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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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械局总方案。１８９５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紒紣矠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紒紤矠１９０８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那末一支崭新的国防军队就不可能单独地建立起来。
　　注　释：
　　①徐珂：《大受堂札记》，卷４，页４。
　　②张瑞桢、张镇芳：《修竹斋诗文集》，卷２，页２１。又《袁世凯家书》（原件），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刘永庆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④袁世凯：《请优恤吴长纯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故宫军机处军务人事档。
　　⑤《吴凤岭履历单》，宣统三年五月。
　　⑥《雷震春履历单》，宣统元年。
　　⑦《江朝宗履历单》，宣统三年。
　　

小站系军阀班底的形成（3）
⑧见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⑨张一：《心太平室集》，卷４，页１４。
　　⑩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军机处批奏折档。
　　紒紜矠《段祺瑞呈报三代履历表》，光绪三十三年，军机处清册１６６８号。
　　紒紝矠同⑨，页１５。
　　紒紞矠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紒紟矠《张怀芝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
　　紒紡矠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２，页４４。
　　紒紣矠吴生：《北江先生集》，卷９。页３２。
　　紒紤矠《阮忠枢讣文》（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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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士兵的办法（1）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是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镇压和欺骗是他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两种手段。
　　袁世凯“酷慕古之申商”（申不害、商鞅），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等。他又以湘军的军律为蓝本，吸收了德国军律的精神，定出《简明军律二十条》，“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①简明军律中有十八条斩罪，都是针对士兵的。如：“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长官者斩”；“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他最怕士兵秘密结社，特别规定：“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②对对付不堪受压迫的逃兵，他又制定了《查拿逃兵法》，规定于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都“以军法从严惩办”，非杀即打。袁还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
　　袁世凯懂得要牢固地控制士兵，单有严刑峻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精神上进行麻痹和毒害，使“兵丁各存一不屑犯法之心”，“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袁世凯提出了他所谓的“训兵”政策。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召集士兵训话，他还网罗一批封建文人，炮制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命令士兵背诵，“熟习于口，牢记于心”。“训词”和“歌词”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捏造出来的。例如：为使士兵效忠朝廷，袁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乃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肯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接着又威吓说：“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④
　　为使士兵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袁世凯又说：“营内设官，皆所以统摄尔也，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卫头目……上下有礼，斯为有制之师”，“能儆官，斯能用命，能用命，斯能效忠”。袁还用“宿命论”鼓动士兵为他卖命。他说：“人之生死，皆由命数……尔等战阵之时，须持定见，谓命由天赋，敌何能为？弹雨枪林，视若无睹，且前进者未必即死，后退者必有严诛，与其死于法而贻笑于人，曷若死于敌而流芳于世。”⑤等等。
　　袁世凯所编的《劝兵歌》，全面地反映出他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的内容，照录如下：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⑥
　　从以上歌词可以看出，除假仁假义的说教以外，袁世凯用以毒害士兵的思想鸦片，不是忠孝、天命一类封建伦理，就是赤裸裸的恐吓利诱。这充分反映出所谓“新军”的封建性及其腐朽的精神面貌。
　　注　释：
　　①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１８９８年刊本，卷１，页２６。
　　②同①，卷３，页１。
　　

控制士兵的办法（2）
③同①，卷４，页４。
　　④袁世凯：《训练操法详细图说》，光绪二十八年二月昌言报馆印行，第１册，页８—９。
　　⑤同④，页１０。
　　⑥同①，卷４，页５。
　　

声誉隆隆而上（1）
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在南京正编练“自强军”，创办武备学堂。自强军十三营，一切营制训练全按德国章程，由德国军官来春石泰等任教习。１８９６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原任，奉命把“自强军”交给刘坤一，他在武昌又开始练湖北新军，创办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佛拉根海为总教习。同时，广东也有新军出现。这些地方新军都是督抚自行筹饷督练，只有新建陆军是由军务处直接控制，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就是大力支持成立新建陆军的翁同，也曾认为“太侈”。①在新建陆军身上，清廷花了那么多钱，自然对它格外重视，对督练官袁世凯期望殊殷。
