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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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竞，更不劳裁判。”
　　袁世凯本来计划恢复前清官吏品级制度，后来改变计划，决定按照品级办法，拟定新的文官官秩。７月２５日正式公布实行。官分九秩：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其余文官均按其资历、地位分别授予不同等级的官秩。
　　５月２４日，袁世凯公布参政院组织法。２６日任命副总统黎元洪兼院长。黎入京后，袁规定每月给他三万元的高薪，比鄂军政府时月支二十元足足增加了一千五百倍，稍后还与他结为亲家，然而却从来不允许他发挥实际作用，至此总算给他他一个具体的差事。参政共七十名，都由袁亲自选定。其中有当朝显宦周学熙、梁士诒、黎渊、施愚、王揖唐、刘若曾、陆征祥、孙多森、李士伟、严修、杨度；有立宪派、进步党名流梁启超、熊希龄、林长民、马良、严复以及蔡锷等；有实业界大资本家冯麟霈、宋炜臣、张振勋、孟继笙；有屈膝变节的革命党人孙毓筠；有“宿儒”王运、杨守敬；而大多数则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大官僚，如赵尔巽、那彦图、丁振铎、唐景崇、增韫、李经羲、宝熙、于式枚、昌、袁树勋、王树、赵惟熙、姚锡光以及瞿鸿礻几　等。正如当时报纸所说，参政院内旧官僚派“有枯木逢春之气象”。
　　当时，有些进步党人对袁世凯网罗大批前清官僚不理解，曾询问其用意，袁回答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为袁世凯的政策辩护，他说：“中国昔时之老成物望者皆联翩而出”，这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由于一些旧官僚派参政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肯进京上任，至６月８日参政院近开会之期，报到者“尚不足三分之一”，⑤不得不延至６月２０日开幕。当天，在原参议院举行开幕式，出席的参政仅四十四人，零零落落，不成样子。从开幕至当年１２月底，参政院共开大会二十多次，每次出席者都只有四、五十人。其“所议各案，都由政府交来”。其中最为重要者是梁士诒提出的“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８月１８日提案得到全院通过，即转交约###议制定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１２月２９日由袁世凯公布。新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而且只要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无须改选。总统继任人由袁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届时交大总统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各五十名组成。根据这个规定，袁氏实际上不仅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参政院成立后便宣布代行立法院职权。约###议于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８日宣布结束。至于按照新约法应该成立的立法院和国民会议，袁世凯则故意把这些“民选机构”的成立推得遥遥无期，以至终袁之世也未能成立。这样，在一个名为“民国”的国家里，便消灭了一切民主选举的痕迹，所有重要职务都改为钦定，还美其名曰：“以资简捷，而节经费”。⑥
　　１９１４年５月８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而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段祺瑞、刘冠雄、陈宦、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张士钰为副厅长。办事员轮流在处值班，一切军事要政，均由值班人员送袁世凯定夺。表面上说，这是集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是要削弱段祺瑞的军权，把军权收归袁一人掌握。原来，自北洋政府成立后，军权一直在段祺瑞把持的陆军部。段对袁氏本来奉命唯谨，但自镇压“二次革命”以后，陆军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和降黜，他往往擅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这种情况使袁感到惴惴不安，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军权旁落”的趋势。段自然一眼看破袁的用心，从此经常不到陆军部，一切事务由次长徐树铮代办，对统率办事处的会议也常常借故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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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独裁制度的确立（3）
袁世凯对段祺瑞的消极抵制不仅没有让步，相反，更增强了他进一步直接控制军权的决心。不久，他就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决定在统率办事处下另行编练模范师，派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先成立了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式的“模范团”。抽调北洋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各师中、高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每期半年，一期培训两个师的军官。第一期袁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其长子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光远和陆锦都是袁克定挑选的，所以模范团实际由袁克定一手包办。这是袁世凯有意为自己的儿子在北洋军中树威望，为“家天下”作准备。不过事与愿违，这样一来“北洋宿将个个寒心”，而以段祺瑞为甚。段祺瑞素性刚愎，对于袁世凯感恩知己，愿受驱策，不成问题，但对袁克定则毫不敷衍，对袁世凯左右之人也常以盛气凌之。袁世凯遂对段说：“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于是，段即托病请假赴西山“疗养”。１９１５年５月３１日，袁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王为人圆滑，对袁唯命是从，遇事决不肯触忌犯颜，有所坚持；又不培植私人势力，深得袁之欢心。不久，袁世凯又授意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四十万元，借此于６月２６日下令免去了他的陆军次长，派田中玉继任。这样便将段的势力从陆军部清洗出去。
