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南明痛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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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为南鬼，不为北王！”
　　似乎英雄义举，感动天地。时正晴明天气，忽然风沙四起，屋瓦皆飞，其情其景酷似当年文天祥大英雄北京受刑之日。
　　行刑刽子手杨某也是汉人，他向左懋第等人涕泣叩头行礼，然后行刑，落刀。
　　萦绕不去的阴影
　　——与国偕亡的党争
　　南明弘光朝的党争，一般史书和史家，皆众口攻讦马士英、阮大铖二奸挑事，其实，此见过于偏颇。
　　弘光小朝廷的党争，乃东林党人首先发难。正是史可法的犹豫和短见，使得四镇军阀得拥弘光帝继位。武人自此骄恣，东林一系再无全掌朝政的可能。在此打击下，东林党一腔邪火无处发泄，拼命对马士英和他所推荐的阮大铖展开攻击，大揭“逆案”。为求自保，阮大铖发起“顺案”，引联群小，与东林一系在朝中展开恶斗，大施拳脚。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完全不顾国事危在旦夕的大局，浸沉于党争派斗之中，最终把南明拖向灭亡。　
　　　　　　　　　　　　　　　　　　
欲向江南争半壁（14）
　　言及明朝党争，有必要理顺一下脉络。
　　自万历朝张居正去世，昔日被压制的言官力量忽然反弹，他们上书频频言事，指斥执政。党论之兴，自此勃然不可复制。此后，明神宗一朝的“争国本”、“妖书案”、“禁宗案”以及癸巳京察引起的贬黜，门户渐趋明显，首辅沈一贯出于私心，为争阁权，他对党争推波助澜，终于造成朝臣派系交恶日甚一日的情况。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在推选阁臣问题上惹恼明神宗，被黜为民，回乡闲居。十年后，他在老家原有的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讽议朝事，品评人物，并与北京朝臣同志者遥相应和，终于形成了“东林党”。
　　政治发展过程中，朝中又出现了宣党，昆党，齐党，楚党，浙党，皆因其首领籍贯而加以命名。这些党人互相勾结，与东林党人作对，只要是他们的异己，他们就把对方斥为“东林党”，这才造成东林势力中正人越来越多的局面。
　　而后，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发生，更使得晚明党争趋向一个高潮。三案之中，东林一系大都为持正君子，但也造成朝野诸党联合、共击东林的局面。
　　明熹宗继位后，魏忠贤大太监乱政，便与东林党的对手们联手，形成阉党势力，霍维华、崔坚秀、阮大铖等人纷纷加入，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阵容强大的阉党集团。有皇帝和魏公公撑腰，这些人在朝中大翻盘，屡兴大狱，接连以熊廷弼“封疆案”为由头，弄死了东林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君子”，然后编著《三朝要典》，以官方语言，对万历三案等事进行歪曲记录，从意识形态上把东林党人描述成罪不可赦的大奸巨恶。
　　崇祯继位后，诛除魏忠贤，大除朝中阉党。而后，在翰林编修倪元璐等人发起下，正直朝臣们纷纷要求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对此，崇祯帝大力支持，下旨焚毁《三朝要典》。可值一讲的是，当时的侍讲官孙之獬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东阁痛哭，大声嚷嚷不可毁焚先帝（明熹宗）时代御定的《三朝要典》。此人正是日后给多尔衮出主意使之决意施行“剃发令”的败类。
　　东林党恢复名誉后，钦定《逆案》，诏示天下，一百多从阉官员名列其中，阉党势力几近灭顶。可是，阉党中漏网分子也有不少，他们一直在朝野中蠢蠢欲动，时刻欲翻逆案。
　　崇祯二年，太仓学者张溥成立“复社”。这个团体，本来是为了“复兴古学”而成立的文学团体，但日趋壮大，江南地区各文学、政治团体纷纷加入，名人荟萃，吴伟业、黄宗羲、陈子龙等大批宿儒名士联袂而入，一时间声名大噪，显然是东林一系的延伸。当时的首辅温体仁特别讨厌东林党人，借机打击复社，疏奏张溥等人结党不法，遥控朝政。
　　张溥见情势不妙，就主动找到宜兴人周延儒（此人原为东林党人的对头），鼓励他再返北京，从温体仁手中夺回首辅之位。周延儒借助东林（复社）之力，最终回北京重返相位，悉反温体仁时代之政，并召回被罢斥的倪元璐等人（当然，周延儒本人并非君子，所以在《明史》中此人列于《奸臣传》）。
　　周延儒再相事件，明白无误地表明，复社已经全然不是个什么文学团体，而是完完全全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也说明了晚明党争的如火如荼。党争，并非仅仅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其中夹杂不少个人恩怨或团体利益，彼此攻讦，不择手段，最后对明朝的时政没有任何好处，只能加速正常状态下朝政的紊乱，使大明加速衰败。
