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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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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以故遇难。”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四）（2）
这时白坚武自己也在困顿之中，但是总还是尽力设法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日记中有：“年来学友零落，李守常既以共产死，张适吾又以被俘病死，余皆恤其遗孤，以表畴昔故旧之谊。念人世如此，感慨系之。”“李守常夫人来函告贫乏，余现日生活困难，未能兼顾，前者接济之二百元已属勉输，现实无能为力。他日略有转机仍当尽力接济耳。”
一日，和一友人叙谈，“言及李守常陈独秀向年之情操意趣，慨然惜之，不禁悲从中来。”
李大钊本人，倒是从容就义的。他在狱中写的供状中，很平静也很真诚的表白了平生素志：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虽政治上之方略与当局有所不同，而于爱护民族之主权，期将国命民生进至于安康之域，自问殊无贰致。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书籍颇不在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钊《狱中自述》，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二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他要求的，是能够保护他的青年同志，不要株连。对于身后事的交代，只表示希望藏书不要失散，到死还在为未来的文化着想。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1）
李大钊死后，白坚武还活了十年。
1927年吴佩孚最后失败，流寓四川。白坚武同他分了手，回到天津，作寓公了。没有了收入，生活都很困难。前些年在北京买了栋房子，租出去，房客又总是拖欠房租。又从一些老关系那里筹措了一笔本钱，开了一个干鲜货栈，觉得这样也好：“下野而谋生，不得已而逐十一之利，慰情差胜于无，以视在政治得非分之财者则有天壤之别矣。”可是他自己不会经商，雇请的经理又不得其人，也赚不到钱。“仁和栈张经理梦九又来通融资金，以年十余万之生意仅敷开销无余利，前途尚虞危险，由今之道而不改弦更张，只有收束耳。”“至仁和货栈一视，尹经理国勋在栈时极少，所经手款项外放等事无一有成绩，无一能负责任，糊涂而无良心，……余谋生之术太拙，又加以疏忽大胆，故所事恒失败。”他已经拮据到这等地步：有朋友欢迎他到东北一游，“余应而未往，盖旅游经费亦负担不起也。”
这只可以说是“隐于商”，其实他两眼还是注视着政坛，一心还在想干一番事业。国民党战胜了北洋军阀，可是在国民党内，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李宗仁这四大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快就尖锐化明朗化了。1929年4月，发生了蒋介石同桂系的战争，蒋取得胜利。接着，蒋又布置了对冯的战争。冯的部将石友三、韩复榘叛冯投蒋。冯阎合作同蒋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又是天下纷纷的局面了。白坚武看了，心里痒起来，于是就卷进这漩涡中去了。
日记：“石〔友三〕感于日来环境立脚不易，有请余往筹助之意，余应之。……今日风云扰攘，就中原言之，冯、阎、张〔学良〕三方之局势已成，若又从而附之，任在何方亦为牛后之列，且亦不为人所欢迎。余意欲集合石友三、王金钰，刘春荣孤臣孽子无所依附之军成一组，最小之限度，对前三方形势之下足以自存，不至随时感风雨飘摇之患。以余之平日在各方信誉，当可完成此大计。”
“作同志军盟约四条，以备时局有变化，为孤臣孽子利害相同之军团结存在张本，天下事有备无患。蒋介石一日而在，此等军队固可依蒋而在，奉公尽职。盟约则为中央无主备也，下一柱闲棋为来日地耳。”
为了这事，他仆仆道途，很忙碌了几个月：到德州会见石友三，到徐州会见王金钰，到开封会见韩复榘，为石友三划策，起草电文，又作为石的代表到太原去见阎锡山。他以吴佩孚的幕僚，来做石友三的幕僚，真也太自贬身价了。石友三是个成不了气候的人物，几个月共事之后，日记中写下了对此人的评价：“晚接石汉章来电，又询同人前途办法。既为团体之一员，遇机会不能彻底，平常又忽东忽西，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此等人不堪指导矣。”对于自己这几个月的辛苦奔波，他总结说：“余自退隐津沽以来，本不愿轻出，徒以情面所关有兹一出，竖子不足与谋，真不值耳。友谊一场为之赞助，告一段落亦属对得起，不可在无聊环境中太拖泥水也。”
对于这一次活动的目的，他作了这样的表白：“午后陈湘帆来叙，言及《新天津报》对余外出具微辞。余之进退纯以友人之谊，国家之故，意在扶助友人树立根据，若能凭藉时会打破###，是即余对于国家之所以自效，亦即余之夙志也，舍此别无他图。”
