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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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一，与组织涣散、缺乏训练、衣冠不整的旧军比较起来，迥然不同。因此，当朝权贵们一致把新军视为擎天柱石。
　　需要指出的是：北洋六镇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编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在我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北洋处于第一线。清政府命令袁世凯“于奉直边要各地方”，“统筹布置，派兵严防”。②袁即打着保卫“畿疆”的幌子，要户部筹饷，大肆扩军。如１９０６年，清政府的军费开共三千五百万两，除五百万用于海军外，在三千万陆军军费中，用于北洋六镇及各学堂的约占四分之一。③但是，以“御外侮”为名，动用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实际上并不是一支国防军，而是一支压迫国内人民的军队，进行内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从创立到灭亡，从来没有对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放过一枪。相反，它一产生就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国内的人民起义或革命，如广宗景廷宾起义、辛亥革命、白朗起义及“二次革命”等，都是被它绞杀的。
　　注　释：
　　①《大公报》，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５日。
　　②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２６，页１。
　　③陆军部编：《中国陆军概况》，１９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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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景廷宾起义（1）
袁世凯北洋虎狼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第一笔血债，便是绞杀景廷宾起义。
　　为了向帝国主义各国缴纳庚子赔款，清政府命令各省从１９０２年起每年摊派银子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其中直隶分摊八十万两。此外，各州县还要向本地方的外国传教士赔款。这种“地方赔款”全国总计约有二千万两，其中以直隶为最多。这笔庞大的赔款大都以捐税的名目直接加在人民身上。
　　直隶广大人民惨遭八国联军的蹂躏，本已濒临冻馁的边缘，又被摊派大宗赔款，加上袁世凯为逢迎帝国主义，不断命令各州县加紧催逼，使得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０２年３月以景廷宾为首的农民起义。
　　景廷宾（１８６１—１９０２），广宗县东召村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２４岁时考中武举，为人慷慨好义。１９０１年，法国传教士和广宗知县议定地方赔款为京钱二万吊（折合纹银一万多两），强制各村按照地亩摊派。这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的不满，也使一般中小地主怨声载道。而且知县又乘机额外多收，从中渔利，更是火上加油。广大人民多次聚众抗议，声称中国人决不纳“洋捐”，并公推景廷宾为总团头，准备武装抵抗。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大为惊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从来当国家大难以后，威权不振，奸人最易生心，如不迅加扑灭，恐草头英雄纷纷揭竿，内讧外侮一时并起，大局尚堪问乎！”①他立即指派大名镇总兵何永盛、正定镇总兵董履高率领练军驰往广宗镇压。３月３日晨，清军进攻东召村，景廷宾指挥联庄会的农民，奋勇抵抗，给清军很大杀伤。到下午，景廷宾见寡不敌众，便撤出东召村，率领队伍转到钜鹿县厦头寺，竖起“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大旗，宣布起义。
　　自从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后，中国人民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的面目进一步认识清楚了。尤其在清军血洗东召村后，广宗地区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倍增，这样就促使他们提出“扫清灭洋”的战斗口号。正是这个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使景廷宾的活动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义军迅速扩大，“一倡百应，不期而至者约三四万人”。②骨干是广宗、钜鹿、威县等地联庄会的农民，也有不少义和团加入。不久，起义军转移到广宗件只村。他们袭击清军，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处决法国神父罗泽溥，受到各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邢台，内邱、新河、南宫、平乡等州县的联庄会纷纷响应，一时都卷入“扫清灭洋”的怒潮中。
　　景廷宾起义后，中外反动派都认为这是义和团重起，十分惊慌。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催促清政府派兵进剿。西太后命令袁世凯尽快设法扑灭。袁一边宣布将广宗等县“所摊捐款全行豁免”，企图借此使所谓“良民不至附从”，以瓦解起义队伍③；一边又把所谓“疏防”的文武官吏，分别参奏革职，派自己的心腹干将段祺瑞、倪嗣冲等指挥刚刚编成的北洋军步马炮兵二千多人，由保定南下。又从山东调集武卫右军先锋队数营，由马龙标率领，从德州、济宁一线西进。各路军队大张旗鼓，合围广宗。袁世凯亲自到前线督战。５月８日，在段祺瑞的指挥下，清军包围了件只村，先用大炮轰击，续用步兵冲锋，马队分布左右两翼包抄，很快攻入村内。起义军用大刀长矛英勇阻击，与清军展开激烈的肉搏，许多骨干分子壮烈牺牲。景廷宾见势不敌，带领一部分人冲出重围。清军占领件只村后，屠杀老百姓，抢夺牲畜财产，焚烧民房。附近各村庄也同样遭到浩劫。
