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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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人指责袁“擅启边衅”，对他不表信任。⑧李鸿章为了应付日本，一面电告袁“勿遽与倭人开衅”；⑨一面奏派吴大澄、续昌前往朝鲜查办。１８８５年１月１日吴等抵达汉城，命令袁率队回营，不得妄动，听候查办。
　　

镇压“开化”派（2）
袁世凯镇压开化派，本想邀功请赏，没想到得罪日本，反招致各方面的指责，成为“众矢之的”，不仅升官成了泡影，连现在的位子都有倾覆的危险。在不如意的环境中，他最感气恼的是吃吴兆有一“大亏”。⑩吴长庆离开朝鲜以前，他已蔑视这个提拔他的恩人，而通过其堂叔袁保龄，迳自攀援李鸿章，“扶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吴长庆离开朝鲜后，他更加“妄自尊大”，“陵蔑一切”，“一切更革，露才扬己”，颇令吴长庆难堪。紒紜矠以致张謇写信痛斥了他一顿。至于吴兆有、张光前辈自然更不在其眼中。他极力排挤吴、张二人，企图把庆军全部压到自己手中。此次举兵，几乎由他一人主动，吴兆有等虽也联衔参与其事，不过挂名而已。现在惹来“查办”的麻烦，自然将所有责任都加在他身上，并乘机揭发他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等劣迹。李鸿章乃命令吴兆有，责令袁“照数认赔”。紒紝矠
　　在“内外夹攻”的处境中，袁世凯施展以屈求伸的策略，托故母病，请假获准，于１月３１日离开朝鲜回国。此后便到陈州“隐居”。紒紞矠袁保龄对他摆脱困境，极为赞赏，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紒紟矠
　　１８８５年２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提出中日从朝鲜撤兵和惩办袁世凯等无理要求。经过多次会议，双方达成协议，规定中日军队四个月内同时自朝鲜撤退，将来如再出兵，彼此先行知照。李鸿章为保留清政府往朝鲜的派兵权，不惜也给了日本同样的权利，等于把朝鲜置于两国的共同保护之下，这就成为甲午战争的伏机。关于惩办袁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的折衷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紒紡矠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风浪总算躲过去了。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紒紣矠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紒紤矠
　　李鸿章的“行文戒饬”仅是官样文章，所以不到半年，袁世凯又被起用，而且身价更高了。
　　注　释：
　　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４９，页３４。
　　②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通史》１９７５年版，下卷，页７５。
　　③《朝鲜档》，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转引自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页５７。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３，页４１—５３；卷６，页４８。
　　⑤李清源：《朝鲜近代史》，三联书店１９５５年版，页６３。
　　⑥《清季外交史料》卷５０，页３１—３３。
　　⑦《伊藤博文传》中卷，页３９５、４００。
　　⑧《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５，页１８。
　　⑨同⑧，卷５，页２５。
　　⑩《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３。
　　紒紜矠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录，卷１１，页１—５。《啬翁自订年谱》，卷上，页２５。
　　紒紝矠《袁氏家书》卷７，页１３。
　　紒紞矠同④，卷３，页３３、３９。
　　紒紟矠同④，卷３，页５７。
　　紒紡矠同⑧，卷７，页２２—３５。
　　紒紣矠同⑩，卷６，页１３。
　　紒紤矠同④，卷４。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1）
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所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杜俄人之窥伺”。①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腐败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偷安一时的主观企图。在列强的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１８８５年７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Ｋａｒｌ　Ｗｅｂｅｒ）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一、送大院君回国；二、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②