　　为了从精神上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于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以海陆军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其中第一条即为“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并由统率办事处派出大批“宣讲员”，至各师传达宣讲。原来在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袁曾颁发过一个“告诫军人训条”十条，并无“忠事元首”字句，而今却公开命令官兵忠于他个人，这是他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表现。⑦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他又下令以“关（公）岳（飞）为武圣”，由全国军人供奉。并指令统率办事处拟定祭祀礼制。但是，北京从来没有关岳合祀之庙，临时新建又来不及，便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之白马关帝庙大加修饰，模范团及所有驻京军队均列队前往行礼，宣誓效忠袁世凯。
　　袁世凯不仅使中央军政机构适应其独裁统治的需要，对地方制度也大加变革。１９１４年５月间，他对地方官制草案“亲手笔削，已易数稿”，５月２３日正式公布。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裁撤各省内务、实业、教育各司，于巡按使署政务厅之下设置总务、实业、教育各科。规定巡按使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命，不许保荐。冯国璋曾因保荐巡按使，受到政事堂申斥。巡按使定期向中央报告政情，其性质仅为中央派出之视察官。又取消国税、地方税划分法，规定田赋、盐税、关税、厘金、烟酒茶及一切杂税均称国税，地方财政机关为中央财政部征税之派出所。各省一律编造预决算送中央核准。
　　６月３０日，袁世凯又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仅为统率办事处派出代管当地驻军的指挥官。这些有地盘的将军都分别冠以“武”字或“镇安”字样，如咸武将军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镇安左将军孟恩远，督理吉林军务。凡上将军都是“有特殊功勋者”，如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督理江苏军务。袁又在北京建立将军府，设将军诸名号，大都冠以“威”字。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际是用以安置无地盘无军队的闲散将领。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袁的本意是企图随时把一些自己信不过的“武”字将军变为无用武之地而徒有“威”名的将军，以加强他对地方军队的控制。
　　然而，袁世凯对地方制度的更改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除更换名称外，实际上都未能获得贯彻。因为，他的独裁统治完全建立在各省将军对他个人的依附之上；为要保持将军对他的忠心，达到一呼百诺，就不能不允许将军享有极大的特权。各地将军深知自己的祸福荣辱完全由袁的喜怒决定，只要不失宠，无论怎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不会被贬黜，至多调任他职而已。所以，他们在袁世凯面前无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而在地方上则莫不模仿袁氏自为土皇帝，专横跋扈，作威作福。巡按使照规定是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实际上大都受将军左右，将军“视民政长官如前清督抚之于布政司”。⑧正如袁世凯的秘书张一所说：自行总统制后，袁氏大讲“混括统一”，然而“省权转重”，及至“帝制萌芽”，“各省将军纷纷添募军队”，“藩镇之势已成”。⑨袁世凯死后，军阀连年混战，正是他追求专制独裁统一所必然产生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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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独裁制度的确立（4）
１９１４年袁世凯对国家机器的变革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全部精神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一切权力集中于他个人，所有机关都变成他独裁的工具。当时上海有家报纸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所谓共和，徒存虚名，易其名则帝制成矣！”。紒紛矠
　　注　释：
　　①《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５月５日。
　　②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页１８７。
　　③同②
　　④同①，１９１４年５月２７日。
　　⑤同①，１９１４年６月９日。
　　⑥同①，１９１４年５月２７日。
　　⑦《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１０册，陆海军，页１５。
　　⑧张一：《心太平室集》，补遗，页６。
　　⑨同⑧，页４。
　　紒紛矠《申报》，１９１４年４月１２日。
　　

