考举人的乡试也舞弊成风，这样的风气到了清顺治年间到了顶峰，刚刚在北京坐稳龙廷的清朝皇帝不能坐视下去，明亡的殷鉴不远。顺治丁酉江南乡试科场案案发后，两位主考官被腰斩，十六个分房考官被绞杀，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流放东北宁古塔。
经过新朝廷严刑峻法的惩治，到了康熙朝，科场风气才得以根本性好转。
黄宗羲的幸运落第（1）
黄宗羲是中国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学术家之一，这点应该无人质疑，可他的考运很差，终老都是一个“诸生”（秀才），连个举人都没有中，用科举时代一句话来形容，便是“久困场屋”。但正因为他科场的不得意，才使他能幸运地在明清交替那个天崩地裂的混乱年代，活到八十五岁，能有时间和精力专心学问，而成为比那些科场得意者更优秀的大家。
黄宗羲的科场失意有很多因素，首先是他因为有一个眼界开阔、思想超前的父亲黄尊素，黄尊素自己年轻时就注重经世之学问，而不太留意八股制艺这类专门用来敲开官场门槛的考试学。他自己虽然幸运地中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但对儿子的教育，以培育其独立思考能力为重点，并不要求黄宗羲必须将主要精力用在八股文上，黄宗羲少年时常在“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他母亲知道后很生气，告诉父亲，他父亲却不生气，反而说这类杂书对儿子“亦足开其智慧”。黄宗羲一生中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和小时候的家教是分不开的，当然这就必然会占用他看各类“科考指南”、做各种模拟试卷的时间。
十七岁的时候，黄家遭受大难，黄尊素被魏忠贤害死在狱中，作为长子的黄宗羲四处奔波，又要照顾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弟弟，没有时间读书。崇祯帝登基后，将魏忠贤、客氏等一干人除掉，为黄尊素等冤死者平反，崇祯三年（庚午，公历1630年）他在南京碰到了一生中的知己沈寿民、沈寿国兄弟，沈寿民“为之开道理路，谆谆讲习，遂入场屋”。然而仓促进考场的黄宗羲落第了，辅导他的沈寿民这次科举也是同样的命运。
崇祯三年的南京乡试，是明末最有名的一次乡试，许多江南名士都在这次考试中中举，复社诸士通过这次考试集体进入人们的视野。此次乡试，杨廷枢中第一名解元，同时中举的复社人士有张溥、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这些人又先后中进士，进入仕途。特别是第二年张溥、吴伟业师徒同时中进士，一起进入翰林院，吴会试是第一名会元，殿试为第三名探花，更是科场佳话。
这年乡试揭晓后，张溥为首的复社众名士在秦淮河的花船上举行金陵大会——那时候才子们喜欢在声色场所会友论文，极大地促进了青楼文化，使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李香君这类名妓有机会脱颖而出。黄宗羲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后来回忆，与会的除了他和沈寿民、寿国三人外，其他人都是刚刚考中的举人，可以想象江南名士相聚，科场得意再加美人在旁，张溥等人该是何等的兴高采烈，对黄宗羲而言，则是众士皆得意，斯人独憔悴。这次落第后，他在京口（今镇江）碰到了被温体仁排挤回乡的内阁大学士文震孟，文看了他落第的试卷，十分惋惜，安慰他“后日当以古文鸣世，一时得失，不足计也”。这句话对黄宗羲影响至深。
随后，黄宗羲又参加三次乡试，都落第。因为当时的秀才除了可以在本省参加乡试外，还可以去北京、南京参加顺天乡试和应天乡试，一些人在本省考不中，总愿意换个考场碰运气，黄宗羲的几次乡试分别在杭州、南京、北京参加。像黄宗羲这样的名士，有些考官愿意把他揽为弟子，可命运总和他黄氏兄弟开玩笑。他参加南闱考试时，北闱的考官到处搜罗他和弟弟的卷子；等他来年换成北闱应考时，又有考官在杭州搜他们的卷子想将其录取，总是失之交臂。1642年壬午乡试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是年三十三岁，两年后明朝灭亡，清军入关。他先参加鲁王的抗清部队，后隐居林下泉边，一心做学问，矢志不做清朝的官。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崇祯三年他和张溥等人同时中举，日后再顺利考中进士，那么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他就会入仕做官，不但案牍劳形没时间做学问，仕途十来年他的官位不会太低，在官场上的名气会越来越大，这些在朝代鼎革之际加大了他的风险。尽管他也组织“世忠营”参与抗清，但是一介布衣，毕竟没有故明官员那样惹人注目，所以才有可能逃生。
黄宗羲的幸运落第（2）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秦淮河中聚会中那些得意者的最终命运。为首的张溥进翰林院后，得罪温体仁，干脆回家讲学，在明朝灭亡前生病郁郁不得志而逝；他的高徒吴伟业降清；吴昌时在崇祯十六年，明亡前一年做到吏部文选司署理郎中（吏部选拔文官的代理司长，文选司是六部中权力最大的司），卷入政治漩涡，被崇祯帝杀死；陈子龙参加抗清，兵败在太湖投水自杀；第一名杨廷枢在清朝下剃发令后，不愿意留清朝那样的大辫子而被杀死。
这些人在科场上比黄宗羲得意，因此能顺利进入仕途，官做到一定的时候，清兵南下后，他们是重点关注对象，不投降就死于节义，几乎没有别的结局。黄因为不是官员，风险更小，再加上这老先生自我保护能力更强，得以躲过清军南下初期的暴风骤雨。等康熙朝时，江南基本上平定了，朝廷对汉族知识分子以怀柔为主。黄宗羲经历了家国巨变，目睹了天翻地覆，本人好学深思，活得又足够地长，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使他有成为大学问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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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制度为什么走样（1）
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许由、务光之流，实见其以天下为桎梏而掉臂去之。岂料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势也。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阉宦》
