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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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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来得这样慢？”这比之过去第七师队伍经过时人人闭户掩柴扉恰成反比例。其时长沙街市甚窄，军民打成一片，队伍几于不能通过；有些从来不出房门一步的老婆子也要挤出来看热闹，哪知不看犹可，看了时都是些面目黧黑、军衣褴褛、草鞋涂满了黄泥的叫化队伍，但他们精神焕发，每个兵士都浮着“光复旧物”的笑容。
次日，各公团假又一村欢迎收复沦陷区的谭赵各将领。谭即席发表演说，“我们惭愧之不暇，怎当得欢迎二字？我们是三千万父老兄弟的罪人，过去不努力，苦我湘民一至如此，今天才得着一点点赎罪的机会。”他说到这里，泪痕一丝丝从眼角淌下来，大家的眼睛同样湿润润地挥着痛定思痛的热泪。
长沙人是解放了，但由长沙至岳州沿线各村庄都被第七师蹂躏殆遍，财物无分巨细，妇女无分老幼都是他们的目的物，惨声不绝于耳，尸骸遍地可见。溃兵杀红了眼睛连外国人也不认得了（过去颇有惧外心理），在岳州烧了美国教堂，杀了美国教士，惹起严重交涉。恬不知耻的张也学了吴的那一套——电北廷要求撤防，否则兵士不服约束，本人惟引咎辞职。他自知罪孽深重，却委过于乃弟敬汤临阵退却，养子继忠军纪不良，请北廷褫夺这两人的官勋。北廷初仅予张以革职留任的处分，后来越来越不像，才下令以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即督湘之先声，民国二年汤芗铭亦以检阅使名义入湘改任将军）。然而这只是一道滑稽命令，此后北廷的后台老板其自身亦已岌岌难保，过去的“征湘梦”不啻自己吞了一颗炸弹。
直皖之役（1）
吴师撤归保定后，曹电请解除“四省经略”之职，北廷尚欲另以厚爵羁糜之。但吴的主张就是曹的主张——吴主张解散安福系、解散新国会、取消《中日密约》、取消边防军及西北筹边使，而这些都是段万万办不到的。六月中旬徐树铮匆匆由库伦返京，始知京汉线各据点已被直军占领，而奉军又在京奉、津浦各据点增兵布防，有一触即发之势。那时奉张扮“两面光”之一角，美其名曰“中立”，进而以“调人”自居，他与曹吴一个做好，一个做歹。他暗中向曹说，“三哥，边防军兵力比你大，器械比你精，你有什么把握？”曹说，“我没有把握，子玉说有把握，他的把握就是我的把握。”
徐电召直、奉、苏三督入京共商大计。曹自然不敢入虎穴，答以“抚慰归军，无暇分身”。李纯说，“我害病，病好了就来。”只有以调人自命的奉张于六月十九日应召而至，俄然负着“霖雨苍生”之望。他提出调停办法：（一）取消《军事协定》，（二）取消筹边使，（三）劝靳亲家——他和靳云鹏是儿女姻亲——勉为其难。段不允。他马上向徐、段辞行。段软了半截说，“且慢，有话好商量。”
张以“辞行”为武器折服了刚愎自用的段，对第一条允接受办理。第二条开去树铮的西北筹边使，改任为远威将军，留京供职。第三条靳既求跳出火坑，遂以周树模组阁。这一面（段）商妥了之后，那一面（曹）还在未定之天。张拍着胸脯说，“曹三爷不肯来，我到保定邀他同来。”
经他指手画脚地摆布后，一天云雾几化归乌有，不料段的火性终于按捺不下：张由保定回京时，段忽提“吴与树铮同时免职”的交换条件。张吐着舌头说，“这怕办不到吧！”段固执地说，“办不到也得办！”七月上旬，段逼徐下令“吴佩孚擅离防地，着褫夺中将及勋章，交曹严加看管。”张说，“还不是一切努力都完了吗？”段悻悻然说，“你得早出京，莫干预我的事。”先则招之使来，今则挥之使去，段的火性已升到极点而无丝毫挽回之余地了。