　　袁世凯的烧杀政策，不但激起人民的强烈忿恨，就是一些地方官吏也为之愕然，纷纷给朝廷上奏折，或骂他是“民屠”，或参劾他“纵兵扰民”，或要求查办“肆意滥杀”的北洋军官。袁复奏时，曾引用曾国藩屠杀太平军时所说过的一句话——“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来替自己狺狺申辩。袁并对爪牙百般维护，说：“参办将弁，恐士卒寒心，日后遇有调遣，将退缩观望，遗误事机，殊足以损碍军政。”④困此，段祺瑞、倪嗣冲等不仅没受到惩办，而且由于他的奏保，都赏戴花翎，并加“勇”号。
　　景廷宾从件只村突围后，转移到成安县北漳堡，秘密地聚集力量，准备继续斗争。７月，倪嗣冲带领清军赶至。景廷宾在郭家小村与清军激战，弹尽援绝，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威县处死。袁世凯借镇压景廷宾起义的余势，把《严拿拳匪章程》十一条重新张贴于各州县，想用严刑酷法压服广大人民。但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不断进行反抗。１９０３年玉田县农民起义，“旗上大书扫清灭洋保真主”。⑤次年，滋州、元氏、顺德一带有“在元会”，“以‘仇教灭洋’为宗旨”，展开活动。⑥１９０６年，祁口、大沽渔民为抗苛捐杂税，群起捣毁税局，赶跑征税委员，将起暴动。１９０７年，平山、灵寿、冀州等地掀起反对征收警捐的风潮。总之，在袁世凯统治期间，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
　　

镇压景廷宾起义（2）
注　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②《中外日报》，１９０２年５月２８日。
　　③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８。
　　④同③，页１０。
　　⑤《大公报》，１９０３年２月２２日、２３日。
　　⑥同⑤，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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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巡警
１９００年以前，除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以外，中国各城市都没有正式的警察，而由驻防军队和衙门中的捕役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袁世凯一到直隶，就把“仿照西法编练巡警”作为“新政”的要务之一。１９０２年５月，他托日本驻华公使聘请日本警视厅警官三浦喜传为警务顾问，同时派赵秉钧和三浦一起“参照东西成法”，拟定警务章程。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均为总办。赵秉均创办了巡警学堂，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于保定城厢内外，维护所谓“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并附带种种苛刻条件，其中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不得于天津城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为适应帝国主义的规定，又要实行对人民的监督和镇压，袁世凯将其训练的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授以巡警管理各法”，以半数驻天津，成立南段巡警局，派赵秉钧为总办，以另一半分驻塘沽、山海关各处，称北段巡警局，派刘金标为总办。又聘请日本警官伊藤次郎为巡警总局帮办，原田俊三郎为顾问。在原田和伊藤的指导下，赵秉钧在天津“画区域，清户口，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①不久，又组成天津侦探队（后改组扩大为探访局）。又创办天津巡警学堂，１９０３年底将保定巡警学堂并入，更名为“北洋巡警学堂”，“造就通省巡警官弁”，以三浦为总教习，和泉正藏、中岛比多吉、河崎武、小川胜猪、葛上德五郎、天野健藏等日本警官为教习。此后，袁世凯又命令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后改名“巡警教练所”），在全省建立起警察网，成为镇压人民的工具。巡警到处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侦探队”更是无恶不作。据当时报纸揭露：“北洋侦探因贪功之故，偶有可疑之人，不问平日操业若何，即指为秘密党，拘之于狱。既入狱后，又闻有用刑迫其供认者，生死不明，殊骇人观听。”②
　　袁世凯并不以控制直隶警政为满足，还不遗余力地夺取北京的警权。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旗饷中断了数月，日本人乔口勇马和川岛流浪速招练巡警，旗人应募者甚多，所以“内城巡警多旗人”。③工巡局成立后，毓朗为总监，由肃亲王善耆直接掌握。满人或汉军旗人充当警官。这些警官，多是日本弘文学院和北京警务学堂的毕业生。北京警务学堂由善耆督办，川岛浪速担任监督。１９０５年９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用炸弹轰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震惊。袁世凯乘机插手北京警政。他一面推荐赵秉钧偕同天津侦探队长杨以德进京“协助破案”，一面建议设巡警部。１０月，巡警部成立。经他保荐徐世昌为尚书，赵秉钧为右侍郎，毓朗为左侍郎。参丞有张元奇、钱能训、吴廷燮。赵秉钧的特务“才干”，超过他的主子袁世凯和徐世昌。他对北京的警政“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④次年１月，他又奏请从天津、保定抽调巡警官兵一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巡警机构，成立内外城巡警厅，以荣勋、朱启钤为厅丞，把北京的警权完全夺到袁党手中，再加上不久袁世凯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暗中极力扶植赵秉钧，因此使善耆“地位颇危，仅乃能保”。⑤赵秉钧把侦探巡警布置到各个角落，不仅广大人民受其迫害，就是达官贵人的日常言行都不能逃出他的监察，甚至宫廷的动静也在被注视之列，所有情报都能及时送到袁世凯的手中。因此，袁对京城的政治行情一清二楚。在揣摸西太后的旨意，“得君行权”方面，他大大超过了李鸿章，形成所谓“有奏必行，权倾中外”的局面，因而使他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中经常占上风。
