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奸雄纵横三国:品曹操-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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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社会面貌（1）
春秋战国之后，历史车轮隆隆驶进东汉末年，我国又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破坏、大分裂的历史时期。
　　东汉王朝是一个由豪强大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豪强。追随刘秀的开国“功臣”们，不少也都出身于豪强地主家庭。刘秀开国后，大封功臣365人，加上外戚45人，这些人与刘姓宗室王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这个集团中有不少家族享有世袭特权，往往一门数侯，累世尊显。如邓禹家族先后有21人被封侯，二人称公，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担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等一般官职的，更是多不胜数。这个集团几乎垄断了东汉王朝的所有重要官职，甚至集团中男女的嫁娶也大体上不超出这个范围。此外，还有部分富商大贾和地主，凭藉资财交通官府和王侯，逐渐成为地方豪强。
　　豪强地主由于享有政治特权，因此无不疯狂地兼并土地，拼命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如伏波将军马援之子马防、马光，各有奴婢一千多人，资产巨亿，购进京城附近大量膏田沃土。济南王刘康则有奴婢1400多人，私田800顷。其余豪强也大都占有大片肥沃的土地，居住着连片富丽堂皇的宅院，役使着成千的奴婢和上万的徒附（类似农奴的依附农民）。他们的奇物宝货堆满了巨室，马牛猪羊布满了山野，妖童美妾充满了内庭，女乐倡优排列于深堂。有的兼营商业，车船周游全国各地，货物堆满了都城的仓库。豪强地主还大都拥有自己的武装，有的多达二、三万人，平时负责警卫田庄，准备镇压可能发生的农民暴动，必要时则拉出去打仗。豪强地主中有官职的自然可以作威作福，没有官职的也足可武断乡曲，其荣耀逸乐不亚于王侯，其势力的显赫则足可与郡守、县令相匹敌。
　　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意味着劳动人民灾难的加深。土地不断被兼并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沦为佃农、雇农，沦为豪强地主的徒附。徒附身份低下，全凭豪强地主摆布，不但自身生活悲惨，平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一遇小灾小荒就得流离沟壑、嫁妻卖子，而且其依附地位还得世代相袭，被迫“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这样，随着岁月的推移，阶级矛盾便越来越尖锐了。
　　豪强地主对土地和徒附的疯狂掠夺，使得广大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以地租形式流进了他们的腰包，但却影响了政府的赋税收入。与豪强地主的兼并性孪生的割据性，也极易转化为统一国家的对立物，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政治因素。这样，在封建政权和豪强地主之间，也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刘秀为此曾下诏度田，企图掌握确实的垦田数目和户口名籍，以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并控制和解散豪强地主的武装，但由于遭到豪强地主的反对，收效不大。以后的皇帝，在这方面更加无所作为，豪强地主的势力仍照样发展着，东汉王朝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也就更加成为问题了。
　　豪强地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具体表现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和帝以后，则主要表现为外戚和宦官之间频繁的争斗。外戚是皇帝的母族或妻族，当年幼的皇帝即位后，母后临朝时，照例总要委托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大将军并参录尚书事等重要官职，把持军政大权。皇帝长大以后，要亲自执政，必然与专权的外戚发生矛盾，于是又往往利用服侍自己的亲近——宦官的力量来发动宫廷政变，清除外戚势力，这样宦官就又攫取了大权。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政、彼此对立、互相倾轧的局面，造成了东汉后期社会的长期###。
　　章和二年（88）二月，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以其兄窦宪为侍中，执掌朝政。窦氏父子兄弟充满朝廷，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窦宪以老臣邓彪为太傅，与自己呼应，凡事只须指令邓彪启奏，对内再通报太后一声，便达到了“事无不从”的目的。外戚如此总揽大权，东汉以来尚属首见。几年后，和帝稍大，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于是与宦官郑众密谋，在永元四年（92）逼窦宪兄弟自杀，窦氏党徒全被免官治罪。郑众因功迁大长秋，复封啵�乡侯，宦官从此开始直接参与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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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社会面貌（2）
元兴元年（105），和帝死，才生下一百多天的殇帝即位，邓太后临朝。殇帝二岁夭折，邓太后又与其兄邓骘定策，迎立十三岁的安帝即位。邓骘兄弟全部封侯，邓骘为大将军，执掌朝政，但也不废宦官，并启用了名士杨震等人，以争取士大夫的支持。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乳母王圣与宦官李闰等合谋，清除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但同时皇后的哥哥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了外戚、宦官同掌朝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于巡游途中，皇后、阎显秘不发丧，赶回京城，策立幼童北乡侯为帝。阎太后临朝，阎显掌大权，杀逐安帝宠信的宦官及王圣等人。但过不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19人杀阎显，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为帝（顺帝）。孙程等19人都被封为列侯，并可兼做朝官，可传爵给养子，宦官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后兄梁冀为大将军。
