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南明痛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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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毕，各人仍皆送监严加守护。于是，多尔衮坐便殿，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在北京降清的前明朝臣）都唤来，探究大家对此事的意见。前明臣子们多是人精，皆唯唯而已。只有钱凤览与另外一个汉臣赵开心力争这个崇祯的太子为真，希望清朝恩养。
　　多尔衮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拍案而起，大怒道：“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乃前明王子，谢升前朝大臣，钱凤览出言不逊，无上蔑尊至极！伪太子及有关涉案人员，包括钱凤览，赵开心，皆斩首示众！”
　　有人假惺惺求情，多尔衮“开恩”：“钱凤览毕竟本朝臣子，赏他全尸，斩刑改为绞刑，赵开心免死。”
　　清廷狱具，认定崇祯太子是“伪太子”，而案件的“证人”为崇祯妃子“袁妃”和明朝的宗室晋王。晋王不必讲，此人乃外藩，先前为清军在山西所俘，他本人根本没有见过太子，满爷爷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另外一个“袁妃”，也是假冒，真袁妃在北京城陷前已被崇祯帝亲自砍死，清政府自己入京时曾布告过“礼葬”故明的帝、后、妃子，其中就有袁妃在内。这件事情，大概多尔衮自己都忘了，或者他就是强权当真理，说什么就是什么，毫不顾及。
　　至于定案时作证的“袁妃”，其实是当年魏忠贤的“义女”，即送给天启皇帝玩弄的任妃。这个坏娘们居冷宫多年，求媚清朝新贵，自告奋勇做假证，不足为怪。
　　最终，不仅崇祯的真太子被杀，引他见周奎的宦官常进节以及十名承认他是太子的前明锦衣卫官兵，皆一同被杀。
　　大约在北京“太子案”的同时，南京也有“南都太子案”。其实这个“太子”乃前明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冒充太子名号想得享富贵。当时，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也很紧张：“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奸臣马士英等人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自然严刑拷求。当时，南方地区广大士民痛恨马士英等人，对他们怀有成见，所以大多数人反而认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各地将帅，包括史可法、何腾蛟、左良玉等人均上疏力挺这个假太子。后来，史可法从前往北京的南明使臣左懋第处知道真太子在北京，非常后悔，曾致书马士英承认过错。左良玉这个弄权跋扈的大将，却反而以拥护“太子”的名义起兵窝里反，发大兵向南京进攻。
　　所以说，当时南北两个“太子”，北京的是真，南京的是假。如此明白的史实，至今却仍有不少学者喋喋不休地吵个不停。其实，早在20世纪早期，学者孟森已经列出详实历史档案对此有了定论，但由于孟教授以古汉语笔法写出，今人基础不厚，又不钻研，故而仍旧争来争去，实为荒谬至极。
　　清廷对待明朝宗室，表面加以恩礼，其实养起来的却是疏远小宗，明皇近亲直系，屠戮无遗。究其机心，险刻深远。自然，他们对前明公主等女性亲属毫不为意。长平公主知道哥哥被杀后，愤然出京，但清廷强迫她出嫁，不久这位公主抑郁而死（金庸把她变成女大侠，实无此事）。
　　清朝初建的几十年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兵的有好几起，最有名的当属康熙时吴三桂起兵后那个以“朱三太子”起兵的“天地会”首领杨起隆。康熙十八年，湖南抓到了一个和尚朱慈灿，这位确是崇祯帝另外一个儿子，他从北京逃出时年仅十二，多年流落，幸免于难。康熙帝把他与杨起隆列为同宗，诬之为假，借口是北京城陷时朱慈灿年少，不可能逃脱，于是以“伪皇子”名义处死。
　　这还不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又找到了崇祯帝惟一幸存的儿子朱慈焕。明亡六十余年后，康熙帝十分阴狠地以“伪皇子”名目诛杀了此人。多尔衮时代，杀崇祯真太子，用心尚或可谅，当时南明未下，全国未定，明太子活着是个大隐患。但康熙后期，太平盛世，清朝坐稳天下，康熙出此毒手，真是至阴至毒之心，无非是对前明皇族斩草除根。