　　１８９６年４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　遗多寡”等多条罪状。②这些都是事实。以“克扣军饷”来看，袁世凯对旧军中营官吃空额及克扣军饷等积习陋规了如指掌，他便规定新军士兵月饷不许营官经手，而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主管粮饷委员，于出操后在操场点名发放。这样，表面上杜绝了顶替冒领及克扣短秤等弊端，避免营官吃空额，同时，也赢得了一些士兵的好感。可是，实际上各营每月截留下来的空额军饷（当时称截旷），都入了袁的私囊或移作他可以随便开销的所谓“公费”。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一时又摸不到胡景桂参奏的政治背景，深恐因此丢掉美差，感到十分懊恼。当时，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③
　　清廷收到胡景桂的奏折，立即派荣禄前往查办。荣禄当时已任兵部尚书，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据陈记载：荣禄到小站后，见“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步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不觉喜形于色。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无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说：“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④
　　荣禄查办完毕，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⑤就这样，荣禄的所谓“据实复奏折”，不但改为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把袁世凯的种种罪行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⑥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６月２４日上谕说：“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敢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付委任。”⑦
　　清廷把“新建陆军督练洋操”，视为“自强之关键”。西太后和光绪帝甚至打算去天津亲自检阅。他们以为有了这样的“劲旅”，垂危的清王朝就可望振衰起弊。１８８７年７月，清廷为奖赏袁世凯，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有力工具。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⑧袁世凯为了取媚于帝国主义者，对他们无不“推诚相待”。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２７日，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思福（Ｌ．Ｃ．Ｂｅｒｅｓｆｏｒｄ）到达小站。贝思福表面上是由“英国商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实际上是英国首相派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中国军情，向清廷提出了一个代练新军的计划，妄图控制中国军队。袁世凯热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袁世凯也赞誉备至，说袁“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⑨在半殖民地社会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奴性十足，以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为莫大的光荣。经帝国主义分子一吹，袁的声誉鹊起，身价倍增，从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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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隆隆而上（2）
注　释：
　　①翁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②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覆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档案。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三十日。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２期。以下各章节注释中袁致徐函，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书。
　　④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１。
　　⑥同②。
　　⑦《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３９０，页１１—１２。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⑨贝思福：《保华全书》，１８９９年上海广学会刊，卷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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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入维新运动（1）
在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大胆地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早在１９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出现了。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因此改良主义思潮高涨起来，并迅速地形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最负盛名的人物就是康有为。