特务警察恐怖统治（1）
袁世凯建立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广大人民起码的经济政治利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如果不靠北洋军的军事压力和特务警察的恐怖手段，他的政权就一天也不能维持。他的一切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防备人民、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和一旦人民奋起反抗时可立时扑灭起义。也正是了为适应这种封建专制政治的需要，他大搞特务警察统治；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激化，不断强化这种统治。
　　从北洋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天起，袁世凯就非常重视建立特务警察网的工作，他故意把北京的特务警察机构分为几个系统，不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迫害人民，而且也使它们互相监视。此外，他还招募了一些高级特务人才，自己直接指挥，不隶属任何特务机关，专办特殊的机密案件。
　　“京畿军政执法处”是由清末“北洋驻京营务处”于１９１２年５月改组成立的。总办先是性情残忍的陆建章，１９１４年４月由政治恶棍雷震春接任。“步军统领衙门”本来是清朝旗人控制的一个警察性质的军事机构，所辖兵士皆旗籍。步军统领主管巡捕东西南北中五营，又管京师九门门政，故又称九门提督。民国元年本拟裁撤，袁世凯认为其“足补警政所不逮”，乃托言事关旗制，遂付缓议。其后又以自己的心腹江朝宗担任统领，机构反而扩大，权力日增。“京师每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弹压，则步军出而维持秩序。”京师一带稽查处，处长为曾参加过同盟会的王天纵。内、外城警察厅于１９１３年１月底合并，称京师警察厅，以王治馨为总监，后由吴炳湘接任。此外，还有段芝贵建立的拱卫军司令部执法处，处长为陆启荣。以上这些机关，除警察厅隶属内务部，由内务总长赵秉均管辖外，其余都听命于袁，由袁直接控制。所有这些机关都豢养秘密侦探，都有监视人和缉捕人的特权，不受法律的约束。其中“尤以京畿军政执法处为最著”。该处谚语：“错拿了不能错放”①。它还有特设的监狱，任意使用各种酷刑。判罪、行刑概不公布，报袁世凯批准即可执行。滥捕滥杀，草菅人命，故有“屠人场”之称。
　　１９１３年镇压“二次革命”前，袁世凯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迫害还不敢大规模地公开进行。“二次革命”失败后，民主派变为“乱党”、“暴民”，袁便毫无顾忌地发泄对他们的仇恨。按照他的旨意，特务机关一方面不断派遣刺客前往国外，企图暗杀民主派领袖孙中山等人；另一方面，各种特务警察机构对国内民主派的政治迫害发展到了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程度。惨杀民主派人士的事件在北京和各省时有发生，而且北京比外省更为厉害。许多被捕者不经任何审讯就被处决。仅被军政执法处杀害的人即“数以千计”；其中较为著名者有：四川会党领袖张百祥，密谋刺杀袁的程泽湘，辛亥南京革命军正参谋曹锡圭，山东同盟会支部长徐镜心，四川民政长张培爵，北京《民主报》总编辑仇亮，江苏第三师旅长张秀全，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司长林逸民，湖北军政府北伐学生军队长方亚凡，辛亥山东烟台民军营长左宪章，河南革命军参谋余国桢等。
　　北京各监狱“收禁犯人极多，大有人满之患”，不得不分批送至保定监狱“寄禁”。②长期被关押的人，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袁世凯对一度为他效过力的章太炎也不肯放过。１９１４年１月他下令把章幽禁于龙泉寺，以后又移至钱粮胡同。一直到袁死后，章始获自由。
　　在袁世凯三令五申地催促下，各省都先后成立了“军法课”、“探访局”、“绥靖处”、“军警联合会”之类的特务机关，对革命人民横加摧残。１９１３年９月黎元洪捕杀革命党人宁调元、熊樾山。次年段芝贵在湖北全省进行“清乡”，从６月至１１月破获“乱党之案百数十起”。１９１４年６月汤芗铭破坏“长沙革命党机关”，逮捕四十多人，其中二十九人被惨杀。倪嗣冲于安庆设探访局，任命王之纲为局长，人称王为“活阎王”，在两年之中竟杀害革命党人五百七十余人。１９１４年３月，龙济光派兵“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人民逃避一空。广东人民团体代表由香港发电报给梁启超，要求他转请袁世凯制止龙军暴行。龙竟反诬人民团体“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不仅不肯制止，反而于３月３０日发电鼓励龙说：“该督忠勇诚朴，夙所倚重。务望拄艰危，悉心规画，以纾中央南顾之忧。”后来，由于龙迭次破获乱党机关，“厥功甚著”，袁特赠他一等嘉禾章。
　　袁世凯及其党徒指挥的庞大的特务警察网笼罩全国。一些特务为了邀功请赏或借案行诈，还捕风捉影，栽赃诬陷，制造了许多假案，使不少人遭受迫害，甚至含冤致死。湖南省邵阳中学国文教员给学生出了一个提倡民权的作文题，便被指为“乱党”，而遭枪毙。类似的冤案，在全国各地屡有发生，以致袁世凯也不得不承认“外省官吏，奉行不善，间有捕役邀功，侦探行诈，诬诱平人等事”。并于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１９日假惺惺地命令各地文武官吏“除恶不可不严，而治狱不可不慎”。③
　　

特务警察恐怖统治（2）
从１９１４年初至１９１５年底，袁世凯公布了一连串反人民反民主的条例，妄图用严刑酷法使全国人民屈服于他的暴政之下。
　　１９１４年４月２日，袁世凯公布《报纸条例》。这个条例是清末为防范革命党而公布的《报律》的翻版。而清政府的《报律》则是从专制野蛮的俄国沙皇政府那里抄来的。根据《报纸条例》，袁政府的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害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④事实上，在《报纸条例》公布之前，迫害报业人员的事件已层出不穷。如１９１３年８月，北京《爱国报》编辑丁葆臣（桢）作“时评”说：“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者。为个人可谋生计之处甚多，何必从军。”便被军政执法处逮捕，以“迹近通匪、煽惑军心”的罪名，加以杀害。⑤１９１４年１２月４日，袁又公布了《出版法》，其内容之反动也不下于《报纸条例》。颁发这些条例、法令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言路，箝制人民的思想。
