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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会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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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一切又来得如此自然，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已经为我准备了一副行囊，我只有拾起它，乘着初春的暮色，义无反顾地远走天涯，穿行在岁月的风雨之中，一路向前。
我的家乡在山西临县，那里干旱、贫瘠，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以贫穷而名声在外——要说出这一点，虽然于我以及每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们有些勉为其难，但终归是事实，而且我自己亦曾有过一些与此相关且刻骨铭心的经历，这将在后文中诉诸各位，以解心中块垒。
然而，故乡留在我心中的更多的是红色记忆和底蕴深藏。九曲黄河从故乡的土地上奔涌而过，这里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当年毛主席东渡黄河，就是在我的老家登岸北上。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还曾留下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叶剑英、陈毅、贺龙等革命先辈的足迹。
那里又是民间文艺的一方沃土。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临县秧歌、临县道情、临县三弦书，以及那些在街头巷尾随处可以听到的民间小调，《走西口》、《下柳林》、《掐蒜苔》、《卖菜》、《大红果子剥皮皮》等等，从街头艺人到乡下汉子，甚至连那些背着书包的小孩儿们，也都能随口来上几句：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你送到大门口。
……
那时候的我懵懂无知，未解其中真意，全然不知“西口”所在何处，更未曾想到，十几年之后，命运使然，我竟然踏上了追寻先辈“走西口”足迹的西行之路。
我于1999年走出老家，从此浪迹四方，这曾给我的许多亲人带来遗憾。我的爷爷是位老革命，我的外公是十五岁投身革命的老红军，并且参加过抗美援朝，走南闯北，戎马一生。为此，母亲经常数说我是承传了祖辈的性格，骨子里就有一种不安分的因子。她更希望我能够好学不辍，走一条当今时代最合规合矩的求学之路。现在想来，母亲的愿望虽然于我有些苛刻，但总归是春晖一般的美好与灿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行走四方的第一站便是内地人心向往之的大上海，那里的摩天大楼，那里的车水马龙，对一个初涉此地的孩子来说，第一感觉无疑是欣喜与敬畏，然而激动过后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空虚，现在想来那便是自卑吧。闲来翻阅报纸，不经意间看到一篇报道说，临县的一个村子，从过去的“讨饭村”变成了“富裕村”，于是我高兴地拿给同学们看，但同学们却因此和我开起了玩笑，“原来你是从讨饭的地方来的穷孩子？”从此以后他们一有机会就拿我开涮。于是，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提及自己是山西人、临县人，甚至埋怨自己为什么偏偏是个山西人。
但“美好的愿望”改变不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贫穷落后”的血脉，于是我开始关注山西，关注山西的一切，我不愿相信山西就该是贫穷、落后、封闭的代名词，仿佛在骨子里生出一种与命运一搏高下，讨回颜面的冲动，我在一种压抑中艰难度日。
在这时候，是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抱愧山西》深深打动了我。在大上海林立的高楼间，在如潮的人海中，我仿佛嗅到了一股来自远古的散发着汾酒醇香的晋商气息，看到了一片快要被历史的风尘湮没的三晋绿洲。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从此，不再因为自己是一个山西人而羞于启齿。
张掖山西会馆（1）
会馆连丝路，忠义昭晋商
山西，也许是我闯荡四海的一张名片。
身为一个山西人，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籍贯而自豪过，到现在才明白那只是我的年少无知。
也许是年轻人的一无牵挂，也许是与生俱来的浪荡禀性，作为一个自由摄影师，几年来，我一直是马不停蹄，居无定所，游历采风，四海为家。
