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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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手中有武力，对义和团的剿办政策也取得“合法”地位，再也用不着畏首畏尾，于是他便毫无顾忌地逞起凶狂来。８月，他颁布了“严拿拳匪暂行章程”，规定：“无论军民人等，凡有练拳党者，杀无赦”，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子弟正法外，该父兄拿获监禁三年”，“窝留者与匪犯同罪”，等等。①又张贴告示说：义和团是“黄巾红巾，左道惑人，张角余孽，粤匪同伦，教本白莲，演拳称神……挑衅速祸，害及京津，宗社震动，乘舆蒙尘，官民流离，惨不忍云，揆其由来，匪由祸根……现饬剿办，格杀勿论，炉厂入官，责及四邻，有人捆送，给顶赏银，人人得诛，齐力逡巡，除恶务尽，切忌因循。”②同时，他派张勋、雷震春、孟恩远、曹锟、吴凤岭、倪嗣冲等各带军队，分别到各州县“兜剿”，用近代化的大炮和步枪屠杀义和团，几乎把整个山东纳于血海之中。
　　雷震春当时担任炮兵管带，驻扎齐东。该县有一大村庄，居民七百余户，大都参加义和团，“土寨坚固，兼有快枪，军队至，匿居民房，军队去，四出‘滋扰’。雷震春感到棘手，赴济南请示，袁世凯对他说：“办大事不可有顾忌心，设再姑容安有肃清之一日，子即带兵前往，如抗拒，立即开炮轰洗，造孽归予一人。”雷返齐东，遂命炮兵轰击该村，洗劫一空。８月底，雷带兵到滨州，围攻皂李庄。该庄有拳厂十多处，聚集义和团“一千数百人”。见清军来攻，即“摇旗呐喊，齐出迎敌”。③雷先令开炮轰击，接着步队进攻，马队从两翼包抄，枪炮齐发，清军攻入庄内，到处放火。据雷给袁世凯的报告记载“所焚烧枪毙者，虽不计其数，至尸骸遍野，堆积犹存”。④真是凶残之极。又如张勋率领清军包围了阳信书院，院内义和团一百多人英勇抵抗，誓不投降，最后都被清军屠杀，被埋在三个大坑里，其凄惨之状，令人发指。
　　袁世凯还指会各州县官，查抄义和团民的家产，变价作为对帝国主义者或教民的赔款，使侥幸生存的人也倾家荡产，陷入绝境。
　　八国联军从京津分兵攻掠直隶各州县，前锋接近德州。袁世凯唯恐侵咯军不理解他始终护卫洋人的心意，而攻入山东境内。于是，他一边指令与直隶交界各州县驻军“移驻距距边界较远之处”，“以示无开衅之意”，并警告说：“非奉本部院号令，千万不可轻开边衅。”⑤一急忙发电或写信给各通商口岸的帝国主义分子，夸耀自己在山东保护洋人的功绩，他授意孟继武写给马天恩（驻济南法国主教，当时逃到青岛）的信中说：“缘自主教与神父等驾行后，袁抚帅即派王统领、杨统领……张大人、雷大人、陈大人、龚老爷等亲督队伍，驰赴各府州县，严拿拳匪，有当场打死者，有送县或解省正法者，约有数万余人。其匪首房产物业全行入官，为从之匪亦扒房变产不计其数。所有教民及教堂皆得安然无恙。现在各府州县拳匪已净，合即禀明，务望主教转陈各国，千万莫叫洋兵占据山东地界，以副大帅保护之情，并免大帅所遭乡愚妄造之言，实为恩公两便。”⑥
　　袁世凯屠杀了数万爱国者，保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对外国主子确立下了“大功”。因此，八国联军头子瓦德西满口答应“德兵断不入济”。⑦此后又推奖说”：“袁世凯对我们颇具好意，同时并尽力剿除拳党”，“系属于明达督抚一流，彼现在竭力促进从速议结和约。据云，彼之为人‘易受商量’。因彼曾经力为辅助德国铁路矿山事业之故，可以称为一位促进德国事业的人”。⑧
　　帝国主义有这样一个恶奴悍仆，自然不必亲自到山东去了。
　　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前后，清政府和南方各省督抚的电讯联系都中断了，仅仅通过袁世凯和南方各省督抚保持联系。各省督抚的电奏大都由袁上达，谕旨由其下传。李鸿章也“仅日接项城山东来电，藉知京中消息”。⑨济南一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政治中心。李鸿章奉命议和，由广州到达上海，开始与帝国主义各国秘密接洽。当时，英国、日本曾提出以西太后归政光绪帝为“议和“的先决条件。１８９８年袁世凯和光绪结怨甚深，他唯恐归政后自己的地位、生命不保，多次致电李鸿章等，为西太后涂脂抹粉，而要求严办端王、庄王、刚毅等亲贵，以转移各国要求归政的目标。他还致电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替荣禄说情，说他“并不袒俄”，实际上就是表白自己，因为他是以依附荣禄起家的。
　　

纳义和团于血海（2）
同时，袁世凯不断把银子、绸缎以及食物等送往太原和西安，贡献给西太后。还以个人名义通电各省，要求迅速汇解京饷，好像他是最关心西太后的大忠臣。西太后本是一个极为贪财的女人，几十年来所搜括的金银财宝，这次都丢在北京，心痛万分。在患难之中，袁世凯的贡物源源不断，又多又好，西太后自然感觉欣慰难忘，“大为嘉许”了。当时，军机大臣王文韶对押运贡物的县令曹倜说：“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予初以项城为常人耳，今则五体投地矣。子回山左为予道达诚悃”。⑩
　　经过八国联军的打击，西太后由畏外、排外，一变而为崇外、媚外，并决心推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紒紜矠以求保持一人一姓之尊荣。由于俄国坚决支持西太后继续执政，德国对归政也不热衷，英、日为了见好西太后，也放弃了归政的要求。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正式向帝国主义各国“道歉”；严惩排外的顽固派亲贵官僚；赔偿各国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划定使馆界，各国驻兵护卫；拆毁大沽口等地炮台，各国得于京、津、榆铁路沿线各要站驻兵；颁布永远禁止反对帝国主义的上谕；各地方官吏对反帝运动如不立即镇压，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等等。这个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对于执行辛丑条约，袁世凯十分认真。按条约规定，第一期赔款一千六百余万两，山东分摊九十万。袁极力搜刮，提前超额完成，他给徐世昌的信中得意地说：“此处赔款已筹齐一百二十万。只派九十万，尚可余二三十万，留以备灾荒措赔之需，并协部十万，甚觉从容。此处下手早，故不甚拮据也。”紒紝矠
