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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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还是布哈林，结果“赫鲁晓夫掌权了，我们把所有的照片都拿出来，确凿可靠的是，他们全秃头，赫鲁晓夫非常聪明，没有被人注意到”。
　　刚刚过完72岁生日的*，焦虑却无力地感受着过渡期的混乱，在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中，他不了解后者，却对于前者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她是个坏女人”，即使四年后他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仍用孩子般的方式表达着对她的愤怒。“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惟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的女儿毛毛在《*在*岁月》中写道，而*了解四人帮被捕的过程几乎再现了1949年前地下党员的工作场景。10月8日，贺平带着这个消息来到邓家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厕所，关上门，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
　　两天后，*再次表现出其政治敏感性，在致汪东兴的信中，他对中央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拥护。5年前，当*的飞机在蒙古坠毁时，他给毛泽东写了相似的信。而在*写信的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则表明要“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7年7月17日，*第三次复兴，他是一连串重要岗位的副职，*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有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权力阶层中，他在华国锋与叶剑英之后排名第三。
　　邓在1975年的整顿努力令人印象深刻，他是一大批老干部和中国民众心中的希望，他主要的改革思想在这一年的工作中都已有所展现。尽管他已经73岁，但在复职4天后的十届三中全会中，这位老人坦率而自信：“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但一切该如何开始？是的，关于四人帮的控诉仍在继续，从混乱中暂时摆脱出来的喜悦感与放松感仍鼓舞着整个社会，但人们知道了旧道路的错误，却并不意味着他们知道了新方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邓小平时代（3）
关于*如何在1978年12月最终成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的过程，没人能够详细说得清。它是民间力量与党内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1977年对四五运动的*，与《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重要的舆论气氛，而在党的内部，那些*中受害的老干部也逐渐回到权力的中心，共同的惨痛经历使他们成为邓的支持者。
　　“伟大的转折时刻”。在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的5天时间，　290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目睹了清王朝的衰落和军阀混战，亲身经历了艰苦的长征，抗击了日本的入侵并赢得内战。在激情洋溢地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8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又被卷进了另一场浩大的*——他们同意1957年之后，中国驶入了一条湍急的“左”的航道，而如今他们需要纠正航船。在旧有的航道上，人民并没有生活得更好。后来人们将这次会议视作“改革开放”政策的开端，毫无疑问，开放有着更重要的位置，正是看到了曾经被视作“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生活的面目，改革才变得迫在眉睫。
　　最强烈的复出
　　新的开端总是以清除旧遗产开始。早在1977年复出前，*就已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两个凡是”，而到了1980年，他更为清晰地表达了他对他的前任的看法。“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在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传记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他说尽管毛泽东在生命中的最后时光犯下了错误，但是他多次将党和国家在危机中挽救出来，如果没有他，至少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仅仅3个月前，*领导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刚刚完成对刘少奇的*，在*中，他是比邓本人更“反动”的“第一号走资派”。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决定。*用三七开来评价毛泽东，但在当时的气氛下，人们显然对那三分错误更为印象深刻——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竟然也有错误。四人帮也在这一年被宣判，而华国锋在这一年辞去了最后两个重要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与中央军委主席，由*与*分别接替。从1978~1984年间，中国的一切迹象都表明，我们不会再重返毛泽东时代。
　　如果你想了解这段历史，没有什么比《*文选》第二卷更好的文献了。这本445页的文选精心选择在1983年7月1日出版，收录了1975~1982年*的主要讲话，它与毛选一样采取同样的封面设计。与毛泽东的文风不同，邓的讲话显得分外简洁、朴素，政治学家邹谠说它“有时甚至是漫谈式的”。而比起毛对理论的爱好，*很少引用*理论家们的术语，邹谠还发现斯大林与*、恩格斯、列宁被并列提了三次，斯大林还被单独提到了三次，其中一次意味深长：“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体制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
