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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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理解却是缓慢与艰难的，《纽约时报》无可匹敌的政治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不理解为何毛泽东不接受他的专访——这种要求从未被拒绝过。中国重又开始将自己置身于世界体系中，吸收外来文明的努力重又开始，她充满了一个多世纪前的新奇与无知。在湖南师范学院学生梁衡的记忆里，1979年春，他听说外语系的美国教师准备表演舞蹈，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并被她洒脱的舞姿所倾倒。同年秋天，他写了一篇英文论文，决定找这位美国教师修改，但是他最好的朋友最初劝他不要去，因为“去找一个外国人会引起怀疑”，最后好朋友决定陪梁衡一起去，这样可以证明他的清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6）
几乎像好莱坞电影，梁衡与这个叫朱迪斯·夏皮罗的美国教师相爱了，遭遇上的极端差异与思想上的相似使他们彼此吸引。当他们决定结婚时，大学领导劝梁衡“你要热爱祖国，要内外有别”。最终朱迪斯·夏皮罗给*写了一封信，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批准了这桩婚姻。
　　美国的80年代与中国的80年代同样充满喧嚣。前者在电影明星罗纳德·里根的带领下，进入瞠目结舌的浮华世界。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成为主流，华尔街天才们成为最大的明星，星球大战计划则拖垮了苏联。
　　而中国的80年代则充满了吸纳新知识的狂喜与混乱，已经过时的生活舶来品如迪斯科、霹雳舞、喇叭裤、录音机与各种学术思潮、朦胧诗歌一样大行其道。了解世界的热情与个人主义的觉醒以*式的夸张方式一起释放出来。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以“大历史”方式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后，在1985年得出一个当时并不引人瞩目的惊人结论“中国已经完成向现代文明过渡的过程”，这位学人视角独特地在中央情报局有关“中国在1985年的经济成败”的报告上，发现中国政府已经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
　　中国青年们不会注意到黄仁宇的判断，他们的念头是“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对美国的拥抱态度在80年代的知识青年中广为接受。即使那些已经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也愿意放弃在中国的一切，去寻找美国梦，而那些更年轻的孩子则为更细节的事物惊诧。人大附中的张岩在1983年第一次看到烤面包机，它来自美国。河海大学一年级学生汤正宇清晰地记着1988年，他在上海第一次看到《时代》杂志时的惊异，一对到中国旅行的美国夫妇将杂志送给了他。《伊甸园之门》、《光荣与梦想》这样的非一流美国著作，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
　　弗兰西斯科·福山不无哗众取宠地称1991年为“历史的终结”，因为苏联解体与柏林墙的倒塌，令美国推行的“自由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而中国的自尊心则因为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而再次被强烈地激起。90年代的中国或许比任何时刻都更有效地吸收与实践着外来文明。尽管民族情绪因为《中国可以说不》、因为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因为南海撞机事件而不断地被一次次掀起，中国也以同样的热情在采纳着美国代表的商业游戏规则，自由市场这一10年前不可置信的观念如今成为了常识。
　　“去*，去签证。”
　　流传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市场的神话”再度盛行，200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亿美元，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的中国充满诱惑。20世纪初留学西方的中国学生偏爱人文学科，他们急欲以“新精神”取代“旧传统”。而80、90年代的留学生则一致性地选择了理工科与商科，今日的哈佛ＭＢＡ比起当年胡适之的哲学博士更具诱惑力。由管理学、自由市场与互联网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在90年代后期响彻全球，这场运动或许比五四运动更有力地对中国进行了再一次的启蒙。商业文明从来就不仅仅意味着如何物质化，而健康的商业规则同样需要个人主义、信任、利用数字而非意识形态来进行管理。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在融入世界进程中时最大的障碍。90年代的中国dot…英雄们，那些与当年的胡适之、周作人一样年轻的小伙子们，尽管过于吵闹、并充满了小人得志式的张扬，但他们的确极为有效地引进了世界最新观念。这种失败的运动，也同样充满了孙逸仙照搬美国式共和制度的苍白与可笑，但它对于商业世界的启蒙意义、对年轻一代的解放意义也不可忽视。互联网比一切说教更有效地打破了等级观念、年龄习惯和教条主义。

中国与美国：217年的理解（7）
民族情绪与反美情绪在90年代的中国时起时落，并呈现令人惊异的上升倾向。北大、清华的学生一面高喊着打倒美国，一面为明天的赴美签证而忧心忡忡。你可以嘲笑他们的虚伪，但同时一种因为中国的强大而逐渐恢复的民族自信正在升起。1988年为《时代》而吃惊不已的几个年轻人在1996年却写作了《中国可以说不》。在《*》时代的对“海洋文明”的顶礼膜拜，如今正让位于更多的自信。
　　拿破仑说不要惊醒中国这头睡着的雄狮。这种论调在美国的思想界又开始复苏。如何处理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思维方式相差是如此之远！不是亲密的朋友，是否一定意味着是不可避免的敌人？争论在中美两方都激烈无比，橄榄枝在老鹰与鸽子之间左右摇摆。哈佛商学院、麦当劳、硅谷精神、好莱坞虽然正在模糊中美之间的差异，却并未消除潜藏在最深处的误解，但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在失去其曾经过分强大的影响力。