　　这件事情，案件当事人李方远在自己笔记《张先生传》中记得清清楚楚。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西宾（教师）。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半年多内顿成密友。后来，“张先生”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做过县令并已经卸任家居的李方远又见到找上门来的“张先生”，要求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立刻欢饮畅叙。此后，“张先生”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半明半灭大明朝（25）
　　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张先生”下棋，清朝地方官府忽然闯进一批捕快，把二人一起抓起审问。李方远本人做过清朝饶阳县县官，确实不知自己犯了何罪。审至“张先生”，此人马上“坦白交待”：
　　我乃先朝皇子定王朱慈焕。崇祯十七年流贼破北京，先帝（崇祯）把我交给王内官。城破后，王内官把我交与闯贼领赏。不久，吴三桂与清兵杀败流贼，我被贼军中一姓毛的将军带往河南。他弃马买牛，种田过活。不久，由于大清捕查流贼很紧，毛将军弃我而逃。当时我十三岁，自己就往南走。行至凤阳，遇见一王姓老乡绅，知我是先朝皇子，就收留我在家，遂改姓“王”。过了几年，王先生病故，我就找寺庙出家。后来我云游至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他叹赏我的才学，就把我请回家中，让我还俗，并把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又改姓张，以逃祸患。
　　清朝主审的钦差和两江总督等多名高官在场，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造反案，皆称扶立你为君，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焕表示：“大清于明朝，有三大恩：第一，诛灭流贼，为我朱家复仇；第二，善保明朝宗室，从不杀害（此非实情）；第三，当今圣上亲自祭奠我家祖宗（朱元璋），命人扫墓。有此三大恩，我怎能造反呢。况且，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而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理于情说不通。况且，如果造反，一定会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兵马，打造盔甲，而我并无做一件类似事情。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呆在那里？”
　　清朝官员马上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认人。这位造反的首领看了半天，表示说：“我不认得此人，只是想假借朱氏皇子名义来鼓动百姓。”
　　审了多日，一层一层把案件呈上去，最终刑部接康熙朱笔御批：“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满门处斩！其本人假冒前明皇子，判凌迟。”至于与“张先生”老早相识的李方远，也被全家流放到东北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朱慈焕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皆被清政府派人绞死在家中（传闻讲这七人是自缢，实际是被谋杀）。
　　自崇祯帝上吊自杀，至康熙四十七年，时光已流逝六十五年，小皇子由昔日的十二岁孩童已成为衰朽老翁，仍被押入北京城在闹市凌迟。可见清朝皇帝的残忍！
　　清朝所谓“恩养”的明室后裔，皆非正宗明裔。雍正二年，清廷找出个汉人镶白旗名叫朱文元的人，称为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后人。这一支宗王在皇太极时被清军俘获。但查朱家宗谱，此人名字可疑，排行无据，实乃假冒无疑。宣统皇帝洋老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写溥仪逊位后有一猥琐朱姓男子拜访“谢恩”打秋风，大概就是“代王”这一支的后人。
　　明朝宗室在末期很走背运。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他们成为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富贵荣华了近三百年，老朱家终于整族整宗得到了“大报应”。
　　清朝方面，出于政治需要，自入关到顺治二年以前，对明朝宗室人员以诱降、“恩养”为主。清军攻克南京后至顺治八年这一段时间，清朝开始对明宗室展开屠杀。自顺治八年至康熙早期，清廷又施以杀抚并用。早在皇太极入口侵掠时代，后金军抓住明宗室王爷一般都弄死，比如德王和鲁王。由山海关入京后，多尔衮开始以招抚为诱饵，在诛杀崇祯帝直系血脉的同时，把清军逮到的明宗室假装养起来。清军攻陷南京后，由于明宗室在南中国纷纷被人拥立起兵相抗，清廷顿露狰狞面目，接二连三地罗织罪名，很快就把本来“恩养”在北京的明朝十几个王爷均残酷加以处死（包括曾经指认崇祯太子为“假太子”的晋王）。直至顺治亲政后，清廷对明宗室控制才稍稍放缓，但彼时老朱家血脉至近的“皇族”也没剩下多少了。
