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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忠贤:八千女鬼乱明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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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辏ü�1623年），他鸿运当头，一个月内连升五次，升为“玉带随堂秉笔”兼内官监掌印，成了魏忠贤身边的五上将之一。
他所做的工作，是审阅奏章。先把每个折子的要点记住，然后对魏忠贤解说清楚，以便阉党高层集体做决定。
这个人，也是个奇才，非常喜欢《韩非子》（法家为何这么招坏人喜欢），还喜欢谈论天象和解梦。平时盛气凌人，无论是谁，只要所作所为不合他心意，立刻就能翻脸，与人争论，从不肯认输，连魏忠贤也不得不对他包容三分。
刘若愚曾经在他名下起草文书。据刘讲，李永贞做事诡秘，又常在他面前长吁短叹，好像上了贼船原是万般无奈似的。
李永贞好贪是出了名的，在监督修三大殿和信王府邸时，贪污无算。拿到了钱，也不怕烫手，就在老家大肆盖房子置地。
李永贞后来被崇祯皇帝清算时，是被判斩决的。
第三位，涂文辅，北直隶保定府安肃县人。这家伙“姿容修雅”（《酌中志》），是个大帅哥。其人通晓文理，富于心计，又喜欢弹琴射箭，与魏忠贤有同样的业余爱好。他的渊源是来自客氏。客氏入宫当了奶妈后，儿子侯兴国尚且年幼，便请了涂文辅在外授课，因此涂属于客氏的私人。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他冒姓姜被选入宫，百般巴结魏忠贤，得以任管库内侍。两年后，又升乾清宫管事，直接伺候皇上，整天诱导天启帝玩木匠花活儿。由于他一身集中了三大政治资源：天启、客氏、老魏，因此晋升极快，很快升了随堂太监兼御马监掌印，总提督四卫营，同时还提督太仓银库和节慎库。
“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3）
按照明制，太仓银库与户部是一个系统，节慎库与工部是一个系统，应该分别派人管理，现在由他一人总管，实为违制，可见其受宠信之深。他也大言不惭，强行买下了皇亲李承恩的宅子，在门口的匾额上大书“户工总部”四字，以为炫耀。“总部”一词，原为明初吏部下设的属部之名，后废除不用。涂文辅将自己私宅以前代官衙名命名，嚣张不可一世。
他去两部办事，部里的司长要对他行下属礼。他乘坐的八抬大轿，气度不凡，扬扬于长安道上，跟随的仆从动不动就上百人。古代大官出行时，仆从中有专门吆喝清道的“道子”，一路要高声呼喊“轿子来了，前面的车辆闪开、闪开”，是为“呼殿”。涂文辅的队伍出来，呼殿之声“比阁臣道子还雅，其音细而长，仿佛圣驾”（《酌中志》），内外官员无不下马回避。
从入宫起，涂文辅仅用了四年工夫，就爬到了秉笔太监的位置，气焰远超出魏身边的其他太监。
这家伙的结局还不错，崇祯即位后，他见势不妙，和李永贞一道叛离了客、魏，投到崇祯亲信太监徐应元名下。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旋即跟徐一起被贬至凤阳，但总算逃过一死。
第四名，石元雅，北直隶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被选入宫，在兵杖局任写字。他善骑射，喜打猎，但不喜欢读书。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年底，由魏忠贤奏请，升入司礼监文书房。后来升为秉笔太监，兼掌针工局和提督南海子，成了魏的心腹。他“每见逆贤，即屏人语，移时方出”（《酌中志》）。也就是老魏见他，总要屏退左右，对他长时间面授机宜。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九月，皇帝咽气，他察觉形势不对，忙请求退休，但未获允许。到了十月，他实在坐不住了，便私自逃走。定逆案时被判充军，最终客死他乡。
第五名，梁栋，顺天府宛平县（今北京丰台）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被选入宫，在司礼监干事，提督太和山。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夏，魏忠贤将他提拔为秉笔太监，兼掌酒醋面局，让他在皇上跟前伺候。他也是负责批阅大臣奏章的五人之一，为魏忠贤的死党。
这家伙的结局不算好。他有个哥哥梁植因他的关系得荫锦衣卫，后来升了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同知（从一品），此人贪得无厌，招权纳贿，引起魏忠贤的厌恶，波及到梁栋本人，结果梁栋被排挤出宫，任苏杭织造，时间不长又调回京师。定逆案时被判革职放回原籍，可能是在拘押期间死掉了。
这五员大将，各有其长，魏忠贤得了他们，如虎添翼。本来明初太祖定下制度，不许宦官学文化，就是怕太监势力坐大。结果宣宗反其道而行之，设立了什么宦官学堂，使得大批宦官具备了能够操纵政局的能力。
魏忠贤有了这“五人帮”做领导核心，应付政务绰绰有余，且能让天启帝完全放心。
除此而外，还有许秉彝、王国泰、王朝辅、金良辅、孟忠、刘应坤、孙进、李朝钦、纪用等30余人的骨干队伍，各司其职。许秉彝负责勾结外廷，王国泰先是在信王府伺候，后为秉笔兼掌尚膳监，王朝辅先是乾清宫管事，后亦为秉笔。诸阉或在御前近侍，或在内廷各衙主事，或在外方镇守，形成了严密的管理网络。
有了这套人马，魏忠贤耳目灵通，令出能行，完全建立了一个只听命于他自己的“国中之国”。天启帝虽然名义上是帝国最高主宰，但这个傻瓜皇帝已经不能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也不能真正处理政务，完全成了被摆布的傀儡。他的存在，不过是为魏忠贤的专权赋予了一种合法性而已。
魏忠贤后期与天启帝被人称为“并帝”，其爪牙也呼他为“九千岁”，这都是客气的说法。实际上在天启后期，魏忠贤是正经做了几年无冕皇帝。在排场和威严方面，更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这样的阵势，在严密程度上、在可操控性上、在与最高权力的亲密度上，都远远超过松散的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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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奶便是娘”也是宇宙定律（4）
而且，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在内阁和六部的高官中，也有大批人向他投效。本来，操控内廷，并不是文盲政治家魏忠贤的初衷，但机会就这么推也推不掉地送上来了。他自然是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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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1）