2004年，我用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从吕梁老家徒步走到西藏拉萨。
2005年，我参加“商学院戈壁挑战赛”，随队远征茫茫大漠。
2006年初，我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玄奘之路”活动，一路上我被强大的文化力量感染着、震撼着，不光是为当年玄奘一路西行的盛势，更为历史曾经的辉煌和现在的隐没。
2006年3月，我应邀随中国佛教协会的人员一起来到甘肃张掖，为那里的大佛寺拍摄一组照片。纯粹是机缘巧合，在当地部门有意改建的一处古建筑中，我发现里面供奉的竟然是关公。在我国民间，关公被尊奉为神明，但在这个佛教场所出现一尊关公塑像，似乎有点不同寻常。当地文化部门的人知道我是山西人后，高兴地指着这处建筑物说：“这是清朝时你们山西人盖的会馆，这种山西会馆在晋商鼎盛时期遍布全国各地，是专供旅居外地的山西商人聚会议事的地方。”我们山西人修建的会馆？我不禁为之震惊！在这偏僻的地方，在那遥远的年代，竟然有我们山西商人的足迹！
张掖市东邻武威，西连酒泉，是古丝路的河西四郡之一。当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征匈奴后始设张掖郡，取“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之意。祁连山上流下的雪水汇成了24条地下河，灌溉了整个张掖，河西走廊在这里多了一片绿色，所以张掖也被称为“塞上江南”。
从戏楼、石狮到关公像，我仔细搜寻每一寸土地，当时的辉煌印迹依稀可见，门前碑文上刻着的“山西会馆”四个字仿佛在向我痛苦地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
我一时间手足无措，语无伦次……
首先是一种他乡遇旧的激动。在千里之外的西北边陲竟然一头撞在关公老爷的脚下，竟然走进我们山西先辈建造的异地家园！
接着便是心中涌起的自豪。我们山西商人曾经在这里创业，在这里留下了辉煌！
再接下来便是感到一阵心痛和惋惜，当年的鼎盛喧哗已沦落为现在的冷清破败，甚至将要被改建为佛堂僧舍！离开大佛寺，眼前是一抹初春的晚霞，如诗如画，回望渐渐融入暮色中的会馆遗址，我实在难以自持，竟至于潸然泪下 。
这一夜，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
一个个疑问盘旋在我的脑海中：全国目前还有多少山西会馆，它们现在怎样了，会不会遭遇同张掖的山西会馆一样的命运，甚至会更糟？如此辉煌的历史，如此珍贵的建筑，或者移为它用，或者遭到毁坏，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又将如何面对我们的祖先？
猛然间，我仿佛受到神明的点化，彻悟了许多。命运也许在冥冥之中为我准备了一切，这会馆、这遗迹，仿佛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这异地他乡矗立百年。
历史选择了我，命运选择了我。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一夜之间，我好象长大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走遍中国，寻访散落于各地的山西会馆，用我的努力，用我手中的镜头留住历史。临上火车前，我非常激动地向当地送行的官员反复问询，是否一定要把山西会馆改建为斋堂，他们回答我说“正在研究”。
在余下的行程中，我陷入了沉思，那就是对山西的重新审视。曾几何时，我对自己的籍贯讳莫如深，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和概念中，山西要么是贫穷的山沟沟，要么便是土财主、爆发户的代名词，尤其是在听到山西煤老板结伴上京采购极品轿车、买走北京大部分高级别墅之后，在外漂泊了七年的我内心感到隐隐作痛。如今，当我站在这座阅尽岁月风雨，见证世事沧桑的会馆面前时，才明白自己的浅薄。我扪心自问，作为一个山西人，你认识这片赋予你生命与智慧的土地吗？你了解这片土地的博大精深和曾经的辉煌壮丽吗？你是否为拥有她而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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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山西会馆（2）
历史为我打开了一部经典，给我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启蒙课。
回到北京之后，我开始翻阅大量关于山西的资料，重新认识我的故乡。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在上个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曾经伴随着黄土高原上凄楚飘荡的《走西口》送走的一批批出外闯荡的年轻人，他们从票号的伙计干起，千锤百炼，成长为风光无限的票号老帮。
