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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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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工厂，月薪不过80美元的工作者中没有一个近视眼的雇员，工厂主很自豪地说，如果发现谁的视力有问题，就立刻更换她，因为大批人等候这个工作机会。在大前参观的那些外观并不出色的，遍布在沿海的中国工厂里，那些待遇菲薄的工人们夜以继日地生产了世界冷气机、的摩托车，的电视机，的洗衣机，的电冰箱（2000年统计值，《日本商业周刊》）。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当时尚未完全破灭的网络经济是“一块看不见的新大陆”，中国就像是“一块看得见的新大陆”。在大前眼中，人类历史上，发现新的大陆常常给人类带来突然和彻底的改变，人们按照不同的方式生活与创造，而这种探索新大陆的诱因除去人类永不厌倦的好奇心以外，贸易与商业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甚至写道，“人类探索的推动力来源于商业”。
今天，如果乘坐飞机从上海进入中国，你仍旧可以看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乡风貌，地理学家格雷称，由于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这里成为中国最繁荣的地方，至少从15世纪起，这里就是世界上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它一直养活着世界1/5的人口。这里的繁荣还造就常常令外人心醉的“精致而腐朽”的文化。如果你乘坐飞机从香港进入中国，那么你目睹的则是另一种珠三角的翠绿，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刻，这一地带是荒蛮之地，但过去的25年却使它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分别以长江与珠江命名的这两个地带，尽管地况与100年前并无特别的区别，但今天被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驱动轮。这两个地区蕴涵的生命力，几乎令所有的外来者印象深刻，在那些外表仍旧丑陋的工厂内，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力群体，1周7天，1天14小时地生产着运往全世界的各种货品。中国正在重演19世纪中期的英国，或是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作，通过一场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与此同时，这场工业革命，正在造就一个可观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几乎对于所有在电视中能够看到的西方高级消费品都保持着旺盛的胃口，两亿人渴望有自己的汽车、更宽敞的住房、高级香水、出国旅行，为了维持那些高楼大厦与街头的汽车，这个国家还需要源源不断地进口石油、钢铁……中国不但是伦敦商学院院长劳拉·泰森所说的“令人生畏的出口机器”，它也成为世界最壮观的基础设施基地与原材料加工厂。它旺盛的需求已使OPEC提高了2004年的原定产量计划，使美国的钢铁公司的股票像4年前的dot…公司一样上涨，它使韩国已经倒闭的造船厂重新开工，以便为中国运输更多的原材料，据说，中国甚至在购买世界贸易中心的残骸。在全球铜消费总量中，中国所占份额已从1990年的不足5％升至2002年的逾16％。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铜、锡、锌、铂、钢材及铁矿石消费国，它在2003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能源小资源的消耗量被一些人视作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亿的用户，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中国上网人数超过8 000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上网国家。《财富》的技术专栏作家彼得·刘易斯相信，中国如此庞大的用户，使得她有可能制定高科技行业的新标准，中国科技力量将对世界造成冲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重新发现中国（3）
好了，我已经叙述了这么多中国在今天的世界激起的各种现象，甚至狂热。翻开主流的西方报纸，如果你想省事，就看一看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是多么炽手可热。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3年的判断看起来正确无疑，中国正在成为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最好的经济新闻产生地。我随手挑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杰弗里·加滕，他是现任耶鲁管理学院院长，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商业部长，也是一位热衷于把握潮流的畅销书作家。当新兴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行其道时，他写作了《十大新兴市场》；当明星CEO主宰社会风尚时，他出版了《首席执行官的理念》；当9·11改变了世界的气氛，他又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财富与政治》。他在2003年最热衷于谈论的话题也是中国，作为《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他在这份影响巨大的杂志上不断写道，中国正在怎样改变世界经济的面貌，他甚至在中国的经济成功上看到一些更为耸人听闻的东西。在2003年 11月的一篇专栏中他劝告布什政府，中东*革命的楷模，不是美国，也不是东欧前共产主义阵营，而是中国。他认为，中国模式从经济改革入手，逐渐将改革渗透到教育、卫生、法律等社会体系，然后缓慢地政治改革也展开，在逐步松动的社会环境中，自由讨论的气氛也日渐发展。这种模式比对*选举的迷信，更可能推动一个封闭社会的变革。“中国的模式可能有它自己的问题，”加滕在这篇《中国的经验》文章最后写道，“但这可能是*人最好的机会。”