　　注　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３５，页６。
　　②《大公报》，１９０７年８月８日。
　　③十丈愁城主人（毓盈）：《述德笔记》。
　　④同②，１９０７年２月６日。
　　⑤《汤觉顿致康有为书》，１９０８年４月。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页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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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兴学堂（1）
袁世凯认为，“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①他鉴于旧式的书院已经过时，不能满足需要，便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学堂。
　　早在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４日，清政府曾命令各省将省城书院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设中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小学堂）。当时，袁世凯还在山东，便抢先拟定学堂章程，聘请美国人赫士（Ｗ．Ｍ．Ｈａｙｅｓ）为总教习，于１１月１６日在济南试办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省立大学堂。它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袁世凯到直隶后，又延聘日本人渡边龙圣为教育顾问，制定创办学堂的计划。１９０２年５月，先在保定办起直隶大学堂，聘美国人丁家立（Ｃ．Ｄ．Ｔｅｎｎｅｙ）为总教习。８月１１日又奏设学校司，分置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及编译三处。同时创设师范学堂，考选举人、秀才作学生。还命令各州县设立“劝学所”，各府设中学堂，州县设高等小学堂，村镇设初等小学堂。１９０３年４月，又以盛宣怀创办的中西学堂为基础，在天津成立北洋大学堂，派日本留学生黎渊为总办。与此同时，他又奏请普及游学。并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以赴日本者为最多。如１９０３年北洋派赴日本的官费留学生共计６０人，仅次于湖北（８１人），居第二位，占全国所派官费生２７９人的五分之一强。②其中仅８月一次就选派举人或秀才吴鼎昌、高步瀛、王振等二十名赴日留学。甚至他自己也曾扬言要赴日本去访问参观。
　　１９０４年初，清政府批准了湖广总督张之洞拟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并以法令形式公布，在全国推行。各省都办起一些新式学堂，而以直隶、湖北、江苏、广东、四川为多。但当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人们对学堂仍然观望。袁世凯联合张之洞于１９０３年３月１３日奏请递减科举，以促进学校的兴办。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又由袁世凯起草奏章，和张之洞联合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③他们的理由是：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而只有尽快兴办学堂，才能改变内外“危迫情形”，“化群疑而消积侮”，不仅使各国“刮目相看”，未敢存“轻侮之意”，更为重要的是使人们“益将励志潜修，不为邪说浮言所惑，显收有用之才俊，隐戢不虞之诡谋”。④尽管袁世凯和张之洞废科举的主要目的是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运动，使大清王朝“转危为安”。⑤可是仍然遭到守旧派的激烈反对，尤其是非科举正途出身的袁氏，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朝士攻之尤力”。⑥但是，清政府认为袁、张“所陈不为无见”，并于当年１０月下令自丙午科（１９０６年）开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⑦１２月６日，又设立学部，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严修为侍郎，管理和推广学校。从此，学堂的发展更为迅速。至１９０６年６月，直隶省各类新式学堂计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二十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八十九所，中学堂二十七所，高等小学堂一百八十二所，初等小学堂四千一百六十二所，女师范学堂一所，女学堂四十所，吏胥学堂十八所，此外尚有客籍学堂、图算学堂、电报学堂各一所，凡已见册报者入学人数共八万六千六百五十二人。”⑧
　　遵照清政府颁布的办学规定，这些学堂都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形式上都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学校的一般特点。中等以上学堂，大都聘请外国人担任总教习和教习，其中以日本人最多。一般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有数学、物理等“西艺”课和外语课。但学堂所注重的仍是经学的传授和旧礼教的陶冶。小学的主要课程有“读经讲经”，中学则必须读完《左传》、《周礼》、《孝经》、《论语》等十经的节本，高等学堂也都有必读的经学课。总之，“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⑨所以，这些学堂本质上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主要传播的是封建文化和买办思想。它是洋务学堂的延续和发展，是为袁世凯的“新政”服务的。