　　清朝士人总结明朝亡国原因，认为“明朝之亡，始于朋党，成于阉竖，终于盗贼，南渡继之”（《南疆逸史》），此言非常确切。所以，南明成立后，党争不灭反炽。
　　在南京，东林系痛斥马士英援引阮大铖，似乎看上去马士英是阉党成员，其实根本不对。马士英此人，原来还属东林党人的支持者。至于阮大铖，更非阉党骨干。
　　这里，还需清楚交待一下阮大铖的为人以及他和马士英的关系问题。
　　阮大铖的仕途，是个倒霉蛋的霉运过程。由于他本人是安徽怀宁人，和左光斗同乡，所以他最早意属东林，是个老东林“党员”。但在朝中，顾宪成从中阻挠，把本应属阮大铖的“吏科都给事中”一职转让予魏大中担任，如此，嫌隙构成，激使他与东林党人反目。虽反目，却未成仇。崇祯帝继位，久居乡间的阮大铖急于在新君前有所作为，便弄个双保险，写成两份疏奏，一份专攻阉党，一份把阉党和东林党皆指斥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让他相机而行，代为上疏。
　　杨维垣出于自己私心（为反驳倪元璐），也不观察当时政事的进展是否对阮大铖有利，就把第二份攻击阉党和东林党共为“奸党”的疏奏封进。由此，东林党人就把阮大铖视为大奸大逆，并在随后对阉党的清算中把他打入《逆案》名单，惩罚结果是“永不叙用”。
　　投机不成的阮大铖虽然倒霉，但本人是大地主出身，有钱有闲，又是大戏曲家，就流寓于南京，弄出一支高级戏班子，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这位落魄老才子，使得当地的一些东林党士子大为不爽，以顾杲、黄宗羲等人为首，他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联合签名，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的“大字报”，把阮大铖说成是南京可能发生的“动乱”毒瘤。　
　　　　　　　　　　　　　　　　　　
欲向江南争半壁（15）
　　这样一来，阮大铖有口难辩，毕竟他名列钦定《逆案》，东林仇人遍地，只能灰溜溜离开南京，跑去牛首山“隐居”。
　　张溥的“复社”用巨款行贿崇祯帝手下司礼太监，使得周延儒能重返北京政坛当首辅，当时的阮大铖也从中出钱出力。对此，周相爷准备“投桃报李”。但碍于东林党人势力强大，周延儒不敢公开大用阮大胡子，就取用中间手法，让阮大铖推荐一个好友当官。思来想去，阮大铖就推荐与自己同为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朋友马士英（又有说阮大铖是马士英“房帅”）重新出山。
　　这位马爷，本来当过宣化巡抚，中间因为贪污罪被罢职。至此，周延儒为做给阮大铖“人情”，就把马士英的职位归复，使他能得到凤阳总督的位子。马阮二人由此成为莫逆。
　　弘光帝继位后，马士英把持朝中大权，自然首先想到昔日的“恩人”阮大铖，说服弘光帝直接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
　　从马士英本人讲，他举荐阮大铖入南京，只是人情还人情，起先绝无为《逆案》翻案的意思。不料，此举却捅了东林党这个大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以刘宗周、黄宗羲等人为代表，不断上书，危言耸听，指斥阮大铖是阉党骨干，如果起用他，国将不国。
　　于是，大学士姜曰广、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人，纷纷痛心疾首，上疏弘光帝，责斥马士英不顾崇祯帝尸骨未寒就翻逆案，是浊乱朝政的大恶之事，指责马士英有意把弘光帝当成曹髦那样的末世庸君来掌控。
　　言语汹汹之下，马士英极其窝火，但也不得不暂时中止让阮大铖入朝的行动。
　　不久，在左良玉军中当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见了弘光帝。黄澍此来，主要是受左良玉所遣，伺察弘光朝廷虚实。出于门户私见，这位东林党人在朝堂行礼完毕，即呼奏道：“臣今来朝，誓当冒死以击奸贼！”
　　弘光帝愕然，问：“卿以谁为奸贼？”
　　黄澍大声回答：“奸臣大贼，乃马士英也！此人被先帝殊宠，由罪人擢为凤阳总督，逢北京被困，他拥兵坐视，不发一兵相救，全无人臣之心。马贼既不忠于先帝，又怎能忠于皇上！此外，凤阳乃祖陵，大明发祥之地，马士英闻警即逃，不守祖庙，不仅他自己是不忠之乱贼，又陷皇上为不孝之子孙，万死而有余辜！”
　　黄澍边骂边哭，上前大搧马士英嘴巴。在场群臣，无不淒然动容，弘光帝也面红耳赤，熟视良久，对阁臣说：“黄御史所言有理，可详细奏之。”
　　于是，黄澍当廷历数马士英罪恶，使得这位大学士脸面皆无，“惶急无以应，气索声嘶”，只得向弘光帝叩头乞罢。弘光帝当时准奏。