　　多年以后，人们往往习惯将*视作一场伟大的经济革命的设计师。这种评价既低估了他，也误解了中国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只记住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按需分配”，“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管白猫黑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富光荣”，却有意无意中忽略了*在政治与军队问题上同样深远的影响。在1984年10月6日，他相当诚实说，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而所讲的话，都是从政治角度来说的。而在那一天的会议上，他说进入小康社会，也是一个政治目标。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邓小平时代（4）
翻开第二卷文献，47篇讲话几乎覆盖了中国改革的每一个方面，其中最引入瞩目的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再阐述，对于党与领导制度的改革，对于军队改革的建议，对于*与法制的要求，中国在世界应扮演的角色……他从70年代末起对美国、东南亚等国的访问，有力地消除了中国在*中树立的咄咄逼人的、输出革命的国家形象，他大胆地作出了和平是世界的主旋律的判断；他进行军队改革，试图使军队职业化，后者在混乱的*时期获得过分强大的影响力；他开始精减机构，动员老干部退休，推动干部的年轻化，他自己则对个人崇拜毫无兴趣，他没有兴趣担当过多的职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持了“使*制度化、法律化”的口号……在身经一个被最高领导人变幻无常的情绪影响的时代之后，*试图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权力、威望的因素。
　　1984年是*一生中的巅峰时刻之一，就像1972年之于周恩来，1949年之于毛泽东，或是1911年之于孙中山。距离1978年那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已经5年，中国正在挣脱令人窒息与一片茫然的氛围。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中国社会似乎从未生产过足够的粮食，但联产承包责任制做到了。邓在1983年初视察江苏、浙江与上海等地时，发现“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一股乐观情绪鼓舞着整个社会，在通过“伤痕文学”尽情发泄对往日的不满与失望之后，人们对开放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事物目瞪口呆：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为参桂补酒播放了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在首都机场里出现了正面女人*画；1980年，北大的学生开始*选举学生会主席；个体户成了富裕的代名词；1982年有人穿上了牛仔裤，1983年北京农展馆里首次公演了模时装表演；1984年时纺织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出差时穿了紧身花褂与线条流畅的裙子；比起竞相引用*、毛泽东语录写情书的时代，年轻人结婚时希望能够买到三大件……国家情绪的改变当然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一些集体性的事件也正在使这个被漫长的战争与内乱弄得精疲力竭的民族重新获得想像力。1982年11月的第九届亚运会上，中国获得的金牌数量首次超过了日本；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了世界冠军；而在1984年7月，许海峰在洛杉矶摘取了中国首枚奥运金牌；在那次仍被冷战笼罩的竞赛上，中国获得了金牌数量第三的成绩……
　　对于这个国家和邓本人来说，这一连串的兴奋在1984年10月1日迎来了高潮。在那一年10月1日，正好80岁的*横穿了天安门广场，听着上百万人此起彼伏地呼喊着“首长辛苦了”。当时在场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被当时的阅兵场面所震惊，他后来颇富情感地回忆说：“我在一生中经过各种各样的阅兵，有规模大的，也有规模小的；有讲排场的，也有简朴的。作为国防军的一名年轻士兵以及30年后的国防部长，我学会了不那么重视阅兵式。但在天安门广场上沿长安街那场壮观的表演确实是压倒一切的。谁要是在电视中看到洛杉矶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他就可以设想一下，把洛杉矶体育场上的演员人数用100再乘出一个数就是所看到的情况：五彩缤纷的大小彩旗，很多大的绛红色的气球和成千上万只小气球悬在广场上空，还有50万人身穿着艳服围成大圈跟着乐曲跳舞。”而在阅兵式后，施密特看到了“望不到尽头、五彩缤纷、扣人心弦和轻松欢快的*队伍，他们由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代表队组成”。　。　想看书来

邓小平时代（5）
在这座象征着传统皇权的城楼上，*说：“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兴奋与自豪的高潮来自于这一时刻，一群由年轻人组成的方队，当他们经过观礼台时，一幅制作简陋、由歪歪扭扭的四个字“小平你好”组成的横幅，被意想不到地举起来。这个本应被严格禁止的举动，日后成了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场景。这个自发的简单举动，更有力表现出公众对于一位政治领导人的亲密情感。比起18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迷狂，这一时刻充满真挚却冷静的热情。