　　建康元年（144），顺帝死，只有二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掌朝政。一年后，冲帝死，梁大后与梁冀主谋，迎立八岁的质帝即位。梁冀侈暴骄横，少而聪慧的质帝当着群臣说了一句“这是一个跋扈将军！”被梁冀毒死，另立十五岁的桓帝即位。从此，梁冀威权日甚，朝中事无巨细，都由他专断。官吏升迁调动，都须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四方贡献，须把最好的送给梁冀，皇帝只能得到其次的。皇帝周围安插的都是梁冀的亲信，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在梁冀的掌握之中。在梁冀专权的二十多年中，梁家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做皇后，六人做贵人，二人做大将军，三人娶公主为妻；女眷中有七人食邑称君；其余做卿、将、尹、校的还有57人。外戚势力，至此可以说发展到了顶峰。
　　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对梁冀的专权早已心怀不满的桓帝趁机与宦官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合谋，发兵攻围梁冀，梁冀被迫自杀。梁氏中外宗亲一律被杀头示众，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一时朝廷为空。单超等五人因除梁有功，被同日封侯。宦官侯览借口除梁时曾参与意见，也被封侯。连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他们都可兼做朝官，可娶姬妾，可蓄养子，并可以养子传爵袭封。其“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宦官专政，至此达到了高潮。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窦太后临朝，与其父窦武定策，迎十二岁的灵帝即位，窦武以大将军执掌朝政。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还未来得及发动，密谋泄漏。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太后，挟灵帝，矫诏发兵攻杀窦武、陈蕃。双方在阙下对阵，乱砍乱杀，宫内宫外，一片混乱。事后，曹节被封侯，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其心腹也有12人被封侯。曹节死后，张让、赵忠等12名宦官继掌朝政，个个封侯贵宠，父兄子弟满布州郡。灵帝变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甚至不知羞耻地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亲。”连主奴关系也被颠倒了。
　　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十七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临朝，其弟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诛宦官，不料宦官首先发动，矫太后诏杀何进。士族豪强袁绍起兵杀宦官二千余人，宦官一时全被杀尽。董卓引兵来到洛阳，又赶走袁绍，废除刘辩，杀何太后，另立献帝。外戚和宦官同时陷入瓦解，但从此地方军阀控制局势，东汉朝廷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躯壳。
　　外戚、宦官不论何方得势，老百姓都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在任意侵夺土地、盘剥人民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强地主集团所共有的本性。外戚窦宪早在独揽大权前就曾以低价强买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田，连章帝也不得不责骂他说：“今贵主（公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百姓）哉？”外戚梁冀侵占了京城周围近千里的地方作为林苑，供自己游玩；又修了一个兔苑，方圆几十里，禁止外人擅入。有一个“胡商”不知禁忌，在园中误杀一兔，结果有十多人牵连被杀。梁冀强迫几千民女充任奴婢，还诡称这些奴婢是“自卖人”。掠夺的钱财更多得惊人，后来事败被抄家，资产拍卖竟得钱30多亿，相当于全国一年赋税收入的一半。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贪残比起外戚来毫不逊色。单超等五人执掌朝政后，越来越横暴，民间称左悺、具瑗、徐横、唐衡四人为“左回天（谓权势极大，有回天之力），具独坐（谓其骄贵无偶），徐卧虎，唐两堕（谓其办事在两可之间，任意而行，没有一定准则）”。他们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奢极侈。其兄弟姻戚充任地方官，横行乡里，恣意搜括，与盗贼无异。侯览公开霸占农田118顷、民宅381所，仿照皇宫修建了豪华住宅16区。他还指使人拦路抢劫，破人房屋，发掘坟墓，掳人妻女，到了无恶不作的地步。其兄侯参做益州刺史，搜括的钱财以亿计，金银、锦帛、珍玩装满了三百多车。张让、赵忠等人对民脂民膏的搜括也十分贪残。在外戚、宦官的轮番掠夺之下，老百姓饱受磨难，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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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社会面貌（3）