张出京后，段决计进一步拿吴入京问罪：距前令仅隔两日之久，逼徐补下一令，“吴免去第三师长本职，军队由陆军部接管。曹锟着革职留任。”一面组织定国军自为总司令，以树铮为参谋长，下分三路：第一路段芝贵兼京师戒严总司令，第二路曲同丰兼前敌总司令，第三路魏宗瀚，其兵力计有边防军三师、西北筹边军三旅及第九、第十三两师。他呈请下“###令”，痛斥曹吴之骄蹇不法，有“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煞费苦心，我国际地位始获超迁”等语。对徐言外之意：“你是我所拥立的，你不下###令，本上将军也得自动地###。”
十三日吴发表元电直斥这位创建民国至再至三的上将军为汉奸，文中有云：“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战而死，为国民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他的革命行动是井然有次的行动：初以安福系为目标，渐及筹边使，至短兵相接之一瞬才向段及段之背景进攻。他是反对内战的，所以他表明直皖之战非内战，尤非如一般曲解者所称之“北与北战”，而系清内奸以除外患之必要动作。
半空中打来霹雳，奉军于十三日入关，以张景惠为关内军司令，这个调人似由“非中立国”走到“非交战国”的阶段了。段不觉慌了手脚，迫徐于十四日下令停战，饬各军调归原防。其时已有能发而不能收之势：十四日两军既接，东战线在杨村一带，日本巡路队曾开至杨村与直军稍有接触，但奉张于十六日到津有助直攻皖之意，直军声势为之一振。西战线在长辛店一带，吴以讨逆军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名义站在最前线。十六日雷电交作，大雨滂沱，定国军大炮失其效用。那天吴喝得酩酊大醉，亲带一部从侧面包抄曲同丰的司令部，曲在涿州、高碑店之间松林店被围，吴冲进了司令部，勒令曲的卫队缴械。曲正在茫茫然摸不着头脑之际，吴向之举手敬礼道，“车已预备好，请老师上车”（曲曾任武备学堂教官）。外传为长辛店活捉“曲辫子”之一幕。随后把曲解往保定光园（曹锟款留宾客之地），还有更精彩节目——曲向曹举行献刀礼。曹连连拱手说，“岂敢，岂敢。”仍将军刀发还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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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皖之役（2）
捉住了曲同丰，吓坏了西路军总司令段芝贵，他做梦不料二十年前他手下小小戈什哈现在变成了喑呜叱咤的敌帅。他未及赶赴前方即逃。当战机已迫时，曹虽跟在吴的后面走，暗中告诫他“多多小心”。吴说，“大帅放心，一星期动员，一星期作战，一星期复员，没有大不了的事。”后来两军既接，吴把小山炮密布于第一线，这完全违反战略，倘一战而败，则山炮尽为敌有，所以参谋官都请吴“再加考虑”，吴却抱定“速战速决”宗旨，自以为胜算可操，不让敌方稍有集合整理的机会。果然一战而捷，定国军一败不可收拾，奉军张景惠部乘势在津发动，派梭镖队二百名夜袭杨村。徐树铮以奉军既变，亦化装逃走。直到战事解决时，曹三爷还莫名其妙，他把一切功劳都推在吴的身上。
保府提出惩办祸首名单：第一批名单为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十人。一时鱼行中达官贵人有的像丧家之犬，有的像漏网之鱼，都以日使馆为其逋逃薮。七月二十一日段引咎自劾，呈辞一切职务。二十七日徐下令（一）准段辞职，（二）撤消边防军，（三）撤消曹吴处分令，（四）惩办祸首。说者谓：从吴师撤防到直皖战争酝酿了一年之久，其间“电战”、“神经战”又经过若干时期，而两军接触只短短四天便告解决，与湘军驱张同其神速，则当年战争直等儿戏耳！
定国军溃退后，日使小幡正式照会外交部，认匿居馆内的徐树铮等九人为国事犯，予以保护；吴则目之为内乱犯，且有侵吞公款之事，请外交部交涉引渡。北廷对此则不感兴趣，以为直皖同属北洋团体，应留香火之情，不必逼人太甚。所以那次政争结果，祸首逍遥法外，去一段而代之以两段——由段的一人太上政府变成了曹张的两人太上政府。