　　马士英当然不甘心如此就退出南京政治中心。他回家后，立刻上书，吓唬弘光帝说：“为臣一旦离京而去，四镇皆失势，朝中大臣们肯定拥立潞王为帝”。此外，密得马士英重金贿赂的原福王府两个太监也在宫内“流涕”劝说弘光帝：“皇上您如无马公，不可能正大位。如果逐出马公，天下人皆会认定皇上是忘恩负义。而且，马公在内阁，万事担当，皇上可以整日悠闲自在。如无马公，朝臣有谁肯顾惜皇上？”
　　弘光帝本来就是昏淫之君，耳根极软，很快就重新召马士英回朝。
　　这时的马士英，恨极了东林党人，召阮大铖密议，想方设法击垮朝中反对势力。
　　阮大铖咬牙切齿：“彼攻‘逆案’，我们应作‘顺案’以反击。”所谓“顺案”，就是要清算原来的北京明臣投附“大顺”的失身降贼行为。由于当时降附农民军的官员中有不少人是东林一系，马士英就上疏，准备兴起大狱。
　　由此，东林党势力大损。吕大器、姜曰广、刘宗周等人，因先前自己在“策应”时没有拥戴福王，不安于位，纷纷离职而去。
　　姜曰广陛辞时，南明小朝廷还上演一幕忠奸争骂的戏。
　　弘光帝上座，群臣陪列。姜曰广说：“微臣我触忤权奸，自分万死；圣恩宽大，犹许归田。”
　　马士英勃然大怒：“我为权奸，你是老贼！”随即，他叩头对弘光帝说：“臣从满朝异议中推戴皇上，愿以犬马余生归老贵阳，避贤路。如陛下留臣，臣亦但多一死而已！”
　　姜曰广叱之：“拥戴皇帝登基，也是人臣居功的口实吗？”
　　马士英反唇相讥：“我无功，难道你们谋立潞王有功吗？”
　　二大臣争吵不休。最后，还是弘光帝在御座上面和稀泥：“潞王乃朕之叔父，贤明当立。两先生毋伤国体。”
　　二人既出，复于朝门相对破口诟骂。
　　姜曰广骨鲠廉介，有古大臣风范。但弘光小朝廷，确实难容这样的正人君子。这样一来，正人去位，小人在朝，弘光朝廷，可想而知。
　　在太监李承芳的进一步活动下，弘光帝亲自下旨，起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李承芳从前落魄时，曾得到阮大铖的帮忙，所以，阮大胡子确实是个会押政治赌注的人）。不久，即令他“兼右佥都御史”，巡阅江防，进官左侍郎。
　　阮大铖兴起“顺案”，株连甚广。有人劝他：“天下未定，您如此罗织，专为报复，不知最后到底是为虏还是为贼？”
　　阮大铖“心直口快”，说“钟鸣漏尽，时日无多，我只要能及时报复这些仇人，管他为虏为贼！”　
　　　　　　　　　　　　　　　　　　
欲向江南争半壁（16）
　　转年二月，阮大胡子就坐上了兵部尚书之位。誓师江上时，他身穿素蟒服，腰缠碧玉带，一身奇装异服戏子装束，可谓过足了戏瘾。不仅他如此，东林领袖钱谦益入南京时，也让其爱妾柳如是戎服骑马，头插雉尾，作昭君出塞状。这些人妖服怪扮，已露南明弘光将亡之兆。
　　马士英、阮大铖当政后，先弄出如下当国“大计”——第一，迎接弘光帝嫡母入南京；第二，迁老福王“梓宫”（福王已被李自成军队吃掉，空棺而已）；第三，因皇子未生，应大选淑女充实后宫；第四，要防备诸王，立刻把幸存的宗室迁入南京近地安置。
　　于是乎，南京的皇宫内一阵大忙，四处搜罗年轻男子净身充当太监，并追认老福王为“恭皇帝”（应是“吃皇帝”才对）。宦官四下寻摸，只要见民间女子有姿色者，即刻用黄纸贴额，拉入宫中，市肆骚然，致使民间有不少妇女自尽相拒。
　　弘光帝又觉宫殿狭隘，大兴土木，四处搜寻巨木大柱。有人找出朱元璋时代存放在工部仓库中即将朽烂的大木若干，立刻上表称“神木自至”，以哄皇帝高兴。城内斧锯丁当，好不热闹，一派升平气象。
　　搞工程要花钱，苛捐杂税已经太多，马士英就想出一计：榷酒助饷，每斤一文，真正是苍蝇腿上找肉。
　　马、阮自己也不闲着，贪污纳贿，无所不至，谁只要给钱，就立刻有官做，以至于民间歌谣四起：“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纪监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除夕之时，弘光帝在兴宁宫，愀然不乐，大肥脸蛋子耷拉着，小眼神很阴郁。太监韩赞周见状，就问这位皇帝：“新宫华丽舒适，应该高兴才对。皇上您似乎心中有事，难道是思念皇考（老福王）和先帝（崇祯）吗？”
　　弘光帝良久不应。过了好久，一声深沉叹息过后，他才开口：“进宫演戏的班子，男女优伶，色艺双佳者，太少了！”
　　飞扬跋扈为谁雄
　　——“四镇”与“左镇”
　　弘光帝之所以得立，军头们出力最多，成为“定策”元勋。为此，继位之初，南明小朝廷就封高杰为兴平伯，镇守徐州、泗州地区；刘良佐为广昌伯，镇守观阳、寿州地区；刘泽清为东平伯，镇守淮安、扬州地区；黄得功由伯进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地区；并在扬州设置“督师”，由史可法担任。
　　从四镇驻地和督师驻地就可明显看出，南明弘光一朝只想划江留守于江南，根本无任何北进之意。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四镇军将的个人经历。
　　高杰，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老乡骗老乡，两眼泪汪汪”。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十月，明将贺人龙围李自成于陇州。困急之下，李自成派高杰假装向贺人龙约降。不久，贺人龙的军使与高杰来往密切，似乎假戏成真，所有这一切让本来善疑的李自成疑窦顿起。同时，高杰一表人材，姿貌魁伟。这位美男子一次偶然到军资仓库去支粮米，与李自成的老婆邢氏“一见钟情”。邢氏勇武多智，兼掌军资，因李自成日日在外攻城掠地，很少有时间亲热。见到高杰相貌堂堂，又是一口流利的家乡乡音，很快就勾搭成奸。