　　然而，学堂既采取资产阶级的新形式，便决非封建军阀和官僚所能全部包办，更不是八股出身的腐儒所能应付的。因此不能不利用一些在国内外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这样就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进入学堂开了方便之门。袁世凯既要使学生掌握近代科学知识，又严禁学生挣脱封建专制政治的枷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恰如当时进步报纸所指出的，这种做法无异是“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之滋味，又复从而锁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⑩所以，新式学堂的开办，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更广泛地向前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袁世凯为维护封建制度所锻炼出来的各种武器，后来差不多都倒转过来成为反对封建制度的工具。显然，这是出乎他主观意料，也绝非他的意志所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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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兴学堂（2）
注　释：
　　①袁世凯：《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七日。见《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３。
　　②南里知树：《中国政府雇用の日本人》，见《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２集，东京龙溪书舍，１９７６年版。
　　③袁世凯：《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日。见同①卷３５，页２。
　　④同③。
　　⑤同③。
　　⑥罗：《记废科举》。见《庸言》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１３年２月。
　　⑦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４册，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１２８。
　　⑧袁世凯：《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折》，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八日。
　　⑨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
　　⑩《苏报》，１９０３年１月８日、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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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立宪运动（1）
１９０５年袁世凯开始投机于立宪运动。关于此事，他的幕僚张一（１８６７—１９４３）有一段回忆：“南通张季直致书项城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于小室信夫。一日余入见，力言各国潮流均趋重宪政，吾国若不改革，恐无以自列于国际地位。且满汉之见，深入人心，若实行内阁制度，皇室退处于无权，可消隐患，但非有大力者主持，未易达到目的。项城谓：中国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若以专制治之，易于就范，立宪之后，权在人民，恐画虎不成，发生种种流弊。余力言专制之不可久恃，民气之不可遏抑。反复辩论，竟不为动。且问余：至此尚有何说？余曰：公既有成见，尚复何词。退而悒悒。及越宿，又召余入见，嘱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帖以进，与昨日所言似出两人，颇为惊异……退而纠合金邦平、黎渊、李士伟诸君，①分条讨论，缮成说帖。后见北洋与考察诸大臣会衔奏请预备宪稿，即余所拟，未易一字。”②
　　由这一席说可见袁世凯对于宪政毫无诚意，他之所以幡然变计，并非改变了封建专制主义立场，而显然是从策略上考虑的。
　　日俄战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同时，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活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１９０８年孙中山发动河口起义失败后，西太后曾对袁表示：“滇匪虽靖，孙逆未擒，仍是可虑事。”他明白地回笔说，“如实行立宪，即无足虑”。③可见袁参与立宪，首先考虑的是拉拢立宪派，以缓和革命危机。而且，此时立宪派已分化为两系：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一系，仍亡命海外，只能从事非法的活动；在国内又形成了以袁世凯的老师张謇和汤寿潜、郑孝胥等为首领的一系。这些人多是官绅，又掌握着一些大企业，操纵舆论，在社会上比康、梁更具影响。他们企图通过某些高官显贵，触动内廷，盼望御赐一部宪法，使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张謇看到袁“揽天下重兵”，又深得西太后宠信，早在１９０４年７月就曾写信要求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的重臣伊藤、板垣诸人，主持立宪，“成尊主庇民之大绩”。信中还动以情说：“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不在诸人下也。”④当时袁尚未看准风向，曾复信称“尚须缓以时”。⑤所以，袁和立宪派的结合不仅是反革命政治上的需要，客观上也有了可能。
　　其次，袁世凯深知自己的权位全靠西太后信赖、支持。当时，西太后已是古稀垂暮之年。封建专制社会，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更何况袁与光绪之间还有１８９８年结下的仇怨。袁担心靠山一旦倾倒，光绪帝和青年贵胄上台将于己不利。立宪正可以削弱皇帝的权力，巩固一己的地位。当时曾有人指出：“袁世凯与铁良不和，欲借是（指立宪）以倾政府。”⑥可谓看破了他的内心。