关于段的处置问题，吴主张迁之于汤山而予以保护、优礼。段本人不离京，由团河退居府学胡同私邸，后来吴在津失败时亦不肯走，这两人虽处于政敌之地位，其嶙嶙傲骨正复相同。
军事胜利后，吴以为其政治主张亦必随之而胜利，新国会不难解散，和会不难重开，国民大会不难实现。哪知事实与预期者截然相反。关于解散新国会问题，徐首先不赞成，他的总统地位是由新国会产生的，倘认新国会为非法国会，则其总统亦为非法总统；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奉张首先反对，那时吴发了一个促进国民大会的电报，张通电反对，这两个电报都被曹在电局里扣留了。（按：中日军事协定于十年［1921］一月取消。）
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得干预政治。张蹙着眉头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你得约束他少开口，少出锋头为妙。”曹暗中告诫吴说，“凡事镇静点！我们刚打完一仗，难道再打一仗？”
张不满吴的态度渐渐露骨：七月二十七日天津西报记者赴地纬路恒记德军衣庄谒张，询以对吴将军之感想，张岸然说道，“我只知向曹使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八月十三日张在北京奉天会馆接见日本记者时又说，“国民大会是吴子玉个人的主张。我不能让他胡闹，已嘱曹使叫他少说话。”
那时全国把吴看作天字第一等人物，尤以西报记者为之大吹大擂，而阶级观念甚深的张则视之为偏裨小将，扬扬然不屑与之为伍。全国对吴歌颂有加，张对之不满益甚，他口中常挂着这句话：“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总之，直皖之役吴张两人记账不同：吴以“战胜者”自居，以张为“坐观成败者”，张则自居于“举足轻重之地位，有拔刀相助之功”。那次苦经验使吴不复视天下事如前此所想象者之易，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所以八月二日曹张在天津会晤时他迟到一日，五日北京东车站铺着黄土欢迎“两帅”入京，吴亦后到一日，而当公府大宴曹张之日，吴飘然到郑州下榻华商旅馆，接见报界人物时且说，“这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的事。”
直皖之役（3）
那次推翻皖系的结果，只造成了靳阁之复职，曹张之正式联姻（曹以其弟锐之子为子，张女许嫁锐子），李纯之议和总代表及巡阅使地位（初任为长江巡阅使，后改为苏皖赣巡阅使，未久李自戕），直系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冯玉祥之师长地位，而国民大会遽归道山，一切改革计划均成泡影，武人之弄权如故，南北之对峙如故。
北廷也曾考虑到吴的地位，欲畀以鲁督，他又来一次“不要地盘”的声明。后来曹改“四省经略”为“三省巡阅”（直鲁豫巡阅使）时，坚以副使一席相属，“毋许一再固辞”，吴只好不置可否。此外徐世昌邀吴加入晚晴彩诗社做了一名社友。
九年（1920）十月陈炯明攻入广州赶走桂系莫荣新之前，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自主，西南各省纷纷通电否认，但北廷据以宣布“统一”，并发表“筹备新选举”命令，时人称之为“纸头统一”。那时吴在洛阳练兵，准备实力充足后再来一次“革命”。他常写两联语赠人，其一联云：“欲平大难须尝胆，誓扫倭人不顾身。”又一云：“花开阳春惟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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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己（1）