好制度为什么走样
《明史·宦官传》开篇就有这么一段话：“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内外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诸有司不得与文移往来。”
汉唐两代，算是中国国势非常强盛的朝代，可太监为害也很大，到了后期，已经直接干预皇帝的废立。朱元璋以史为鉴，提出这种防范制度不可谓不严密，不可谓没有针对性。但历史给太祖高皇帝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有明一代，阉祸之乱，甚于前代，一直伴随着皇朝覆灭。
为什么现实与理想差距这么大呢？也许有人说，经是好经，被后人念歪了；制度是好制度，被太祖的不肖子孙破坏了。果真如此否？细究起来，这个结局几乎是铁定的，没法避免。
分析太祖定下的规矩，似乎他已经从政治架构、政治待遇、薪水报酬等各个方面限制了太监参与政事，不给他们高级别的官衔，不让他们兼外廷的官职，不让他们和外官通来往，不让他们拿很高的薪水，甚至用“预者斩”这样的严刑峻法威慑太监，似乎每个细节都加以防范了。但是这种制度是理想化的制度，是一种并不建立在当时政治、经济现实和社会规律之上的制度，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朱元璋在位时，凭借自己的个人智谋与威严，能够让这种制度不走样，但到他的子孙那样，必定走样。
首先我们看看，这样的制度违背了起码的人性。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待遇如此之低，而太监们却是牺牲男人最宝贵的东西来伺候皇帝的，有所失必有所求，所失者多所求者也多，人家把男人的那东西都割掉了，就奔着月米一石的待遇去，显然太不符合人情了吧。再说呢，太监作为皇帝朝夕相处的奴才，他们比谁都更能接近最高权力，仅仅靠吓唬人的祖制很难阻挡权力的诱惑。就如一个工资微薄的保安，让他看守一座金山，他能没有想法吗？
再者明太祖废除了宰相，朝廷大事都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看起来是乾纲独断，可他哪能保证后代继位者都像他那样为了大明江山宵衣旰食，就像好不容易买来良田千顷的土财主，非常勤俭节约但不能保证身后不出败家子。废除宰相，大权收回来，可一个人当家作主保管一大份家业，那么奉承巴结他的贴身奴仆，一定会想办法分肥，太监就是这样蚕食了一部分皇权。如果在废相之前，帝国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分置的，家族公司的董事长靠血统继承，而总经理是职业经理人，凭能力选拔，如此混蛋董事长的私人秘书要想控制公司不那么容易，总经理和各部门经理比较容易防范董事长私人秘书。可大明是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二为一，这皇帝一昏庸，私人秘书上下其手干预政事就太容易了。
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那样对太监那样严酷，肯定会让太监怨声载道，合计起来对付皇帝，甚至还会危及皇帝的安全。一个当家的和私人秘书的关系都搞僵了，他还能睡好觉吗？朱元璋是开国皇帝，他能采取这种非正常方式控制太监，后代哪有这种能力？决心当一个好皇帝的建文帝，“御内臣甚严，诏出稍不法，许有司械闻”。这完全是按照皇帝爷爷的既定方针办，建文帝算是孝顺的孙子。可时势异也，他没有爷爷的威望、能力和经验，还坚持祖制肯定会碰钉子。果然，他叔叔朱棣起兵造反后，宫内的太监痛恨建文帝太严厉，身在曹营心在汉，纷纷和朱棣暗通款曲，为叛军通风报信。朱棣得了皇位后，对太监的态度马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例如郑和可以带兵出使。对朱棣来说，自己皇位的巩固是最大的利益，他必须利用内臣来控制那些人心隔肚皮的外臣，用内臣总觉得比用外臣放心。在个人利益面前，祖制肯定会被抛弃。他的手腕和父亲一样厉害，尚能控制被重用的太监，可规矩一旦破坏了，前有车后有辙，后面的皇帝再像他那样重用太监，负面效益就会越来越显露出来，再想走回头路，恢复祖制，会寸步难行。就如崇祯帝剪除魏忠贤后，也曾严格限制太监干政，但终于挺不住最终回到前代皇帝的老路上。因为此时，太监干政已经成了承袭两百年的不成文法，皇帝也没有力量去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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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制度为什么走样（2）
由此可见，一项制度的优劣不在乎纸面上多么合理、多么先进、多么严密，而是在乎现实的大环境、整个宏观制度是否能支撑这项制度健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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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属于郑和的那片海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在对郑和功业的缅怀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人们总爱把他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对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整个世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郑和呢，除了给皇帝带回来一些类似长颈鹿那样的吉祥物、留下一些荒诞和史实杂糅的传说外，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有人以惋惜的态度表达这样一种情绪：本来我们华夏民族有过开万顷波涛、拓展生存空间的机会，可惜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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