　　李鸿章释放大院君回朝鲜，想利用他的威望及国王生父的关系，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的结果，选中袁世凯。袁世凯返回原籍后，与朝鲜官吏金允植等人仍有书信来往。③袁保龄当时在旅顺口办理海防，经常往来于天津和旅顺，仍然充当他与李鸿章之间的桥梁。李的亲信僚属如张佩纶、周馥、章晴笙等，都与袁保龄有很深的交情。因此，不断有人在李鸿章面前称赞袁世凯的“才智”，使其更为李所常识，认为是“后起之秀”。④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起初，袁为提高身价，托病不出。但当他得悉此事办妥，李拟保荐他为驻朝鲜商务委员时，便立即启程北上。一到天津，李就接见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要求带兵前往。李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⑤李对袁的器重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袁保龄不愿袁世凯再去朝鲜冒险，而希望他加入新建的北洋海军。１８８５年８月他致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不甚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⑥袁世凯功名心切，听不进堂叔的劝告。９月２７日，他护送大院君从天津出发，１０月５日抵汉城；谒朝鲜国王，面陈一切。大院君回国并没有达到李鸿章预期的效果，徒然引起闵妃集团的惶惑和愤懑。闵妃集团不但铲除了大院君的左右，并以国王名义传谕文武百官，严禁与之往来或私通信件。袁世凯虽然多方调解，也无法缓和矛盾，只得“授应秘计三件”之后，⑦于１５日离开朝鲜回国。
　　袁世凯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即谕令陈树棠辞职，并奏请委派袁接办，吹捧袁说：“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⑧李不希望袁接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企图通过袁加强对朝鲜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提高袁的权限，他说“袁世凯足智多谋”，“两次戡定朝乱，厥功甚伟”，“兹令出使属邦，尤须隆其位望，使之稍有威风，藉资坐镇”，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在头衔上加上“交涉”两字，“略示预闻外交之意”。⑨１０月３０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⑩
　　李鸿章的超拔，使袁世凯感激涕零，立即上书表示仰赖之心。他说“卑府才力驽下，深惧弗克胜任，惟有仰赖声威，敬谨从事，以期不负委任至意。”紒紜矠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骤，任太隆”，上书李鸿章表示：“两世受恩，一门戴德”。紒紝矠同时，指示袁世凯说，此后对“内意帅意（指清廷和李鸿章）均在用心察看，但有几件事办顺手，则令闻日彰，声望渐起矣”。又告诫说：“临事要忠诚，勿任权术，接物要谦和，勿露高兴，庶几可寡尤侮。”紒紞矠
　　１１月１３日，袁世凯赴朝鲜上任。在汉城成立公署，其随员有西文翻译唐绍仪（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详见第三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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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交涉通商大臣（2）
袁世凯一向主张加强对朝鲜政府的控制，在１８８４年镇压开化派以后，就曾发出“设立监国”的狂议。现在，李鸿章赋予他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权力，又写了一封信给朝鲜国王荐举他说：“以后贵国的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紒紟矠袁认为实现他宿愿的时机已到，遂以“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名义，极力推行李鸿章制定的政策，而且，遇事断然措置，行险侥幸。李鸿章虽然看出他年少“不甚耐事，措词过为危激”，但有时也不得不被他所左右。紒紡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袁既是对朝鲜政策的推行者，又是制定者。
　　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强化封建的“宗藩关系”。他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脱离这个中心。到任之初，他故意显示其特殊地位，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且遇事直入王宫，骄横专断，盛气凌人，处处以“上国”办事大臣自居。比较重要的事情，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朝鲜国王很难实行，俨然成了太上皇。
　　１８８７年８月，朝鲜国王决定派朴定阳出使美国，沈相学（后改派赵臣熙）出使英、德、法、俄、意五国。袁世凯认为派使出国有损“宗主国”体面，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先提出必须报请清政府批准再派，后又加上种种限制条件。朝鲜国王不顾袁的阻挠，断然派朴定阳出国。这对于以“宗主国”代表自居的袁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时，派赴欧洲五国的使臣赵臣熙乃滞留香港，观望形势。袁主张严办朴定阳，则赵必“畏罪”中止。后来，朴定阳返国，袁胁迫朝鲜国王惩办，僵持一年多。最后，朝鲜国王为敷衍袁，只得将朴免职（不久又起用），派使赴欧洲的事也未实现。