自民国成立后，郭梁丞归隐胶县，眼巴巴只等吴子玉抬头。吴驻军衡阳时声誉鹊起，有人送喜信给郭说，“可了不得，你的老把弟一爬爬到半天云里了！”郭微哂着说，“这用得着你来报信？哪一天报上没有他的消息？”那人嘻皮笑脸地说，“我哪有千里眼顺风耳，也是从报上看来的。我来劝劝你的驾。”
郭大模大样地说，“慢来慢来，区区师长，容得着我这样人物？让他做了督军再说。”
北廷授吴为孚威将军。那个“喜报神”又向郭大献殷勤，“将军就是督军，也许在督军之上。现在该是您出山的机会了。”
郭说，“慢来慢来，将军不过是候补督军，让他实授了再说。”不料吴发表“不要地盘、不做督军”的两不主张，那人哭丧着脸又来纠缠着郭道，“咱们吴将军一辈子不做督军，那么您一辈子也不出山？”郭深以那人为奇，不禁反诘了一句，“他做不做督军，我出不出山干你什事？你好像比我们更着急。”
那人卟嗤一笑说，“您是明白人，这正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郭喃喃骂道，“做鸡做狗听你的便，你这个不长进的东西。”
直皖战后吴以第三师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及两湖巡阅使，这比做督军更大，郭才检点行李由胶县投奔到洛阳来。不用说，吴莅站欢迎，即日置酒高会，有久旱甘霖之乐。郭向吴预作声明说道，“听说老弟禁止部下抽鸦片，我上了这把年纪戒烟是戒不了的。你容得我抽烟便好，不然的话，我打马就走。”吴皱眉一想，微此公无以至今日，万无放他回去之理。但禁令亦万无收回之理。他下了一道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许僚属破戒。
参谋长为军中首屈一指的幕僚，吴对郭敬礼有加，不欲作第二人想，便欲以此席相属。郭谦逊着说道，“舞文弄墨尚可承乏，运筹帷幄则吾岂敢。”吴乃聘为巡署高等顾问。郭偶然害病，吴亲侍汤药，郭有所进言，吴从不讨价还价。吴是个目空一切的傲汉，对郭独不然，每逢盛怒，郭至马上霁威。他命手下人待郭如待自己一样。
吴学画于蒋罗宾，学诗于杨云史。吴画竹只画竹杆，蒋替他添上枝叶，做诗则命杨改正后发表。蒋是吴的开平老同学，说起来有一段笑话：过去在同学时期，一天蒋买了一柄白扇放在桌上，吴提笔便写。蒋回来看见了说，“我不叫你写，干吗写得一塌糊涂？”吴自傲地说，“也许有一天，咱的字求都求不到手。”蒋说，“不成，你得赔我。”吴自知理屈，怏怏地买着扇面赔他。事隔多年，蒋到洛阳来投效，吴任为军事参议，那天蒋拿着中堂纸敬求“大帅墨宝”。吴说，“别人叫我写都写，你不成。”蒋愕然问故，吴说，“你记得我写坏了你的扇面吗？我不能老赔你。”蒋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不久翁钦生也到了洛阳——就是那个一脚把吴踢出烟馆的劣绅，吴亦委之为谘议兼教官，月薪百元，翁喜出望外。百元不算优差，喜的是奉了吴大帅的差委，从此可骄其乡党邻里了。
开平另一老同学王兆中也来依吴，得委上校副官。王颇想过“知县”瘾，上了个条陈自称“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大帅不信，请令河南省长张凤台以优缺见委，必有莫大贡献”。吴亲批“豫民何辜”四个字，原件发还。王不懂这四字的意义，欣然如奉丹诏，以为县篆稳稳在握。迟之又久，百里侯始终轮不到他的头上，他才带着原批请教那位代撰条陈的朋友，一经说破，才哑然若失。他又央求着那位朋友另作条陈请吴委充混成旅长，“愿提一旅之众讨平两广，将来班师回洛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批“先种树再说”。