　　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成功，因为9·11事件而失去其本应有的轰动性。但这个通过漫长艰辛的努力而最终取得的胜利，如同1972年中国重回联合国一样令人喜悦，也是黄仁宇所说“中国现代化努力中至关重要的一步”。中国可以利用现代意义上的“数字管理”，也同样可以适应全球化的游戏规则。
　　中国与美国，她们先是因为日本、然后是苏联，走到一起。而仅仅以地缘政治或是眼前利益来判断目前的中美关系是犬儒主义的。让我们再次拾起费正清的远见：“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在她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中，找出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中国与美国各自为对方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通过过去与未来的不懈学习，中国将重获她的尊严，并与美国成为平等的竞争伙伴。中国与美国217年的交往历史，正映射出人类发展的基本理念——“文明是相互流动，相互学习的”。美国人通过学习欧洲，而在19世纪末强大起来，通过在二战中大量接纳欧洲的科学家而主宰了战后世界；中国的境遇艰难却更具说服力，她曾经因为拒绝学习他人而从世界的中央跌落下来，在痛苦与不安中，她半被迫、半主动地接受着外来文明，并必将因此而重获尊严。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将真正凸显出来。通过217年的交往，我们尽管依旧不算熟悉，并时而争吵，但毕竟，我们终于开始平等对话了，并必将发现彼此的共同点要远多于不快。
　　对于今天的中国青年来说，正身处一个类似于1890~1930年间的美国的状态，它的混乱程度与蕴涵的机会都极度相似。现代美国的模型在那时建立，主要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时代》、《纽约客》都是在那时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国人在享受那两代人的遗产。所以，令我感到激动的依旧是，我们或许无法立刻享受到类似美国今天的物质的便利，却被赋予了写入历史的机会。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1）
我们的世界
　　“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
　　大约171年前，确切的时间是1831年4月，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博蒙动身去美国。仅仅一年前，托克维尔刚刚结束在巴黎的学生生涯。在校期间，他深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后者认为，世界的历史尤其是法国的历史，将必然导致中产阶级的胜利。
　　英国左翼思想家拉斯金后来认为，导致25岁的托克维尔最终决定前往美国考察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托克维尔的自由理念与他的贵族家庭发生了冲突；二是面对混乱的法国政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尽管在那个讲究辩论的时代，他的口才太糟糕，又太不适合于权力游戏与煽动民心。
　　去美国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他希望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因为法国的实在太糟糕了。但从1830年11月起，他开始想写作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因为这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又人人无法说清的话题。
　　拉斯金在20世纪40年代说，在19世纪初谈论美国，就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谈论苏联一样引入注目。或许我还应该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谈论中国与毛泽东这一现象，因为当时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个陌生的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会说，“每一部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能为现实提供参照，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在现实中，我们会通过观察别人而反省自己。同样地，在努力理解其他国家与民族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自己的弱点或是优势，寻找改进的方式。
　　托克维尔带着“改造法国”的愿望前往美国，在当时横穿大西洋需要38天。托克维尔尚不知自己赶上了了解美国的好时刻。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路易斯·Ｐ·马瑟在2001年出版的《1831年的日蚀》中将1831年视作美国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在经过半个世纪的建国之后，内在冲突在这个年轻国家里愈演愈烈：蓄奴者与废奴者、宗教与政治、州政府与联邦制、机械力量与自然力量……此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个人特性似乎正暗示了这种混乱，这个总统一直到结婚前都不识字，他的妻子后来教会了他。他还曾经与人决斗，并杀死了对方。这样一个人竟成了当时的美国总统。所以，托克维尔很自然地发现，在这个年轻的国家里粗俗与活力同样显著。
　　这次旅行持续了9个月，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拜访了上千人，他们用同样的方式与总统和平民交谈。这次旅行的结果演变成《论美国的*》，它在1835年出版了第一卷，迅速为托克维尔赢得了名声，却并未给他带来更理想的政治生命。他和写作《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一样，都善于在书中表达政治智慧，却从来不会运用。