此时此刻，我又隐约记起儿时的经历。那些背着书包的小孩儿们，手拉着手排成一排，和着街头艺人那嘶哑的腔调唱道：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你送到大门口。
……
“西口”，历史竟然在这里给山西、给晋商大大的书了一笔。
山西土地贫瘠，物产不多，生存环境欠佳。地处平川的平遥、祁县、太谷一带，更是如此。于是这里的人们只好西行千里，到口外去谋取生计。
在口外，镇守边防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布匹等军需物资，大片的土地也需要有人耕种。山西商人的贸易队伍适时的来到这里。广袤的西北边陲为山西商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一方天地，他们在这里流汗、流泪，在这里艰难创业……
自明清早期起，山西人“走西口”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内地的大量物资流向口外，而口外的毛皮、呢绒原料又是内地富贵之家的必需品，山西商人抓住了这个巨大的商机。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催生了大量的旅舍、客店、饭庄，从此，口外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繁荣。
在异地他乡，难免有思亲怀旧之感，而“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由于共同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文化心理，“同乡借来于斯馆也，联乡语、叙乡情，畅然荡然。不独逆旅之况赖以消释，抑且相任相恤。”昔时，交通落后，邮递不畅，晋商在外闯荡，并不一定都能飞黄腾达。而遇到灾难之时，甚至会客死他乡。会馆则“专寄同乡、同业旅榇，不取寄费，俟购得冢地，再行代为掩埋，以成其善，以慰行旅，以安仕客。”一旦“横遭飞灾，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每当同乡在外发生“疾病疴痒”，会馆便“顾而相恤”，提供钱财药物。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则更要予以救济。对穷儒寒士也会提供方便。晋商文化和精神曾经通过他们的一切有形之物和一切无形之义而存在并传递着。会馆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的载体。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这一辈人对于山西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山西的富裕曾经有目共睹，而且那不仅是财物上的富足，更是上百年来铸就的晋商精神！山西的历史如此悠久，文化那么深厚，曾几何时，山西有那么一群人竟然可以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山西人把这种文化积淀带到了祖国各地，山西会馆就是山西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希望通过我手中的相机，将散落在全国的山西会馆的现状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并将这些影像资料保存下去。也希望人们能通过我的镜头重新认识和审视山西；有更多的文化志愿者来关注山西会馆、感受山西文化。
苏州全晋会馆（1）
戏楼存天地，姑苏怀晋商
有了梦，便有了明天。
为了这样一个梦想，我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这时我才知道，作为山西商人联络乡情、聚众议事场所的山西会馆，仅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就有40处之多。然而遗憾的是，关于山西会馆的资料却少得出奇。我只好一切从头做起，如大海捞针一般去苦苦寻找。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先后发现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七处山西会馆的线索，并勾勒出大致的寻访路线。
我此行的第一站是苏州的全晋会馆。全晋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曾毁于兵火，光绪五年（1879年）至民国初年又建新馆，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坐北朝南，分为中、东、西三路。中路依次为头门、戏楼、正殿等。