　　１９１４年３月２日，袁世凯公布《治安警察条例》，规定“严禁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等。５月２０日又公布了《地方保卫团条例》，命令各县建立“保卫团”，负责“清查户口”、“搜捕盗匪”。１１月又先后公布恢复肉刑的《易笞条例》和《惩办盗匪法》。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２日又公布《惩办国贼条例》。所有这些条例都是为直接镇压革命党和人民而制定的。为了瓦解革命党，１９１５年元旦袁世凯又颁布了所谓《附乱自首特赦令》，规定１９１４年底以前“犯附和乱党罪者”，只要自首，一律赦免。
　　袁世凯用扼杀民族生机的恐怖手段，巩固其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事情却走向他所期望的反面，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愤慨，犹如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在地下沸腾、翻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汹涌。
　　人民对特务警察统治的普遍不满和愤慨，一直影响到北洋集团内部，使袁世凯和在他卵翼之下的特务头子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为加强自己对特务系统的严密控制，从１９１３年以后，袁世凯对他的爪牙也更多地采用血腥手段。
　　１９１３年底，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夔丞脱狱来到北京，企图晋见袁，请求其实践“毁宋酬勋”的诺言。袁鉴于刺宋在全国引起的轩然大波，不仅断然拒绝按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次年１月１９日，应怀着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结束了应的性命。当时，赵秉钧到天津接替冯国璋担任直隶都督刚一个多月，他感到兔死狐悲，言语之间微露不平，抱怨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并径自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这使袁世凯大为震怒，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赵从刀笔小吏官至国务总理，一切都是他的恩赐，凡有利他的事，无论性质如何都应绝对服从，如若对他的行为有所腹诽，或有所指摘，都是忘恩负义，大不敬。袁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感情的人。他装作不知杀应内情，２月１９日又让赵兼任直隶民政长，格外表示对他的信赖。但是没有几天，即２月２７日，赵便突然在天津督署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孔流血而死。⑥当时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袁“遣人置毒羹中”，杀人灭口，以防刺杀宋教仁的罪恶泄露。
　　对于赵秉钧的死，袁世凯假作痛惜哀悼，先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前往吊唁，后又派昌为政府代表致祭，发治丧费一万元，并亲题挽词：“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以后又批令为赵在北京和天津两地各建专祠一座。⑦
　　袁世凯深恐他的这些鬼蜮手段瞒不过赵秉钧的头号心腹王治馨。王曾先后担任过内务部次长、京师警察厅总监，当时正任顺天府尹。袁对王早有反感，⑧遂决定斩草除根。赵死不久，袁就以王“鬻官纳贿，藉案婪赃”为理由，下令逮捕，并于１０月２１日批令“立予枪决”。另外，又将王的属吏潘毓桂等逮捕判刑，彻底消灭了赵秉钧在京师警察界的潜在势力。
　　婪赃纳贿本是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袁世凯从来视若无睹，除非是有什么特殊的政治需要，才惩办几个县知事之流的贪官污吏，以欺世盗名。如按所谓“官吏犯赃治罪法”，他于１９１４年９月，下令把赃官刘鼎锡（直隶霸县代理知事）立予枪毙。但从来没有公开处决过次长级以上的赃官，而今却忽然“以坐赃五百元”批令将王治馨处以极刑，这种少有的“政治豪举”自然使京内外北洋派“无不悚然”。张勋、阮忠枢等二十多人或“面为乞恩”，或上呈文，请求袁“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袁对“乞恩之呈概不批答，乞恩之人概不接见”，表示“铁面无私”，“执法如山”。１０月２３日，指令总检查厅长罗文斡会同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行刑，将王枪毙。王死后，袁故意流着泪对左右说：“王某乃素为赵智庵赏识之人，且相知二十余年，不忍见其有此结局，惟案情重大，不得不以公义而灭私情。”并发给王的家属抚恤银一千两。翌日，又下令申儆百官，以王治馨案为炯戒，勿贪赃枉法。⑨
　　

特务警察恐怖统治（3）
注　释：
　　①王建中：《洪宪惨史》，１９２５年版，页１１。
　　②《爱国白话报》１９１４年５月２日、６日。
　　③《时事汇报》，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１月，页４４。
　　④白蕉：《袁世凯的压迫言论自由》，见《人文月刊》，第６卷，第５期。
　　⑤《民立报》，１９１３年８月２１日，又《章太炎致伯中书》，１９１３年８月２０日。见《文物》，１９７６年第９期。
　　⑥《陆锦致袁世凯电》，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７日。
　　⑦《直隶民政长兼署都督朱家宝呈据天津绅商刘彭年等恳为赵故都督秉钧廷设专祠文并批》，１９１４年。
　　⑧据张国淦回忆：“宋案出后，京中国民党开会要求赵（秉钧）莅会，赵派京兆尹王治馨代表前往。党员群起质问，王答词中有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云云，登载各报。次日，袁以此翦呈报纸与余阅，言据载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王治馨可恶！赵总理可以任其乱说，说后若无事然，并不声明更正，词色甚厉。”见《近代史资料》，１９７８年第二期，页１５９。
　　⑨同③。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1）