　　仅仅依靠9个月的旅行，一个人就能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吗？当时法国最伟大的批评家圣伯夫在表示赞扬之后，仍不无刻薄地补充道：“他还没有学到什么，就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时至今日，《论美国的*》依旧是该领域中最权威的作品，就连美国人自己都这样认为：托克维尔希望在美国的发现能够为法国带来生机，而美国人则在这个内心倾向贵族制的法国人身上看到了自己。
　　关于美国与美国人的特性，托克维尔用“缺乏传统”与“*制度”来解释。他写道：“美国人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历史是一张白纸。”最初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的那一群人渴望摆脱欧洲令人烦恼的教会冲突与种种束缚，他们没有多少追求，不过想在一块自由的土地上自由生活。而当时间到了1789年时，第二场严峻的考验摆在美国人面前。詹姆斯·麦迪逊、本雅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创造了《权利法案》的过程，仍旧是历史中的一个谜团，他们的确创造出一种能够让“自由与秩序”并存的制度。政府受制于人民，而非人民由政府控制。当时主要的美国政治家几乎都是启蒙运动的传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这些最初的立法者——是不同势力间的彼此制衡确保了*制的延续，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是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2）
好了，回到1831年的美国。总之，它已经具备了现代美国的一切特色，人们在*制度下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与生活习性，包括后来人们总是谈起的“对金钱的迷恋”、“对公共生活的热爱”、投身于工商界更甚于政界与军界，还包括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要别人夸奖自己，如果别人不说，就自己夸奖自己。托克维尔对此的解释是，美国人实在没有历史，更没有贵族传统，在英国这样的贵族传统中，贵族们认定自己的特权是天经地义的，他们对此从不心虚，而美国人则缺乏这种自信，他们必须不断重复，才能相信自己。
　　托克维尔也提到过分*化的危害，比如人的平庸化、缺乏伟大事业心、群众的*等等。杰斐逊在1789年时也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强烈要求设置贵族色彩浓厚的参议院，以便与平民色彩为主的众议院抗衡。
　　但不管怎样，这种美国的*制让人看到了生机。尽管1831年的美国，除了制度，没有任何令人骄傲的成就，这里的居民沉浸在无知的自满之中，他们的阅读作品主要来自英国与欧洲，除了最基本的层面，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与信念。用拉尔夫·爱默生的话来说，美国精神仍未觉醒。
　　政治、商业文化的变迁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美国发生的变化为人类发展史提供了接近完美的样本。我们看到它的制度与200年前并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些年轻的政治家们的设计使美国继续发展下去，挺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与刚刚过去的“9·11事件”，缔造了一个接近于全面发展的国家。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技术力量上绝对领先_即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所说的硬性霸权，同时它在文化上的极度扩张则造就了无所不在的软性霸权。美国精神不仅开始觉醒，它已经开始压抑那些传统悠久的民族精神，就像埃及人或中国人已经感受到的那样。
　　如何解释这种变化依旧令人困扰，没人能够全面与令人信服地解释美国的崛起与未来的趋势。如果你参考历史学家丹尼尔·布鲁斯汀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的*历程》、《美国的殖民地历程》及《美国人》）将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另外，纳尔逊·布莱克所写的《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也有所帮助。
　　如果由我来写作，我更愿意着重描述在政治、商业与文化上三条线索的变化。商业的线索最为清晰与持久，托克维尔发现这个国家的人们“三句话不离美元”，除了庸俗，我们还可以对此解释道，在*的国家里，人与人身份惟一的区别就是金钱的数量。当然，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理查德·泰德罗还说，美国人尊重金钱，因为金钱是最没有偏见的。
　　几代天才商人奠定了现代美国商业世界：第一代是所谓的强盗资本家，他们是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和J·P·摩根等一批人，他们从19世纪末中后期出发，在一片荒原上建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帝国，创造了大众市场，他们使美国的生产力量超过英国。
　　第二代的代表是创造了现代汽车业的亨利·福特、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通用汽车的管理者阿尔弗雷德·斯隆、时代出版公司创办人亨利·卢斯、露华浓公司的缔造者查尔斯·瑞弗森等，这一代商业领袖在“强盗资本家”的基础上，使公司变成美国最伟大的机构。他们的事业在1920~1960年中达到顶峰，而这一段时间正是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是他们缔造了“美国世纪”。。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3）
第三代则是英特尔的创造者罗伯特·诺伊斯、IBM第二代继承人小托马斯·沃森、花旗银行的新领导沃尔特·瑞斯顿、《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苏兹伯格等，他们继续着美国的商业传奇，并开始在信息革命领域内进行创新，他们试图将美国拉入一个新时代。