他以为自己这些活动是没有结果的，不值得的。可是有人却不这样看，中原战场上蒋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何成濬（王金钰的第47师即在其麾下）就对白坚武的活动很感到头疼，以为他起了很坏的作用。属于阎锡山部的傅作义当时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他告诉白坚武：“何雪竹电各方，言余组同盟军扶阎倒蒋，将时局变化之责全推之余身，实则非真相也。果为余主持，石汉章何至回蚌？石头城早已攻下，何至有今日现状耶？竖子无谋，遂令余拖泥带水，亦复可笑。”可见别人对他兴风作浪的能力是并未低估的。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五）（2）
这一场忙碌过后，冷静下来，他为自己今后定出了这样的方针：“余于现日混乱局中，各方作为均不合于余之意旨，惟有默守不问，所有约请一律逊谢，公私皆无参与之必要，何须自去拖泥带水耶。”
蒋方在中原大战中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不愿同国民党发生关系的白坚武一时也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于是回过头来经营他的仁和干鲜货栈。
“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在报纸报道之前就知道了：“向晚何庭流来，言日兵实行占据沈阳、长春、安东、营口、哈尔滨等处。蓄心积虑，已非一日。所怪东北当局平时既根本准备之毫无，时变到来又无神敏应机应付之可能，惟历次入关贪得一时之便宜，忘却永久之祸患，为可痛耳。事势至此，急切别无良法，惟有以卧薪尝胆之精神，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雪此耻耳。”这天的日记接着还写了他对日后收复东北之后，移民实边，充实人口等等加强国防的种种思考。
在致吴佩孚的信中，他把失陷东北的责任归之于国民党：“此次东北事变为党治之总罪案，尚不知自省，反益复争权分赃，计崩溃之期不远。”他认为“国民党误国至此，理应退避，以谢国人”。
“一·二八”事变爆发，他这样看此事对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军犯沪。在中国以自乱，内争数月，无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预防，固为自致其侮，而日军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祸，将来亦有不堪问之结局也。……为日本计，即欲倒国民党，扶助中国另成一新局面，亦非横冲直撞所能作到；若是所为，是自暴其无理于世界也。……中国如何，另一问题，日本则末日将至耳。”他把日本横冲直撞扩大对华侵略，看作是日本走向末日的一个步骤。
有几个失意政客想组织一个“宪政期成会”，约白坚武加入，“余以无此兴趣谢之，今日理论非可收效者也。昔清廷预备立宪，急进之士视为不足与谋，尚复毅然倒之；今党治视昔之清廷何如，而谓可向之请愿开放政权耶？余今日手无斧柯，又不能上山为寇，然心实反对国民党之一人，有实行反对者，余必为其中之一分子，若加入理论中请愿，余惟谢不敏耳。”
他在这一年除夕的日记结尾处写道：“大凡怀才有抱负之人，不能扼之常〔此处印本疑有脱漏〕之不得，志若终不得展，则挺险横决而已。且毁誉是非亦非定于一时，俗谚所谓最后见者，终有大白之一日，否则负污名以长没，亦所甘心，较沉沦不得伸亦愉快多矣。余畴昔尝一参蓬莱之政，但北洋派相携出于自争自溃自杀而莫克挽。既而静观国民党之施设，亦颇望其成功，积年累月亦濒于绝望。返视国家民族无一领导自拔自救之人，余忍之久矣，最后不能不一试，会待机会耳。”这不但是他一年的总结，他前半生的总结，也是预示他未来的作为。他忍耐得太久了，有机会就要一试了。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1）
到了1933年，他所等待的机会出现了：时局又起了大变化。
日本占据东北，在那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伪“满洲国”之后，到1933年初又开始了新的侵略行动。1月6日进攻山海关，2月24日又向热河进攻，3月4日占领承德。白坚武在日记中说：“热河全部之失，不出一星期。无人之境急行军，亦不过如此，可谓前此未有之奇，如是将领，不亡何待矣。”他看到，热河之后就是华北，华北已经处在日军的枪口之下了。他不希望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怎样来避免这个前景呢？他异想天开，想在日军攻占之前，先弄出一个“华北国”来。他觉得这个危急存亡的局面给了他一试身手的机会。可是他一无钱二无人，怎么能够实现这个设想呢，于是想去寻求日本人的支持。从长远来说，日本人未必会赞成建立一个不同于“满洲国”的“华北国”，但是就眼前来看，却不妨利用他来同中国政府捣乱。日本人看到，他反对执政的国民党态度是坚决的，又同军界有甚深的渊源，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了。