　　朱元璋时代的杀戮戾气，最终在老皇帝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得到了极其残酷的报应。　
　　　　　　　　　　　　　　　　　　
欲向江南争半壁（1）
　　——弘光君臣的梦呓
　　1645年的南京，初夏夜里，天空沉沉的深碧。暗阴夜空中，璀璨群星的光亮，皆为奉先殿周遭无数大红灯笼所发的强光所夺。
　　殿内，软榻上斜倚着一位肥胖的男人。距他不远处，坐着个一脸大胡子的老头。巨胖男人是南明的弘光帝；长髯老头，乃大名鼎鼎的无良文人阮大铖。二人聚精会神，正十二分沉迷地欣赏着阮大诗人亲自编写的戏剧《嫦娥思凡》。
　　地毯上，扮演嫦娥的是位十二岁女伶，她飞袖宛转，正与一个年纪相当的扮演玉兔的男童轻舞曼歌。少男少女，四肢交摩，惟妙惟肖地表演《偷情》一折戏。
　　肥胖的弘光帝目光迷离，不停举杯入口。随着美酒杯杯落肚，他的呼吸越来越重。忽然之间，这位刚才还是“戏剧审美大家”的皇帝忽然站起，顿时从一名欣赏者变成了强奸犯。他三下五除二撕去正在随乐声甩袖舞唱的那对年幼男女身上的纱衣，全然不顾周遭十几位乐工和大臣阮大铖在场，开始当众蹂躏两个孩子。诸乐工深深垂头，默惧如僵尸。
　　大胡子阮大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那不易被人察觉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可惜了，两个优伶辛苦培养了近两年，一下子就完了。不过，“兵部尚书”的一顶官帽，能把一切皆抵消掉。
　　“我醉欲眠，爱卿且去。”泄欲后的弘光帝长吁了一口气。他深饮一巨觥，向阮大铖挥了挥手……
　　惨淡月亮下，殿门两端的长幅木刻柱联依稀可辨：万事不如杯在手，今生几次月当头。字体遒劲有力，苍然中透出一股秀媚，那是弘光帝大学士王铎的手迹。
　　雄鸡一唱天下白？
　　——崇祯帝死后的时局
　　1644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奇怪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总共有三个代表帝王的年号存在：大明崇祯十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
　　这一年的阴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杀，二百七十七年的大明朝，轰然落下了它沉重的帷幕。但是，北京政权的结束，没有完全结束这个王朝的历史宿命。
　　对于攻入北京的“新天子”李自成而言，历史曾经向他展示出无比灿烂的笑脸：首先，人心可用。在北京的数千大明官员中，自尽殉节的只有寥寥三十人不到，衣冠士人，叛降如云。其次，几乎整个中原地区，全部落入大顺农民军之手。不仅明朝山海关总兵高第已经接受招降，除了辽东尚为满人所占之外，淮河、秦岭以北的前明军队，绝大部分放械归降。
　　改朝换代，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独眼龙李自成，仅仅差半步，就会成为新的刘邦或新的朱元璋。历史的事实证明，由于他个人素质方面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欠，丧失了由千百万偶然性的砖石堆砌的必然机会。
　　李自成及其手下，没有任何远大的、正确的政治眼光。在明朝的象征人物崇祯帝死亡后，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日益临近。山海关外，满洲铁骑已经跃然成为关外任何一个汉族政权的最大的敌人。明朝的亡国，恰恰是败在两面作战的消耗当中。新兴的大顺政权如果能迅速收拾人心，挥转矛头，以新王朝乍起之锐，凭借雄关坚墙，完全可以把清军抵挡在长城以外。运气加上决心，李自成很有可能重新上演大唐王朝李世民最终击灭突厥那样的历史大剧。
　　短视的大顺政权，自上而下，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关外那个从未正面交过手的异族政权的危险性。在北京城内，大顺旗帜飘扬，可惜他们并无任何有利于当地人民士绅的减免赋税以及用人惟才的举动，而是大肆“追赃”，毒掠士民，以助军饷。
　　巨大的失望，弥漫在无数北京和各地渴望新朝新气象的人们心中。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顺政权丝毫不懂得“统一战线”，把一个又一个士绅和读书人推入自己敌人的怀抱。
　　最让人感到慨叹的，是李自成等人在军事上的透底无能。近在几百里以外的清军部队，大顺军好像从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当时，大顺军最主要的力量，除了北京地区的十余万人以外，非常多的部队都分散在西北、河南、荆襄、山西、山东等地。最重要的京东地区，竟然没有一支雄师拱卫。李自成在西北不少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嫡系人马守卫，对于关乎一个与中原王朝命运攸关的山海关，却表现出十足的淡漠。明朝的山海关总兵高第投降后，他仅仅派出另一个明朝降将唐通率领不到一万人马前去接管防备，同时下令同清军作战最有经验的吴三桂入京“觐见”。