据说，全晋会馆每遇皇帝诞辰、国家大庆、关公诞辰及忌日，均要举行隆重庆典或祭祀仪式，鸣钟击鼓，场面恢弘。每当经商者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时，也要举办庆祝娱乐活动。中路的古戏台便是当时的演出场地，也是会馆古建筑群的精髓所在。戏楼两层，底层为仪门及两廊，楼层由北向南伸出戏台，戏台坐南向北，台面高出地面约米，边宽约米，围有“吴王靠”，形成约36平方米的正方形。台顶覆盖黑色筒瓦，龙吻脊，飞檐翘角，俊秀柔美。檐口额枋缀饰浮雕，上有双凤对翔、二龙戏珠；金狮倒垂台柱，蝙蝠静伏裙壁。拾级登台，可见戏台顶部正中藻井上的“鸡笼顶”，凹进的穹顶呈内旋式半球体，外径约米，深约２米。四周由曲木拱搭成架，叫做“阳马”，既起到支撑的作用，又是一种独特的装饰。从底到顶嵌拼如小斗拱状，成环状旋榫，堆迭向上，从上到下，共盘旋18圈，犹如编织“鸡笼”一般，故而得名。拱头甩出，共雕成324只蝙蝠，漆成黑色，又相间着306朵金黄色的云头圆雕。整个“鸡笼顶”用大红底色作烘托，顶部正中置一铜质圆明镜，熠熠发光。它与四方形的台面上下对照呼应，构成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意境，寓意方中含圆、静中蕴动、阴阳平衡、对立统一的思想。这种高超的建筑手法，不仅使建筑物外表壮丽、美观，由于科学地运用了声学原理，使得演唱者在演唱时声腔产生共鸣，从而得到余音绕梁的音响效果。此藻井堪称古戏台的精华之所在。
由于包厢与戏台之间有着科学的空间处理，观众可以随意选择座位，视线均不会被包厢或戏台的柱子所遮挡。戏台又是三面伸出型，观众能从多方位欣赏演员的表演，将其一招一式尽收眼底；加之藻井的扩音效果，能使演员的自然音质清晰地传递到剧场的每一个角落。当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妮克公主曾在这里观看昆曲、苏剧和评弹。1986年秋，日本艺术学部剧场史专家松原刚教授访问中国时专门前来考察。他研究和琢磨戏台的每一处结构和造型，不禁惊叹这藻井的精巧及独特的音响效果，并由衷地钦佩建造者的智慧和匠心独运。美国马萨诸塞州青年乐团的94名演员在这里弹唱了中国歌曲《卖报歌》后，声称这是来中国后演出感觉最好的一场。建筑大师贝聿铭和中国著名园林学者陈从周先生前来参观，贝先生认为这一戏台造得恰到好处，必定出于高人之手。余秋雨先生曾说，“苏州在明清两朝是南方的商业都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奢侈的享受、最精致的生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这座城市的人们准备建立一个戏曲博物馆时，他们选择的馆址竟然是一座当年山西商人修建的会馆，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座精美的戏台。会馆并不是山西商人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只是他们听戏、聊天、联络乡情的地方。在苏州这样的富庶繁华之地，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盖了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要找一个南方戏曲演出的最佳舞台作为文物永久保存，找来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个临时俱乐部里找到了。”此戏台是苏州现存古典舞台中最为精美的一座。
苏州全晋会馆（2）
为了绕到全晋会馆的后面拍摄，我穿过一条60多米长的阴暗的小巷。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块刻有“苏州全晋会馆界碑”字样的石碑。这一貌似探险般的拍摄让我十分兴奋，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山西人独有的自豪，感受到那投身商海的一代商豪们，在创业中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霸气，以及将晋商文化带到大江南北的赫赫功绩！
据介绍，苏州历史上曾先后有过260多处会馆公所，但留存至今较为宏大且具代表性的当属全晋会馆。据说民国时全晋会馆的名誉理事长就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
全晋会馆自1958年至1984年，曾先后被改为化工塑料厂、眼镜厂、光学仪器厂、照相机厂及机械工业局职工大学，会馆东路及西北隅则散为民居。及至十年###后，会馆早已白蚁蛀蚀，梁倾壁残。经过两年筹划，1983年10月开始动工整修，1984年6月使用单位全部迁出，中路、西路建筑全面大修，并移建正殿，重建庭园，会馆原貌基本恢复。1986年10月，全晋会馆作为苏州戏曲博物馆馆舍正式对外开放，辟有昆曲、评弹、苏剧、民族乐器等专题陈列，还有古典戏台和清式茶园书场两处复原式陈列兼演出场所，每天座无虚席，评弹知音们陶醉于“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吴音雅韵之中，其乐无穷。 2003年11月22日，中国昆曲博物馆正式在全晋会馆挂牌成立，这里又将为弘扬世界文化遗产贡献力量。这是一百二十多年前会馆的创建者——我的老祖先们远未曾想到的事！