　　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仕宦家庭，幼年受到严格的儒家教育，后来读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籍。在“进化论”和“民约论”的启发下，他总结了儒家托古改制的学说，写成《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著作，形成了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成为１９世纪后期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甲午战争中，老大的中国被新兴的小小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这给康有为以极大的刺激。１８９５年５月清廷批准《马关条约》时，群情激愤，举国沸腾。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联合了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上书光绪皇帝，痛切陈述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要求变法图强。他们猛烈地抨击“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旧调，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虽然被拒绝呈递，但它反映了广大爱国人士救亡图存的愿望，道出了郁积在人们心里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颂。
　　这时，袁世凯还没有得到训练新军的美差，正当宦途不得意的时候。他终日奔走权门，谋练新军。他有一套善观风向、巧于变化的本领，当看到变法维新获得军务处大臣翁同等名公钜卿的同情、有发达的迹象时，他立即决定在这方面也下一笔赌注。他不时去探访康有为和梁启超，“饮酒商谈”，大讲练兵变法，还称康有为为大哥，表示亲热。①并常常以他在朝鲜王宫与日本人打过仗和甲午战争一度主张对日本强硬为政治资本，自我吹嘘，很快取得康的信任。当时“人皆喜聆其言论，目为一世之雄”。６月，康有为又写成一份万言书，各衙门都拒绝递呈，袁世凯自报奋勇，把它交给督办军务处代递，虽然荣禄托词不收，康有为对他仍然很感激。②
　　康有为多次上书，由于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挠，都没有结果，就决定刊行报纸，组织学会，制造舆论，集聚力量。８月底，康、梁发起成立强学会，会员有杨锐、陈炽、沈曾植等数十人，袁世凯和徐世昌（当时为翰林院编修）也都捐款入会。强学会会员每十天###一次，每次有人演说，宣传变法图强的道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上层最早的一个政治结社。自此以后，各省爱国团体纷纷出现。袁世凯在强学会里很活跃，当议办图书馆和报馆时，他首先解囊捐银五百两。此后，加上其他人的捐款共得数千两，强学会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袁世凯又到处联系募捐。经他出力活动，官僚中认捐的颇为踊跃。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三人，每人都答应捐银五千两。李鸿章也表示愿捐两千两，但是康、梁加以拒绝，因为他对日本主和，维新派都以他为政敌。
　　康有为认为用新法练兵是变法自强的极重要的一环。在他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事》）上，接连刊载关于选将练兵的文章，如《西国兵制考》、《德国兵制考略》、《论水师》等，大力鼓吹选用年轻将帅，“练兵强天下势”。③当刚满三十五岁的袁世凯得到督办新建陆军的差使时，康有为等都以为自己的“同志”掌握兵权，改练新军，这是维新运动兴旺的吉兆，对他寄托以无限的希望。
　　袁世凯虽然混迹于维新派，但他的思想与维新人物有本质的不同。当时，维新人物多是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思想上经历了一个否定或怀疑封建主义“旧学”、接受资本主义“新学”的转变。他们的生活际遇虽不尽相同，主张也不尽一致，但大抵都希望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普遍认为，要国富民强，光靠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如要求“开民智”，“兴民权”，即给资产阶级和开明地主以“议事之权”，等等。因此，他们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言人。而袁世凯一直在封建官僚圈子中混来混去，并且宽裕自如，青云直上，思想上没有经历什么转折。他终日所考虑的不是怎样改变腐败的社会，而是如何利用这个社会的腐败，爬到它的最上层去。他把一切都当作爬上去的手段。洋务派全盛时，他侈变洋务，维新派行时了，他又附和维新，但骨子里并没有接受改良主义的纲领。他认为变法的关键，是“淘汰旧军，采用西法练兵”，即编练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武力，以支撑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则是可缓可急；并且认为如若变法，“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才能办好。④张之洞是有名的洋务派官僚。袁氏所谓的变法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不问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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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入维新运动（2）
当时，著名的维新派严复（１８５３—１９２１）曾指出有三类假维新人：其一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妆，“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其一见西人之船坚炮利，纵横恣睢，莫可奈何，以为此其所以强也，不若从而效之”；其一则极守旧之人，及见新法，不欲有一事为彼所不知不能，乃“毛举糠，附会经训，张唇植髭，不自愧汗，天下之人翕然宗之，郑声乱雅，乡愿乱德，维新之种将为所绝”。“之斯三者，有维新之貌，而无维新之心者也”。⑤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正是这类假维新派。康、梁对他寄以厚望，正说明维新派由于阶级基础薄弱，力量微小，刚一举步就已彷徨于歧途了。
　　注　释：
　　①《康有为劝袁世凯退位书》，１９１６年，见《袁氏盗国记》下篇，页８７。
　　②《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３２。
　　③《万国公报》３９、４０、４５—５０各号，１８９５年９至１０月。
　　④袁世凯：《戊戌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１册，页５５３。
　　⑤严复：《论中国分党》，见《严复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页１２２。
　　

两面派的手法（1）