　　即使吴三桂不降清，乖乖入京成为玉食囚徒，松包蛋唐通也远非镇守山海关之才。
　　清朝，在李自成心目中，可能只是一个多次来信约攻明朝分肥的化外蛮邦。大顺政权对他们的态度，不是基本不了解，而是完全不知情。
　　历史的天平，终于在关键时刻发生了陡然的倾斜。
　　白皙通侯最少年
　　——关键人物吴三桂
　　一般的史书，包括根据“史实”改编的文学作品，都言之凿凿地相信如下事实：北京崇祯帝上吊后，吴三桂已经完全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亲自率兵马往北京方向进发，欲“觐见新主”。中途，他听说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所掠，又闻其父吴襄被拷打拘赃，登时冲冠一怒为红颜，带兵掉头扑转山海关，首先击败老同事唐通，然后联合另一个老同事高第，举兵宣布反对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欲向江南争半壁（2）
　　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在崇祯帝死之后的几年间，社会上从未有过吴三桂投降李自成的传闻，倒是曾经反清的夏允彝（夏完淳之父）还在《幸存录》中言之凿凿地为他维护过：“（吴）三桂年少勇冠三军，边帅莫之及。闯寇（李自成）所以诱其甚至，（吴）三桂终不从。”
　　而且，崇祯帝死后一直住在北京的士大夫，皆没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说。比如著《崇祯甲申燕都纪变实录》的钱邦芑，也讲过吴三桂之父写信招降其子被拒绝的情况：“贼（农民军）挟其父手书招之，三桂得书不发，入拜谢父，咬破中指，扯裂家书，随约王永吉借清兵十万，以图恢复。”夏允彝、钱邦芑二人，皆是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时的大明朝。如有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们自然会大加渲染。
　　最详细记载吴三桂对李自成降而复叛的，是钱轵的《甲申传信录》，但此书成书于顺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议撤宁远镇，并调吴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祯）手敕谕之。（吴）三桂方奉诏，未及行，而闯寇已陷京师矣。闯（贼）入，各镇将皆降，三桂道未通，闯（贼）令诸将各发书招三桂，又令其父（吴）襄亦书谕，使速降。三桂统众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吴三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
　　即使在这部书中，作者也没指明吴三桂是接到父亲书信后前往北京投降，只讲他“统众入关”，往北京方向行动，更没有言及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情。
　　顺治十二年，历史大家谈迁入京修《国榷》，也没有采纳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反而这样写吴三桂：吴三桂上书其父，“父既不能为忠臣，三桂亦安能为孝子，三桂与父诀，请自今日！”义正辞严，很有郑成功斥其父郑芝龙之风。
　　再后，自己也加入降官行列的吴伟业作《圆圆曲》，诋嘲吴三桂为女人而“冲冠一怒”，也没说他带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说，诗中纪事，自然不可能太按照实际去写。但是，吴伟业的笔记《绥寇纪略》，依旧没有记录吴三桂有降闯之事。
　　所以，当时和稍后严谨的史家，如谷应泰、张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吴三桂降闯之说。
　　至于《流寇志》、《吴三桂纪略》等笔记小说中所载只言片语吴三桂降闯的内容，也没有什么枝叶可寻，只可当作“小说家言”。
　　乾隆时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钦定的史学著作，只讲吴三桂对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爱妾陈圆圆被劫所生的愤恨，并不讲他投降过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扬吴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说的，是爆发“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时期。当时，为了暴露吴三桂的“大奸大恶”以显示其发动叛乱的非正义性，康熙帝在诏旨中大骂吴三桂“委身从贼”，目的完全是政治宣传。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吴三桂塑造成一个反复无常、惟利是图的道德小人。
