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袁世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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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下去啦！”他于是用藤手杖捅得地板梆梆响，迈步下楼，最后发出一声似咳非咳的“哦”，完成下楼的程序。下楼后，袁世凯到办公室办公和会客。十一点半吃午饭。午饭后，午睡约一小时，下午两点起又办公和会客。五点以后，袁世凯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以及儿女们到中南海各处散步，有时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晚饭一般在七点，春、秋、冬三季在居仁堂，夏天在稻香村，与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同吃。星期日晚饭全家聚餐。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自做的拿手菜。有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小猪、烤鸭等。袁世凯每晚九点睡觉。上楼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程序，上楼就寝。
　　袁世凯生活起居受军旅影响的另一面，是极不讲究。他吃饭喝汤总是沾得胡子、衣服上到处都是，却从不用手绢；擤鼻涕如无人伺候，也就用衣袖一擦了事。姨太太们总得蘸湿毛巾帮他擦拭。他所住的居仁堂安装有新式的卫生间和卫生设备，但他除了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他时间从不洗澡。夏季酷热，汗流得多，他也不洗澡，而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身。他也从不用澡房里的抽水马桶，而在房间用定做的传统木制马桶。他的三女儿问他为什么，他说澡房味儿不好。
　　家庭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生养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儿媳妇、孙子、孙女众多。侯宜杰先生做过一个表，现转引如下：
　　袁世凯众多妻妾中，只有原配妻子于氏是老家河南人，门当户对、地主出身。但她比袁世凯大一岁，不识字，是难上台面的乡下妇女。婚后头几年，二人感情尚好，生下长子克定。然据说后来一次夫妻玩笑，于氏偶称她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有姥姥家而激怒了袁世凯，使袁世凯认为于氏有意揭自己生母是姨太太的短处，从此感情破裂，不再和她同房。于氏既不能与袁世凯同房，在家中又没有什么权力，常郁郁不乐。袁世凯做总统后，她曾对人说：“我为总统夫人，殊无所乐，家中柴米油盐事我尚不能做主，反不如一乡村贫妇。”袁世凯死后三年，于氏于天津逝世。
　　其他九妾，均出身微贱，有四位婢女、三位妓女，二位小户人家出身。
　　大姨太沈氏，江苏崇明人，原为妓女。袁世凯对她宠爱异常，到朝鲜后，将她接去当做太太看待，让她管家，抚养袁克定，并让孩子们都叫她“亲妈”。她没有生儿育女，过继袁克文为子。
　　二、三、四姨太李氏、金氏、吴氏原来都是朝鲜贫苦人家的女儿，是袁世凯在朝鲜时的婢女，后纳为妾。其中二姨太李氏侍奉袁世凯很周到，袁世凯对她也很重视。三姨太金氏是个冷美人，皮肤洁白似雪，头发浓黑如瀑、披泻至地，擅弹七弦琴，却总是一副漠然忧郁的表情，难见一丝笑容。她从没有回过娘家，娘家的人也没有来看过她，每逢过年、过节和生日时她便要暗暗地哭上一场。袁世凯对她无论在礼貌辞色间、物质待遇上，都较其他姨太太特殊一些，有什么好吃的或她所喜欢吃的东西，常想着她，送给她或请她来同吃。袁世凯死后不到一年，她就于天津病逝。四姨太吴氏死得较早，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她生七女，得月子病而亡。
　　五姨太杨氏是天津的小家碧玉，有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在诸姨太中最得袁世凯宠爱。杨氏善解人意，心灵手巧，能说会道，遇事决断，有干练之才，深得袁世凯赏识，让她承总管家。家中一切，包括吃穿用度、贵重财物、各房儿女、佣人丫鬟以及袁世凯自己的日常生活起居，全由她料理，是袁家的实权派人物。袁家上下人等都怕她，连于氏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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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治家（4）