富有感染力的言辞既容易打动人，更容易诱惑人。在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沃尔特·李普曼发现，人们总是倾向于接受大多数人已经接受的信息与观念，人们总是特定经验的俘虏。信息传播领域也存在着马太效应，一个信息越被接受，越被广泛传播，越造成普遍的接受度。从2001年的7月至2005年的今天，我被眼前耳边充斥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弄得不知所措。1981年，路易斯·布努埃尔——令人难忘的西班牙导演不容置疑地写道，现代世界的最大祸源分别是人口过剩、科学、技术与新闻媒体，而最后一个很有可能是祸害之首，它使得前三个祸源显得更加恐怖。这种说法充满着艺术家式的偏见，但的确自从大众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全面兴起以来，世界就越来越如麦克卢汉所说的那样，媒体成为我们呼吸、感受的主要方式，媒体创造一个供我们感受的制造出的现实。
中国世纪正在到来？
让我们从那些激动人心的表达与场景描述中回过神来。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人们最感兴趣的命题是，中国的崛起，及这种崛起将怎样改变世界。但没人能够给予崛起以清晰定义，崛起的前提条件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所需要达到的指标。
中国崛起，于是被立刻简化成经济上的成就。莱德福特·德龙，柏克莱大学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结束时雄心勃勃地给这个世纪作出这样的评判：“20世纪的历史毫无疑问是经济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经济变化是隐藏在生活其他领域的变革后面的推动力……经济变化的脚步是如此巨大，乃至摇动了历史其他部分的基础。或许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日常的消费与需求——制造、消费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成为整个世纪的历史驱动性力量。“正如在回顾20年的改革史与憧憬中国的未来时，我们选择了经济数字作为惟一的参考资料，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就可能遮蔽一切危险。“
重新发现中国（4）
有了这个联结点，你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中国在今日世界所激起的反应。人们先是将世界的历史简化成经济的历史，因此大国的兴衰，就变成了经济与物质力量的较量，宏观的经济，又常常与具体的商业行为混淆，于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商业领袖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又似乎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而新闻媒体又在充当了或许最为重要的角色，尽管憧憬并不等于现实，但媒体了解戏剧性对于读者的重要性，它是如此偏爱伟大的故事，又是如此地喜新厌旧，它总是寻求新的兴奋点。
不要轻易地被任何情绪所欺骗。如果你耐心一点，你会发现仅仅在过去20年间，世界已经经历过三次“中国热”，它们都是经济层面的，都是以预期的市场规模为基础。在主要是由商人的憧憬下，新闻媒体将之概括成一个更大的主题——中国的崛起。1980年至1984年，西方经历了第一次中国热潮。与其说*在1979年的访美开启了这一新热潮，不如说，因为中国的孤立而被冷置了30年的热情被再次释放出来。由于“邪恶帝国”苏联的仍然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国表现出的新姿态，令西方备感惊喜，他们相信这个国家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与制度。当时的《商业周刊》、《福布斯》也像今天一样使用着“中国的腾飞”这样的新闻标题。1984年，当时的IBM公司的董事长小拉尔夫·A·菲弗（Ralph ）说：“以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及市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每一百个人，只要有一个购买IBM的PC，或者只要每一千人……”这段话听起来似曾相识吗？是的，19世纪的一位英国帽子商人就做过这样的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他的帽子，当时的中国人口大约为4亿。20世纪初的石油巨头洛克菲勒则期待，中国人都使用他的燃料照明。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在1905年6月写道：“全球最大的商机就是和4亿名中国人通商。”关于1890~1930年那股中国热潮最具标志性的描述来自于一名叫克罗的商人写作的一本书的标题《四亿名客户》。尽管1980年的中国与1930年大为不同，但在相当程度上，她所制造的形象仍然具有强大的连续性，况且此刻的中国人口已达到10亿。当然20世纪8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是日本的成就，这个在二战中一败涂地的国家如今正似乎要占领全世界。
1989年中断了这股中国热潮，但很快它在1992年再度回来。与之前150年不同的是，1992年的中国所爆发出的能量更为惊人。看看当时的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人们欢呼成“历史的终结”，自由市场不再有阻碍，资本可以随意流动，一个全新的名词“全球化”开始被热烈地探讨。与此同时，那些曾经的经济强国开始陷入某种困境日本的泡沫破灭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以至于年轻的*党总统竞选人克林顿打出的竞选口号是“笨蛋，这是经济问题”，俄罗斯与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陷入动荡之中……只有中国，在*南巡讲话的带动下，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事实上，在1989年之后，中国在经济改革上不仅没有陷入停滞，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再度启动。