苏州的全晋会馆，似在写着苏州对外交流的历史。它们曾经盛极一时，最盛时遍布城内达三四十处之多。据记载，历史上出现过的会馆公所更是达到了二百六十处之多，它们是苏州历史上经济开放的见证者。然而清代以来却渐次式微，消失的消失，移为他用的移为他用。随着贸易中心的转移，会馆也逐渐被人遗忘了。
海城山西会馆（1）
青石高台悬山古式钟神秀，砖雕像跑兽龙凤云板透精灵
穿越了南国的连天阴雨，经受过北方的如火炎夏，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行走于河南、江苏、山东、安徽、辽宁、内蒙古、甘肃七省市的数十个县市，拍摄了我所知道的17个晋商会馆。
位于辽宁省海城市内的山西会馆。山门古朴气派，东为钟楼，西为鼓楼，门前立有小石狮一对，推门而入，但见剥落的朱漆、残旧的垣墙、坑凹的石基，无处不显现着一种苍老，但却觉不出半点破败和潦倒，扑面而来的反倒是一种历经风雨后的凝重与大气。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会馆的主体建筑大殿，在通往大殿的青石小路的两旁，两匹石雕骏马傲然矗立，栩栩如生。顺路直行就是大殿，也叫正殿。殿前一块铺地石上，刻有“同治十一年六月六日立（1872年）山西会馆建，石匠张名杨刊”的字样，想当年海城知县郑绣兴建关帝庙时绝想不到，过了一百多年后，晋商会轻轻松松抢了自己的风头。且不说晋商出手大方，修这扩那地把个关帝庙改建得宏伟大气，成了集悬山式、歇山式、硬山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北方会馆的典范，单就这会馆门前的乐楼（戏台）就不知曾抓住了多少人的视线。据记载，从乾隆年起，每逢庙会，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秦腔、昆曲等都会在乐楼演出，可谓舞衣如虹、弦乐似潮，众多外乡艺术与当地踩高跷、跑旱船等民间艺术争奇斗艳，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交流与融合，相传著名的海城高跷、喇叭戏等就是吸收了山西梆子等外来艺术演变而成的。精明的晋商早就熟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营之道，在吹拉弹唱之间，树立了自家财力雄厚、与民同乐的良好商贾形象，如此巧促销、聚人气，自是不愁没有生意找上门。
会馆正殿悬山式建筑气势雄伟、造型别致。房屋构成属于砖木结构，有三间房屋组成，整个正殿建在石基的高台上，前有抱厦，抱厦下面有四个大红立柱支撑。青石鼓形柱基敦实厚重，而立柱和横额之间所嵌的三层透雕的木雕龙凤云板却是灵透精巧。踏进大殿，正中央“关老爷”长须飘逸、神情威严，正手持一本《春秋》聚精会神的研读。
正殿的后门，是一间小卷棚，向上看去同样有转角和补间单昂三铺作斗拱，柱子与额之间也镶嵌着木雕花卉装饰板。后门两侧有六角形小窗户各一个。从大殿正门出来，走到它的侧面，明显可以看出殿顶的前坡比后坡长，侧面两个大山墙的屋檐向外延伸，屋檐下有挡风板。据说，这是最具北方会馆建筑特点的一种建筑风格。
虽然这里仅是晋商身在异乡的临时聚集地，但会馆的一砖一瓦毫无暂居的随意应就，整个建筑构建精良、布局和谐，宏伟又不失别致，处处可见精心营造的功力和修建者的经济实力。
《龚自珍全集》中有“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之类的记载，据说清代在全国的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就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最多的是山西人；全国排出最富有的家庭和个人中，列在最前面的多是山西人。当年晋商致富，既不是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不是由于祖辈的世袭遗赠。他们的财富是历经艰苦拼争所赢来的。从清代开始，山西农民就组建了非常庞大的“走西口”的队伍，他们以别妻离子、背井离乡的高昂的人生代价，换取了可观的财富积累。晋商有着极为灵敏的商业嗅觉，他们以眼观全国的大气魄去寻找商机。康熙年间，关内外的贸易不断增加，晋商反应最快，奉天之海州（今海城）当时盛产陶瓷与丝绸等特产，且有水路、旱路均畅的交通便利，于是晋商接踵而来，人数越来越多，生意越滚越大，山西会馆应势而起。几乎晋商所到之处只要条件允许必建会馆，且都设在关帝庙内，大大小小无从计数。