六姨太叶氏，江苏丹徒人，妓女。她身材高挑、貌美动人，原本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相好，袁克文不慎将她的照片让袁世凯看到，时袁克文还没有结婚，不敢在袁世凯面前透露自己的荒唐行为，一时情急，说是自己在南边给父亲物色姑娘的照片，袁世凯看了中意，遂笑纳。叶氏哀怨不言而喻，但袁世凯对她的宠爱仅次于五姨太杨氏。
　　七姨太邵氏，原是袁家买来侍候大姨太沈氏的婢女，后被袁世凯收房，病死时刚二十岁。她没有生育子女，该称“姑娘”，但袁世凯怜爱她，仍葬之以姨太太礼。八姨太郭氏，浙江归安人，原天津妓女。九姨太刘氏年纪最小，是天津人，性格率直，喜欢吃斋念佛。
　　以上十位，是袁世凯的正式妻妾。非正式的，还有伺候袁世凯的不少丫头婢女等。
　　妻妾成群，加上管事、账房、男女教师、医生、厨役、裁缝、花匠、佣人、老妈、丫鬟，组成了几百人的大家庭，之所以能运转有序，井井有条，相安无事，其诀窍是：“治家如治军”。
　　首先，专制独裁。家庭之中，袁世凯是独裁者。所有人的命运，均取决于袁世凯的好恶。全家都以袁世凯为中心，围着他转，服从他的命令，听凭他摆布。这种独裁家长的地位，也以皮鞭棍棒的管教、每天必行的礼节，在晚辈头脑之中不断强化。袁世凯一贯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但也很少发怒。家中男女佣人做错了事，他不过骂一声“混蛋”，最重不过骂“混蛋加三级”。有犯重大过错者，他从不亲自动手，只让管事者用皮鞭责罚。但他对儿子则十分严厉，动辄皮鞭、棍棒、拳脚相加，有的儿子不上进，即便已成年娶了妻室，袁世凯看不顺眼，也免不了挨揍。袁世凯家有依例请安的规矩。长、二、三子克定、克文、克良每日午饭前向袁世凯请安；四、五、六等上学的儿子每日放学后向袁世凯请安。程序是经袁世凯许可后，蹑手蹑脚进门，先叫一声“爸爸”，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爸爸，吃得好？睡得好？”然后恭恭敬敬垂手低头，静候问话。袁世凯例行公事地问几句“今天干些什么？”、“念书了没有？”，有时什么也不问，说声“去吧”，儿子们便再鞠一躬，倒退几步，然后才转身出门。儿媳妇们也是每日上午11点左右，有“跑上房的”分别到各房知会一声：“总统快吃饭啦！”随后依次前来，如上述儿子们的程序，向袁世凯恭敬问安：“爸爸，吃得好？睡得好？”袁世凯通常简单说四个字“好啦，去吧”，程序结束。
　　其次，等级分明。袁世凯对其妻于夫人，既不和她同房，也不让她管家，但仍维系她家中主妇的位置。年节之时，袁世凯同其妻于夫人并坐，接受全家的跪拜大礼，先是姨太太们，后是儿子们、女儿们、儿媳们、孙子孙女们，最后是男女佣人。姨太太们的娘家人来了，也要以下人身份给袁世凯和于夫人磕头。平常，隔三五天，袁世凯就礼节性地到于氏房中坐一坐。见面时，袁世凯必照例先问：“太太，你好！”于夫人也必照例回答：“大人，你好！”然后再谈几句闲话，便结束这经久不变的会见。
　　在称谓上，袁世凯命儿女们称于夫人为“娘”，称自己的生母为“妈”，对别的姨太太在“妈”之前冠上一个数目字，如称五姨太为“五妈”。但对大姨太沈氏，则经袁世凯特许，一律叫“亲妈”，“亲妈”的尊贵亲爱程度仅次于“娘”。姨太太对于夫人，均称“太太”；于夫人对姨太太，则按照顺序，称为“二姨太”、“三姨太”等。
　　妻妾之间，袁世凯规定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管束。礼节、起居、言行，均由老的随时教导，新的必须服从。早期负责管教二、三、四姨太的是大姨太沈氏。二、三、四姨太都是朝鲜籍，言语礼法不通，沈氏乘袁世凯不在家的机会常常对她们泼醋立威，非打即骂。有时罚她们跪砖头，有时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毒打。三姨太金氏的左腿即被打得落下了残疾。后期负责管教六、八、九姨太的是五姨太杨氏。杨氏也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她们肆意打骂。年龄最小的九姨太刘氏所受虐待最厉害，有一次甚至被打破了头。袁世凯家中规矩等级森严，受虐待的姨太太既不敢反抗，也不敢在袁世凯面前有所表露，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修身与治家（5）
再次，在生活上实行一套刻板、一成不变、具有军事化色彩的规矩，人人知悉，遵照执行。既有严法可依，又不偏不倚，使家庭生活的有序运转和相对平静得以维持。