　　第四代商业精英是比尔·盖茨、迈克尔·戴尔、拉里·埃利森、杰夫·贝佐斯。《华盛顿邮报》一位记者称他们为“新帝国主义者”，他们创造了一个数字化的新世界，力图将新帝国的疆域拓展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们将历史拖入一个新的入口。
　　而商业的转型也同样折射出政治与文化的转变，他们共同促成了现代美国的形成。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美国依旧处于文化的贫瘠状态，尽管从爱默森、霍桑、麦尔维尔到惠特曼、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通过彼此的传承已经创造了美国气质，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美国的文学尚未得到承认，文学批评家拉泽尔·奇夫认为即使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仍处于一个大规模引入欧洲传统的时刻，那一代作家是“过渡的一代”。
　　无疑，以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斯泰因、帕索斯为代表的那一代作家的兴起意味着美国文化的成熟，他们共同从巴黎汲取营养，他们阅读雨果、马拉梅、乔伊斯，当他们以欧洲韵味来写作美国经历时，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迷惘的一代”中的代表人物在30岁出头便获得了国际声誉。而另一位年纪稍长的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193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至今文学批评家仍然对刘易斯褒贬不一，但他的获奖无疑具有标志意义。
　　而到2002年时，傲慢的英国人甚至开始提议声誉卓著的布克奖应将美国作家纳入评选范围，因为“菲利普·罗斯足以让任何同代英国作家黯然失色”。而自二战以来，美国的大众文化几乎影响（或是毒害）了整个世界。即使在精英文化领域内，美国仍逊色于欧洲传统，但却因为其包容性而成为高级文化的荟萃之地。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交响乐团与画廊。
　　至于在政治领域，《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在最近出版的《和平的野蛮战争：小型战争与美国权势的崛起》中，从几次战争的角度回顾了美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变迁。布特认为美国人的小型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从1700年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是当时的海上警察，而美国则是英国的助手，他总是试图在英国的庇护之下，忙于打开落后地区的封闭市场（当然，常常是暴力的），以形成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人的军舰在日本、中国与非洲某些国家同样出现，尤其是在强迫日本人开放上做了最多的努力。
　　在1898年，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并获取后者部分的殖民地后，进入了第二阶段。它占领了菲律宾，并在海地、多米尼哥与古巴都拥有了殖民生涯，它也加入了1918年进攻苏联红军的欧洲联合阵营之中，也在20世纪30年代末参与了英国、法国拯救被日本占领的北京中的外国侨民的行动。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国之一。两位罗斯福总统在这期间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另一位是他的远房亲戚富兰克林·罗斯福。前者极大地扩张了美国的影响，而后者则通过“新政”与二战而将美国推向了世界的领导性国家的位置。就像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写的，当丘吉尔在1939年前往美国寻求帮助时，世界霸权的移交已经开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4）
二战后接踵而至的冷战，则促使美军建造了遍布世界的军事基地。所谓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敌对，使得美国的小型战争从未停止过。而在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后，美国面临着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美国希望能够担负起英国人遗留下的责任——19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英国人清除了海盗和奴隶贸易，使海洋变得安全，以利于贸易的发展；而今天的世界则面临恐怖主义、贩毒与武器扩散，美国需要打扫这些障碍，以利于全球化进程……
　　9·11事件将美国推入另一场转变之中，美国政府必须在干涉与过度干涉中学习如何更成熟地运用自己的强大力量，而其他国家则多少有些心怀不安地看着这场转变。既然，英国警察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美国警察也有一天会终结，到那时，我们的世界又该发生怎样的变化。而对于更多试图获得强大的国家来说，美国的几次转型充满着启发意义：它是如何强大，又将如何衰落。它不仅*着政治家与历史学家的兴趣，也同样令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兴致盎然。
　　我们的世界
　　对我来说，美国给我的最令人愉快的印象是它对不同文明的吸收。尽管我在肯尼迪机场还是感受到某种压抑，并在华盛顿一家酒店里遭遇到了种族问题。我不得不承认，作为华人，你很难真正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甚至还可能遭遇李文和事件。但美国还是提供了别的国家无法比较的宽容。美国人会把法国人送的自由女神像作为自己的标志、它在二战期间对于欧洲难民的接纳、帮助美国人建造原子弹与卫星的人很多来自欧洲与中国，还包括每个人都知道的硅谷。美国的民族自尊心也不那么强烈，他们心安理得地把希腊文明、罗马文明、莎士比亚当成自己的遗产，就像他们自己的马克·吐温。他们也把花木兰当成自己的动画片主角，即使没有那样亲切。他们对更高级的文明也表现出极大的尊敬。在美国学界最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都是那些与欧洲传统更为紧密的人。除了商界与学界，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起到了支配性作用的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都是东欧的难民，奥尔布莱特同样是。
