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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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巨款，都是从全国各阶层人民身上榨取来的。
　　如中国历史上暴戾贪狠的专制帝王一样，袁世凯毫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却挖空心思地横征暴敛。在他的统治下，除照收前清的苛捐杂税外，又接连发布各项新税则，如印花税法、验契条例、贩卖烟酒特许牌照条例、所得税条例等。１９１４年春，他公布“规复旧税文”，命令“将旧税速速恢复，新税一一进行”；还告诫各省官吏，务必“实力奉行”，“不可沽名钓誉，亦不可畏难苟安”。②当年开办验契税，规定“无论卖契典契，每张缴纳查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③并预计一年之内搜刮二千万元。１９１４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田赋收入，打算从１９１５年，每年田赋增收三千万元。同时，在广东等地实行鸦片专卖，刮得二千多万元。此外又通过加征货税、发行公债和强取“爱国储金”等，无情地刮取民脂民膏。“浩劫空前，人心思乱”。广大人民不能再沉默了，于是纷纷奋起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袁世凯在其筹备帝制之时，已经播下了他失败的种子。
　　从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６年夏，全国各地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自验契税公布后，各地人民多拒绝呈验，到１９１４年７月规定截止之期，“各省报解者尚属寥寥”。袁世凯不得不一再批准延期，并多次严令各地县知事加紧征收，他说：“各省验契为目前筹款大宗，并为人民确定之权利……征收不力，殊属有亏职务。”④而且处分了一批征收不力的县知事。在他的督催下，各地县知事便“大张旗鼓，派差勒收”，以致逼死人命，激起人民猛烈的抵抗。在山东乐安和栖霞、直隶临榆、山西盂县、甘肃庆阳和宁县、河南洛宁等县先后都发生农民聚众抗验契的斗争，甚至焚毁县衙，杀死知县。
　　各地反对清丈地亩的斗争，比抗验契税更为激烈。东北三省几乎“无县无之”，⑤奉天省海龙、东丰和西安等县规模最大。海龙县农民数千人入城，包围县署，迫使县知事停止清丈。山东肥城数千农民进城，“将县署及四乡清丈局四处焚毁”。⑥这些反抗斗争尽管是自发的、分散的，但却是有力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如直隶易县农民结成“山北社”，捣毁“清丈事务所”，涞水、涿县、房山、固安等县农民群起响应。袁氏闻讯，急忙于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４日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田亩各事宜，暂行停止”，各省也“一律从缓办理”。⑦
　　１９１３年前后，袁世凯曾把民生凋敝归咎于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捣乱”“破坏”，并向城市资产阶级许愿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一般群众一时也把袁政府视为自己的保护者。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正常地经营工商业，所需要对付的敌人已经不是袁所说的“乱党”，而是耀武扬威的北洋军阀、敲骨吸髓的税吏和作恶多端的密探警察，他们“以新税之复杂繁苛，奔走诉其哀怨”。⑧对帝制更公开表示不满。袁世凯虽然能用力压迫各地商会上书劝进，然而，除天津、北京与北洋财团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大资本家（像以经营瑞蚨祥和织造洪宪龙袍而著名的山东孟家财团等）以外，他并未能得到资产阶级的真心支持，尤其是江浙和广东的资产阶级以及绝大多数海外侨商，几乎都抱反对态度。据《申报》载：“沪上各报，对于此次改革国体”，大都“热骂冷讥”。⑨广肇公所（上海粤商组织）和安徽商会公开拒绝上书劝进。
　　１９１６年初，当袁政府把各地商民存入交通银行的“爱国储金”挪作帝制经费时，“商民群起反对，咸主解散机关，退还储款”。同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商会纷纷通电，反对江苏货税加征二成。１９１６年１月４日上海和苏州商会致政事堂的电报抗议说：“旧税未除，新税叠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况入秋以来，谣诼繁兴，危象叠见……已有文官加秩，武官加爵，商民加税之谣。”⑩同年３月，袁世凯政府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遂发行洪宪六厘公债二千万元，因商民拒绝认购，仅得七百万元；而在１９１４年８月发行公债二千四百万元时，认购很快超过原额一百四十余万元。由此可见袁政府推行帝制的，失去了商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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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2）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反帝制的先锋，是当时人民的代言人。他们最先揭露袁氏称帝的野心。“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等人没有向腐恶的封建势力屈服，始终坚持建立民国的政治信念，并决心以从前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精神，反对袁的独裁统治。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于１９１４年７月在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以黄兴为首的一部分人，不同意党章中的若干细节规定，拒绝加入，而以“欧事研究会”的名义进行活动，形成国民党的另一派别。孙中山与黄兴的意见分歧，削弱了反袁力量，使袁认为有机可乘。１９１５年１０月驻日本横滨的一个坐探密报梁士诒说：“帝制可进行，孙、黄分家。”紒紜矠梁转呈袁世凯，袁大为高兴，遂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实际上，革命民主派内部虽有意见分歧，但反对帝制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都重视武装讨袁。
　　孙中山于１９１５年夏就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并不断派遣党员潜往上海、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湖南、辽宁、陕西等地，联络军队，先后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由于孙中山没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提出符合农民切身利益的口号，更没能在行动上和农民的反抗斗争建立真正的联系，所以武装起义的规模很小，都没有能取得胜利。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在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５日发动的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当时，袁氏正得意地制造民意，革命党人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并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计划占领上海。在北洋军的围攻下，起义很快遭到失败。然而，这次起义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制的决心，对袁氏制造民意的阴谋活动是一次有力的揭露和冲击。