　　80天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对于*而言，这是又一个历史性时刻。他18岁加入革命，23岁成为*中央书记，25岁领导百色起义，一直到45岁前都是在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中度过的，62岁时起又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像他那一代或再年长几代的人一样，他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承受的一切痛苦、遭遇的种种挫折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帮助中国重新获得她失落的尊严。香港是这一连串屈辱中的第一个，即使毛泽东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也未能消除这一旧遗产。在与*的两次会面中，撒切尔夫人发现这个在会谈中要在脚边摆一个痰盂的老人，态度坚定、执著，惊人地直率。一个过分戏剧化、被时常提起的细节似乎已为这次延续两年的谈判奠定了基调。那是1982年9月24日，在仍未从马岛战争所获胜利的趾高气扬的晕眩感中摆脱出来的撒切尔夫人，在*面前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拒绝，在离开大会堂时，她意外地跌到在台阶上，这一情景随即引发香港恒生指数的暴跌。
　　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过分繁忙、兴奋的一年。1月24日至2月10日，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并分别题词；2月11日至16日，他来到上海，说开放得还不够；2月份还会见了乔治城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重申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3月25日，他再次会见了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相信中日两国必须将两国关系放在一个更长远的框架内；4月18日，他对英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1997年之后，香港的现行制度保持50年不变，6月22日，他又对香港代表钟士元重复了这一点；4月18日，他还见到了比他年轻7岁的里根，尽管后者是美国历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浓重的总统，一心相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社会主义，但在共同的敌人苏联面前，邓仍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他还马不停蹄地会见了厄瓜多尔总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巴西总统、缅甸总统、副总理、意大利参议院议长、突尼斯总理、马尔代夫总统、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与挪威首相……在外交战略上，他用“反对霸权，南南合作”，来逐渐代替了“三个世界”的划分。
　　*用何种方式保持旺盛的精力？1984年见到邓的聂卫平发现老人家仍是个令人生畏的桥牌对手，前者说保持健康的四个原因是：打桥牌、游泳、吸烟、喝酒，像60年前一样，他仍痴迷于足球比赛。
　　对西方世界而言，1984年充满着更多的预言色彩。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冷战序幕刚刚拉开的1948年，描绘了未来世界的悲惨景象，极权统治使人类彻底失去了自由。根据这一预言，苹果电脑的斯蒂夫·乔布斯制作了轰动一时的广告。在这一年的2月份，苏共总书记安德波罗夫去世，他的继任者契尔年科72岁了，比里根与*都年轻，身体状况却很糟糕，越来越多的人将目标投在53岁的戈尔巴乔夫身上，他当时的职位是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比起仍旧“邪恶”而衰败的帝国苏联，中国的独特生命力令人吃惊。一年后，当《时代》再次将邓选作1985年的年度人物时，对他的赞扬主要来自于过去6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比起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戏剧性的动作——他像1979年的邓一样提出了“改革，重建”，并出人意料地与里根进行裁减核武器的会谈——邓对普通公众的物质生活的改变更令人难忘。

邓小平时代（6）
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自己，都将1979年~1984年视作改革的第一阶段，农村是它的突破点。而此后，改革开始进入城市。“改革不是浪漫曲”，大约在1992年，《中华工商时报》的一位名叫胡舒立的记者用这样的题目回顾80年代末的改革。的确，自从1985年之后，改革最初的生命力正在减弱，而一些弊端则开始暴露。在最初的几年，除去*中造反派，几乎所有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收获到更多粮食，知识分子摆脱了“臭老九”的身份，工人开始恢复上班，在*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了工作……
　　但在高歌猛进的变化中，一切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同样暴露出来。在1982年7月1日公布的人口普查中，中国人口首次超过了10亿，通过29台巨型计算机得出的确切结果是，。这个数字在1964年是亿，1953年时是亿，而1900年时是4亿。*与他领导的党派，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治超过10亿人口的个人与机构，而1984年时全球人口不过48亿。
　　中国社会不仅如此庞大，而且也如此复杂。谁会指望5年的改革会清除掉那些糟糕的旧遗产，每一代人也都不可能克服自己固有的弱点。治理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你必须学会在几线同时作战，既要面对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留下的遗产，也要面对一个崭新的新世界。领导与统治的艺术，在这国家是如此重要。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早在1982年4月10日，*就意识到在改革进程中，那些不令人愉快的副产品开始出现了。改革开放最初朝气蓬勃的社会空气开始出现变化。一个多年来习惯于公平的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差异化。“十亿人民九亿商”是1984年的口号，到了1985年，人们越来越感到那些不再进入政治舞台的高干子弟们利用“官倒”获得巨额利润，那些掌握第一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收入还没有那些小商小贩多……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也日趋停止，在1984年达到产量高峰后开始下降，而在城市中推行的经济改革，也没有最初农村改革那样顺利。