其时秘书长因事撤职，应由机要秘书杨云史升任，偏偏来了个郭梁丞，吴不委他委谁？郭在北洋团体中素有“郭嘉”之称，学问平平而机谋甚富。吴向来不到八大处（其时吴幕中著名人物有参谋长李倬章、政务厅长白坚武、参谋处长张方严、副官处长孙芝田等），只常在秘书处闲坐谈天，一谈谈上好几个钟头不倦。郭若要天上月，吴恨不爬上天去把月亮捧下来。本来重感情是人类的通性，也是人类的美德，但吴之重感情有时嫌其太过，对郭和对张夫人都有太过之处。下举一事以证其对郭之太重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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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己（2）
那时吴夫人李氏已死，张佩兰变成了唯一的吴二奶奶了。一天张偷吸大烟被吴撞见，不禁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家中人首先犯禁，教我如何约束部下？”张从来少见吴的疾言厉色，这次例外的盛怒使她慌了手脚，吞吞吐吐地说，“我害病，偶然抽几口当药吃。”吴指着张的鼻子骂道，“生病？我有医院。这捞什子要能治病的话，那么不用开医院，都开烟馆好了。”他们两口子在内房闹得天翻地覆，张的母亲从后房爬了起来向吴说，“好了，你现在做了大官儿，把咱们娘儿俩都逼死了吧！”吴倏地把烟枪掷出去，老太太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有人把内房的事报告郭，郭到任何处是不用通报的，他赶忙地跑来说，“老弟，我刚来找你时不是有条件在先，答应我不戒烟吗？”吴诺诺连声。郭说，“现在把我抽烟的家伙都摔掉了，这不是成心和我开玩笑！”吴呆了一呆说，“老哥的家伙？怎么不早说！快快拿去。可是下次别再借给你的弟妇。”事实上哪里是郭的烟具，不过借此打打圆场而已，也许吴亦借此下台，不然的话，难道真和张夫人闹离婚不成？
郭在吴处言听计从，惜年老善病，有黄昏夕阳之感。他虽做到洛帅的上客，毕竟还是幕僚，从段芝贵手下做起直做到老把弟由戈什哈变成了威震八方的上将，始终不脱幕僚的地位。他动了“衣锦还乡”之思，偶然向吴提及，吴说，“这事好办。”隔了几天，北京政府发表郭为山东盐运使。郭撅着嘴向吴说，“你倒好，自己高高在上，你看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吴连连说，“是我一时糊涂，让我保柴钦唐做盐运使，替老哥另保省长位置。”
郭吁了一口气说，“老弟，听我说。我不做省长则已，一做非山东本省不成。让我在家乡露露脸，死亦无憾。”吴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说，“别省好办，山东就难如登天了：山东省长熊炳琦是曹老帅的参谋长，难道他的参谋长不配做省长，得改用我的秘书长去做！”（熊任鲁长是十一年十月间事）郭冷冷说，“我不过偶然说说，听不听由你。”
吴因此大费周折，经六个月之久，北政府允调熊另任要职，鲁长人选由吴保荐。吴自觉可告无罪于鲍叔了。不料郭福命太薄，幕僚终是幕僚，求于身后题曰“前山东省长郭公之墓”竟不可得，当吴欣然报命之际，正郭感疾阽危之时，病势一天天沉重，虽以巡帅之威，不能改造穷幕僚的苦命，他毕竟伸腿死了。吴临棺大痛，亲撰挽章曰，“公而无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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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会议
直皖战后吴的地位在奉张看起来依然“区区师长”，而国人崇拜之者愈多，推为北方唯一的伟大人物，其享名之久及得民之专非其先辈项城、合肥所及。但吴与战前判若两人：战前指陈国事，尽口诛笔伐之能事，战后不建一言，不划一策，埋首洛阳，像一个“与世无争”的隐者。