外戚、宦官的交替擅权，还打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相对平衡，引起了新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宦官势力的发展，阻碍了一些官僚士大夫的升迁，堵塞了一些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太学生的仕进之路，更在这些人中激起了不满。宦官的黑暗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加深了东汉统治的危机，也使不少官僚（主要是其中的硬直派）和太学生忧心如焚。于是，在士大夫中颇为流行的清议由品题人物转为公开抨击朝政，特别是抨击当权的宦官，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顺帝时，太学生已多至三万余人，太学自然地成了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们的活动又得到了朝野上下官僚、士人的全力支持。宦官集团对此恨之入骨，于是凭藉皇帝权力实施打击，先后导演了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当时，司隶校尉李膺是反对宦官的核心人物，太学生们对他极为推重，在他们中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的赞语。李膺曾利用手中权力无情打击宦官党羽。如张让的弟弟张朔做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慑于李膺威名，逃还京城，藏在张让家中的活动柱子里面。李膺得知消息后，亲率部下，破柱取朔，下狱处死。“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不久，李膺又将教唆儿子杀人的宦官党羽张成逮捕处死。宦官疯狂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便将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下狱治罪。第二年，这些党人被赦免回家，但禁锢终身，不准做官。
　　这次事件发生后，士大夫并没有屈服。他们把那些不畏惧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以为效法的榜样。清议的浪潮有增无减，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二年（169），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被侯览阻拦，张俭便将侯览资产就地没收。侯览恼羞成怒，唆使人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于是大捕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入狱，后相继死于狱中，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再次逐捕太学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宦官又怂恿灵帝下诏，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这一次党锢事件，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对宦官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归根结底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斗争，它使政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党人的被杀或禁锢终身，表明东汉政治越来越黑暗，政治危机更加深重了。
　　桓帝、灵帝时，东汉统治集团已腐朽到极点。桓帝后宫宫女多至五、六千人，服侍这些宫女的奴役又二倍于此。为维持宠大的消费，桓帝将加在人民头上的口赋（人头税的一种）从过去七岁才开始缴纳改为从一岁起即开始缴纳，田税也一亩加了十钱。灵帝开西邸公开卖官，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关内侯五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富者缴纳现钱，贫者可予赊欠，到官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在西园内造了一个万金堂，将卖官所得聚为私藏，还在小黄门、常侍家中各藏寄了数千万，并在河间买田宅，起第观。灵帝曾想让羊续做太尉，太尉属三公，当出钱千万，谁知羊续拿出一件旧棉袄说：“我家中只有这个！”灵帝得知后很不高兴，羊续的太尉也就没有做成。灵帝为修宫室、铸造铜人，特下诏每亩加税十钱。还变着法儿寻欢作乐，曾在后宫仿建了一个市场，让宫女摆摊卖货，互相盗窃争斗，灵帝自己也穿上商人服装，与之饮宴作乐。又在西园玩狗，给狗戴上文官的帽子；驾上四头白驴，亲自拿着缰绳操纵，驱驰周旋，以为大乐，公卿贵戚转相仿效。庸俗无聊，沉迷堕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导言——东汉社会面貌（4）
汉王朝前期与边境各族建立的密切的政治关系或通商关系，到这一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边境各族的压迫剥削，迫使各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或逃亡；另一方面，由于东汉王朝的积贫积弱，鲜卑、乌桓、匈奴等族不断骚扰边郡，甚至侵入腹地。东汉朝廷要么出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要么出兵抵御边境各族的侵扰，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费，农民负担的赋税和徭役因而更加沉重了。
　　由于政治腐败，各级官吏不注意水利设施的兴修和维护，桓帝、灵帝时期水旱灾害也不断发生。据统计，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27次，桓、灵时就有13次；大的旱灾共发生17次，桓、灵时就有6次。蝗灾、风灾、雹灾、大疫也接踵而至，地震也时有发生。据统计，桓帝、灵帝时共发生大蝗灾7次，大风灾2次，大雹灾7次，大疫8次，地震18次。灾害的不断发生，给人民增添了更多的灾难。
　　越来越黑暗的政治，越来越沉重的赋役，加上灾荒、饥馑的肆虐，逼得广大农民倾家荡产，冻馁而死的人数急剧增加，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破产农民到处流亡，颠沛流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多次起来造反。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各地发生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规模及活动区域总的趋向是越来越大，人数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这些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却显示了农民阶级的力量，激发了广大人民继续反抗的斗志。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豪迈的歌谣：
　　小民发如韭，剪复生；
