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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来·110年的中国变革-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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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备感鼓舞的是，民政部作为国家机构越来越接受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也承认，这种*实验仍面临着它似乎无法克服的悖论：*选举出的村长如何与上级委任的党委书记分配权力？而且过去两年的经历表明，“天村*实验”多么像温室中的脆弱花朵，它必须得到当地更高一级的领导人的支持，这种支持比来自海外的资金支持重要得多。
共同推动的力量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个看似简单却仍很复杂的争论，改革主要是要依靠体制内的主动变革还是体制外力量的推动？陆建华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两种早已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有一点却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即观念层面的争论仍很必要，正确的观念将帮助我们减少走向错误方向的几率。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过分沉溺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所说的“在技术层次上推动改革”。这也同样是陆建华所说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话语体系来替代旧的思考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官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台湾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经济学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新动力时，作为法律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强调，在一个发展失衡的社会中，“司法乃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司法制度的改善与建立是“一场与*、社会堕落间的赛跑”。在过去的几年间，*一直为长期滞后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为专业的知识将有助于改变“权力的运转机制”。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亲和与尊严感的*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对于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最高法院而感到兴奋。
而杜钢建则渴望用20世纪80年代始兴起于英国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中国的条件下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行政*化公开化的问题，包括地方自制的体系，通过行政改革推动*化建设，这是中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作为过去几年间最重要的行政改革专家，杜钢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权分立”制度重要设计者之一。尽管“三权分立”并非如《金融时报》所称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为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在中国，任何行政上的改变，都可能触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评价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渐进中变革（7）
在过去的24年中，我们对于改革进程的看法带有“想当然”式的浪漫主义成分，没有一种单独的力量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铁板一块的政府及市场，它们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冲突的小团体组成。我们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体太容易被某种符号化的东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业家成为了政协主席，什么地方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或是故宫中开设了星巴克咖啡馆，而事实上，在这些表面变化之下，仍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用着诺基亚手机与满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拥有更强的*与个人主义意识……我们一面在强调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一面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有文化与传统上的改变，这种技术性变化往往变形并不能保证持久。我们一面在倡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却又发现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相应的文化环境与具体执行人的辅助，同样毫无意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据说安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结构。