确切而言，中国崛起的神话是在1992年底正式诞生的。与以往不同，中国不仅仅依靠市场规模与潜力。要知道，对于潜力，戴高乐有过刻薄却精辟的评价，这位法国总统曾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谈到巴西的未来：“巴西是一个充满潜力的国家，永远都是。”但一名叫吉姆·罗沃的年轻人要证明，中国的潜力已经化为现实，只是世界忽略了它。1992年吉姆·罗沃34岁，他先后在柏克莱大学与哈佛获得学位，1991年成为英国《经济学人》的亚洲记者。这一年11月28日，吉姆·罗沃在这本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在这篇文章中，罗沃第一次用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当时仍在世界银行任职的劳伦斯·萨默斯（后来的财政部长，现在的哈佛大学校长）向罗沃解释了这种在20世纪60年代设计出的模型，它在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时，不再仅仅以多少美元作为衡量，而在于以同样的美元可以购买到多少实物作为基础。这种衡量标准将重新估价那些物价水平偏低的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实力。于是按照这种新模型，*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立刻就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 想看书来
重新发现中国（5）
伴随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而终止的这次中国热潮，到2001年再度恢复。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01年都是一个转折点。7月13日夜晚的北京最终成了盛大的集体抒情场所。当在第二轮投票中，北京以56票胜出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1968年的东京奥运会与1988年汉城奥运会对于日本、韩国的意义，它们都是国家开始更上一个台阶的标志。北京各主要街道红旗招展、汽车长鸣、人潮涌动……美联社的新闻是这样开头的，没人会在意汽车不许鸣笛的规定。历史在改变，人们表达狂欢的方式却没有变，如果你的年纪大一点，你很自然地会回忆起多年前类似的场景。街头的人群似乎刚刚从令人窒息的海底世界走出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已忘却一直以来的压抑感。一位38岁的大学教师站在五星红旗的海洋中说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情绪：“世界承认了我们。”当中央电视台反复打出“我们赢了”的字幕时，北京三里屯的人们痛快地摔着啤酒瓶子。而11月10日，成了另一个抒情的节日，在多哈中国终于加入WTO了，龙永图说15年来，他们只是在谈8个字“开放市场，市场经济”。中国《经济观察报》的一位记者过分热烈地写道：“全世界都在坠落，只有中国在上升。”大家都在想，2001年是中国年。
令两个不足够重要的事件，也使2001年变得像是中国年。3月26日，第37届奥斯卡奖揭晓，而东方传统的《卧虎藏龙》获得4项奖项，《纽约时报》说这是一部“对抗地心引力”的电影，但它在西方世界获得了强烈的向心力。而10月7日中国看到了自己的足球队终于有资格进入世界杯。
9·11令人震惊，它使世界陷入惊人的恐慌。但一年后的2002年底，《新闻周刊》的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却语出惊人，他说中国是该事件的最重要的受益者。因为在9·11之前，布什政府一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敌人，她将取代苏联作为新的冷战对象。但9·11一下子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想想看，甚至在2001年4月份，中美还因为EP…3事件处于对抗状态，但9月11日后，中美的共同利益占了上风。
而且因为全球恐怖事件、公司丑闻、互联网泡沫共同造就了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国全部萎靡不振。而中国的表现一枝独秀。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dot－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GDP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说，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预言，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赖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重新发现中国（6）
中国是过去数年间全球最重要的情绪。外来者似乎比大多数国人对此更为敏感，它不仅在经济上保持着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的增长，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也呈现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机中有力的调停者，在六方会谈中，是北京而非华盛顿的声音更值得倾听；它从2003年8月起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长期被视作富国俱乐部的Ｇ8会谈；在APEC首脑会议上，中国越来越被当作亚洲最重要的稳定力量与经济增长源头……两位外交事务专家埃及·S·麦迪罗斯（Evan ）与M·泰勒·布雷维尔（*el）在2003年最后一期的《外交》上写道：“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渐将自己的国家视作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广泛的利益与责任，——而不是一名受害的发展中国家。”她在外交舞台上的意识正在迅速改变，2004年2月2日，国家主席*在加蓬国民议会上回顾了两国长达40年的友谊。当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2月2日开始他的非洲十国之行时，冷战的阴影日益浓烈，中国渴望在美国与苏联的阵营之外，寻找新的朋友。在1964年周恩来的议题中不需要考虑石油问题，大庆油田的开发使中国在1963年实现了石油的自给，当时的中国人兴奋地说，“洋油的时代过去了”，一位名叫王进喜的采油工人还成为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偶像之一。除去重温与巩固友情，*主席2004年1月29日至 2月4日的埃及、加蓬与阿尔及利亚的三国行也同样期待能通过与它们的合作缓解中国日益严峻的能源紧张问题。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石油净进口国，但超出任何人想像的是，它在2003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耗国。“国际形势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对着台下几百名加蓬议员说。这种变化使往昔看起来确定无疑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也使新挑战源源不断地出现。为了在未来满足中国继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为奔跑在北京、上海街头的汽车提供足够的汽油，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复杂的游戏之中。