十年（1921）四月中旬，北廷因蒙事吃紧，电召曹、张入京。曹、张先往天津举行所谓“巨头会议”，张下榻恒记德军衣庄，曹居曹家花园。所谓“巨头”是曹、张和靳云鹏，后又加入王占元为“四头”，而区区师长乃“不巨之头”，自无列席发言之资格。论者谓：“奉张打不破阶级观念，然那次堂堂三位巡帅的出身：一个胡子，一个布贩，一个马弁，不见比秀才出身的吴高贵许多。”
其时中山先生已当选为非常总统，湘省则宣布自治，北廷仍粉饰“统一”，筹办选举甚力。天津会议主题为援蒙问题，而彼此谦逊不遑，对地盘之争及阁员之分配则又“当仁不让”：奉张保荐其亲家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又欲收察、热、绥三特区为己有，进而攫取京畿军警大权。因分赃问题一会儿抓破了脸，几不欢而散，一会儿“各取所需”，又呼兄唤弟亲热异常，与市井小儿之乍啼乍笑者竟无区别。
曹反对张勋再执长江之牛耳，想来想去，给他个“林垦督办”的位置，张勋则薄此而不为。后有改任为“征蒙总司令”、“察热绥三特区巡阅使”、“平南总司令”种种拟议，因而“复辟”之谣大盛。安福系复从中构煽，奉张亦思利用皖系残余势力对抗直系，因而直奉决裂之谣亦大盛。
奉张借征蒙问题领得军饷二百万及开拔费百万，曹仅索回直军欠饷五十万，曹锐看了不服气，责靳偏向亲家（靳与奉张为亲家），不能公平待遇。靳说，“四爷，你不知道当家人的苦处。”曹锐大怒，倏地飞起茶碗来向靳掷去，口中喃喃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也跳起来大骂，“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奉张连连顿足说，“糟了糟了，快快备车让我回家。”
“群英会”一剧变成了“探亲相骂”（曹张亦为亲家），亲戚虽亲，不如权利亲。幸有王占元左面一拱，右面一揖，他到天津来只做了一个冷角（不能加入雀局），不料他不善捕雀而善解围，还算不虚此行。
此后他们的日常起居主要是打牌和看戏。牌打完了，戏看完了，过度疲劳的身体往床上一躺，非到天黑不起床，起床后仍然不外乎打牌和看戏。偶然兴之所至，讨论到地盘问题和用人问题，而这些就是他们心目中之军国大事了。靳陪着打牌，每次有输无赢——不是他手气不好，是官场秘诀之一：官场中陪上司打牌以输钱为不二法门，你输得越多，上司越欢喜你而造成了“红员”资格。靳是国务总理，其地位应居巡阅使之上，但巡阅使是当年的“太上政府”，所以事实上是靳的上司。靳输了不必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反正这笔糊涂账都写在交际费项下。
到五月上旬，曹张等才入京觐见“总统”。他们有一套“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做作：声称除觐见外不谈政治，而局外人所闻，他们一言不合即以“备车”为要挟，慌得北廷忙于挽驾，忙于疏通，结果直系所得者为陕西地盘（阎相文督陕），奉系所得者为三特区地盘（奉张兼任蒙疆经略使，察、热、绥三特区概归节制），心满意足之后，在春藕斋赏牡丹或往居仁堂赴宴，以示封疆大吏与“政府”之和衷共济。
有两事值得一写：其时河南兵变，奉张为豫督赵倜缓颊，这是后来赵与奉系通款的一道伏线（吴驻洛阳，赵感芒刺在背之苦，亦为吴赵不睦之另一原因）。鄂王与陕陈（树藩）订有攻守同盟条约，陕陈被迫去职，王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又是王与直系乖离的一个动机。
总之，天津会议以奉张为主角，而曹为配角，王则仅处于“扫边老生”之地位而已。那时远处洛阳的吴一再促曹返任，有“久滞都门，无裨国事，群居终日，转多纷扰”之语。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1）