严格的自我约束，遵从规范的经营守则，是晋商立业长久的秘诀所在。据史料记载，清代盛行的会馆，已逐渐成为山西等外地工商行帮的机构。会馆是自由组织，但多数是禀官立案的，因此它得到了官府的保护，会馆的首领称总管，或称值年，职责是掌握会产、主持祭祀、处理和调解同业之间的纠纷等。当时由于海城的山西会馆行帮较多，人气最旺，山西会馆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海城行帮中最强势的团体。山西会馆还设有“帮董”，都是山西人在海城经商的大户，他们在同行中议定行情、市价，约束徒弟伙计，制定行约店规，调解纠纷，同时也组织壁垒、对抗苛杂、抵制外来资本等。山西会馆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每月举行例会一至二次，遇有特殊事件，会馆还会召开临时会议，还经常邀请海城内的山东会馆等共议经商大计。一般年会定于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日，即关帝庙会的日子。有时一些行帮为了强化自己的组织，常常召开帮会，如酒业在农历八月十八召开杜康会，会议内容大多是公议物价、解决同业争端、商讨改善经营等，并为此制定了许多条例。凡是违反会议条规的均要受到处罚，处罚的办法有罚钱、罚酒席、罚钱并罚戏和酒席等多种。正是基于如此严格的组织管理，晋商的生意才得以立百年而不衰。这在当时对于活跃海城经济，发展海城商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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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山西会馆（2）
身处古代会馆建筑之中，只需深吸一口气，砖石结构特有的气息仿佛随呼吸进入身体，时间的回忆也被铜质香炉中飘散的残香余味瞬间点燃。百年前，一群号称“海内最富”的晋商，在海城修建了一个用于同乡聚会、议事言商的山西会馆。斗转星移，如今会馆院落内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但这座沧桑百年而风骨犹在的山西会馆，仍旧静立于风雨之中，无言地诠释着昔日的主人推崇的“信义”精髓。
聊城山陕会馆（1）
京杭漕运开盛世
山陕会馆占天机
我追随着明清时代的秦晋商人，驱赶着一拨拨的马车驼队，从遥远的黄土高原一路走来，加入到浩大的运河河贸大军之中。
来到聊城，晋商心存宏愿：“虽在齐右”，也要有“登华巅而泛汾波”的那份乡情……
聊城的一切都与水有关，它最繁华兴盛的时期恰恰是水脉最多最旺盛的时候。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1700多公里长的运河形成了一条巨大的经济带，它所经过的城市便成为重要的商埠，山东聊城就占尽了这样的天时地利。
聊城靠运河而兴盛。穿城而过的大运河漕运发达，两岸商铺众多，在聊城太平街、双街及越河一带，各地商人纷纷前来开设商号，创办手工业作坊。
山西的商人适时地来到了这里，一展他们的才华和抱负，这里成为山西商人运送茶叶时由水路转入陆路的重要码头。
各地商人来到这里，长期的行走他乡，思亲恋旧之情使他们萌生出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要建一处“悦亲戚之情话，慰良朋之契阔”的场所来稍事休整，于是山陕会馆、江西会馆、苏州会馆等20多家会馆林立在运河两岸，成为浪迹天涯的游子眺望故乡的南楼。
其中规模较大的会馆共有八家，号称“八大会馆”。山西商人与安徽商人分别被视为南北两股最大的商业力量。山西商人在聊城的资本最为雄厚，加上陕西商人，有1000多人，所以山陕会馆气魄最大，位于双街至龙湾停靠船只最多的地方，风光占尽，是秦晋富商独立商海，雄踞齐鲁的见证。
山西商人的这个不经意的举动，为现在的中国留下一座占地面积最广、规模最为庞大的古代会馆建筑群，可以想象几百年前穿着长袍马褂的山西商人们就是坐在这里从容地调度着运河上、长江上南来北往的商船，精心地计算着买卖的盈亏。
山陕会馆是聊城至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所会馆。
清朝人李弼臣的《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写道：“聊城为漕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吾乡之商贩云集，而太汾两府尤多。自国初康熙间来者踵相接，桥寓旅社几不能容。议立公所，谋之于众，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葺修之，号曰‘太汾公所’。”太汾公所便是山陕会馆的渊源，当山陕商人多得连太汾公所也不能容纳时，山陕会馆就应势而起了。
乾隆八年（1743年），山陕会馆开始兴建，在会馆复殿正堂的脊檩上至今仍保留着“乾隆八年岁次癸亥闰四月初八日卯时上梁大吉”的朱墨文字，南间脊檩上还用朱笔写着山陕工匠的名字——梓匠（即木匠）：赵美玉、常典；泥匠：孙起福；油匠：李正；画匠：霍易升；石匠：李玉兰。北间脊檩上写着会馆住持张清御和山陕经理等18人的名字。会馆的兴建让山陕客商兴奋不已，他们感慨会馆是一处“以敦亲睦之谊，以取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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