　　条约签字刚满二个月，即１１月７日，卖国贼李鸿章便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骂声中吐血毙命。当时，八国联军还占领着天津，西太后从西安回銮刚刚走到河南荥阳。直隶各州县义和团仍不断掀起反抗斗争。散处直隶各州县的淮军约有七八十营，群龙无首。由谁来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淮系军阀的遗产，完成其未竟之业？中外反动派一致把目光投到年仅四十一岁的袁世凯身上。帝国主义列强深知，直隶总督握有军权，控制近畿形势，足以对清廷的政策产生莫大的影响。德国公使穆默专程跑到武汉，敦促张之洞上奏清廷，说明各国“众口一词”，希望由袁世凯继任。紒紞矠西太后和荣禄看到袁氏既熟悉洋务，为洋人所信赖，又有魄力，对起义人民毫不手软，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材”，早已准备给他加官进爵。而且，他又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属于淮系集团，李临终又有口授遗疏附片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所以，在李死去的当天，西太后就明令提拔他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６月９日实授），不久又加赏太子少保衔。从此袁宫保替代了李中堂，“卖国衣钵传授有人，老贼死了等于不死”。紒紟矠
　　注　释：
　　①《西巡回銮始末记》。
　　②《寿张县志》，卷９、页１２。
　　③《青城县禀》，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见《山东义和团档案》。
　　④《雷震春禀》，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七日。同③。
　　⑤《乐陵县禀·袁世凯批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同③。
　　⑥《孟继武致马主教函》，１９００年８月２３日。转引自张汉清：《卖国贼袁世凯怎样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
　　⑦《马天恩致孟继武电》，１９００年９月２４日。
　　⑧《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２８年版，页８６、１３１。
　　⑨《悔逸斋笔乘》，见《雅言》第一期，１９１３年１２月。
　　⑩曹倜：《古春草堂笔记》，页２０。
　　紒紜矠《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
　　紒紝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紒紞矠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４７，页３５。
　　紒紟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９版，页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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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1）
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２１日，袁世凯偕同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由一营亲兵护送，威风凛凛地离开济南北上，２６日抵高阳。同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次日，袁摆设香案，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直隶总督的驻地本来应在天津，由于当时天津仍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之下，袁即决定把他的大本营暂时设在保定。当天，他到达保定，正式履任视事。
　　在内外政策上，袁世凯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袁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①当然，他们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故称“默”、“借”，只有“剿”、“弭”，才是真的，才是他们的本意。袁世凯把他在山东屠杀义和团的八条章程，增订为十一条，张贴于直隶各州县，②并派兵对坚持反帝斗争的义和团进行野蛮扫荡。对外，他继续推行李鸿章所执行的卖国政策，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１９０２年８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移驻天津，立即为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祠堂，并为之题联，其中有句为：“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他把李鸿章捧为再建唐朝的郭子仪，而他显然是以李的后继人自居。为了接收淮系军阀集团的遗产，将群龙无首的淮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继续推行李鸿章的反动的内外政策，而且把李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详见七章五节），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为了表示“宏揽人才”，袁氏总是扮出一副谦恭下士的姿态，每天有一段时间在督署接见文武官吏，而且谈话时“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③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１８６０—１９０９），字莲府，安微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１９００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李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④当年，由李保荐补直隶通永道，次年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督直后，杨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亦是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正合孤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袁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己。”