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祀孔”、“祭天”
　　袁世凯认为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信仰他所憎恨的革命思想体系，即民主主义。他站在没落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认定民主主义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主要并不在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腐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落后，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人们唾弃封建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在国势，而在民心”，或者说“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①他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肃清革命以来流行的民主主义，他所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
　　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体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占着统治地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直到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才受到一次空前未有的冲击。当时，君主专制和官僚特权都变为非法，“官府之文告，政党之宣言，报章之言论，街巷之谈说，道及君主，恒必以恶语冠之随之”。②封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不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政治平等和思想自由在形式上已为法律所承认，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所直接波及的南方各省，自由平等的空气更为浓厚，孔庙改为学堂，贞节牌坊被砸毁，人们的思想来了一次大解放。但是，随着北洋军阀集团政治势力的膨胀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加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又死灰复燃，成为北洋政权的主要精神支柱，并逐渐地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造成了野蛮落后的封建观念习俗的大泛滥。
　　封建专制主义重新盛行起来，是有个发展过程的。起初，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统治的冲击作用还没有消失，袁世凯尚不敢公开地否定民主主义，总是用空泛的道德说教作幌子，诋毁民主主义，贩卖专制主义的货色；并借用这种道德说教来掩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私利，欺骗人民放弃争取、捍卫自己政治权益的斗争。早在１９１３年９月２０日，他就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他说：“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③正是在这道恢复礼教的号令鼓舞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尊孔小团体：如孔教会、孔社、宗圣会、孔道会之类，形成为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复古逆流，毒化了中国的政治空气。
　　在尊孔复古逆流甚嚣尘上的时候，１９１３年６月２２日和次年９月２５日，袁世凯先后颁发了“尊崇孔圣文”和“祭孔令”，公开恢复了前清的祀孔规定。历代封建帝王大都利用孔子的学说正君臣之义，巩固专制统治。从宋代以来孔子又变成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至清末，祀孔已升为大祭，其规模仪礼与祭天同。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认识到，把这个“圣人”抬举出来，足以增强自己战胜民主主义的精神力量。在祭孔告令中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理、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④并规定每年旧历仲秋上丁中央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
　　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８日，即仲秋上丁，袁世凯在一大群全副武装的侍从护卫下于早晨６点半抵达孔庙，换上了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带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昌前导行礼，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据当时记者报导，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七点半礼毕回府，演出了民国以来第一出祀孔丑剧。
　　在上演祀孔丑剧的前后，袁世凯还颁发了几道维护纲常名教的告令。１９１４年３月１１日，他公布《褒扬条例》，规定凡孝行节妇“可以风世者”均由他给予“匾额题字，受褒人及其家族愿立牌坊者，得自为之”。１１月３日，他又下了一道“箴规世道人心”的告令，把他所看不惯的新现象及清末就有的腐败风气，一概说成是民主共和造成的，他作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说：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指孙中山等民主派），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