　　妇人本性多疑。邢氏给李自成戴顶大绿帽，自己反而先着慌，就撺掇高杰向明朝官军投降。当时的李自成还不成气候，高杰本来与明将贺人龙关系不错（贺人龙也是米脂老乡），趁机带着李大嫂（邢氏）及一帮兵士归降明朝，一变而成为受招安的“官军”。这些摇身一变的军士当中，就包括日后大名鼎鼎的反反复复的李成栋。
　　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农民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此人历史上不一定真有其人）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唱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
　　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
　　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在扬州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这一切使得他臭名远扬。如果在平日，不用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南明小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洲让给高杰部队进驻。
　　高杰知道扬州城他很难攻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他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刘良佐，直隶人，经历与高杰类似，原本是李自成手下，当时高杰护李自成内营，刘良佐护外营，骁勇能战，常骑一匹斑驳大马，人称“花马刘”。投降明朝后，因敢战而受淮抚朱大典重用，多年在六安、庐州一带与农民军抗衡，与黄得功一起曾在潜山大败张献忠部。因功被擢为总兵官。　
　　　　　　　　　　　　　　　　　　
欲向江南争半壁（17）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后，刘良佐贼兴大发，正在河南正阳的他沿路劫掠不已，大肆扰民。后来，刘良佐率部大掠淮上，并猛攻临淮。
　　相比高杰，刘良佐更是多一份贼性，少一份忠心，日后，他拥十万众向清军投降。
　　刘泽清，山东唐县人，字鹤洲。这位刘爷有将才，人长得漂亮，“白面朱容”，望之若画中人，但这个人的禀性卑鄙残暴，好货取利，是明末跋扈恶将的典型。他的最早发迹，在于平定登州孔有德之乱，小打小闹，混上个山东总兵。
　　崇祯十六年，奉命去河南攻打李自成，他见“贼”就跑，对当地百姓倒是发狠猛杀，虚报战功，获取赏银。
　　李自成进围北京，崇祯帝令他勤王，他托言自己堕马受伤，又骗御银数十两当药钱。明廷下令他扼守真定，他根本不奉诏，反而在当天大掠临清，统兵南逃，所至焚劫一空。崇祯帝君臣为哀求他能增援，本要封他为东安伯，但已进入江南地区的刘泽清大掠瓜洲，复又盘踞淮安，专心做一方军阀。
　　此外，刘泽清为人对外作战胆怯，对内极其凶残，平时爱取死囚心肝佐酒，杀表兄杀亲叔，恣意所为。
　　刘泽清的叔叔刘孔和，性豪迈，工诗文。北京失陷时，他在家乡起兵，杀掉大顺政权委任的县令，率众南下依附刚刚即位的弘光帝。刘泽清使幕客游说，刘孔和便领兵来归自己的侄子。
　　一日，刘泽清张盛宴作诗，宾客交口赞誉，惟独刘孔和不语。刘泽清不悦，数次强问叔叔，让他品评自己的诗作是否精工。刘孔和在侄子军中日久，非常郁闷，便说：“国家举淮东千里付足下，但不闻你北向发一矢以抗敌！诗即精工，何益国事？况且，你作诗还未必精工！”
　　刘泽清大怒，为之罢酒，座客皆震慑不安。刘孔和拂衣徐出，不顾。怨愤之下，刘泽清暗中派士兵追及舟中，以弓弦缢杀了这位叔叔。弘光朝廷不知，已经下命任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谕旨到达，刘孔和已经被杀三天。
　　在淮安时，刘泽清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雅，大治宅邸，花费千金构建水阁，招致诸生吟咏歌颂他的“功业”，颇自矜诩。
　　如此对外懦怯对内凶残之将，靠拥戴弘光帝得以升官，平日傲慢无礼，四处逢人夸耀：“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清兵南下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他笑道：“我拥立福王而来，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
