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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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非常干脆：“好！我来就是给你们底的。”
　　刘少奇鼓励他们办好厂，多办厂。资本家可以和贸易公司合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私营也只有和国营合作才能发展。
　　他对紧张的劳资关系提出意见：“你们可以定厂规，经政府批准，就可以执行了。至于临时工，有些可变长工，有困难的就不变。”
　　这一来，资本家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任务中的地位就很明确了：完成这一任务离不开资本家的合作。
　　参加座谈的资本家话多起来，纷纷反映问题，献计献策。
　　有人说，共产党订一个计划，我们私营企业来帮你们的忙。
　　刘少奇点点头：“这个意见很好。公私合作是全面的，有长期的，也有暂时的。我们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私人和公家的长期合作。你有困难我帮助解决，我有困难你帮助解决，互相照顾。不是尔虞我诈，而是完全合作、彼此有益。我们希望合作得多，合作得长，使公私两利。”
　　有人说，我们怕你们的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是个大资本家，谁能和它竞争呢？
　　“这未可厚非。这就是自由竞争，是学你们的嘛！统制原料、市场，是普通生意人的做法，如果国家贸易公司也用这种办法来经营，只顾到自己，那就是不对的，是违反党的政策的。”刘少奇说。
　　资本家李烛尘憋不住谈到：前不久，他去山东销盐，事先征求天津市的意见，有人告诉他可以去。可是到了山东临清，当地的贸易公司一看来了个资本家销盐，就压低了当地的盐价，李烛尘不仅仅没有赚到钱，还亏了本，回来就一肚子气。
　　刘少奇批评了临清地区贸易公司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告诉李烛尘，会跟那边讲清楚，让他再去。
　　有资本家说，我们现在只能在国营工业的空子里，吃点残羹剩饭。
　　刘少奇笑笑说：“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今天，中国的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广，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对私人资本有所限制，实际上等于没有限制，比如铁路、航空，中国今天还没有那么一个资本家说，也要开办铁路、航空，和国营的竞争。我们的政策是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不是走旧资本主义道路。要采取限制政策，就是为了避免旧资本主义的前途。”
　　李烛尘提出，要限制股息，以利润的1／3给工人，1／3作公积金，1／3作股息。
　　刘少奇则主张，在股息问题上，现在最好不加限制，股息提高或降低，要看对什么有利。只要钱拿到工业上去，拿出来流通，总比埋在地下好。“我主张压低投机利润，减低商业利润，提高工业利润，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到底赚多少才算合法？我以为赚多少钱都合法！”
　　李烛尘说：私人资本能不能与公家合作，合资办工厂？
　　刘少奇马上同意：“我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准外股参加；二是从经理到工人，股息要平均。否则，不能称为合作工厂。”
　　有一子一女是地下共产党员的天津市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周叔■说：“我的启新洋灰公司开了几十年，赚了钱，发展到2个厂、3个厂，现在还想再开几个厂。但是，不敢再开第四个厂子，厂子开多了，剥削的工人就更多了，办起来后成了大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就要受审判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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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5）
刘少奇说：“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有功绩的。你想开第四个厂子，不但不是罪恶，而且还有功劳。”
　　天津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卿对恢复和发展自己的企业也有顾虑，考虑到前途问题，是不是扩大生产规模后就算大资本家，资产都要没收。
　　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私营企业的前途问题，是资本家都有的后顾之忧。
　　刘少奇开导他说：“你现在才办两三个厂子，将来你办8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国家收买你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8个厂子，一共16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
　　宋■卿一听，这个领导说话非常干脆，当即回答说：“那当然干！”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必须充分发挥私人企业的积极作用，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搞起，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有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
　　“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刘少奇的风趣引起在座资本家们的一片笑声。
　　刘少奇一席话，打消了资本家的顾虑，纷纷表示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争取早日使天津市的经济走上发展轨道。
　　很快，刘少奇对资本家的态度和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就产生了效应。
　　4月30日，宋■卿写信给刘少奇，提出了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刘少奇很快回信鼓励他：“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现在，当年宋■卿主持的东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厂——东亚毛纺厂，已经创造出天津市乃至全国有名的品牌：“羝羊牌”毛线。
　　刘少奇鼓励工商业资本家提出意见，帮助党和政府修改具体的政策：“税收重了，可以修改得合理一些。一种商品抽好几种税，是妨害生产的。怎样修改？请你们提意见，提出一个新的税率表，由税务局组织一个会，大家商量。”
　　由于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因此，有些资本家觉得负担很重。刘少奇开诚布公：“你们现在觉得负担很重，我可以把公家的情况告诉你们。国家的经费是困难的，原因是打仗。这次平津战役，单八二迫击炮弹就打了十万发，一颗炮弹等于一个中农一年生产的总收入。政府财政这样困难，负担最重的是农民，他们又要出公粮，又要当兵，又要当■子，支援前线，优抗代耕，出教育费等等。你们负担比农民轻，所以他们抱怨工人、商人、资本家吃得好，穿得好，怨声很普遍。这点请你们也要顾及到。城市多负担一点，可以说服农民。我主张把这次的征额在报纸上公布，使农民知道城市里的人也负担了一些。”
　　另外，刘少奇提出：“公司法请你们起草，可用的话就颁布，当然是临时性的。”
　　在同资本家座谈时，有的资本家提出不愿听“资本家”这个词，更害怕“剥削”这样的字眼，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因而感觉苦闷。有人甚至从希腊字典里找依据，把“剥削者”这个词翻译成“利益分润者”。
　　“资本家不是剥削？如永利公司八百元开办的，今天已有这么大的发展，还不是剥削来的？你们担心生产发展后会提高股息，主张把过多的股息归国家。那，我们现在正希望把工厂股息提高，工厂利润提高了，商业利润减低了，投机游资就会转向工业。所以尽管提高股息就是提高剥削，但希望你们提高这些剥削，因为这样做对大家有利。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刘少奇开玩笑说，“如果你们能找出另外的词来代替也行。在没有找出其他适当的词之前，我们只好叫你们‘资本家’。”
　　

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6）
共产党对资本家不是消灭，而是发挥其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仅仅管几十年。几十年以后呢？资本家的前途怎样？
　　刘少奇给资本家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
　　在天津期间，刘少奇还就一些情况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
　　薄一波回忆说：
　　“当时，我把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讲话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对他的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这么讲。我认为，少奇同志讲这个话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避免的。雇佣关系愈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工人得到就业，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雇佣劳动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
　　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的王光美因要生孩子，提前回到了北平。她去见了毛泽东。
　　她回忆说：
　　“主席问我少奇在天津的情况时，我说我们参观了几个工厂，开了不少座谈会，我特别记得，在提到少奇会见资本家的情况时我说：‘少奇还几次见了资本家，找了大资本家李烛尘、周叔■等谈心，做他们的工作……’主席笑着说：‘就是让他去做资本家工作的。’”
　　刘少奇回北平后，多次在党的会议上作关于天津视察的情况的报告，并于6月4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对私人工商业可以通过“不流血的斗争走到社会主义”，“这些产业有代价的收归国有，股份一年退不完，分十年退。十年退不完，号召一下，乡村有人献地，城里也可以号召献股，退一部分，献一部分也可以。十年退不完，十二三年也都可以。”