⑤此后由袁奏保，杨先后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１９０７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１８６２—１９１８），字杏城。为杨士骧之弟。１８８２年中举，后报捐道员，１８８５年捐指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１９００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与奕匡力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和奕匡力的赏识。李死后，他投靠袁世凯，充当洋务总文案，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把奕匡力和袁世凯拉在一起。他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名记者黄远庸曾称他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⑥他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⑦素有“智囊”之称。民国后，为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
　　孙宝琦（１８６７—１９３１），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１９００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奏保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堪称干济之才”。⑧奉旨军机处记名。１９０２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公使。日俄战后，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１９０７年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匡力力保，授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
　　赵秉钧（１８５９—１９１４），字智庵，河南汝州人。１８７８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１８８９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１９０１年初，经“李鸿章委派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⑨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认为他“才长心细”，派他创办巡警。从此官运亨通，渐渐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务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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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2）
此外还有陈壁（字佩苍，福建闽县人）、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县人）、朱家宝（１８６０——１９２３，字经田，云南华宁人）、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以及齐耀琳等，或主动趋赴投靠，或被延揽招纳，都转入袁世凯集团。同时，周馥、胡等淮系大官僚也都和袁互通朝政，引为声援。
　　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反动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这是袁的势力能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李鸿章洋务集团实力的基础上，袁再加以整顿扩充，同时又吸收了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一大批新爪牙，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新政活动。
　　１９０２年１月１９日，清政府派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办理新政。原来，清政府在遭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深感自身的统治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取媚帝国主义各国，缓和国内各阶层的不满，于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推行“新政”，谋求“富强”。次年４月，又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中枢机关，派奕匡力、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和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并命刘坤一（１８３０—１９０２）、张之洞遥为参与。政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荣禄手中。从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项新政都是１８９８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作而未作成的，似乎是在贯彻康、梁变法的精神，而实质上则是封建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当时有人就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⑩各省督抚鉴于变法失败的教训，开始对“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观望。