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职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微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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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2）
魏广微，北直隶南乐（在今河南）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微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地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魏广微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帝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五虎”的其他四位，是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这几个，大都是万历末年因故被劾被纠，又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以后逐渐靠上阉党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投靠了阉党之后，都晋升得极快。尤其吴淳夫，“岁中六迁，至极品”，由兵部郎中累进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这是除入阁以外，把官做到顶了。
与文臣的“五虎”相对应，武臣里也有“五彪”，是专门给魏忠贤充当打手和杀手的。
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3）
“五彪”之首，是田尔耕，任丘人。因老爹当过兵部尚书，他本人得以军功荫锦衣卫职，官至左都督。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后掌锦衣卫，成了特务机关的总头子。其人狡猾阴险，有“狼贪之行”，与魏忠贤的侄儿魏良卿是好友。魏忠贤兴起大狱整治东林党，他为之出力甚多。史称，彼时侦卒四出，罗织无辜，“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明史》）。在他的把持下，锦衣卫如同地狱，“人望之者不啻屠肆矣”——简直就是屠宰场！就古代中国的通讯水平和组织能力来说，这家伙在整治东林党时搞的“白色恐怖”，网罗之严密，反应之迅速，现代人远远不及。那时的一位亲历者，对此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我们留在后面再谈。
他与魏忠贤关系密切，情同父子，当时有歌谣称之为“大儿田尔耕”，且又与魏广微是儿女亲家，盘根错节。他出的馊主意，魏忠贤“言无不纳”。那些想入阉党的无耻之徒，多是通过走他的门路来投靠的，以至家门都要被人挤爆了。
“五彪”里的另一位，许显纯，也极其有名。许显纯是定兴人，老爹是驸马都尉，本人武举出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后投靠魏忠贤，当了魏的“义子”。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魏忠贤嫌原镇抚司（锦衣卫下属机构，主管诏狱）的头头刘侨办案不力，换上了杀人魔头许显纯。
此人性情极端残暴，史书说他“深文巧诋，捶楚之下，魂飞魄摇，无可名状”，就是说他搞逼供非常有一套。东林党人里有数十人就惨死于他手，史书上的有关记载可谓字字泣血。所有东林党人犯的“口供”，实际上都是他一人编造出来的。每逢“鞫问”，魏干爹都要派人来，坐在许显纯身后旁听，名曰“听记”。他对干爹毕恭毕敬，如果哪天“听记”偶然未到，他就袖手不敢审讯。
“五彪”的其他三位是崔应元、孙云鹤、杨寰。三人都是厂、卫中级官员。凡是许显纯要谋害东林党人，他们三人都有所参与。
如此，魏忠贤手下文有“小诸葛”，武有“来俊臣”，又愁何事不成？
再往下一等，是“十孩儿”。这一层属于散布在朝中的骨干力量。代表人物为御史石三畏、太仆寺少卿鲁生等。
又下一等，是“十狗”，顾名思义就是狗腿子了。代表者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
最后，还有“四十孙儿”，估计都是死活都要往上巴结的虾兵蟹将了，攀不上“义子”，当个孙子也成——脸都不要了，认个没卵的爷爷又有什么丢人？
除了这些乌龟王八儿孙之外，还有大批文臣也在阉党之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史》）。
这个外廷爪牙团队，也是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魏忠贤在整个天启年间，不断地在充填这个框架。从一开始一个小小的给事中来投奔他，他都欣喜若狂，到后来对阁老也敢颐指气使，如斥家奴。正是无良朝士的软骨，使他胆子越来越大，对“众正盈朝”的东林阵营，也敢步步紧逼，直至迫使对方退无可退，唯有背水一战。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200多人中，除去魏、客本人，他们的亲属，还有太监、勋臣、武职和监生以外，共有194名各级文官。这中间，竟然有159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2％（见《魏忠贤专权研究》）。这个统计，相当有意义，可以说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来得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宋元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经玩得登峰造极了，同时他们的下场也是极其悲惨的。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3357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357刀，晚间寄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地说宫内的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剉尸免枭首（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对准死刘瑾，当胸一大斧，骨肉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取其肉”（《端岩公年谱》）。
连脸都不要了他们还怕啥（4）