“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们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们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袁岳显然不赞同那些过分迷信制度的人。*也相信，法律背后需要哲学上的超越性，这是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的。
发出新芽的传统
于是，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
尽管自认为并不具备足够的远见，《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于改革的经验简练却值得信任：“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她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在马立诚继续为不断活跃的舆论空间而鼓舞时，他的同事凌志军出版了《变化》一书，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如何由一个封闭单一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的社会演进的线索。在中央党校内的书店里，《变化》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彼得·德鲁克与迈克·波特的著作，而挨着MBA教程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关于俄罗斯的转型研究……
近年来，中央党校最为流行的著作之一是该校的机关报纸《学习时报》主编的《落日辉煌》，探讨盛极一时的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为何最终衰落。“学员越来越年轻，思维也越来越开放”，1978年起就在中央党校任教的王贵秀教授目睹了这座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培训中心20多年来的变化，包括它越来越接近时代变化的课程设置。为他的话作注解的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越来越年轻化与专业化，但王贵秀仍坚持，除此之外，党内的*建设仍期待更大的动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拥有了6 600万成员的组织而言……变革或说改变，其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的出现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1）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两个国家都在痛苦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在更纵深的视角中，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维新的烙印：他们试图学习一种全新的制度，他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却发现在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更无法移植一个全新的未来，却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自己还无法适应的新事物……
传统在矛盾中延续
美国社会学家鲁迪·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时，那些被日本战时宣传机器描绘成只懂得在佛罗里达海滩上喝啤酒和谈情说爱的美国大兵，正在太平洋的一个个小岛上进行着一场场或许会胜利但却暗无天日的战斗。同龄的日本士兵的誓死抵抗与无所不用的手段，正在修改西方世界习惯的战争定义，即使在败局已定之时，他们仍从容镇定地切腹自杀，并坚信天皇必胜。一些美国人相信，对日战争还要持续三年，也许十年，甚至更长。
身为一名资深的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仍对日本社会的复杂与矛盾性深感迷惑。对于日本民族，彼此格格不入的形容词同样适用：他们彬彬有礼，却也常常蛮横、傲慢；他们无比顽固，却比任何民族都更适应激烈的变革；他们仰慕西方文化，却拥有强烈的民族热忱；他们看起来非常勇敢，却在很多问题上如此怯懦；他们的军队接受机器式的训练，却也常常犯上作乱……本尼迪克特于1946年出版的研究著作《菊与刀》无比贴切地描述了日本民族的这种矛盾：它既醉心于*栽培，又崇尚武士的刀剑。
在过去的150年中，日本起起落落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封闭、传统、落后，而到了1905年，它击败了俄国，成为进入世界强国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军事上的领先很快使它滑入了战争的泥淖。1945年末的日本满目疮痍，它的情况比所有人想像的都更糟，到了1970年，它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它在20世纪80年代被视作下一个超级大国。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公司开始购买洛克菲勒大厦，美国人说“珍珠港事件”重演了，“旭日东升”了。但几乎在一瞬间泡沫破灭了，日本又变成了人人指责与引以为鉴的对象——看，这是个不思进取的国家：它的经济已经停滞了10年，股票价值跌落了70％，日经指数比起1989年的最高值下跌了2/3，政府拒绝深层改革——而日本人则将过去的10年称作“失落的10年”，就连似乎永远沉浸在六七十年代伤感中的作家村上春树也开始关心地铁沙林毒气、奥姆真理教、地震这样的时事，他是否在间接地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呢？
没人比小泉纯一郎更能标志日本社会正在面临的深刻转型。这个不喜欢党派关系，缺乏过硬背景的人在极度讲究人脉关系的日本政界出人意料地成为首相。当然，选民尤其是家庭主妇们喜欢他的蓬乱头发、不苟言笑、单眼皮——他很酷，日本少女说他的头发很像贝多芬，她们疯狂地购买他的竞选海报，仿佛上面印的是贝克汉姆。他是战后日本最令人难忘的政治领袖之一，他使政治变得*，他像东京街头将头发染成金色的少女一样，是断裂的、后现代的日本的标志。17个月过去了，他许诺说要进行更深刻的改革，人们也准备忍受必要的痛苦，但他们狮子一样的领袖却缺乏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大多数观察家确信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已经失败，西方最著名的亚洲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称其为一个夸夸其谈的政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2）