中国看来正在重复一个个大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她先是获得了财富，然后寻求她在政治上的权力，最后她可能塑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它表明中国世纪正在到来吗？
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
“通向繁荣之路”
1890~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一个乡村的、孤立的、淳朴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全球化的、玩世不恭的美国，洛克菲勒的石油、亨利·福特的Ｔ型车、斯蒂芬斯的扒粪新闻、罗斯福的扩张主义，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又有些不适地进行这一场试验。他们中引入瞩目的一位是沃尔特·李普曼，作为1911届哈佛毕业生最有才华的一位，他没有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他在1914年与他人共同创办的《新共和》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之一。这本杂志表达了一代知识分子最热忱的追求，即如何帮助一个正在进行巨大转型的国家适应她的新角色，既然时间已经来到20世纪，就不能仍死守着19世纪的思考方式与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相信，社会是有可能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在年仅29岁就为威尔逊总统起草和平十四条的李普曼，将后半生投入了外交事务的专栏写作，依靠惊人的思维与分析能力，使美国人适应了一个逐渐成真的现实——她已经变成了全球性的领导力量，她必须拥有勇气与信心，完成她的使命，接受各种挑战，忍受疲惫与挫折。中国将重新上演类似的故事吗？它将从一个边缘国家，重新回到中心，它将把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转化成真实可见的力量。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国家的意识才会以鲜明的姿态突显出来。一种是危机，在面临入侵与生存危险的19世纪与20世纪初，国家意识在中国开始出现；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使命感，某一代人或许恰巧比前几代人更有欲望证明自己，或是他们面对的环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过去的策略不再起作用，他们必须重新设计自己的未来，西奥多·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正是如此。
重新发现中国（7）
某一国家在某一时代的气质与表现，往往是支配当时社会生活的那一代人气质的延伸。一些共同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一代人的观念，类似的经历将使他们拥有类似的意识，这种意识将直接影响他们对于外界作出的反应。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代中国青年，将很快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声音，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将可能缓慢地塑造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当中国已变得如此重要之时。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每一代人都迷恋于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代人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每一代人都喜欢引用英国文化论者马修·阿诺德的名言：一个旧世界已经死亡，而一个新世界尚未诞生。9·11给了这代人这样自我宣称的机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2001年应被视作我们这一代人——对国际事务与自己生长的国家的认识开始苏醒的年份。
在那天晚上坐在电视机前目睹着那一好莱坞式的场面时，我距离自己的25岁生日仍有16天。我经历了一个大多数中国青年的典型成长路线，我出生在一个小镇，在出生那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这一年，人们还敲锣打鼓地上街，并用大吃大闸蟹的方式庆祝“四人帮”的垮台。我不能说我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印象，对于贯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带来的启蒙运动也缺乏印象，更不用说什么国际环境的变迁。在80年代后期流行着一部影片《凯旋在子夜》，讲述的是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故事，友邻的反目占据了我最早的外交意识。在我小学毕业那年，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紧接而来的是柏林墙的倒塌与两年后苏联在1991年的最终解体。