　　袁世凯认定立宪既是抵制革命所需，又与自己和整个北洋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便把那种“立宪后，权在人民”的恐惧抛在一边，立即以“开通风气”自诩，连上奏折，侈谈立宪。１９０５年奏请朝廷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次年８月１６日，又奏陈预备立宪说：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有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２６日，又应召进京，参加“阅看考察政治大臣回京陈奏各折件”，讨论立宪问题。次日，在亲王大臣会议上，他摆出一副宪政权威的架势，信口雌黄地说：“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相迫，故民处于不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袁世凯在这里不仅表现出他对立宪政治的惊人浅薄，更为重要的是暴露出他妄图使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政治溶化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目的。接着，为迎合西太后对君主立宪的拖延态度，他又说“夫以数千年来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今即以所知者言之，则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⑦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高论”，虽然有些守旧派反对，但“政府诸公多赞成之”，⑧“遂于次日面奏两宫，请行宪政”。⑨西太后也以为然。９月１日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表示要从改革官制入手，令各省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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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立宪运动（2）
为了作好所谓“立宪预备”，袁世凯一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编刊《立宪纲要》等书，一面仿照“日本市町村制度”，办起所谓“地方自治”。１９０６年８月，派天津知府凌福彭，日本留学生金邦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创办自治局。先在天津筹办“自治研究所”，选拔天津府所属各府州县“士绅之阅历较多素孚乡望者”入所听讲，并招其他各府州县“旁听生”。此后，又从直隶全省选拔官绅一百六十余人到日本参观行政、司法及学校，并责令呈验日记，征其心得，这些官绅回国后在本籍开办自治学社。次年８月，天津县士绅###，“选举”三十人为议员，成立了天津“议事会”。袁又命令各州县，以天津为“模范”，地方自治“三年一律告成”。紒紜矠他所谓的“地方自治”，不是兴民权，而是要提高地主豪绅之权，“以辅官治之所不及”。紒紝矠这实际上是曾国藩办团练“大张绅权”“以绅辅官”政策的翻版，只不过涂上了一层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油彩而已。西太后对这种自治“甚为嘉纳”。紒紞矠后来，清政府令各省办自治局，各州县设议事会，就要推广袁的这一套办法。
　　在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决心要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派系。对立宪派各系，他采取的原则是：顺我者昌，收为己用；逆我者亡，消除异己。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国内立宪派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他们联络各省立宪派，要求政府速开国会，实行宪政。袁世凯也极力拉拢他们，对他们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而对以康、梁为首的国外一系则表面敷衍，暗中破坏。１９０７年秋，梁启超等在日本东京组成政闻社。当时西太后悬赏银十万两严拿康、梁的谕旨尚未撤消，政闻社为取得合法身份，推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为总务员，并于次年１月迁回上海。他们联络各省宪派，发起“国会期成会”，要求政府速颁宪法，并暗中与袁的政敌肃亲王善耆携手合作，“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紒紟矠锋芒直指奕匡力和袁世凯。因此触怒袁氏。袁入宫面奏西太后说：“政闻社系康、梁所发起。”太后非常震怒，于１９０８年８月下令“严行查禁”。紒紡矠康、梁一系受到沉重打击。
　　同时，袁世凯对在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则极力加以笼络。杨度（１８７４—１９３１），字皙子，湖南湘潭人。为王运的弟子，１９０３年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因被清廷怀疑为康、梁党羽，未被录取。不久赴日本留学，被东京中国留学生会推为会长，并结识康、梁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开始，他和康、梁一起鼓吹君主立宪，后因意见不合，分道扬镳。１９０７年冬，他回国办理其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的丧事。袁有意网罗他入幕，乃致电湖南巡抚咨送他入京。１９０８年春，杨抵京，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奏保他为四品京堂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后来，袁又举荐他到颐和园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从此，杨引起朝野注意。
　　杨度在北京设立“宪政讲习会”（即宪政公会）本部，自任常务委员长，以三年召开国会相号召。他以立宪的解释偏重维护“君权”，他说“各国仅以宪法为民权之保障者，中国则兼以宪法为君权之保障”，如无“君主大权统一之，则必不能使国本安宁，天威赫濯，一尊永定，各族归心”。紒紣矠他又宣传袁世凯、张之洞是政府立宪的首脑，政闻社排斥他们是不顾大局。因此，革命党人反对他，康、梁责骂他，但他却博得了袁的赏识。
　　１９０７年夏秋之际，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也由官僚中主张“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的“渐进者”，一跃而为“急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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