　　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
　　民不必可轻。
　　在风起云涌的起义浪潮的推动之下，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全国性的黄巾起义。起义前，矩鹿人张角利用在流民中广泛传布的“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以传道治病作掩护，进行了十多年的艰苦准备，在青、徐、兖、豫、幽、冀、荆、扬八州（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发展了信徒几十万人。张角将信徒部署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方首领，由他统一指挥，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张角本来计划在甲子年（即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同时发动起义，但由于叛徒告密，计划泄露，便决定提前在二月起义。张角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义旗一举，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都震动，形势发展很快。起义军所到之处，焚烧官府，镇压官僚，攻打地主庄园，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
　　东汉王朝急忙采取对策，首先加强了京城洛阳的防守力量，然后“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派皇甫嵩、朱俊、卢植等带兵开赴各地镇压。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协同东汉政府军全力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在开始几个月，顽强抵抗，英勇进攻，不断取得胜利。但由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军力量分散，缺乏作战经验，在英勇奋战九个月后，几支主力被分别击破。此后，分散在各地的起义军仍继续坚持战斗，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前仆后继，此伏彼起，坚持了很长时间，才被最后扑灭。
　　黄巾起主军主力被镇压后，曾一度缓和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又激化起来。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集团同以张让、段圭等为代表的宦官集团进行了最后一场较量，最后在火并中同归于尽。在镇压黄巾起义军的过程中趁机发展了个人势力的各地豪强、军阀纷纷割据争雄，各霸一方，形成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中央政权土崩瓦解，名存实亡。军阀间展开了疯狂的掠夺地盘和人口的兼并战争，整个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一带变成了一个大屠场。战争及由战争所引起的大饥荒和严重的瘟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的死亡达到了“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的地步，饥饿使“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瘟疫的流行则使“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仲长统《昌言》对此作了更高度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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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东汉社会面貌（5）
昔春秋之时，周氏之乱世也。逮乎战国，则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势，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汉用兵之苦，甚于战国之时也。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此则又甚于亡新之时也。
　　人民群众迫切希望重新出现安定统一的局面，这种意志虽然艰难但却是顽强地推动着社会不断向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些有识之士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企图采取有效的政治、军事、经济手段来完成全国的统一。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有的获得了小的成功，有的获得了大的成功。其中最大的成功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曹操。曹操本来也是一个割据者，但由于他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能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施比较进步的、开明的、客观上符合人民愿望和统一趋势的措施，最后终于在逐鹿中原的战争中脱颖而出，先后消灭了北方割据的群雄，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这不仅为当时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还为后来西晋的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曹操为结束大动荡、大破坏、大分裂的历史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在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腾涌出来的一颗最为灿烂夺目的明星。曹操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复杂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去回顾，去探索，去总结。这对我们更好地认识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智慧和教训，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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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少年行止（1）