在企业改革方案上，“承包制”没能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问题，而且就如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所说，1985年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经济学家科斯定义的企业，一直到1993年，中国才建立现代公司制。而那些更为活跃的民营经济，总是得不到基本的政策上的帮助。中国也缺乏一个能够承担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在众多的国有企业试图不再充当工人的终身保姆之时，社会却不知道如何为那些在工厂中服务多年、习惯于一切都由工厂解决的工人们提供新的机会。而对于金融体系而言，没有真正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银行……
　　当改革的速度开始放慢，改革者们的利益开始出现分化时，各种质疑就必然会出现。在改革的最初，人们为一点点利益而兴奋，为一点点自由而倍享*，因为之前的时光过分压抑。而现在，当人们获得的越多，他们想要的就越多。当普通公众为眼前迅速变化的社会风气而抱怨与不知所措时，知识分子则开始了更为本质的追问。当*在1978年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知识分子仍被过去20年的历史战战兢兢；而时间到了1985年时，知识分子已再次成为中国社会一支影响巨大的力量。任何一位身经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都知道，诗歌、哲学与思想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那个时代，那些有幸上大学的年轻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之骄子”，他们热衷于谈论尼采、萨特，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谈论比尔·盖茨与默多克，一本尼采的书可以卖到15万册，更为晦涩的《存在与虚无》卖到10万册……对于西方文学、哲学的巨大渴望，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饥渴与迷惘，人们渴望通过的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生命、爱情与世界——这个世界长期被禁欲主义与千篇一律的革命文学所左右。而追问得越多，他们就越发现他们需要对自己的国家与历史进行重新的思考，那些曾经坚固的信念都烟消云散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邓小平时代（7）
在1985年，中国最流行的一本书来自于台湾作家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自己身份的质疑，通过这本书达到了顶峰。这本书粗暴与煽情的写作方式，使大多数读者相信，中国人懒惰、自私、不讲卫生……一直到中国打开国门前，中国人都相信自己拥有着无比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既来自于传统的天朝帝国的传统，也来自于我们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但如今，他们发现那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却有着更好的物质条件，更自由的生活。对于中国的质疑，对于外部世界的向往，伴随着改革难度的增加，越发显著。一位当时的学生俞敏洪说，他甚至希望飞机将他空投到美国，多年之后，这位一直未能如愿的学生创办了新东方学校，成为赴美留学基地。
　　一些最为基础的东西是不能动摇的。*在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但越来越强的社会情绪出现时，一些调整也显得迫在眉睫。1986年迎来*结束的第十年，对于深入探讨毛泽东与文化革命的努力越来越多。而在这一年9月接受美国CBS直率得近乎粗鲁的记者迈克·*的采访时，*说，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在提到当前中国时，*也相当坦诚地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事实上，*或许比任何人都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革命思想已不能解决问题，更多年轻的、拥有更好的职业技能的官员必须被引入政治系统；城市改革中遇到种种困境，仍主要是过时的体制所带来的；他也知道，面对改革停滞所带来的痛苦，提高速度可能是最好的解决途径。在1986年6月2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在这一年的11月9日，他还对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种紧迫性到了1987年迅速转化成现实，在那年的十三大上，一些更为年轻的、富有改革意识、理解现代政治与经济的官员被引入了最高决策层，当时新华社的记者杨继绳发现，5位政治局常委“一个个容光焕发，穿着做工很考究的西服，显得英俊潇洒”。*仍未能实现在这一届大会上退隐的愿望，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但仍是国家军委主席。与邓同时从中央政治局退出的还有另外两名*，陈云与彭真，他们都是中国革命史的某种化身，也共同遭遇*的*，*一直在努力说服他的同代人为年轻人腾出空间。当时间来到1988年时，“价格闯关”则成为提高经济改革速度的举措。价格双轨制所带来*与经济秩序混乱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1988年也是自1984年以来持续积累的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的时刻。激进的价格改革举措，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在物资匮乏备感紧张的同时，长沙政府面对特大丰收的白菜市场，为了维持价格与农民利益，出资11万元收购200万白菜倒入池塘中。来自知识分子、诗人与艺术家的声音在这一年获得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崔健在这年演唱了《一无所有》，而在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沙龙中，*、*的词汇使用得越来越频繁。。　最好的txt下载网

邓小平时代（8）
重组中的世界