　　其实，只要看过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年）击败李自成后向小皇帝所上的报告，就可以明显见出吴三桂根本没向李自成降过：“（李自成）于三月二十二日僭称帝，遣人招降（吴）三桂，三桂不从，随自永平返据山海关。”
　　也正是“三藩之乱”被平灭后，众恶归焉，加之吴三桂此人人品确实很差，众口铄金，《庭闻录》、《圆圆传》、《四王合传》等笔记小说纷纷渲染吴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后为爱妾降而复叛的事情，渐渐的，传闻、小说，就变成了信史。成王败寇，吴三桂为人，日复一日，成为完全定型的、胎里坏的典型样板。
　　真正的历史情况是，吴三桂接到崇祯帝诏令后，并无故意迁延，而是立刻奉诏勤王。他之所以行动迟缓，是因为要顾及把关外人民拖家带口一同迁入关内，这种仁义之举，倒真正拖慢了吴三桂一军的步伐。
　　李自成攻下北京时，吴三桂应该已进入山海关地区，而非像许多书中所讲他还在宁远城磨蹭。而且，仅仅休整了四天左右，吴三桂就率整军抵达永平，然后向西前往玉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从居庸关前往山海关接防，途中并无遇见吴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吴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时间内，吴三桂在获悉明朝崇祯帝已亡的消息，徘徊逡巡，开始进行了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国历史关键时刻的重大选择。
　　从感情上讲，从民族情绪上讲，吴三桂投靠同为汉人的李自成，又能“父子封侯”，自然是上佳选择。确实，明廷对吴家不薄，其父吴襄、其舅父祖大寿以及他本人，皆为明朝总兵官。从吴三桂本人来讲，在此之前，他一直为明王朝血拼。先前杏山大败，即使他提兵先遁，崇祯帝也未加以治罪，反而升他为提督。作为回报，皇太极病死后，吴三桂多次上疏，希望明朝趁清廷新旧交迭之际发动进攻。纵使日后清军重军攻宁远，兵寡力弱的吴三桂仍旧为明朝誓死拼守，无任何怯战之心。
　　但是，一俟明朝社稷无主，面对改朝换代的现实，吴三桂冷静下来思考，确实一时难以定断。向从来与自己所辖辽东军未有血怨的李自成大顺政权投诚，自然是他的最佳选择，何况亲生父亲以及重要家属皆被扣于北京做人质。此外，他的昔日同事，文臣不说，武将如唐通、白广恩、姜瓖、黎玉田、高第等人，无不向李皇帝修表归诚，这自然也影响吴三桂本人的选择。投靠大顺新主，谋取高官厚禄，应该是吴三桂当时的不二之选。　
　　　　　　　　　　　　　　　　　　
欲向江南争半壁（3）
　　不仅时人这样想，吴三桂本人这样想，李自成等人也这样想，而且大家皆是想当然：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先前一直与清军在辽东血拼多年，不久前还在宁远城重创济尔哈朗部清军，他怎么可能出关投向清军怀抱呢？
　　一切的一切，皆是李自成一方以及北京明朝降官的想当然而已。对于吴三桂来说，曾经最凶恶的敌人，当然也是可能的投靠路径之一。
　　早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之后，明朝辽东军将的中高级军官不少人被俘变节降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曾经一手提拔吴三桂的恩师洪承畴和吴三桂舅父祖大寿。而后，在皇太极本人亲笔写信招降吴三桂的同时，还让洪、祖二人以及其他一些高级明朝降将写信劝说吴三桂投降。但当时的吴三桂，对明朝忠心耿耿，丝毫不贰。倒是猜忌刚愎的崇祯帝对他放心不下，假装调吴三桂之父吴襄入京为官，实际上是把吴三桂一家人弄入北京城作“人质”。
　　北京陷落后，吴襄等吴三桂家人自然落入李自成之手。
　　吴三桂徘徊于玉田附近，一直没闲着，不断派人打探北京城中的情况。李自成政权的违背常理，以及刘宗敏夺掠其妾的肆无忌惮，使得吴三桂头皮发炸：纵使自己前往北京归顺李自成，有可能一去无回！趁着自己手中仍旧有一支生力军作本钱，不如拼死一搏，向清朝“借兵复仇”，或可死中求生！
　　就这样，吴三桂来个忽然回击，打跑了替李自成镇守山海关的唐通，与明朝原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宣布讨伐李闯，恢复大明。而后的一切，“借兵复仇”变为“藩王相报”，吴三桂终成清廷鹰犬。
　　山海关一失，整个局面，全然大变。
　　李自成在山海关“亲征”大败后，只可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他率残兵撤回后，迅速放弃了北京，携带大批金宝窜回陕西。吴三桂带路，多铎、阿济格等清军铁骑一路追击，马不停蹄地蹑尾而进，不给李自成任何喘息机会。