在2002年8月份的一期小泉首相每周的电子公告上，热衷于记周记的老青年说“改革仍在继续”。《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大卫·伊格纳蒂斯（D*id Ignatius）却在2月份就说这位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的政治明星正变成日本版的戈尔巴乔夫——他承担了一场他没有能力驾驭的改革，并注定以失败而告终。英国《卫报》的拉里·艾略特（Larry Elliot）则将小泉比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他丢脸地、无可奈何地目睹着帝国的衰落。
也就是说，毕业于以叛逆精神著称的早稻田大学的小泉纯一郎，尽管以一个叛逆者的姿态登场，却最终还是沦为了僵化的日本政治体制的牺牲品。正如分析家普遍承认的，长期执政的自民党（LDP）、大公司与官僚机制已形成日本的权力机制的“铁三角”。感谢喜欢自吹自擂却远见卓识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努力，作为驻守日本的盟军的最高统帅，他主导了一场理想主义的政治改革。他力图解除日本的“封建化与军事化”，他成功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制定人身保护法，扩大公民的自由权，赋予男女公民同样的选举权，他甚至鼓励了一位日本*当选国会议员，而这种公平权在美国本土都尚未实现，日本新宪法规定人民才是至高无上的，而天皇则是“国家的象征”。最为重要的是宪法第九条，它规定“日本人民永远放弃战争”。
但日本的矛盾性在这种大规模的再造运动中表露无遗。日本维新推行了全民族的西化，但日本仍顽强保留了其民族性与政治结构，麦克阿瑟摧毁了军方与财阀势力，却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西方*制度。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战后兴起的日本公司，与现政权的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武士传统的延续，那些在19世纪前主宰日本的武士演变成政府部长、自民党领袖与公司的高级经理，他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早稻田大学，常常是学习法律出身，他们的儿子往往会继承他们在国会的职位，部长们卸任后会前往大公司任职，他们反过来说服政府给予公司更多的政策倾斜，学校与派系构成了新的血缘关系，他们是现代日本社会的贵族群体，统治着日本，也构成了一切停滞、*问题的基础……
更贴近的参照
在面对日本的戏剧性转变时，不同国家得出了各自的结论。好了，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终于有机会证明美式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日式资本主义看起来已经被裙带关系、终身雇佣制、政府过度干预弄得毫无希望，可是紧接而来以安然、世通事件为代表的华尔街丑闻则将这种乐观打入冰窖。欧洲人有资格嘲笑日本的萎靡不振吗？他们似乎也在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所有的观察者中，没有国家比韩国与中国心态更为复杂的了。他们同样深深沉浸于二战所导致的对日本的深刻不信任之中。看到韩国队冲入四强时的兴奋了吗？四强并非目标，重要的是，他们超过了日本。日本高级官员每一次参拜靖国神社都激起了韩国与中国的强烈抗议，更何况修改教科书。中国民间势力仍不懈地寻求日本政府的赔偿，中韩对于日本军事装备的更新始终保持警惕。也就是说，在不忘记历史与保持高强度的警惕心的同时，我们回避了一个更为关键的事实——时代已经改变，现在的日本与1945年的日本已然不同，今天的日本是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提及，而且正如傅高义所说，一个经济发达的日本理论上应该恐慌于战争，而且比起一个世纪前，帝国主义式的军事扩张、掠夺殖民地也不再是经济成长的基础。对任何理性的国家而言，仇恨与愤怒从来不应该成为目的，它会使你回避自身的问题，妨碍你看清未来的道路，甚至因仇恨而异化。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3）
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在2002年7月31日的日本记者俱乐部的演讲中称，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渐紧张的贸易摩擦正将中日关系推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
年鉴派历史学家警告我们，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上，军事、政治与文化三种不同力量的表现程度按顺序递减，但其真正的作用力却将颠倒顺序，那些看似惊天动地的军事与外交行动，很可能不过是文化与心理变迁的一个反应。一个类似的可能是，外交与军事行动，可能并不代表历史的真正趋势，它只是一小部分掌权者的暂时性反应罢了。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美国政府委托研究日本，因为美国人知道面对一个知之甚少的敌人时，他们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而事实也证明，日本军队在太平洋的小岛上拼死作战的精神，并不能完全代表日本的民意，日本在8月15日的投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而他们对于外来者麦克阿瑟崇高改革的接受程度同样不可思议。
同样，今天的我们在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死不悔改时，也应更多地了解日本社会和广大人民的真实情况，我们在强调日本遗忘历史时，也应努力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不错，日本是一个背负战争罪恶的国家，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日本还是一个奇迹般进行了自我革新的国家，在这种革新过程中，他们又深陷传统的束缚之中，他们在一方面表现出众，在另一方面又如此令人失望：他们有一个可以创造神话的政府，也有一个*、绝望的体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却发现这些公司与银行高达20％的坏账联系紧密；他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但其中的大多数却感到深深的压抑与迷惘；他们在经济上影响巨大，却不得不忍受政治上的侏儒感；他们看似生活在一个*政体，却远未培养出*精神……总之，现在的日本并未比1944年的日本更易理解，而对于常常拥有类似复杂感的中国而言，日本比美国或欧洲更能充当正负两面的教材，她们之间深埋的血缘关系确保了这种参照系的价值。