　　由于历史过分短暂，资料不够充分，我们仍不足以对1989年的混乱作出足够的评价。但不管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1989年的确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对于已经85岁的*，这一年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它让他记起了更为年轻时那些更为动荡的岁月。
　　1989~1991年间，世界重组了。英国历史学家将1914年~1991年，定做一个短暂的世纪，它以一次大战开始，以苏联解体终结。在这77年间，意识形态的争端贯穿了整个世界。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格雷则说，20世纪的奇特之处在于，人类第一次不是因为争夺资源，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世俗的信念而战。最初它是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引发的，他在上台之后问道：“如何摧毁这一官僚巨石？”他采取的摧毁方式，允许人们获得表达自由，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他说：“诚实和坦白地告诉党与人民有关我们政治和实践活动中的缺陷，有关经济、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不利趋势以及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两个月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将苏联当局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局面，它在这一灾难前的表现，充分地表现出这一政权的傲慢、迟缓与过失。到了1989年，对于昔日罪恶的追寻已逐渐摧毁了苏联帝国的基础，往昔的光辉岁月都变了味道，《真理报》甚至开始连载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3月26日举办的自1918年以来第一次全国范围的选举中，许多共产党候选人被击败。苏联的变化，很快在东欧诸国引发了连锁反应，事实上，自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后，这些国家一直潜藏着一股激流。4月20日，捷克斯洛伐克在40多年以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选举，5月2日，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用以防止该国人民逃亡奥地利的218公里的围墙。6月4日波兰举行新的全国大会，团结工会占有了其中99％的席位。这一切在11月10日到达顶峰，在那天清晨，成千上万的东德与西德人开始共同拆除已建立了27年、象征着冷战的柏林墙，东德政治局在11月8日集体辞职。在柏林墙拆毁同一天，当政了35年的保加利亚总统日夫科夫辞职。这一切最终像难以控制的雪崩，12月25日罗马尼亚的*者奇奥塞斯库被枪毙……东欧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的变化，在苏联国内则引发了更为剧烈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已经难以控制他所推行的改革。不错，他和乔治·布什分享了诺贝尔奖，并在叶利钦帮助下粉碎了一场政变，但苏联也最终在1991年正式解体。
　　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部因素对它的作用往往像内部因素同样重要，全球性因素对于中国影响非常显著。没有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会有中国共产党，而即使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如果中日战争不爆发，那么中国的局势不会发生变化，而中国在1956年走向一个激进立场，也与匈牙利事件与赫鲁晓夫的党政关联紧密……
　　在1989~1991年之间，中国再次面临一次激烈的全球性变革。*是在1989年11月8日辞去他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在这一天下午3点，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个决议，4点时，他前往人民大会堂与参会者照相留念。在他离开大会堂时，作为新当选的总书记，*一直把*送到门口，在临别时紧握着他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式告别政治舞台的时刻是11月13日，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对于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代表说：“（这）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　想看书来

邓小平时代（9）
但没人真的相信，在这个艰难而动荡的时刻，*会真的离开政治舞台。中国正在陷入少有的孤立状态。但*显然相信，外来者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他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在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12月1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再次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也是一个备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也开始产生，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则更增添了这种迷惘与忧虑。想想看，从陈独秀起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中成长的，一直到毛泽东彻底掌握领导权之前，苏维埃经验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则干脆直接从苏联复制了所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在那个半个世界都插上红旗的年代，人人坚信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