　　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是决定袁世凯败亡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这种不断高涨的反抗怒潮，迅速地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到恢复帝制是徒劳的，从而分化出反对派来。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都对袁世凯推行帝制感到焦虑不安。早在１９１４年底梁启超就已辞掉币制局总裁，不欲再“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次年初更进一步发牢骚说：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无复余”。“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紒紝矠４月末，他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氏悬崖勒马。他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还说：“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并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紒紞矠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梁终于对袁氏完全失望了，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为了掌握袁垮台以后的局面，他毅然决定反袁，而且决心争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他在给同党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紒紟矠
　　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紒紡矠他的文章道出了官场上人们朦胧感到还不能说透或不敢说的话，因此发表后风传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紒紣矠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递上辞呈。###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词有病，坚决辞副总统，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虽然袁世凯极力挽留他们，终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进步党人所察觉到的危机，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样有所觉察。并且，他们还怀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忧愤，即认为北洋的天下是他们帮袁世凯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继袁秉政，而实行帝制以后，则只能匍伏称臣，不仅向袁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所最不甘心的。袁早已看破了他们的内心，表面上虽说称帝是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防止“乱党”争总统；骨子里却是为预防这些以“功臣自居”的上将篡权夺位。因为从１９１３年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就认为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威胁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乱党”，而是握有兵权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并且认为只有有了君臣的身份才能抑制自己部下的野心。所以，他不仅不把做皇帝的心事向他们透露，而且尽打官腔，耍手段，甚至派侦探监视他们的行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本来就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袁推行帝制大大加剧了这种矛盾，以致再也无法掩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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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3）
１９１５年５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气之下，于８月２９日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而让王士珍正式接任，还虚情假意地说：为的是让他安心疗养，“以节勤劳”。紒紤矠冯国璋于６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一句真话，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此引起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甚为虑”，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冯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袁仍放心不下，于１２月１８日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紒紥矠当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世昌态度暖昧，“模棱两可”。袁乃宽曾要求这位“相国”领衔上书劝进，“相国尤不以为然”。紒紦矠之后，他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紓紛矠但是，当他见帝制遭到各方面反对而断定会失败时，便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不批准。后来他恳切地向袁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紓紜矠袁终于被说动，于１０月２６日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张一婉言谏阻帝制，袁乃将他调离机要局，而改任为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紓紝矠
　　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社会基础。表面看去，由于闹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实际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北洋集团和立宪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却把他视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连一些追随他的人也心怀疑惧，暗中担忧，认为他不仅“已自踞于火炉之上”，更将他们也“一一牵入猛火地狱中”。紓紞矠袁世凯的周围只剩下一小撮舐痈吮痔之徒，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袁世凯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决心蛮干到底，主观地认为社会动荡“无关大局”。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他还得意地对朱尔典说：“内乱不可决其无，至于放炸弹谋暗杀等事于共和时代既无时无之，则君主立宪想亦势所不免，然无关大局。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对外可以放心。”紓紟矠