150年的比邻竞争
毛泽东与蒋介石于1945年展开和谈时，日本几乎是一片刻废墟；毛泽东1972年接见田中角荣时，后者在前者面前就像一名笨拙的小学生，但他领导的国家却在1968年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经济大国；当*与福田赳夫在1978年会面时，正准备领导中国进行第二次革命的*说：“中国必须承认自己落后，不是美人就不要硬说自己是美人。在科学技术和经营方面，我们需要很好地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学习。”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展开了现代化之旅：明治维新开始的时间，也是李鸿章洋务运动的时刻，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造经济奇迹的历程，也正像我们在*十年代的改革旅途……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这两个国家都在痛苦中寻求现代化之路。在更纵深的视角中，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日本仍刻有明治维新的烙印：他们试图学习一种全新的制度，他们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却发现在一些最基础的问题上，他们面临着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他们无法摆脱过去，更无法移植一个全新的未来，却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种自己还无法适应的新事物。小泉纯一郎拥有乔治·Ｗ·布什与托尼·布莱尔都深深羡慕的民意支持率，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面对体制时寸步难行。分析家斯蒂芬·丘吉（Stephen Church）认为，日本政治是由一种体制来控制的，这个体制迷恋于寻租与自我保存，政治领导人沦为调停者与平衡者，保持现状而非改革才是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日本式极权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一个明显的老大哥。而结构本身充当老大哥，这使得体制变革极度困难。”当然，或许更为本质的原因是，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期待剧烈的变革，他们享受着人均3万美元以上的收入，失业率比从前高，却仍比一般发达国家低，过去的两代人将全部精力都花在如何使日本富强上，现在他们可以多去打打高尔夫球或是郊游。 。。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4）
尽管越来越多的分析家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一样声称对日本放弃希望，但低估日本自我变革的能力却是可笑的。尤其是一些不知深浅的观察者，他们根本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1/30。而当中国的改革继续深入时，我们会发现，日本出现的问题，我们更早就已出现。在商业领域，日本的力量仍值得敬畏，迈克尔·波特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中嘲笑了那些批评日本的流行观念，他相信日本经济尽管面临着金融危机、人口老化、管理失效、政治停滞等诸多问题，但日本仍创造了在某种程度上更优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的管理经验并非一钱不值，而通产省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借鉴意义，教育系统、组织中的高忠诚度、慷慨的基础研究经费与更长远的企业眼光，将可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帮助日本。而卡洛斯·戈恩拯救日产公司的事例无疑说明了日本企业的自我更新能力，这位出生于巴西、受教育于欧洲的外国人，成功地在一家纯正的日本公司实行了国际通用的管理标准，结果，他拯救了该公司，而日本人则像欢迎中田英寿一样欢迎了他。
中日都面临观念的变革
一些模拟看似遥远甚至生硬，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人们常常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比作法国与德国的关系：他们都有着漫长而辛酸的战争历史，前者都曾有被后者侵略的经历，前者时刻警惕后者的崛起。1992年德国统一的事实令法国人备感不安，但事实是，德国在战后让人满意地遵守了承诺，经济实力的增强，并未导致军国主义的复苏，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对于国际安全事务的参与也并未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它极有分寸地遵守了游戏规则。当然，无论如何，日本人要承认，在面对历史问题上，他们缺乏德国人的诚恳，比起德国总理的公开道歉，他们却选择参拜战犯。
就像分析家几近一致同意的，在可见的未来，中、美、日的三角关系仍主导着东亚的格局。当中、日直接面对时，它们无法进行交流，而没有美日的安全同盟，日本则缺乏基本的对话能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兰普顿将1972~1989年视作中、美、日关系的黄金时代，他们对彼此都颇具好感，日本人通过大量的援助来帮助中国发展，我们得承认，除了利益需要和某种负罪心理，这其中包含着友谊成分，类似情况在历史中并非没有出现过（1898~1907年）。整个90年代，这三角关系进入颠簸状态，如上文所说，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横在中日两国间，同时，日本感受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中国威胁”，它无法预测一个经济急速上升、军事日益现代化、近在咫尺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政治上的紧张感加剧了两国人民间彼此的不信任与误解。大卫·兰普顿相信历史需要两国富有远见的领导人能用更长远的眼光来建立新的中日关系。毛泽东与田中角荣曾取得过这种成功。