天津巨头会议后，王占元取道京汉路回鄂。车过郑州时吴派学兵队莅站欢迎，正巧下了一阵急雨，青年学兵鹄立于大雨滂沱中一个个胸脯挺直，仪容异常整肃。王跑回湖北来劈头便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假使王安于腐化生活，让他的部队扰民有余而临敌不足，他的纸老虎不会戳穿，也许还可以多做几年“巡帅”（王兼任所谓两湖巡阅使），不料他觉悟得太快，转变得太快，迫不及待地下令裁汰老弱、添练新兵和整饬军纪，第一次就来一个“宜昌兵变”，接着又闹“武昌兵变”，兵变变成了湖北省的传染病。
鄂人深受兵变之祸，且受湘省自治之影响，乃发起“驱王运动”，与湘人前此之“驱张运动”同。北廷置之不理亦同。鄂人转而向湘省请愿亦与前此湘人之向吴师请愿如出一辙。
湘人自民九（1920）驱张后，感于北军视湘省为其征服地，且南北战争以三湘七泽间为战场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揭橥“湘人治湘”，湘军总司令谭延辏И７⒈怼俺剖∠堋钡莫D352电（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其后赵恒惕继起颁布省宪法，这在北政府看起来，湘省不受号令，擅改官制而自立省长是个离经叛道的省区，而西南则以湘省为革命之前哨乃独树一帜，不啻脱离了革命领导而为变相之割据。
湘省欲超然于战局外，而结果两面不讨好。那时北方有直奉暗斗无暇南犯，南方革命势力尚在培植中，双方无形中把湘省当做缓行地带。不过吴屡次打电报责湘人“破坏统一”，威逼取消省宪。
湘军驱张是得了吴师撤防的机会，所以在道义上双方有着深挚的友谊，可是事实上呢，一方要统一，一方高唱“联省自治”论，却又处于对敌地位。假使湘人仅求保境息民，吴或者还可以马马虎虎留以有待，不料湘军进一步挂出“援鄂自治”的招牌来，吴觉得忍无可忍了。
平心而论，湘赵对“援鄂”不感兴趣，他只求自保而无向外发展之志。但鄂人蒋作宾、孔庚、李书城、吴醒汉等纷纷入湘效秦廷之哭，一面向赵游说，一面运动湘军将领建议出师，并列举援鄂之有利无害：（一）湘省自治已得川黔诸省之响应，倘能直下武汉，把湖北拉过来做休戚相关的同志，则进可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退可团结西南使北人不敢南犯；否则湘宪处于曲高和寡之地位，不能局部自保。（二）王占元弱点暴露，不堪湘军之一击。（三）王以陕西问题与直系龃龉，洛吴必不相助。（四）广东久欲兴师北伐，湘省对客军假道多所顾虑，倘湘军直捣武汉，则粤军北伐时必假道江西而不通过湘境。（五）鄂人无自己的军队（仅夏斗寅一旅驻湘），湘军以两师驻守鄂境，其军饷当由鄂省担任。
这些都是当年娓娓动听的理由，所以湘军将领均觉援鄂即所以自助，有毅然肩荷之必要的。此外还有两个动机：第一，驱张之役湘军夺获了大批枪枝，军额已扩充为两师十混成旅（有区司令之名称），因之军饷奇绌。且湘省无兵工厂，其子弹除向汉阳兵工厂购买外别无他法，而购买时必得鄂当局之同意，倘攻下武汉，则汉厂为湘军之外府。第二，湘省内部有暗潮，以对外转移视线确亦当年出师援鄂的另一隐衷。
援鄂之议一波三折，卒于十年（1921）七月下旬决定，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第一师长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第二师长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唐生智、刘ND435、唐义彬、叶开鑫为一至五纵队司令（叶兼右翼司令，由平江出通城，唐兼左翼司令，由常沣出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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