　　袁世凯之所以感到有恃无恐，正如他对朱尔典所说，主要是由于各省将军和师旅长对他表示效忠。而且对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布置：如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于控制西南各省极为重要。１９１５年２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陈宦（１８７０—１９３９），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练新军，并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对于消灭同盟会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势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宠信。他抵成都后，袁立即又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紓紡矠同时，又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另外，袁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和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又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早已驻扎南昌的第六师，这样在长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慑力量。这就是袁自信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据。
　　然而，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梁启超不仅仅看到了武力的对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同时，他又受到北洋集团上层动荡的鼓舞，遂决心用武力推翻袁的统治。他和他的学生蔡锷秘密策划在云南省发动反袁。
　　蔡锷（１８８２—１９１６），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梁启超在该堂担任总教习。他是梁的得意门生。后来，应梁函约赴日本留学。１９０３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广西创练新军。嗣后，经云贵总督李经羲调至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辛亥领导云南起义，被推举为都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以后，便调他到北京担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兼经界局督办，而提拔他的部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当酝酿帝制“讨论国体”时，蔡锷表面上曾上书劝进，暗中却与梁启超策划反袁。他的秘密活动很快被袁察觉，从此受到警探的严密监视，其住宅也被搜查。１１月初，他以治病为名去天津。在天津与梁启超秘密策划后，设计摆脱了警探的跟踪，绕道日本，于１２月２１日偕同戴戡等人到达昆明。
　　

反帝制怒潮高涨及护国战争爆发（4）
云南地方军政要人多是蔡锷的老部下。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民主思想比较浓厚。自筹安会成立后，中级军官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等“愤慨异常，屡进言于蓂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紓紣矠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也看中云南是理想的讨袁基地，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在军队中鼓动。所以云南的反袁局面早已有一触即发之势。蔡锷到达后，又带来了各地都准备响应的消息，人心更为振奋。各派力量迅速联合起来，形成反袁的统一战线，于１２月２３日用云南将军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向袁发出通牒式的电报，要求取消帝制，立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并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答复。
　　起义者自然意料到袁世凯不会给予满意的回答，便于２５日通电各省，庄严宣布云南省独立讨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例，成立云南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并次第建立护国军三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这是护国军的主力，共三千余人。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计划经广西，攻击湘赣。第三军为预备队，唐继尧兼任总司令。１９１６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校场誓师，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氏“背食誓言”，“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这一天昆明各界人民结队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群众踊跃捐款支援护国军，报名参军者络绎不绝，几天内就达五六千人。护国战争的领导权虽然在进步党人手中，但是，这个战争客观上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是正义的，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
　　注　释：
　　①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页３３２。
　　②徐有朋：《袁大总统书牍汇编》，１９２６年第１５版，卷２，页８５。
　　③《北洋政府法令全书》第十类。
　　④《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⑤《盛京时报》，１９１６年４月１６日。
　　⑥《东方杂志》，卷１３，第５号。
　　⑦同⑥，第７号。
　　⑧《张謇致梁士诒函》（原件），１９１６年４月２０日，上海图书馆藏。
　　⑨《申报》，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２日。
　　⑩《上海总商会致政事堂、财政部、农商部电》（原件），１９１６年１月４日。见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紒紜矠《横滨中所领事江洪杰呈梁士诒密报》，见《梁士诒友朋书札》（原件）。
　　紒紝矠梁启超：《大中华杂志》发刊词，１９１５年１月。
　　紒紞矠《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下册，页４５３、４５４。
　　紒紟矠《梁启超致籍亮侪、陈幼苏、熊铁崖、刘希陶书》，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１９３２年版，专集第９册，页２８。
　　紒紡矠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见同紒紟矠，页１４３。
　　紒紣矠当帝制发动之初，林长民为参政院秘书长，其父侨居上海患病，林至总统府请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诸珍之属约值二三千金，俾为老人颐养。林至沪不二旬，乃翁病殁，循例发讣，并撰哀启，以告于袁，袁赙赠银三千元。长民治丧毕，入都销假，至新华宫稽颡致谢。袁氏扶起慰藉，背诵林氏哀启，自始至末，随诵随流涕，一语不遗。长民惶悚，伏地叩颡不已。袁氏复拭泪扶而送之。长民自此于参政院惟袁氏之颐指是使矣。林氏尝密语人曰：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见《人文》月刊第８卷，第１期，《袁世凯与林长民》）
　　紒紤矠《政府公报》，１９１５年８月３０日。
　　紒紥矠《蒋雁行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紒紦矠《恽宝惠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７日，见同紒紥矠。
　　紓紛矠沃丘仲子：《徐世昌》，１９１８年版，页２７。
　　紓紜矠徐一士：《谈笔世昌》，《越风》第４期，１９３６年１月。
　　紓紝矠张一：《心太平室集》，附录，页７。
　　紓紞矠同①，页２９５。