　　此外，对闵妃集团与大院君之间的倾轧，袁世凯表面上居间调停，暗中却支持大院君。他笼络国王身边的侍臣，结交宦官，探听“宫中一切动静”，紒紣矠甚至企图废黜国王，另立新君，以大院君摄政。他的废立计划虽未实现，但影响颇大，从此闵妃集团与他的关系更加恶化。闵妃反过来进行驱逐他的活动。国王多次要求清政府撤换他，另“选一公正明识者”。紒紤矠当时，日本、美国以及俄国正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以便趁机扩大它们的侵略权益，闵妃集团的反袁活动，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袁世凯有李鸿章撑腰，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李认为他“处群疑众谤之地”，“西人勾连讪谤在所不免”。紒紥矠在光绪十八年《奏保袁世凯片》中，又说他“先正藩属之名，以防其僭越，复筹外交之法，以杜其侵欺，凡体制所系，利害所关，或先事豫筹，或当机立应，或事后补救，无不洞中窍要”。紒紦矠真是揄扬备至。
　　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不仅有李鸿章撑腰，还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当时，英、俄矛盾日趋尖锐，在朝鲜问题上也反映出来。沙俄于１８８４年和１８８８年强迫朝鲜政府签订水路和陆路通商条约，大肆伸张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势力，又不断派军舰侵入朝鲜东北海岸，企图染指永兴湾。英国恐沙俄夺取朝鲜，危及它在远东的利益，遂极力怂恿清政府维持其“宗主”地位，借以抵制沙俄。为了表示尊重中国的“宗主权”，英国仅派总领事驻汉城，直接由驻北京公使领导。英国历任驻朝鲜总领事，贝德禄（Ｅ．Ｃ．Ｂａｂｅｒ）、禧在明（Ｗ．Ｃ．Ｈｉｌｌｉｅｎ）、倭尔特（Ｔ．Ｗａｔｔｅｒｓ）等，对袁的言行都非常欣赏，而且极尽怂恿之能事。当时，朱尔典（Ｊ．Ｎ．Ｊｏｒｄａｎ１８５２—１９２５）在英国驻朝鲜领事馆任职，与袁的关系极为密切。１９１５年袁称帝时，朱说他与袁有三十年的交谊，渊源于此。袁对于英国的“友好”态度，心领神会，因此更加得意忘形，肆无忌惮。
　　袁世凯对于世界大势、国际关系，一无所知，只知顽固坚持封建的“宗藩关系”，一味醉心于权谋诈术，并自信依靠他的技术，足以控制形势，完全没有估计到朝鲜局势的变化。１８９３年２月，他向李鸿章报告说：“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嘱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秉夏等均善。骏等迭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均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紓紛矠实际上，这是国王在他的高压下假意敷衍，其驱逐袁的愿望确在日增月长。同时，袁也低估了列强对朝鲜的侵略意图，他说：“美人意仅自守，素无远略。英、法、德则意实无他。倭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遽败和局。俄人铁路未竣，专虑西陲，觊觎之念尚隐未发。”紓紜矠到１８９４年春，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紓紝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乘机煽动战争，“征韩论”甚嚣尘上时，袁世凯还向李鸿章报告说：“详审在韩倭人情形及近日韩、倭往来各节，并倭国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紓紞矠
　　

总理交涉通商大臣（3）
其实，这时资本主义列强已先后向帝国主义转化，日、俄、美、英等国都在觊觎着朝鲜的权益，斗争非常激烈。以日本来说，它为抑制沙俄侵朝，虽然也曾一度标榜中、日“合作”，但“大陆政策”毫无改变，仅是外交策略上稍有不同。而且，由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更加刺激了垄断朝鲜市场和变朝鲜为殖民地的欲望。为此，它不仅在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国际上也得到美国的支持。所以，一待东学道起义扩大，日本就决定出兵。乌云笼罩的朝鲜半岛，顿时狂风暴雨大作。
　　注　释：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６，页１４—１７。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８，页２２；卷９，页１３。
　　③金允植：《云养集》卷１１，页２８。
　　④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卷４，页２４、３１。张佩纶：《涧于集》书牍，卷６，页１０。
　　⑤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１９１３年版，卷１，页１８。
　　⑥《袁氏家书》，卷６，页１７。
　　⑦同②，卷９，页５。
　　⑧同②，卷９，页１３。
　　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９，页５７—５９。又同⑧。
　　⑩《袁世凯履历单》，光绪二十四年，故宫档案。
　　紒紜矠《袁世凯致总署函》，光绪十一年十月二日。
　　紒紝矠同④，卷８，页２３。
　　紒紞矠同⑥，卷６，页２０。
　　紒紟矠同⑨，卷１８，页５—６。
　　紒紡矠《袁保龄致袁世凯书》，光绪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原件，北京图书馆藏。
　　紒紣矠《李鸿章致总署函》，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紒紤矠同⑨，卷１９，页５３。
　　紒紥矠同紒紡矠，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七日。
　　紒紦矠同⑨，奏稿，卷７４，页４６。
　　紓紛矠同②，卷１２，页１３—１４。
　　紓紜矠同⑨，电稿，卷１５，页２６。
　　紓紝矠１８９４年３月，金玉均从日本抵达上海公共租界。朝鲜政府派遣刺客把他刺杀。清政府把刺客及金尸一起送交朝鲜政府。
　　紓紞矠同②，卷１３，页３。
　　

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1）