　　如开饭。在中南海，除于夫人个人有一厨房外，袁世凯和所有姨太太、少爷、少奶奶的饭食，都由大厨房供应。为内外有别，大厨房特别设置了几个转桶。开饭、开点心时，各房“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大厨房的人就把应该供应哪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再由他们将饭食装入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四菜一汤。各房孩子过生日，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炸酱面或打卤面。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把面和馅儿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袁世凯看到饭桌摆上饺子或是卤和酱时，就知道是有人过生日了，必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如居住和侍寝。袁世凯与妻妾分居。袁世凯下野隐居河南彰德“洹上村”时，有十数个宅院。袁世凯住中间的四合院，正厅“养寿堂”为袁世凯居室。其妻妾和各自的孩子们环住四周，每房—个宅院。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入住中南海。袁世凯住居仁堂，楼上东头一间大房间是卧室，楼下东头一间大房间是办公室，西边是会客、开会以及吃饭所在；于夫人、二姨太李氏与长子袁克定及其妻妾子女、四子袁克端夫妇住福禄居；大姨太沈氏、三姨太金氏和二、三子袁克文、袁克良夫妇及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卍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五、六、八、九姨太杨氏、叶氏、郭氏、刘氏和她们的孩子住居仁堂后楼，与居仁堂楼上有天桥可通。袁世凯规定，凡已娶了儿媳妇的姨太太便不再与自己同房，其余的轮流值宿，每人一周，没偏没向。袁世凯不去姨太太房中，而是要姨太太到他那里侍寝，这倒同清朝皇帝的规矩一样。轮到哪一房姨太太，就由那房的女佣、丫头把她的卧具及随身用品搬到他的卧室。民国以后，大、二、三姨太太都不与袁世凯同房，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姨太四位。其中九姨太年纪太轻，有时侍候得不如意，就命她提前搬出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袁世凯虽采用姨太太轮流侍寝的办法，但第二天早晨仍然要五姨太杨氏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
　　袁世凯这套一成不变、具有军事化色彩的家庭规矩，引出了不少调侃性的传说。有说，一次，袁世凯碰到三儿媳在院中散步，从背后看以为是自己的一个小妾，猛地扑上去。三儿媳大惊呼喊。袁世凯因此订了一规矩，道：从今以后，凡亲生女儿和儿媳，均应佩戴一种标志，让我易于辨识，不致再发生这种误会。我平生最重红色，见到红色就肃然起敬，女儿和儿媳若穿红裤子，我一望而知，即不会犯此错误。于是，袁世凯的女儿、儿媳、婢女、仆妇都穿上了红裤子。
　　秉性
　　将门之后和长期行伍的深刻影响，在袁世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中明显体现。
　　袁世凯不怒而威，双目圆睁时带有“杀气”，人皆畏之。袁世凯胆量很大，为达目的，杀人决不手软。从投入吴长庆庆营、东渡平定朝鲜###，到镇压义和团，袁世凯都以杀人不眨眼而扬名立威。以下是袁世凯在随庆营驻朝鲜时的几个例子。
　　刚到朝鲜时，吴长庆庆营军纪败坏，奸淫抢掠之事不绝。然部将多是吴长庆亲友，“素骄纵，复多谗阻”。袁世凯请吴长庆出外，仰观山坡，只见遗物堆集。吴长庆问是何物？袁世凯说，那是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痛切地说，王师戡乱，纪律若斯，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大帅请自勉旃，我则请从此辞矣。吴长庆大惊失色，赌咒发誓道：你给我放手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子孙！袁世凯乃传令各营：入民居及杂伍者斩。有犯令者，袁世凯立斩数人传示。有朝鲜绅士控兵丁奸戕其妻，袁世凯徒步往查，亲督搜捕，一昼夜没有吃饭，终于抓住犯禁之人，手刃之，并厚恤朝鲜绅士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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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治家（6）