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的结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去投靠坏人？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入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了胸怀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主义”，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他们为恶？
——唯有清流！唯有万古忠义！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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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1）
外廷东林党人与魏忠贤的大战，在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而其前哨战，则自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年底就已打响，只是很多史家多不论及罢了。
魏忠贤首先选中的发难目标，是在移宫案中立有大功的杨涟。当然，他那时的实力，远不能与杨涟相提并论，因此他用的是阴招儿。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县（在今湖北）人，长了一把大胡子，想必是“美髯公”。他是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进士，曾任常熟知县。在任几年，野无饿殍，狱无冤囚，是受百姓拥戴的好官员。在几次考核中，他的政绩、廉洁都名列全国第一，引起了吏部高度重视，不久就提为户科给事中（财政系统监察官），后又任兵科右给事中，这官职大约是个司长级，管监察。这是吏部看中了他的耿直与疾恶如仇。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大明开始多事。万历帝病危，郑贵妃恋权，图谋封皇后，又不让太子朱常洛探望父亲。杨涟挺身而出，力促让太子守候在万历帝床前，保证了皇权平稳过度。万历帝死后，郑贵妃心不死，仍要泰昌帝给她封皇太后。杨涟再次出头，坚决反对。
杨涟敢于坚持原则（贵妃不是泰昌的生母，因此不够资格封皇太后），泰昌帝则报以青眼。在一个月后，泰昌帝病危临终前，破例将杨涟这个“小臣”列入顾命大臣之内，亲自接见，瞩目良久，其荣耀非同一般。
泰昌帝死后，其小老婆李选侍又恋权，挟持嗣君由校，占住乾清宫闹事。又是杨涟冲锋陷阵，最终把李选侍从乾清宫撵走。“杨大胡子”因而名动天下。
杨涟并不是个仇视妇女的人，他只是不希望出现政局动荡。移宫案后，他曾经说：李选侍不走，无以尊天子；眼下她既然走了，就应厚待。——这看法还是相当通人情的。
魏忠贤恰在移宫案中站错了队，被杨涟喝斥甚至挖苦过。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九月，曾有一批廷臣上疏，请求追究魏忠贤的罪责，杨涟是第一个起来揭发魏的。魏那时与外廷接触不多，于是杨涟就成了他在外廷的第一号仇敌。当他“跳帮客船”成功后，便思报复，只是苦于“计无所出”（《明史·杨涟传》）。
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月二十四，李选侍刚搬过去养老的哕鸾宫突发大火，引起内外不安。魏忠贤和其他一些站错队的宦官便趁机造谣，说给李选侍的待遇太不好，她已自缢身亡；其唯一的女儿“皇八妹”也投井自尽了！
御史贾继春等人听信谣言，给内阁写了信，为李选侍鸣不平。
对此，杨涟特地写了《移宫两朝始末记》，予以辟谣。天启帝那时脑子还清醒，也下诏说明了情况，指李选侍为“李氏恶毒”，曾长期欺凌他的生母和他自己，现在如此对她已经算开恩了。
天启帝也知道杨涟忠心，对杨涟写的《移宫两朝始末记》大加赞扬，说杨涟是“志安社稷”，于国有功。
贾继春等人不服，又上疏说杨涟“结王安，图封拜”，也就是诬蔑杨涟勾结王安，企图挤走当时的内阁首辅方从哲，自己当首辅。
这实际上是东林党与邪党之争。而杨涟在此时，就表现出了东林党人的一贯迂执——你说我有问题，那好，我就辞职以明志。当然，这也是明朝文臣的习惯做法，只是东林党人做得比较绝决而已。
这实质是让出了战场上最好的地盘，不战自退——他们后来吃这战法的亏吃大了！
杨涟上疏自辩，引咎辞职，请皇上定夺。他说：希望皇帝上能明白臣的心迹，放臣为“激流勇退之人”——我退了，谁还能说我有拜相的野心吗？
交了奏疏后，杨涟就打好行李，跑到京城之外去听通知了。
按惯例，像这种没影儿的事，皇帝是根本不会信的。臣下做个姿态，中外都明白了，皇帝再下个诏挽留，不许辞职，事情也就过去了。
事情一开始，也正像这个程序一样。天启帝觉得杨大胡子不能走，走了是明朝的损失。但是，杨涟此刻已经在城外待命了，这个姿态很坚决，是否真的需要放他回去一段，以洗刷名誉呢？天启帝有点儿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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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哨战从一开始就已打响（2）
魏忠贤这时候听到了消息，大喜：老天爷，我的亲爹，真是想什么你来什么啊！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鞫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帝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帝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帝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这是咱们中国的真理。
天启帝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一面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帝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正月十一，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得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帝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帝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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