没错，美国是我们这代人感兴趣的国家，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也基本只是美国再加上英国等几个欧洲国家。我几乎从未想过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的问题，尽管我受教育的那所大学以“忧国忧民”著称，但五四的一代早已变成了托福、GRE的一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匆匆忙忙、头也不回地钻进了美国大学实验室。中产阶级的生活魅力彻底驯服了他们的自我意识。
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主义称作“想像的共同体”，一些特别的事件、人物与传统会激起人们普遍的情感，人们依靠这种情感与意识构造了一个国家，确认自己的身份。对于类似我这么大的年轻人来说，2001年的三件事足以刺激这种想像力——申办奥运会成功、加入WTO与中国进入世界杯。2001年的北京城至少经过了三次的狂欢，在那些夜晚的长安街上、三里屯的酒吧里，所有的人再次变成了兄弟姐妹，他们都为自己的国籍身份而骄傲。
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则使这一代人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整张世界的地图，并逐渐开始了解中国在这张地图上属于什么位置，并可能拥有怎样的未来。
在最初的几个月，大多数西方人（至少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家）相信，在历史的教科书上，2001年很有可能与1914年处于类似的地位。在斐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遇刺前，整个欧洲已经享有了将近100年的和平，人们甚至相信战争永不再会爆发，当时最流行也最具影响力的看法来自诺曼·安吉尔① 在1914年出版的畅销书《大幻想：关于军事权力与国家优势的关系研究》，这位当时名噪一时的记者说，自由贸易已使领土扩张成为过失，从经济学上讲，战争已变成一种非理性行为，永远和平已经到来。
重新发现中国（8）
而在9·11发生前，全世界都沉浸于冷战结束的喜悦之中。人们谈论的是全球自由市场，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新技术革命……又是一位记者对此作出了总结，在1999年出版的《凌志汽车与橄榄书》中，《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他很像是诺曼·安吉尔的一个翻版）宣称：世界10岁了。他相信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全球经济的正式形成。1914年的全球化仍主要局限在欧洲与美洲，但现在，它不再有地域障碍，也不再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就像IBM的广告语“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
弗里德曼式的乐观情绪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成长。我们的“中国意识”复苏得很晚，是因为在我们智力日趋成熟时，我们所受的主要影响与地域无关。19世纪俄国的流亡分子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的，整整几代俄国知识精英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对他们而言，法语比母语更得心应手，法国宫廷的礼仪比粗俗的俄国规矩要风雅得多。而我们呢，则是一种新的杂合文化的产物。世界都在美国化，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批评家们喜欢的判断，就像18世纪的欧洲都在法国化一样，或是15世纪的亚洲都在中国化一样。不错，至少和全球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一样，我们喝可口可乐，吃麦当劳，用Windows操作系统，听Billboard上的歌曲，迷恋莎朗·斯通与汤姆·克鲁斯……但这种肤浅的描述根本不能反应出我们所呼吸的文化的真实面目。我相信，根本不存在美国文化这一概念，它真正的精神是多元性与宽容性。我更无法理解欧洲批评家对于世界文化的美国化的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所谓的美国化首先是一种解放力量。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撰写他们的立国基础时，首要考虑的是从古希腊的*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法国人孟德斯鸠比任何美国人，对美国宪法的影响都要大。
这是市场与技术的革命年代
与父辈不同，我们没有生活在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打响的阴影之中，中国采取的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而非四面树敌或是输出革命，为了保持经济建设的稳定性，外交政策与其他政治议题一样，从来不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中国开放的过程，也正是整个世界的运转中心由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的英国开始了私有化运动，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的美国开始了放松管制运动，他们尽量将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举动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这场运动中两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们两人都以是凯恩斯的反对者著称，他们相信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最终将通往“奴役之路”。没有证据表明，*读过他们的著作，*的政治经济学才是他们那一代的规范读本。但是1978年时已经74岁的*却让自己成为与撒切尔、里根并列的20世纪最后20年全球自由市场的最重要的缔造者，前者或许比后两者更为重要，因为他领导的市场化进程囊括了世界1/4的人口。在2002年时，我才知道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在整个80年代是多么好，在短短10年内，《时代》杂志两次将*评选为“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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