袁世凯凭着反动的政治敏感，对清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看出“天朝尽善尽美”的谎言已经失去了欺骗人民的作用，心须进行一些“改革”，才能争取人心，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的危机。所以在山东时他对新政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１９０１年４月，他曾奏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实科”，“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请求清廷“甄择”。并建议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切实整顿，力求富强”。紒紜矠同时，他在山东整顿财政，创立了银元局、课吏馆、校士馆等新政机构。１０月２８日在致徐世昌函中，他自鸣得意地说：“自强各要政，现已凑有的款，比初到东时司库如洗者，可谓甚富省分矣。”紒紝矠到直隶后，他更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其所办的新政包括筹饷练兵、创办巡警、兴学、立宪等，而以筹饷练兵为中心。
　　注　释：
　　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１６，页６。
　　②“直隶告示”：“一妖言惑众者斩。一传授邪术者不分首从皆斩。一纠伙抢劫及持枪行强者皆斩。一在官勇役如有与邪匪通气者斩。一容留邪教及窝藏匪类者查明将该家主监禁五年，房产充公备赏。一同族同村如有邪教匪类应由该族长、庄长、地保等迅速报官，查出立将该坛毁平，房产均充公，有告发者即将该房产赏给告发人。一凡拿获邪教匪类捆送到官者，首犯一名赏银二百两，从犯五名抵首犯一名；闻风报信，因而拿获者，减半发给。一禁止邪匪，惟各州县勤加访查，认真缉办，以遏乱萌，嗣后如该境内有匪设坛传习者，即将该管州县照纵匪例从严参办。一此项禁章专为嗣后传习邪教滋事匪犯而设，其有从前为匪，除著名首要，其余被胁附从之徒但能实在悔过，不准地保借端扰累株连。一傥有挟仇诬告希图分赏者，查讯毫无实据，即行反坐科罪，决不宽贷。”
　　③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８，页３７。
　　④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３，页２２。
　　⑤萧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册，页２４６２。
　　⑥黄远庸：《远生遗著》，卷１，页２１。
　　⑦陈一：《甘诗文集》，卷下。
　　⑧同①，卷９，页１７。
　　⑨《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
　　⑩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１９０２年。
　　紒紜矠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９，页１至１３。
　　紒紝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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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练北洋军（1）
自从湘淮军崛起以来，军阀主义已渐渐行时，一个官僚权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他手中掌握的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所以“筹饷练兵”就成了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１８６８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次年入京陛见，西太后问：“汝到直隶，何事为急？”曾答：“遵旨以练兵为先，其次整顿吏治。”①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恪守曾的遗规，也“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袁世凯步李的后尘，一到直隶就上奏说：“直隶为畿辅重地”，“筹饷练兵，固期多多益善”。②并用全力展开编练北洋军的活动。
　　袁世凯不顾人民的疾苦，于１９０２年１月硬从顺直善后赈捐款项下提出一百万两银子，作为募练新兵的费用。又抄袭曾国藩练湘军初期的办法，定出《募练新军章程》十九条，如规定所募兵丁，须有确定籍贯，并代扣赡家饷银等。派王士珍、王英楷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属，会同地方官，选募壮丁六千，分别带领至保定训练，编为十营，称“新练军”。③６月，又仿效德国常备军制度，定出《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饷银四两二钱；在营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饷银一两；又三年退为后备兵，月饷减半；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三年除其军籍，不豫征调；并以“新练军”六千人为基础，创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１９０４年改称督练公所），作为全省“军务总汇之所”，袁世凯自兼督办。军政司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别提任总办。这个机构不仅是１９０３年末中央成立练兵处的蓝本，也是１９０４年各省设立督练公所的楷模。同年底，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从驻北京的旗兵中挑选三千人，分批派到保定进行训练，称“京旗常备军”。袁怕娇生惯养的旗兵不听摆布，就奏派青年贵胄铁良为京旗练兵翼长。