他的日记明显反映了他的心情和态度：
五时晤日本参陆两部代表坂垣少将，谈华北军事近情。前方已崩溃不能成军，再无革新之局，则救济无望，坐侍沦亡而已。目下急起直追尚虑不及，安有徘徊延伫之余地。余日来感于人员之无训练、无责任心，旷日误事，悲痛万分，然本身已心力交瘁矣。
古北口及滦东日军俱压迫甚紧，京津再无自动改革之局，待日军到时华北又成满洲国第二，自救之机会永失矣。吾人为保全人格，尊重体面计，始终不仰外人之鼻息；若一味迁就，则面目全非，将不能达彻底救国之主旨，何以见国人乎。
当时在白坚武同日本人之间牵线的是何庭流。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时任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看来他同日本军方有特殊关系，或者干脆就是日本特务，所以能够在报纸报道之前把“九一八”事变的信息告诉白坚武。白定居天津不久，何就陪日本新闻记者来访问过他，后来又多次带领日本军方人士来同白接触。白的“华北国”计划，就是通过何同日本人联系的。“偕何庭流晤日友坂垣少将，商洽一切，结果尚佳。午后同日友崎一良、何庭流、余三人结盟。”“访日友林康夫叙谈。偕何庭流同救国，决心既定，成败利钝在所不问。”“向晚收到接济费五万圆，分配各人。晚移入新居，从此决心进行，成败利钝置之度外矣。”这五万圆是从哪里收到的，日记中未写明，当然不问可知。这不但是肮脏的钱，而且是罪恶的钱。可是有意思的是，他把这钱分配给党羽的同时，也汇了五十圆给李星华，李大钊的长女。到了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一下亡友的遗属。
拿了日本人的钱，就得办日本人的事。第一件事就是布置刺杀于学忠。于原是吴佩孚部将，吴败后投奉张，成了东北军的重要将领。1932年8月受任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他手握重兵，对日本毫不妥协，深为日方忌恨，决心要除掉他。白跟他曾在吴佩孚部下同事，不久前还有些往来。这时于学忠成了他的华北国计划的头一个障碍，也就顾不得私谊了。于学忠在《我是怎样被日寇逼出华北的》一文中说，白坚武和何庭流一共布置了三次暗杀活动，第二次是“收买我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51军司号官傅鉴堂对我进行暗杀。……据二人口供，系白坚武、何庭流所主使，已酝酿多日，枪是何庭流亲交的，钱是白坚武所发的。”（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9～170页）于学忠还说，这次阴谋行刺的第二日晨八时，日本驻津总领事还给省府来电话约于晤谈，就是窥探谋刺是否成功。这事白坚武在日记中有记载：“翟子符引傅传达长来见，余勉以国家大义，晓以利害，伊允为效力。给资三千圆，令结合同人。”“非常之事运用多日今始克就绪，余对傅鉴塘除至诚报告外，并以严重礼节促其效力。彻夜劳忙未能一刻安眠，黎明复遣人询探讯息，诚以华北存亡在此一举耳。”“得确实信息，傅子泉偕其友吴树增为奸人所陷，报国捐躯，闻之痛绝。”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2）
在布置刺杀于学忠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活动是运动军队。“马廷福来见，神气态度似张效坤之流亚。自言对14旅确有把握，其同人俦侣言在18旅、14旅中亦具有好感。反于之同人俱集，余之所计定可实现耳。晚召杨砥山来，令往保定运用18旅之一大部分。……于其行也，送旅资千圆，运用资两万圆，勉以大义，期以重任，欢欣鼓舞而去。”“午后马治安、杨紫丞来见，陈报运用情形。”“14旅张俊卿团长遣人欢迎马治安往部指挥。余告治安可即往。”
拉出队伍来就要举行暴动。“午后召马治安来议定往塘沽接收14旅，协同13旅首义。同往者日友三野少佐、大迫中佐助同运用一切。天不亡中国，此举幸而成功，国家从此有望耳。”
让正在侵华的日本军人参加中国的救国活动，这话说来真太离奇。白坚武辩解说：“余决心久矣，非忍痛打开一局，救国之局无从实现。晋文公、唐太宗皆曾借外兵定国，大丈夫视终局如何耳，一时浮议安足计耶！今日仅外卿耳，必要时请外兵亦所弗惜，然非所谋于小丈夫也。”（
为了鼓励这些拉来的队伍肯卖命，他给两个团长悬了赏格：“先入津者给资30万，官兵另有厚赏，擢升军长；入京先到者并以卫戍司令相待。时机已迫，好自为之，勿落人后也。”可是这次暴动又失败了，“治安及张俊卿团长情急智乱，仓皇逃遁，今尚存亡莫卜，出师未捷先折大将，损失殊大，不胜痛恨。”
行刺和暴动都失败了。正好这时中日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日当局对倒党救国运动暂行不助”。白坚武一时就无所事事了。再说他感到住在国内也不安全，于是就动身到“满洲国”去。在那里，他常去找日本和“满洲国”的一些要人，请求他们援助。可是日本人对他越来越冷淡了。