　　国难之时，他唯一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皇居的豪宅，壮丽非常。后来，清军一到，刘泽清即率众六万降清。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貌伟多髯，膂力绝伦，天生一个将才。此人出身贫贱，赶驴为生。如此勇武之人，却知遇于马士英，不仅婚娶由老马主持，老马还派人教他兵法。
　　后来，马士英当凤阳总督时，黄得功才力得施，堵截“流寇”，建功河北，多年与张献忠部、“革左五营”等血拼，立功不少，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察觉黄得功忠心耿耿，非常看重他。黄得功虽然受知于马士英，但本性淳朴，对明朝始终不贰。他部下人马，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左良玉部。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早年与后金激战辽东，因作战勇猛而步步升官。此人长身赤面，善左右射，目不知书，智略颇多，善抚士卒。
　　后来，杨嗣昌督军，左良玉在与农民军作战过程中时而大胜时而大败，逐渐拥兵自重，并在崇祯末年已经挂“平贼将军”印，获封宁南伯，坐镇南昌。如此，他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气势汹汹，对外号称“百万”。
　　弘光帝继位，左良玉自恨无策立之功，本来不赞成，后因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苦劝，他勉强上表拥戴，被进封为“宁南侯”。但是，弘光帝、马士英等人，对他最有戒防之心。
　　乱世重武将，可南明相比南宋，远远不如。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杀一岳飞易如反掌。弘光帝坐据南京，却只能听任四镇及左镇跋扈称雄。所以，孱主之于强藩，恰如慈母之于骄子。
　　日后，南明数帝，均在武将武夫掌握之中，所以日益衰弱，次第以亡。
　　以刘泽清为例，此人原本书生意气，年轻时候因为猜忍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考试，无奈之下，他才改武科。从骨子里，他对士人有极大的反感。所以，面见弘光帝后，这个武臣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辈宜束之高阁，待臣等杀贼后，再逐次择用，故请罢制科。”
　　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竟然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磨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间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欲向江南争半壁（18）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史可法安排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偿补黄得功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经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膏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600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700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1644年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一下子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单力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之幸灾乐祸之心，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直杀南京去“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标志性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件。
　　高杰在前文中有叙述，这里要细讲一下许定国其人。
　　许定国，字肤公，是河南太康人，出身贫寒，少入行伍，膂力过人，据说能双手举起千斤大钟，所以有“许千斤”的绰号。
　　此人年轻时，一直在明朝辽东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