有兵丁凌辱朝鲜人，袁世凯将其逮捕，准备正法。吴长庆亲到袁世凯住所，乞求饶其一死，久坐不去。袁世凯故意请吴长庆阅读桌上图书，偷偷溜出去将其斩首，然后入而请罪。吴长庆只得大笑道：执法固应若是。吴长庆常常告诫在军亲属：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
　　有营役入民家食鸦片，袁世凯执而杀之。众役纠集五百余人，声称有烟瘾而罢工，要见袁世凯索钱回国。袁世凯命卫卒多备刀索，来一个杀一个，众役旋散去。吴长庆听说后问袁世凯：你果然能把他们都杀了吗？袁世凯道：众役不是田横之徒，示怯必来，示威必散。果来即将其都捆起来，按名讯问，认瘾者立诛，不认者释之，不过戮一二人，余皆必不认矣。
　　袁世凯这种铁血铁腕的秉性，很对李鸿章的脾气。据说有一次，李鸿章府上一个仆人和一个厨役私斗。厨役持刀追杀仆人，那仆人无处躲避，跑到李鸿章书房里，厨役紧追不舍。李鸿章正在看书，袁世凯侍立一旁。对那逃进来的仆人，李鸿章视而不见。厨役追进书房，竟把仆人拖出去用刀砍死。事后，有人问袁世凯：不管闲事是李老师平素的脾气，你在旁边为何也见死不救呢？袁世凯笑答：厨役持刀杀人，仆人一样有两只手，何不拿刀对抗？他任由厨役砍死，连手也不回，显见是个极无胆量和毅力的人。这种没用的东西，留在世上做赘疣，不如任他死了的好。李老师不救他，我何必去保护这无用之人呢！袁世凯的话，有人传与李鸿章，李鸿章拈髯笑道：“孺子真知我心也！”
　　进入民国，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仍然屡施辣手。他在北方强行改编和遣散革命武装，山东民军重要领袖连成基于军队改编后奉令入京，刚抵天津就被残杀于码头。他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当时北方有“共和中立死士团”、“监察共和团”和“铁血团”等革命团体，宣称“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流血”、“暗杀”为宗旨，决心不惜生命对付那些“假意共和者”。袁世凯则以“铁血”对“铁血”，取缔这些团体，拘捕其重要人物予以判刑，而后在武装押解途中借“土匪”之手将他们杀害。直至最后杀害宋教仁，做出震惊中外的大案。
　　另一方面，袁世凯灵活机变，既善于向上钻营，又善于交接、笼络对己有用之人。袁世凯记忆力很强，见过的人隔数十年后仍能道其姓名、籍贯。且他为达目的，舍得花大钱。
　　袁世凯手下有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王龙”、“段虎”、“冯狗”。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示用人唯公，常用考试之法提升军官。北洋新军成立第一协时，王士珍考第一，当了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第一，也当协统。留过洋的“将门之子”段祺瑞两次名落孙山，成立第三协时惶惶不安，深恐考试再落榜。不料考试前一天，袁世凯突然差人将他叫到书房，悄悄将试题递到他手中。于是，段祺瑞也考了第一，当协统。事后，段祺瑞每与密友谈起此事，总表示“受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士珍、冯国璋高登榜首，又何尝不是赖袁世凯所施的“恩惠”？冯国璋、段祺瑞丧妻后，袁世凯分别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和干女儿张佩蘅嫁给他们做填房，认了干女婿。袁世凯对他们优礼备至，百般笼络。如一日，袁世凯早餐时见有牛奶酪，便令差官电问冯上将军早起否，将这碗牛奶酪送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早上正吃，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又一日，袁世凯午餐，有红烧大猪蹄膀，袁世凯说：“这是华甫（冯国璋字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告冯上将军等一等再吃饭，总统就送菜来。
　　袁世凯军中文案阮忠枢，在天津结识了一个妓女小玉，欲纳为妾，回报袁世凯。袁世凯借口有碍军誉，没有同意。过后，袁世凯派人在天津购置房舍，秘密将小玉赎出，然后带阮忠枢赴津。时天色已晚，阮忠枢随袁世凯进入一宅院，只见堂上红烛高照，摆着丰盛的酒席，房中铺陈异常华丽，一个丫鬟一面喊：“新姑爷到啦！”一面从里间屋里搀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如坠五里雾中，仔细一看，却见新娘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方才恍然大悟，从此对袁世凯死心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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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治家（7）