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几年，正是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当时流传着一首凄惨悲凉的民谣：“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可见政治腐败、人民怨恨的情形。为反抗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压迫，朝鲜人民不断掀起武装斗争，到１８９４年，终于汇合为声势浩大的东学道起义。
　　东学道是以农民为主的秘密宗教团体，他们反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西学”，反对封建统治者。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道徒迅速增多，遍及全国各地，而以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１８９３年４月，道首崔时亨举起“斥夷讨日”的旗帜，①在忠清道报恩县聚集道徒数万人，准备进攻汉城。外国侵略者“均大恐”，“日本人尤惊扰”。②朝鲜国王“仓皇失措”，③赶忙派遣朴纯斋要求袁世凯帮助镇压起义。袁世凯诬蔑东学道为“教匪”、“邪教”，④他大言不惭地说：“邪教乌合，料必自散，倘突聚乱，不及调兵，王可选付凯韩兵千名，以凯处华捕差丁分领，由凯亲率截剿，足可殄灭。”他极力怂恿朝鲜政府先派兵镇压。并献策说：“乱党人多食少，宜先绝其粮道，自然解散。”⑤朝鲜政府听从了这个意见，派鱼允中为宣抚使，领京兵南下，隔断起义军粮道，用“剿抚兼施”的办法来阻止起义。起义者以人多粮少，粮道又为官兵所断，便暂时散去。
　　次年春，因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贪婪横暴，诛求无已，东学道首领全准领导道徒和农民数千人，袭击郡府，赶跑赵秉甲，打开仓库，取出所存贡米数百石，散给贫民，提出“逐倭灭洋”、“尽灭权贵”的反帝反封建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义军攻占泰仁、扶安、金沟等地，屡次打败官军。应朝鲜政府请求，袁世凯于５月调北洋军舰平远号和汉阳号轮船帮助官军运兵，又派其亲兵徐邦杰、丁得鹏带领十余人到全州，充当军官顾问，“并探报军情”。⑥官军再次发动反攻，结果又被打得落花流水。起义军乘胜攻占全州，一时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战争的风暴中。
　　朝鲜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要求清政府出兵“代戡”。袁世凯本来认为东学道是“乌合之众”，不足构成威胁，现在见局势严重，又想借以提高清政府的“威望”，为个人猎取权势，便积极主张派兵入朝镇压起义军。他向李鸿章建议说：“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因此，他认为出兵“代戡”，“自为必不可却之举”；并断定日本“如多事，似不过借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而已。⑦
　　其实，日本的政策根本不如袁世凯想的那样简单。当东学道起义以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等都认为这是吞并朝鲜的机会。他们一面鼓动浪人组织“天佑侠团”，混入东学道，企图操纵起义队伍；一面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以制造战争借口。⑧日本驻朝鲜代理公使杉村原根据政府指示，６月１日派该馆书记生郑永邦访袁，刺探清政府的态度，说“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⑨袁世凯竟向他透露了清政府准备派兵的内情。⑩次日，杉村又亲自访袁，虚伪地表示“盼华速代戡”，并说“韩送文请告知，以慰盼念，傥久不平，殊可虑。”紒紜矠袁轻率地信以为真，６月３日据此电告李鸿章说：“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紒紝矠李本来对派兵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完全赞同，但怕引起日本乘机入侵，犹豫不决。袁的这个错误判断，加强了李派兵的决心。
　　６月４日，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求“速为代戡”的电报，紒紞矠立即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带淮练军一千五百名，驰往朝鲜。另派丁汝昌调济远、扬威三舰，驶赴仁川掩护。同时遵照《天津条约》，照会日本外务省。
　　日本政府于５月底已秘密进行战争动员。６月初，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了向朝鲜派兵的命令。接到中国出兵的照会后，立刻命令先遣部队火速出动。６月９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不顾朝鲜政府的抗议，率领“护卫队”八百人，进入汉城。海军陆战队数千人也陆续在仁川登陆。朝鲜半岛的形势遂急遽恶化。紒紟矠
　　李鸿章和袁世凯原意仅在帮助朝鲜政府镇压东学道，毫无对日本作战的思想准备。袁见日军来势汹汹，情况不妙，大为惊愕，急忙电告李鸿章说：“大鸟来汉，必有挟议。”紒紡矠同时，他拜访西方列强驻汉城公使，要求从中调停；并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方案。为避免战争，他多次恳求大鸟谈判，均被拒绝。后来，大鸟忽然改变态度，愿意谈判撤兵。经多次会谈，１７日达成两国同时撤兵的协议，即各电本国请示。李鸿章接袁电后，复电完全赞同，并命令原定计划增派部队停止出发，又电令叶志超“速调所部回牙山，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商轮往接”。紒紣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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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临阵脱逃（2）