他向日本人提出：“招集热河民兵2万人为解决华北根本。热民储枪甚多，日本收枪易激民变，不如移河北，一举两得。此亦少少转移之法，为日计亦殊佳，犹历代定鼎移民。”这个计划得到了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大佐的赞同。后来松室调任龙江特务机关长，这事就半途而废了：“余之来热由松室发起，今事至半途，借债拉友，一塌糊涂矣。不告之于始期，而告之于中途，此所谓教人骑虎，又从而止之，何可为训？种种失信，奚以为人矣？”“热河之行本由松室敦约，乃松室调任龙江后一无回音，致令我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及何庭流晤之于新京始告我底蕴，殊恨其不早耳。”其实他应该早就感觉到这底蕴，即日本军方并不支持他的热河计划：“日友三野友吉力阻余热河之行，余再四譬说伊终坚持，其劝余在津合作大亚细亚主义。”你自以为这“为日计亦殊佳”，也许正是他不愿你插手之处呢，这日本人的事也难办的很哪。
领不到钱，热河之行还借债赔了钱进去，日子也就更难过了：“日用不足，当金表百圆”，要过端午节了，“余正处山穷水尽之际，乃当皮衣付三十元，实无法也。”“托向土肥原助筹小款以资运用。”
1935年，白坚武还策动了一次兵变。6月26日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驻丰台的第六中队长段春泽率部叛乱，冲击永定门，因已有戒备，失败了。（邹文敬《“九一八”后日寇制造“华北国”的阴谋》，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6～73页）他还进行过一些策反军队的活动，也都没有结果。“日来心绪极劣，感今后之无路，英雄无用武之地，此生不能成业，便当入山为僧，了此残生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9日“午后，《大公报号外》：中日军停止冲突，保安队接防宛平县城。图穷匕首见之局，能拖几时。”“何庭流函潘燕生约余往平任要职。此何时也，余安可仕！复庭流代谢而已。”当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之后，他无法再同日本合作了，终于也同何庭流分了手。白坚武的日记终止于8月14日，“八一三”上海战起也记了一句。以后即没有了。据日记印本的编辑说明，“9月，在冀南肥乡县被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所逮捕，旋经审讯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不知道当时宣布的罪状是怎样写的，就凭他自己日记中所记的那些事实，判他十次死刑也可以了，杀得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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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六）（3）
不过，如果要问他自己主观上的想法，那么我们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何庭流偕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小村俊三郎来访，余告以中国变乱，以幅员之广，民众之多，交通之不便，当然需经长久之时间方有最后之成功。各友邦于兹期中，只宜善意的赞助维持，若出以过度之干涉，实于彼此不利云。
日友三野友吉及同人何庭流、吕圃芹来叙，言中日共同利害，只宜经济提携。不宜土地侵占。
中国人救中国总宜表明严峻光明气概，方能令外人钦服，溥仪之傀儡吾等决不屑为也。
黄郛北来之内容，将以华北为牺牲品而实行其妥协卖国。张志潭、王克敏等卖身投靠，不惜为虎作伥，可杀也。
白坚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以为他做的一切，日本人希望他做的一切，包括行刺、策反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余为救国大计，万不得已出此方径，自信终可质之天地神明也。”这是多么的悲哀呵。
朱正：两个朋友——李大钊与白坚武（七）
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同窗好友，年轻时有着共同的志趣。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主观上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可以说是两个典型。
李大钊是在俄国使馆中被捕，被张作霖绞死的，白坚武是因为同日本人的关系被冯玉祥处死的。
俄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都对中国有太多的关心，太大的影响。要了解近代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同这两个邻国的关系。
李大钊成为俄国的朋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俄国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几代知识分子。白坚武成为日本的朋友，就有点莫名其妙了：日本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难道可以算作一种理论吗？这大约也就是二人身后荣辱之分的原因吧。