　　紓紟矠《袁世凯与朱尔典密谈记录》，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参见本章第二节注释紓紝矠）
　　紓紡矠季自求：《入蜀日记》。
　　紓紣矠《蔡锷致梁启超函》，１９１６年１月５日，见《松坡军中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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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梦的破灭（1）
袁世凯在准备登极的日子里，已经知道自己面临着一种新的危险：从云南、广东及其他省份不断传来人们反对帝制的消息。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１８日，他接到蔡锷、李烈钧等抵达云南及“滇军异动”的密报。为了分化云南内部，他立即电令唐继尧逮捕进入云南的“乱党”，并授予他就地处决的全权。正当他惶惑不安地期待着云南的消息时，平地一声惊雷，２３日传来了护国军起义的电报，这使他一时慌乱无计，以致在２５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竟然抱怨说：“余本不主张（帝制），尔等逼余为之。”①然而，他很快就克制住自己的惊谎情绪。辛亥革命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使他自信北洋军能够扑灭起义。于是，他毫不迟疑地部署了对云南的军事征讨。２６日，他密令驻扎岳阳的第三师师长曹锟备战，稍后又密令第七师师长张敬尧（驻南苑）和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驻保定）准备统兵南下。
　　与此同时，他一面找到蔡锷的老上司李经羲和进步党人熊希龄，妄图通过他们进行调解；一面请求朱尔典致电英国驻昆明领事，拉拢唐继尧。②
　　在这些阴谋诡计一一失败后，袁世凯乃于１２月２９日公开以“民意”的名义###起义者。他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示，各省投票之时，概听人民自由，并无丝毫强制……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移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之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同时，他宣布蔡锷、唐继尧等有“构中外之恶感”、“背国民公意”和“诬蔑元首”三大“罪状”，褫夺其官职爵位，勒令“听候查办”。③同一天，令滇军第一师师长张子贞加将军衔，暂代督理云南军务。第二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叫他们逮捕蔡、唐，押解北京治罪。张、刘都是唐继尧的部下，这种不高明的离间手法，被人们一眼看破，也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军事准备工作就绪以后，袁世凯于１月５日发布明令，派曹锟督率各军进攻云南，并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同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
　　进攻云南的军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率。２月２６日马暴卒后，由该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继任。这一路计有第六师、第八师一旅和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等，共约二万人。该路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经贵州攻云南。袁又命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率领黔军配合北洋军行动，并发给军饷三十万元。另一路张敬尧担任司令，由湖北乘船溯长江入四川，计有第三师、第七师和第八师一旅，加上原在四川的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和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及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总计三万余人。这一路是北洋军的主力。后来，又派广惠镇守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假道广西攻云南，作为北洋军的别动队，是为第三路。由于前线告急，此后又陆续抽调倪毓所率领的安武军十五营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增援。北洋军饷足械精，久经战阵，在袁看来，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
　　但是，事实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北洋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而护国军斗志昂扬，进展迅速，战火很快扩大。在戴戡率领下，护国军一部进入贵州，黔军团长王文华响应护国军，刘显世赶走了袁派来监视他的巡按使龙建章，于１月２７日宣布贵州独立。王文华率领黔军攻入湘西，占领了晃县、洪江、麻阳、芷江等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１月２１日，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府，３１日刘存厚率领川军第二师一旅在纳溪倒戈反袁，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围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向袁告急，所发之电，都有“万急”、“万万急”字样。
　　在此时期，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日本见中国人民反帝制运动不断高涨，即训令其驻北京代理公使以帝制运动影响了列强在华的利益为借口，联合英、俄、法、美等国拟向袁政府提出警告。美国说它“不干涉别国内政”，对此表示不感兴趣。英、俄、法因欧战正激烈进行，无力兼顾远东，不得不附合它们的盟国日本。于是，日、英、俄三国公使，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联合警告袁，要他“展缓改变国体”，“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袁自恃有大隈和朱尔典的秘密支持，而把警告视为表面文章，当即让陆征祥答复说：“国体问题，完全顺从民意”，“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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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梦的破灭（2）
各国公使对陆征祥的答复颇不满意。１１月３日法国公使也追随日本提出警告。袁世凯害怕“惹起意外重大之变故”，乃指示陆于１１月１１日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恳谈”。次日意大利也加入。陆要求各公使体谅袁政府的“苦衷”，他说“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就各省已定之选举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决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但政府认为“应行筹备之事，既多且杂，非宽假时日，恐仪节难臻完美”，“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最后，他又保证：“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⑤
　　袁世凯于１２月１２日宣布实行帝制后，同盟国德、奥驻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贺，并要求晋见袁氏。袁唯恐亲近德、奥，而得罪英、日等协约国，借故拒绝。当时，俄国公使曾建议协约国家承认帝制，以免同盟国先承认，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