　　在清政府的不断催促下，１９０２年底至１９０３年初，各省督抚也陆续开始编练新军。但“军制操法器械未能一律”。清政府一方面想改变各省兵制不一的纷乱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形成由汉族军阀掌握的统一的军事力量，难以控制。当时，除北洋军外，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所练的新军为最优。清政府决定以北洋军和湖北新军为主干，使其平行发展，形成两大军事系统，以便互相牵制。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２日，清政府命令河南、山东、山西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北洋学习操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头目赴湖北学习操练。俟练成后，即发回各原省令其管带新兵，认真训练。每年由北洋、湖北请旨简派大员分往校阅，按其优劣，严加甄别”。⑤
　　袁世凯并不以掌握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为满足，而要使全国的新军都“整齐划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达到“操纵指麾无不如志”。１９０３年３月６日，他拟定“陆军训练简易章程”上奏朝廷，并建议设立练兵处，作为陆军的参谋本部，督练考察全国新军。当时，掌握中央军权的荣禄重病在身，没有研究他的建议。４月１１日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匡力（１８３８—１９１７），为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的孙子，隶镶蓝旗，是清朝享有世袭罔替特权的少数亲王之一。其依违恋权与荣禄一样，知识能力尚不及荣禄，而贪污纳贿、鬻官卖缺则有过之，素有“庆记公司”的诨号。袁世凯投其所好，重金贿买。从此开始了奕、袁世凯互相勾结、控制朝政的局面。
　　袁世深知他扩张自己势力最重要的保证，是在于争取西太后的信任。１９０１年底，他到顺德府迎銮，并一路护驾回京，得到“穿黄马褂和紫禁城骑马”的赏赐。１９０３年春天，又随驾谒陵，西太后曾垂询练兵和办铁路事。他的回答使太后甚为满意。当年１１月，他又接连两次进京觐见，征得西太后和奕的同意，成立了练兵处。他用以说服他们的理由是通过练兵处可使军政和军令集中于朝廷，以便战时能更有效地在统一的指挥下联合作战。回天津后，他在督署“三日未见属员”，“亲手拟定”“所有一切章程”。⑥１１月６日，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所谓自强者，非凑饷百十万，募兵数千人之谓也。心须放手经营，筹饷数千万，练兵数十万，然后可语自保。”⑦袁氏野心之大，由此可以想见。１２月４日，练兵处在北京锡拉胡同成立，奕匡力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为会办大臣。这是仿照中法战争后北京海军衙门的体制，那时醇亲王奕为总理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握实权。练兵处设提调和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三司下辖十科。袁身为直隶总督，不能驻北京，便引荐徐世昌为练兵处提调，刘永庆为军政司正使，袁嘉谷为副使，段祺瑞为军令司正使，冯国璋为副使，王士珍为军学司正使，陆建章为副使。并向西太后奏保他们说，“各员随同臣当差有年，知之最悉，均属切实可靠”。⑧同时，又奏举铁良为练兵处襄办，表示自己十分重视皇族中的军事“人材”。练兵处成立不久，奕匡力以自己“衰迈多病”，奏“请太后责成袁、铁悉心经营，而己但总其成”。⑨这样，练兵处便为袁所包办，一切要务都由其爪牙请示他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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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练北洋军（2）
练兵处以北洋常备军营制饷章为蓝本，拟定了新军营制饷章，以及陆军学堂章程等各项规章制度，命令各省遵照办理。实际上是将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一套办法改头换面，推行于全国。袁世凯之所以极力控制练兵处，除企图统一全国的军制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汲取全国的财力，以充北洋军饷。因为直隶一省财源有限，如无充足军饷，就不可能不断扩军。所以练兵处一成立，奕匡力、袁世凯就奏请西太后批准，向各省摊派练兵费总计银八百三十六万两。袁世凯一方面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带头认筹一百一十万两，另外还率领直隶官吏捐银十万两，作为练兵费，表示自己对“国事赤诚”；另一方面，他又用会办练兵大臣的名义，将各省认筹的练兵费集中用于北洋。如１９０５年，各省实解练兵费总计九百零十一万两，其中有六百多万两用于北洋各镇。
　　北洋军先成立左右两镇（镇略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师）。左镇以六千新练军为基础，“增募两营，共十二营，分为四标，续添马、炮队各一标，工、辎队各一营”，已于１９０３年６月在保定成镇，在全国成镇最早，“实开各常备军风气之先”。⑩是年底，左镇一部分开往迁安、山海关一带驻扎。右镇以保阳练军马队及驻马厂的北洋亲军元字马步等营裁改归并，编成步队一协，马队一标，于１９０４年３月成镇，分驻小站和马厂。紒紜矠当月，左右两镇改称第一、二镇，并着手拼凑第三镇。
　　先是，１９０１年春末，应李鸿章的奏请，武卫右军已陆续由山东调入直隶保定及北京南苑、海淀等处驻防。驻扎在南苑和海淀的一部是由姜桂题统率的。这支受过西式训练的队伍，由于“军规亦知整顿，迭拿匪犯百余人，地方因而粗安”，很快引起西太后的重视，因此她下令把姜的队伍留在北京好多年。１９０２年８月，袁世凯把驻保定的武卫右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往天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至１９０４年初，便以“巡警营北段”一千五百人为骨干，又添募新兵，编为第三镇，调回保定进行训练。紒紝矠次年２月，又以武卫右军驻南苑、海淀的一部分，加上１９０１年由江南调来交袁世凯训练的自强军二千人，编为第四镇，仍驻原地。５月，又把原武卫右军先锋队十二营，加添步队一协，编为第五镇，仍驻济南西关外辛庄和潍县。紒紞矠同时，练兵处奏定全国新军一律改称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