这两个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可供思考的题目。
（曾收入《辫子、小脚及其它》，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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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高尔基出国（1）
本文标题是为同另一篇文章《高尔基回国》呼应，如不加说明，读者难免产生歧义。这里是指十月革命后，1921年10月，高尔基离开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罗斯，而不是指高尔基曾多次离开过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这次出国，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各种苏联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高尔基传记都一笔带过，一律解释为“出国疗养”。我过去对他这次出国也未留意。后来读过几本俄国侨民作家回忆录，特别近几年接触到高尔基部分档案（不少档案仍未公布，如他致列宁、斯大林和他前妻彼什科娃的大部分书信），便产生疑问：为什么呼唤革命的海燕在革命成功后却离开社会主义祖国到意大利去，并一住便六年多。我渐渐意识到官方为了制造它所需要的高尔基形象——列宁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布尔什维克坚定的盟友，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敌人最严厉的抨击者，苏联同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联系的牢固纽带，而有意掩饰高尔基出国的真正原因，如果找出真正原因，几十年塑造的并深印在几代人脑子里的形象便会受到严重损害，但却能使我们接近真实的高尔基。而真实的高尔基对我们更可贵。
二月革命前，高尔基支持过布尔什维克，特别在经济上。他同列宁关系良好，尽管在造神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互相仍视为朋友。二月革命后关系发生变化。高尔基认为现今主要的任务是捍卫二月革命成果，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列宁则坚决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向临时政府夺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爆发前夕，10月31日，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发表《无法沉默》，公开反对暴力革命。高尔基的这种立场十月革命后必然使他陷入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的境地。七十年后才得以同读者见面的他的政论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便是他同布尔什维克抗争的记录。高尔基关心的是革命后广大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布尔什维克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巩固政权。布尔什维克坚决镇压反对、反抗以至妄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人，不管他是否是知识分子或在文化领域做过多少贡献。高尔基则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竭力关心、帮助、保护、拯救知识分子，并不看重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双方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当今在俄罗斯走红的宗教作家罗扎诺夫，1918年给高尔基写了一封求救的信：“……屋里没生火，没有劈柴。女孩子们望着冰冷茶灶旁边最后的一块糖。半瘫痪的妻子躺在床上，两只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孩子惊恐的眼睛……马克西姆什卡（高尔基名字昵称），亲爱的，我该怎么办？我已给你写过很多信，都撕了，这封马上寄出，不然我又撕了。我写了20本书出不来，书商罢工了吧。马克西姆什卡，你能否想办法让书出版……马克西姆什卡，我抓住你的手不放，……我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高尔基收到信后立即给罗扎诺夫女儿寄去一笔够三四个月用的钱。