袁世凯的三女袁静雪（叔祯）亦回忆道：
　　一次，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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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1）
光绪二十年六月至二十一年二月（1894年7月至1895年3月），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军惨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应该指出，这支军队并不是清朝国家经制军队，而如前述，它是19世纪中期由地方势力募练指挥、从基层社会武装脱胎而出的新军——勇营。这支新军（前有曾国藩的湘军，后有李鸿章的淮军）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重建了清朝统治秩序，后来就以“勇营留防”的形式留驻上层政权，尽管清廷始终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却实际充当着国防军主力的角色，掌握这支新军军权的各级将领也以地方势力的身份进入了上层政权。
　　清朝国家经制军队只有八旗和绿营。八旗军兵员极其有限，主力驻守京师，称“京师八旗”，其他分别驻防畿辅、东三省、新疆、藩部（蒙古、青海、西藏）和各直省，称“驻防八旗”。八旗早已腐败，不堪征战重任。另一支国家经制军绿营军，从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平时，绿营军实行汛弁驻防制，其兵力极度分散。绿营军军政不分、差操不分，兼之兵饷微薄不足以赡家，有的甚至兼做小买卖，从而养成了绿营兵将钻营猾巧、慵懒涣散、谋利敛财、漫无纪律、贪生怕死的积习。绿营军由“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业承袭。“勇”，则是绿营为充实军力，从民籍中临时雇募而来。“勇”的粮饷虽不如兵，但同兵一样由官方粮台（后勤部）供应。“勇”作为绿营兵的附庸，无独立编制，唯从绿营将弁指挥。这些“勇”，虽是从基层社会临时雇募，但由于他们或本即无业游民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离开故土，随绿营军征调各处出战，除训练、纪律更不如兵外，已同兵没有两样。而“勇”粮较兵饷更为微薄，使得“勇”往往是扰民、兵变的主力。
　　绿营兵勇皆不可用，亟需兵力的上层政权不能不把目光集中到基层社会的武装上。
　　首先是“练勇”。19世纪中期基层社会的团练武装，可分为团勇与练勇。团勇是业余武装，类于保甲，各家出壮丁，守望相助，有警守卡，战时助阵。练勇是专业武装，类于绿营之勇，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招募“四方精锐”组成，或二百，或三四百，于城内设一总局，公择绅士主之，日事训练，有警调发，守卡打仗。按照团练自保的组织原则，团勇（或称团丁）来源于保甲：“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牌长责每户二丁抽一，“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用游手无赖之人顶替。练勇，则反复强调须杜绝市井无赖之徒滥入，或从团勇练出，或从本地有家有业之民中招募。同时规定，禁止各级官员擅自征调。而战乱中，基层社会组织诸多绅士奉上层政权各级官员的号召，自备资斧，率练勇出战，加入了绿营军征战的行列。另一方面，各级军政官员则变原来的募“勇”，为募“练勇”。也就是说，由地方军政官员统一指挥、与绿营兵勇共同作战的还有基层社会由绅士统率的专业武装——练勇。练勇的背后，是团勇、团练。练勇的一部分纳入绿营（或“投效”，或被“招募”），则改变了绿营原有“勇”的成分。
　　但是由于财政窘迫，清廷在绝大多数时候，要求练勇自行解决经费，也就是由基层社会组织捐输解决。如此，各级军政官员将练勇直接招募入营的做法一直受到限制，而更多地采取调集各地练勇、配合作战或联合作战的办法。这使附于绿营的“练勇”，成为绿营旧“勇”及湘、淮军“勇营”的中间形态。