　　决定一个国家的真正水准，是他们的亚精英层与精英层的大小，《纽约时报》的100万读者，或是《新共和》的10个人订户都属于这个层次。他们的大学与无数的智囊机构都在像政府一样思考着全球化的问题，并进行争论，也在相互抵消。
　　如果你身在纽约，你根本不会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因为大家都是外国人。在世界经济论坛召开前夕，迈克·艾略特在《时代》上撰文说，纽约是典型的全球化城市，这里的外国人已经占40％，多种文化使这座城市充满活力。
　　从这层意义上，困扰中国发展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缺乏一个更宽广的胸襟去吸收整个世界的遗产。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中国在整个世界的格局中依旧不是一个领导性的角色，我们也没有能力去与美国或者欧洲抗衡，我们不仅在政治与经济上处于弱势，我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也同样乏善可陈。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即使不为零，也是微乎其微，我们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思想家、作家，甚至连一份亚洲领导性的报纸都没有。
　　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一段不可能消除、也无需消除的历史负担。从西方照搬新模式也不可行，但是拥有一种健康的心态去学习与实验却是当务之急。老实讲，我们缺乏基本的现代的政治、商业与文化理念。以我们的行业为例，新闻的理念来自西方，而非我们自身的，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依旧在学习在美国媒体中可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比如独立的编辑制、比如新闻写作的基本手法，如果你连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都不了解，你不可能产生什么创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与美国：美国传统与我们的世界（5）
况且，这种学习的过程并非令人无法忍受，也不是什么忽略中国国情。总是谈论所谓“中国国情”的人，往往是一群被“意识形态化”的人。我们首先是人，我们有人类的通性，其次才属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这个世界有着太■共同的财产。
　　对于这一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阿根廷作家及其传统》中说得极为清楚。他说，认为阿根廷作家必须写作阿根廷特色的作品是愚蠢的。他说，在*文化标志的《古兰经》里，根本没有提到过骆驼，因为对于先知默罕默德来说，骆驼是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去加以突出，只有一个伪造者才会努力突出骆驼。同样地，如果因为拉辛写作古罗马与希腊题材，就认为他不是法国诗人，或是认为英国人莎士比亚不该选择丹麦王子作为主人公，也是极度可笑的。事实上，英国最伟大的两位作家，莎士比亚与乔叟都是处理意大利题材的高手，而在意大利的歌剧中，中国的公主图兰多也可以成为中心人物。
　　博尔赫斯在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应该把整个宇宙看成我们的遗产，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局限于阿根廷的特色。”我希望，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理解这些。只有我们对自己足够自信，我们才可能毫无心理障碍地吸收别的文化的遗产，本·拉登的信徒才会有此障碍。当然，这一切并不是要让你觉得因为身处发展中国家而身份卑微，或是产生某种令人厌恶的谄媚心态。对于这一点爱德华·萨义德在驳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说道，从更长的历史范畴看，不同地区的此消彼长是很正常的。在中国与*世界空前繁荣的时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与沮丧中不能自拔，这并非自欺欺人或是狂妄自大，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们都是更宽阔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文明是流动的，我们永远处于彼此学习的状态之中，保持自尊与学习的热情，是我们获得进步的基本素质。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正身处一个类似于1890~1930年间的美国的状态，它的混乱程度与蕴涵的机会都极度相似。现代美国的模型在那时建立，主要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时代》、《纽约客》都是在那时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国人在享受那两代人的遗产。所以，令我感到激动的依旧是，我们或许无法立刻享受到类似美国今天的物质的便利，却被赋予了写入历史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依旧是亨利·卢斯、普利策，而非今天的《时代》杂志的主编。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真正缔造者。
　　最后，我想以托克维尔一段话作为本章结束语。这段出现在《论美国的*》序言中的话是如此空洞，今天读起来却仍令人鼓舞，并将继续鼓舞后来者：“我们从哪里能获得比这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效仿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法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美国的法制，但是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