袁世凯到小站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京师的政治行情。当时，西太后表面上已归政于光绪，但事事干预，实际上仍握朝廷大权。帝、后为争夺权力，不断发生龃龉，王公大臣中也分化为帝、后两党。帝党官僚翁同和维新派结合，他们的靠山是光绪。反变法的顽固派后面则有西太后撑腰。袁世凯见西太后和光绪都可能提拔他，给他官禄，就脚踏两只船，想方设法谋取双方信任。他不断进京走访顽固派荣禄、刚毅等显贵，百般谄媚邀宠，极尽巴结之能事。尤其是在荣禄担任直隶总督以后，袁经常逗留在天津，与荣禄的关系更为亲密。他曾对徐世昌得意地说：“相待甚好，可谓有知己之感。”①同时，他和翁同也保持密切联系。１８９８年３月，他携带“瓜分中国画报”进京呈翁阅览，“深谈时局”，说“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而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无限愤慨，“慷慨自誓，意欲辞三千添募之兵，而以筹大局为亟”。②６月，翁同因支持变法被驱逐回原籍，路过天津，袁派人持函献厚礼，深表同情。他还通过徐世昌与康、梁等不断接触，极力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１８９７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中国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一切给维新派以极大的刺激。在康、梁的推动下，变法运动冲破层层阻力，于１８９８年夏天达到高潮，从６月１１日到９月２１日，维新派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令，如：取消詹事府和光禄寺等闲散重迭的机构；裁撤腐败的绿营；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京师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和农工商总局；提倡民办新式工业；准允自由开办报馆和组织学会；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学校，兼习西学；选派留学生；等等。这些除旧布新的诏令，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但给予资产阶级某些政治、经济权利，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这些改革措施，尽管十分温和，但毕竟是对传统的封建顽固势力的一次严重挑战。因此引起顽固派极大的恐慌和仇视，使一些假维新派也惴惴不安。８月下旬，袁世凯在给徐世昌的信中说：“内廷政令甚糟。吴懋鼎、端方、徐建寅同得三品卿衔，督理工农商三事，津上哗然，他处亦可想见。”③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自恃有沙俄的支持，维护一切落后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甚至狂叫“宁肯亡国，不可变法”。他们和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保护封建制度这一点上结合起来，诋毁维新派，大造反动舆论，并准备使用暴力扼杀变法。早在光绪帝开始下诏变法的时候，西太后就已指令光绪让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兼管驻扎在近畿的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三军。又让崇礼担任京城步军统领，把京畿军政实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待机而动。西太后预定于１０月间偕光绪到天津阅兵。京津盛传届时她将废掉光绪帝位，另立新君。
　　维新派不依靠人民群众，完全指望光绪帝自上而下地发布命令，实现改革。当他们得悉光绪将被废黜的消息，自然感到万分震惊。在这危急的时刻，康有为想到袁世凯，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又担心他“为荣禄用，不肯从也”。④便派自己的亲信弟子徐仁禄到小站去探察。袁世凯学得孔门的虚伪，却无腐儒的迂气，惯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深知维新派已掌握了起草上谕之权，正破格用人，若取得信赖，可有不次之擢，平步登天。因此，在徐仁禄面前，他极力奉承维新派，说康有为有“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徐仁禄用话激他说：康曾屡次向皇上荐举你，皇上说：“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你为什么与荣不洽？袁听到这里装出恍然的样子说：“昔常熟（翁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国藩）、左（宗棠）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⑤
　　康有为接到徐仁禄的报告，对袁世凯确信不疑，立即请侍读学士徐致靖奏荐袁世凯。徐在奏折中说，袁“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泰西各国兵制及我国现在应行内治、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并建议光绪帝“加官优奖”。⑥同时，康有为又通过维新志士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递上密折，要求“抚袁以备不测”。⑦当时，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四人刚刚被提拔为军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赋予阅览奏章、起草上谕的大权，深得光绪的信任。光绪即于９月１１日发下上谕：“电寄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⑧
　　注　释：
　　①《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两面派的手法（2）
②同①。又《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③《袁世凯致徐世昌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
　　④《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４册，页１５９。
　　⑤同④，页１６０。
　　⑥徐致靖：《密保练兵大员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３３８。
　　⑦同④，页１６０。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页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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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维新派（1）
９月１４日，袁世凯遵旨入京。１６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他，详细询问了新建陆军的情况。袁一一回答。当问及变法时，袁表示：国政腐败，必须积极推行变法，方能有转机。光绪“见袁极力赞扬新政，遂大信之，以为得一有力之助矣”，当天破格提拔袁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宜。次日，袁入宫谢恩，光绪又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①暗示以后不必受荣禄节制。袁“极输诚悃”，连磕响头。
　　袁世凯对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本来知情，入京以后，更为了然。他仍采用两面派的手法应付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