　　五月初二日，哄传吴三桂将军在山海关大败贼军，并夺回崇祯太子。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天下。
　　不料想，烟尘过后，马蹄声静，映入北京士民眼帘的，不是明朝太子，而是风尘仆仆，身骑高头大马、脑后拖着大辫子的多尔衮清兵。瞠目结舌之余，好在迎接人群中为首的前明官员脑子快，将错就错，把清朝王爷多尔衮迎入武英殿。
　　无论如何，北京城内，又有了一位“新主”。
　　甫进京城，多尔衮很会随机应变。他以“为明报仇”为名，为崇祯帝发丧，并把前明大臣陈名夏、冯铨等人招致幕下效力，大肆笼络汉族士人，表示要把被农民军侵夺的土地“归还原主”。不久，由于多尔衮宣布北京士民要在为崇祯帝戴孝三日后剃发，引起极大反感，在京汉官纷纷上疏，竭力反对。深知自己立足未稳，多尔衮暂时收敛怒气，一个多月后下令“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让各级汉官尽快办公视事，为清朝新政权服务。
　　但是，多尔衮暂时的收敛，为日后“留发不留头”埋下了伏笔。剃发这种民族歧视之举，后来更掀起血雨腥风。
　　李自成撤退后，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乡绅士兵纷纷起事，誓要灭“流贼”，复明朝。短时间内，数十个州县并举，抬出一个明朝远支“济王”做号召（其实那个宗室不过是个“奉国中尉”，九竿子才能打着的朱明远宗）。不久，先前降附李自成的大同总兵姜瓖，忽然宣布归降清朝，在保德州的唐通也向清廷上表投附。
　　“大顺”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情。“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形容李自成，再恰当不过。
　　可向江南争半壁
　　——南明政权的有利条件
　　崇祯帝虽然死亡，但淮河以南基本所有地区仍然是明朝的天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朝一直实行“两京制”（明成祖之后），所以，南京保有一整套完备的中央机构。当然，以往北京政府正常运作时，明朝的南京各府衙只是象征性的虚位部门，可它确确实实又是有形的实体。在南京，不仅六部完整，还有一套都察院班底。
　　多尔衮进北京之初打出“为明朝报仇”的旗号，接踵而来，剃发、圈地等一系列不得人心的举措，很快导致大批前明士大夫纷纷南奔，寻找“大明”的精神家园。
　　本来，改朝换代，国家易主，对于数千年来王朝更迭不休的中国人来讲，是可以用“天命”来加以解释的过程。可是，前顶秃剃，一身疙瘩襻奇装异服的辽东满人拍马呜鸣而来，处处血光，不得不让中原汉人顿发“亡天下”的哀叹。
　　为崇祯戴孝的制令发布没几天，多尔衮狰狞毕现，立刻限令北京北城内的所有居民把房屋腾空，交予八旗兵士使用。京城周围，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强逼农民为奴，实施残酷至极的“逃人法”，对汉族百姓敲骨吸髓，激起了一系列的反抗运动。
　　在这种大形势下，清朝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追击大顺军李自成方面，就为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建立新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
　　空间方面，自不必讲，清军主要在北中国与大顺军展开殊死搏斗。从时间上讲，从1644年阴历五月初开始，一直到当年十月，清军根本无法顾及江南的态势，他们把主要精力皆投入于消灭李自成残军方面。当时，大顺军余部在山东、河北等地，仍旧保有数十万大军，清军东扑西搏，忙个不停，根本没有任何军事力量抽调出来去跨越淮河收取江南。　
　　　　　　　　　　　　　　　　　　
欲向江南争半壁（4）
　　南京的明朝官员效率也不算慢，仅仅十几天功夫，就以最快速度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弘光政权。
　　新的南明政权，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还是人心方面，皆有着极其有利的态势。
　　明末以来，北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江南地区却一直比较平稳，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经济积累丰厚，是明朝得以支撑的最大财赋地区，也是大明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仅税收方面，江南就占全国税收的将近一半，可谓财源滚滚，既富且庶。
　　更重要的是，明朝军队，在江南地区还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