高尔基很早就认识罗扎诺夫，但两人并非朋友，因为高尔基从不赞成罗扎诺夫的哲学观点。不认识高尔基的人向他求救，他也有求必应。一位年轻女诗人生了孩子弄不到牛奶，找高尔基要。高尔基给供应部门写信，要求发给她牛奶。为了加强效果，在信中末尾说明孩子是他的私生子。后来许多年轻妇女找高尔基要牛奶，高尔基在信中一律说是他的私生子，以致引起供应部门人员的怀疑：高尔基哪儿来的那么多私生子？为了帮助、营救著名作家、学者，高尔基跑断了腿。诗人勃洛克病倒，必须出国治疗。高尔基同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行动起来。高尔基亲自给列宁写信，由卢那察尔斯基转呈。但迟迟不见下文。高尔基携带医生诊断书面见列宁，列宁让他找明仁斯基。明仁斯基在肃反委员会里负责出国事宜。明仁斯基也爱惜革命诗人勃洛克，但认为不需要出国治疗，只要改善生活条件就行了。他所说的改善生活条件是增加勃洛克的口粮定额。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不同意，又分头找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最后终于批准勃洛克到芬兰治疗，但批准的第二天，勃洛克便死了。另一位诗人古米廖夫因所谓塔甘采夫叛国案被捕，高尔基联合各创作协会上书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团，保释古米廖夫，“因为他对俄国文学意义重大”。这对契卡当然不是理由，古米廖夫被枪决了。这是两个失败的例子，还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我无法一一列举。用他好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平的话说：“多少人经过他的请求而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他可真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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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英年：高尔基出国（2）
高尔基为了让知识分子有口饭吃，巧立名目，成立了许多协会和出版机构。以1918年秋天成立的世界文学出版社为例。这个出版社吸收懂各种外语的人，既不确定选题，也不规定交稿日期，译什么书都行，译多少字没人管，但参加出版社便能领到一份口粮，同后来正规出书的世界文学出版社完全不同。这时高尔基开始同布尔什维克第三号人物季诺维也夫发生冲突。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得力助手，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列宁和政府迁到莫斯科后，他便是北方最高领导人，炙手可热，权力无边。季诺维也夫对高尔基所作所为极为反感，认为高尔基在他的地盘上跟他作对，多次在报刊上指责高尔基。高尔基也不示弱，在1918年4月9日的《新生活报》上指名道姓抨击季诺维也夫。语气之激烈，言辞之尖刻，实属罕见。此文后来收入《不合时宜的思想》（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季诺维也夫一怒之下竟抄了高尔基的家，高尔基到莫斯科向列宁告状，俄国诗人霍达谢维奇在回忆录《名人墓》中写道：“高尔基寻求列宁的保护，经常给他打电话、写信或亲自到莫斯科见他。应当说列宁竭力帮助他，但也从未真正制止过季诺维也夫。列宁当然很看重高尔基，但只是作为作家，他同样倚重季诺维也夫，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后者对他更重要。”季诺维也夫碍着列宁面子，不敢对高尔基下手，但处处跟他作对，直到高尔基无法再在彼得格勒呆下去。不少高尔基研究者认为，高尔基同季诺维也夫的冲突，是迫使他出国的原因。但高尔基在彼得格勒呆不下去可以去莫斯科，有列宁在，没人敢欺负他，再说他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的关系还过得去，所以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不久前读了著名美籍俄国学者索罗金的《漫长的道路》，作者认为列宁下令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是导致高尔基出国的直接原因。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1921年俄国发生灾荒，伏尔加流域饿殍遍野。为了救济灾民，高尔基同普罗科波维奇（立宪民主党）、库斯科娃（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区。列宁对高尔基的建议极其重视，这从列宁1921年6月28日给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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