但是日本政府派大鸟与袁谈判，不过是虚与委蛇，争取时间，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在外交上作出安排，以避免发动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不仅命令日兵“决不撤退”，而且“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紒紤矠妄图变朝鲜为其保护国。此后，还训令大鸟在回避战争责任的情况下，“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紒紥矠意即制造借口，挑起中日战争。
　　袁世凯对日本提出“改革案”的居心，是有所了解的。为了向日本表示自己的“诚心”，他“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的老臣”，紒紦矠进行所谓的“改革”。幻想用让步办法使侵略者放弃战争行动。闵妃集团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即向李鸿章请示，要求发动政变，推翻闵妃集团统治，扶植大院君上台。李没敢接受这个阴谋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即使实行，也不可能改变朝鲜局势，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产生更不利于中、朝两国的后果。
　　当袁世凯“苦劝”闵妃集团“改革内政”的时候，日本侵略军源源开到朝鲜，达八千多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紓紛矠面对已经出现的战争危机，袁世凯曾连发数电向李鸿章告急，说“日决无和意，我应妥密筹”，并要求调动海陆军入朝，对日“示以声威”。他认为“华若一振，日必自衰”。但李坚持外交重于军事的原则，不肯增派援军，一味依赖俄、英等国的“调停”，尤致力于“联俄制日”。当时，沙俄打着“调停”的幌子，企图从中渔利。清政府中的主战派，已经看出沙俄居心叵测，多次告诫李鸿章“沉几审察，勿致堕其术中”。紓紜矠但李鸿章执迷不悟，坚信联俄有望。
　　袁世凯一向唯李鸿章马首是瞻，自然继续推行他的妥协路线。当日本逼迫朝鲜政府承认日本提出的所谓“改革案”时，曾以“监国大臣”自命的袁世凯，公然表示“不强干预”，紓紝矠更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使日本很顺利地控制了朝鲜政府。袁培植的亲清政府势力顷刻瓦解。
　　深感孤立无援的袁世凯，胆怯怕死，极想逃走了事。６月２９日，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甚辱，凯在此甚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绍仪）守看管探事。”又说：“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例，兵押凯出，果尔甚辱。只可照万国使例，送文知照韩，回国禀商，请兵伐韩。”紓紞矠李鸿章仍把希望寄托在沙俄的“调停”上，他电告袁说：“俄廷叠谕该使调停，必有收场。略忍耐，必有区处。”并诫勉袁：“要坚贞，勿怯退。”紓紟矠但袁不顾一切，决心挣脱险境，于李令其“不得轻动”的同一天，又上一电，极力渲染个人窘境。到７月１５日，袁托辞患病，竟躺倒不干，将政务交给唐绍仪，并向李鸿章哀求道：“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可办公，今均逃。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紓紡矠
　　袁世凯摇尾乞怜，以病为请，以死相挟，打动了李鸿章。１７日，袁奉令回国，易装悄然离开汉城，搭平远舰返回天津，从此结束了在朝鲜的生涯。袁世凯个人获得了“拯救”；但中国和朝鲜的危机局势，毫无改变。２５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无故袭击中国军舰和高号运兵船。高号上一千多官兵誓不投降，用手中的轻武器英勇抵抗。最后，船被击沉，官兵大部壮烈牺牲，表现了中国人不畏侵略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７月２１日，袁世凯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情况，并撰写了一篇意见书，极力附和李的主张，大肆宣扬失败主义。他说日军已占优势，中国根本不能取胜，只有退守鸭绿江边，把朝鲜丢给日本占领。紓紣矠李鸿章决定让他仍以“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的名义，赶赴粮饷武器。袁不愿再干营务处的差使，而要调任他职。李严令即回本任。袁极感恐慌，曾托其堂弟袁世勋（袁保恒之子）找军机大臣翁同、李鸿藻设法。翁、李和袁保恒都有交情。李鸿藻遂奏请让袁世凯统率一军赴前敌。但是，李鸿章坚持己见，袁只得遵命。
　　８月１日，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
　　９月９日，袁世凯出山海关，当他抵达沈阳时，日本侵略军已渡鸭绿江，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淮军纷纷溃退。他借口在新民厅购粮，踌躇不前，企图坐观形势变化。经李鸿章一再电催，始至九连城前线转运站。１０月初，日军陷安东，他退至凤凰城，又转辽阳。九连城失守（１５日）后，他押运三千箱军火撤至新民厅。他随军东逃西跑，失败主义情绪更重，在寄给其弟袁世彤的信中叙述甚详，他说：“平壤溃后，兵无战志，续来兵太零星，徒送死，直无办法。郁人（周馥）及容（袁）跟人蹭跑，无谓之至，然亦不敢启齿请归。时在路上过日，惟有自笑而已，天也！命也！痛愤亦无可说……京堂之上国束手为小丑所困，讵非天乎？然亦由谋之不减，平时不能绸缪也。新民距关六百数十里，然亦未可常居，似将退锦州，则再退津销差矣。”紓紤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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