对于中日两国而言，都面临一场观念的变革，它是未来的政治外交关系变革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将最敏感的问题暂时冷冻起来，平静下来思考更长远的未来，只要日本岛并非如科学小说描述的那样沉没，我们就必须仍以邻居的方式共存。当两国思考问题的视野更开阔时，看似敏感的话题就会转为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 。 想看书来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5）
对中国而言，另一个模拟美丽、值得期待，却缺乏可信度。2002年5月13日的《新闻周刊》将未来的日本比作亚洲的瑞士——富裕、舒适，在政治上却无足轻重。还有一些人将之视作上个世纪初的阿根廷，它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是休闲与养老之地。这些猜想和认为日本将立刻成为军事大国、侵略他人的猜想同样荒谬，日本的固有精神很难使他们成为瑞士人或阿根廷人，就像本尼迪克特所说，他们喜欢菊，又衷情于刀。过分夸张任何一点，都会使我们认不清日本的本来面目。
有一点我得承认，无论我们多么喜欢理想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我们的历史仍主要是由现实主义精神驱动，即我们在渴望有利的外界环境同时，更要注重自身力量的强大。只是，日渐全球化的世界与昨日世界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世界并非零和游戏，邻居的繁荣并不意味着自己必须贫困，我们通过共同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分享更多，这也是一次观念的变革。正因如此，日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取代、贴近性极强的参照系，它的成功可以激励我们取得类似的成就，而它的失败也在提醒我们如何及早绕开障碍物，它的无能则提醒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挑战……傅高义在2000年出版的《日本仍是第一》中说，有三个因素在日本的转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 政治领袖赢得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即日本必须变革；2。 改革教育系统，尤其是高等教育系统，使之能培养更会独立思考和更有创造性的学生；3。 在国际舞台上以更开放、更富正面意义的姿态示人。难道这些建议与我们绝对无关吗？
已经变化了的日本
“不，银行体系已不那么重要。”青木昌彦说话的口气，仿佛他仍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令他着迷的是日本新的Cool文化产业——动画、漫画、图像、美食、娱乐、时装……这些正迅速入侵美国、欧洲与亚洲市场，这些软产品的出口量在过去10年内翻了3番，其出口额如今甚至超过了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出口规模，是钢铁出口的5倍。
“我不认为存在失落的十年”，青木昌彦说到这位63岁的斯坦福大学教授、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拥有一副可以称得上英俊的面孔，富有性格的满头银发与他的灿烂微笑同样个性鲜明，令人过目难忘。有关过去10年间日本社会的分析文章充斥着全世界的媒体，20世纪80年代日本奇迹所赢得的尊敬已几乎完全被嘲笑与指责所替代。那些曾经令全球效仿的日本竞争优势，今天却成为日本停滞不前的主要障碍。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受到否定，日本式管理则成为僵化与缺乏活力的代名词。由政客、官僚与利益集团构成的铁三角，阻碍了改革的可能性，日本的银行业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但在青木的眼中，只将目光放在这个“旧日本”上的分析方法，或许正确但却片面，它未能看到过去10年中新力量在日本的成长。身为全球最重要的比较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青木昌彦不仅广泛地研究了世界各种政治、社会制度与经济成长间的关系，还亲身体验了过去50年间日本的兴起与停滞。在其两年前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中，他写道：“制度的变迁是漫长的，新的一代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他们的行事方式和目标，旧有势力尽力保持自己的影响，两种力量的竞争决定制度的转变。” 。 想看书来
中国与日本：并非零和竞争（6）
所以在这种层面上，他相信今天的日本正处于一个根本性的转型过程中。它或许是150年来日本第三次伟大的转折——明治维新将日本塑造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1945年后的日本则创造了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而今天的日本又身处一个转折路口。在前两次转折中，日本的模仿天赋起到关键作用，但这一次却是没有航海图的新旅途。
很多迹象已经表明了这种转变。青木兴奋地将最近一期的《时代》日本专题展示给我，这份杂志称日本的希望已经出现，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如今正在变成GDC（Gross Domestic Cool）。“三种关键的力量驱动了这场转变”，青木相信，是信息技术、全球化与人口状况的变化，迫使日本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信息技术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在2002年编著的《模块时代》一书中，青木昌彦努力使人们相信，信息技术对产业最深刻的影响在于使产业结构模块化，它在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的同时，也要求对应的制度透明化与扁平化。全球化的力量则使日本必须面对更为广泛的竞争，中国工业实力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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