一亳州寻踪曹操像
　　曹操字孟德，一名吉利，小字阿瞒。桓帝永寿元年（155）出生于沛国谯县，即今位于安徽北部的亳州市。
　　谯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史记·殷本纪》载：“汤始居亳。”即商汤最初曾经在此建都。亳的故址在今河南商丘，谯与之邻近，故境内有成汤王陵，相传为衣冠冢，今尚存明末所植古树一株、清代书法家梁献所书碑刻一块。春秋时为陈国谯邑，入秦，推行郡县制，始置县。西汉属沛郡，东汉属沛国。三国魏时，为五都（许昌、洛阳、长安、邺、谯）之一。其后曾为南兖州、谯郡、陈留郡治所。唐宋元时期为亳州治所。明初并入亳州，清属安徽凤阳府。民国时，复改州为县，直到1949年以后。
　　谯县扼东西，控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为兵家必争之地。史称：“危时为群雄角逐之所，升平为人物辐辏之地。水陆所至，为淮西一大都会。境界四达，英豪间出。”陈胜、吴广起义，谯是最先被攻占的地方之一。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被依为重地。唐末黄巢起义，曾一度攻占亳州。金、元时期皆为节镇重地。元末刘福通起义，立韩林儿为帝，曾建都于此。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清末捻军及太平天国革命军都曾在这一带纵横驰聘，成为无数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的用武之地。
　　谯县境内有一条涡河，流向自西北而东南，最后在今安徽怀远流入淮河。曹操的家，就座落在谯县城东的涡河岸边。郦道元《水经注》卷二三《阴沟水注》说：“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这个地方就在今离市区五里的涡河岸边的甘家湾附近，建筑物早已荡然无存，但遗址处还留有高原，当地群众称为庙台子，不时可从土中发现或发掘出汉瓦片子。现在遗址处立有一块“魏武故里”的标志，以供游人怀古凭吊。据郦道元的记载，遗址的背后是城郭，旁边是城壕，前面是人来人往的商店和川流不息的涡河，也称得上是一个交通便利、视野开阔、风光秀丽的所在。
　　曹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踏上仕途和南北转战的征途后，又多次回到谯县。谯县与曹操一生的活动紧密关联，至今在亳州仍保留着不少当年的遗迹。主要有：
　　谯令寺。在亳州城东三十里的沙土一带。中平二年（185），曹操受权贵排挤，从洛阳回到谯县，在城东五十里筑精舍，秋夏读书，冬春射猎，传说就在这个地方。据《亳州志》，寺前原树有石碑，称“谯陵”。
　　观稼台。城东北一里处和城西北一里处各有一座，分别称东台和西台，至今还留有高大的土台子。为曹操在郡国推行屯田时所筑，曹操曾在这里亲自督耕观种。曹操所推行的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谯县同时有军屯和民屯，从县城向西到武平（现离城三十里的安溜集以西）一带为军屯，从县城向东到谯令寺一带为民屯。当时这里积蓄颇富，为曹操转战南北的后方基地之一。曹操除在这里督耕观种外，合肥之战前还曾在这里训练水军，合肥之战后又曾回到这里整训军队。
　　南曹寺、北曹寺。南曹寺在城北三十二里处，北曹寺在南曹寺以北二里处。明天启四年（1624）曾重修，碑记称这里曾为当年曹操的屯兵之处。有楼阁花木，又曾为游览胜地。
　　拦马墙、饮马坑。在市区马场北头。拦马墙为一矮墙，长数丈，传说曹操当年在这里训练军马时用以拦马。附近有饮马坑，传为当年曹操饮马的所在。
　　地下引兵道。在市区内，南北纵横，现已陆续发掘出两千多米。为砖砌的地下通道，高约二米，宽约一米多。曹操用兵强调出奇制胜，或有意暴露兵力以向敌人显示强大，或有意隐匿兵力以向敌人显示弱小，这个地下引兵道传说就是当年曹操用来研究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
　　斗武营、五营院和饮马池。均在城内，传说也是当年曹操屯兵、练兵的场所。
　　八角台。在城南郊。据《亳州志》，这是当年曹操擒杀吕布、打败袁绍后回到谯县为奖赏将士、检阅军队而修筑的。至今还有隆起的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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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少年行止（2）
谯望楼。据《亳州志》，楼为曹操所筑，大概是当年曹操登临游览、宴飨宾客和与文士聚会的场所。
　　此外，还有后人修筑的魏武帝庙和花戏楼等建筑。《亳州志》载：“魏武帝庙在城东七里，宋真宗敕修，乾兴元年（1022）复修，今废，有帐殿记。”《亳州志》载有帐殿记文，文中称曹操有“雄伟不世之量”，在“皇纲紊绝，海内震扰，群雄并称”的时代“乘机奋策，啸咤驰惊乎其间”，是一位“挟持汉室，抗力三方”、“卒灭袁而阻权、备之强”的英雄。曹操建安七年（202）正月曾驻军谯县，下了一道《军谯令》，要求当地“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曹操死后，家乡人又为他立庙，也算是对其遗志的一种继承吧。
　　花戏楼则是一座清代初期的建筑，原为山陕会馆。在门楼和庙内的一座舞台上，分布有砖雕和彩绘的花草、禽兽等透雕。最引人注目的是舞台藻井四围的悬枋上彩绘有十八出三国戏剧，有不少是有曹操出场的，计有孟德献刀、击鼓骂曹、割须弃袍、战濮阳、华容道、蒋干盗书、阳平关等，多数是以出曹操洋相为主题的。在曹操的故乡后来也出现了对曹操“不敬”的艺术作品，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值得加以思考。
　　曹操家族的墓群也在亳州南郊，《水经注·阴沟水注》对此有详细记载，如说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庙堂，余基尚存，柱础仍在。庙北有二石阙双峙，高一丈六尺，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炬，上罦罳已碎”。此外还对曹腾等人的墓作了著录。这一带至今还留有曹四孤堆等周围十余里的墓葬遗址。1970年后陆续对一些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的董园二号墓全系石结构，墓内长15．3米，宽10．2米，高3米，由甫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组成，具有相当的规模。从墓葬中出土了大量字砖，字砖上刻有“为曹侯作壁”、“比美诗之比”、“曹腾字季兴”等字样。此外还出土有银缕玉衣、铜刀、铁戟、铁币、珍珠、金饰、玉饰等物。
　　曹操在亳州及其他地方留下的遗迹，为无数后人缅怀曹操业绩、研究曹操的生平和思想留下了极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