　　第二是“勇营”。人们通常认为勇营起源于湖南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道光时举人，由办团练起家，以率乡勇平新宁会党，授浙江秀水署知县，后补丽水知县，咸丰元年（1851年）丁忧在籍。太平天国军兴后，他招募以新安练勇为主的“楚勇”，于蓑衣渡一役胜太平军，声名大噪，其后其威权益重，渐率楚勇独立作战，最终确立了“以勇代兵”的思想和全由练勇组成的新的军队模式。然而江忠源的楚勇，似乎还是介乎“勇”与“勇营”之间的“练勇”。楚勇曾因闹饷求赏发生兵噪，被裁撤不少，可知其粮饷仍有部分为官方支给；楚勇被“裁撤”加之“血战阵亡，所存无多”，江忠源又集兵募勇补充兵力，仍以兵勇为主。而奉命办理本籍团练、以家乡——湖南湘乡原有团练为基础练勇成军的曾国藩，则具体实现了“以勇代兵”，独立成营。至于“勇营”的特点，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总结了八条：1。乡土色彩。诸将帅统兵，无论平时还是战阵，均随时注意亲自回乡招募。2。私军形式。自将帅以下，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上下贯通一体，恩谊相孚，患难相助。唯依将帅，不依国家定制。3。基础构成全为勇不为兵。4。以营为单位，各营均辖于统领。5。完全不依附于绿营之镇协营汛，而自成统帅、统领、将弁、勇丁的体系。6。非国家正式经制军，却有国防军的功能。其将领官职地位，一如绿营，也一样按绿营镇协营汛升迁调补，但所带之勇众随之转换防地。7。虽有乡土色彩，却非团练式的地方武装，其统属、指挥、任务、驻防都不受乡土限制而听命于朝廷，故朝野视之为官军。8。其饷源，不能比照八旗绿营，按国家定制的额定饷项由国家正途库款支付，而全由统帅自筹，或办捐输，或办厘金，或向朝廷奏定地方协饷，或奏明某类户部正款，或截用海关洋税及盐课，此类饷源虽系国有，但必须由统帅依奏案争取筹措。无论用何项款目来源，事后必须由统帅专案报销。王先生并认为，勇营组军的动机，在于“矫正绿营败坏之习气。勇营制度自立发展，随时均以绿营为假想对象，针对其弱点，予以改正，由是亦并形成勇营之特色”。
　　

小站练兵（2）
第三是“练军”及“勇营留防”。“勇营”虽然发挥了上述重要作用，并“在实质上当已具备国军资格”，但清廷并不承认其为国家经制军队，而将勇营的产生、存在与使用，视为战争急需的权宜之计，一旦战事终结，必须裁撤。湘军领袖曾国藩也持此观点，太平天国平定后，他主动裁撤湘军，唯支持、保存并发展李鸿章的淮军，以为平定北方捻军之用。实际上，充当作战主力的“勇营”只有三十万上下，绿营兵额则常在六十万左右。绿营岁饷近千万两，总体耗费巨大。所谓“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清廷不能不倾全力于绿营军的恢复与整顿。于是以勇营制度改造绿营而成的“练军”，应运而生。练军营制既不同于绿营，也不同于湘军，其以军为单位，将直隶绿营编为六军（六镇），共万人，每军2500人，设总统1员、文武翼长各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每营500人，设营管带1员、帮带1员，下分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100人，设哨官1员，下分四队；每队25人，设队长1人，下分五伍；每伍5人，内设伍长1人。其前后左右四哨马步混编，第一、二、三队为步队，第四队为马队；中哨则步炮混编，第一、二、三队为炮队，第四队为步队。可是面对西捻来袭，“练军”依旧不能承担拱卫重任，仍需调湘淮豫皖各勇营北上勤王。这样一来，在设立练军的同时，最终确立了“勇营留防”的政策。同治元年（1862年）七八月，淮军将领刘铭传奉调赴直隶提督任上，率淮军勇营万人驻近畿保卫京师。“勇营”，后称“防军”，便也合理合法地存续至清末。
　　19世纪中期太平天国与捻军之后，李鸿章苦心经营、充当国防军主力的，实际是不被清廷承认为国家正式经制军队、“留防”的“勇营”，后称“防军”。这样一支相对于八旗绿营的新军队，保留了上述勇营的全部八条特点，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一条，便是不断装备洋枪、洋炮等西式武器。李鸿章请英人戈登在淮军中编练了一些洋枪队和独立炮队，是为清廷采用新式军械的开始。淮军洋枪队和独立炮队也是营的编制，将原来的小枪、刀矛改为洋枪，抬枪改为劈山炮。在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过程中，淮军陆续改用洋枪。后来洋务运动时，又逐渐淘汰前膛枪，换用后膛枪。独立炮兵营于同治二年（1863年）已组建6营，光绪初年又成立克虏伯炮队19营。然淮军原来编制基本未变，仍是每营4哨，每哨8棚，另加亲兵6队，仅将14人的抬枪队改为12人的劈山炮队。
　　袁世凯是出身于这支军队的第三代子弟，他的从军以及在庆军的作为，都反映出这支军队的上述特点；同时也反映出袁世凯作为出身于这支军队的第三代子弟，特有的练兵抓权意识和情结。
　　初到朝鲜时，袁世凯曾两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