　　刘少奇从天津视察完毕，就赶往唐山、开滦继续视察。很快他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立即回北平，一项重要使命又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为新中国的成立到苏联“秘密取经”。
　　毕竟，中国共产党人在管理国家、治理国家方面还是“初出茅庐”，是个初生的“牛犊”，尽管是个烂摊子，他们没有退缩，而是迎了上去。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1）
　　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摸底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
　　1949年1月30日，石家庄机场，一架苏军飞机从天而降，停在当年的日军军用机场上。
　　飞机的舷梯打开，下来的是一位苏联人。他名叫安德列夫，实际上他的真名是米高扬。米高扬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受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委派，秘密从苏联赶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又从大连起飞抵达石家庄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未完全取得胜利，因此，米高扬的来访是秘密的。米高扬化名安德列夫，同苏共中央的联系以及与斯大林的联系都用的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斯大林的这一化名直到朝鲜战争期间仍然使用。
　　1月31日下午1时，按照约定的时间，米高扬来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
　　一见面，米高扬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赠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跟着，他就介绍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对这次秘访西柏坡的决定：“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接着，米高扬向毛泽东等人表示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超然物外的态度：“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因此，怎样设计新中国的政权、中国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就成为刘少奇秘密访苏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和米高扬谈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建立新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经济建设、军队、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强调了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的明确化，已提到日程上来。新政权的性质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府必须是个联合政府，但领导权要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其次，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
　　第三，毛泽东谈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帮助我们打扫屋子，但别的客人要等一等，这就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第四，关于中共同苏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多次说，中共中央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米高扬表示，苏共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向苏共中央征求意见时，苏共中央只能提出建议，而不能作指示。
　　毛泽东一再要求这样做，并说，我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因为我们的经验还很少，我自己仅仅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毛泽东的这些想法直接影响了刘少奇后来秘密访苏时关于两党关系的论述。
　　在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时，有些会议刘少奇也参加了。因此，会谈的内容在他起草的准备同苏共中央会谈的提纲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据米高扬写给苏共中央的汇报电报说，2月3日，在会谈中，刘少奇就新中国的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设想。
　　他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像的。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应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组经验。2．为我们提供有关的图书资料，向我们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3．为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民主主义国家和中国应该相互提供经济援助，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会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无法恢复满洲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知道苏联能向我们提供的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预先对其作出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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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2）
刘少奇对米高扬说：“我们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商品生产者问题，即他们是否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刘少奇进而提出，中共的目标是通过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和斗争上的激烈性。据我们推算，对我们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动全面进攻，要等到10—15年之后，然后我们将着手使工商企业转到国家手中，进而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只有为农业奠定工业基础，我们才能考虑把农业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
　　刘少奇的这一些想法，实际上就是1948年9月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当然，这一规划是否妥当，借米高扬来访的机会，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是很正常的。而且，还带有很大的“请示”、“汇报”的成分。在后来的天津讲话中，刘少奇就把这些想法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传达，以纠正党内在城市工作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以及错误做法。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人此时的对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仍然是停留在一个“规划蓝图”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更具体的方针政策。但毕竟是大政治家，对涉及国家大计、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没有丝毫的含糊的，而且的的确确作了深入的思考。
　　当然，毕竟没有管理和治理国家的经历，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思考有其偏颇是在所难免的。
　　米高扬从这次会谈中看出了这一问题，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必须指出，我与之交谈过的政治局委员都很在行，他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上都很有信心，而在经济问题上素养很差。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如他们没有任何有关在同国民党作战之后所没收的日本财产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重要外国企业，它们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情况的材料。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要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区，处于什么状态。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甚至对于在解放区内由他们支配的计划也未加以具体化。他们身居农村，脱离实际。在会谈过程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的确，中国共产党人此时还没有对新中国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构想，仅仅是大模样、大框架，至于具体的东西，就没有了“具体的计划”。这也正是刘少奇为什么秘密访苏的主要原因：借鉴苏联经验，开国建国，细致地描绘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蓝图。因此，毛泽东向米高扬提出，中共领导打算过一段时间向莫斯科派出一个专门的代表团。
　　在中共中央确定刘少奇秘密访苏之后，刘少奇就积极地为此作准备，并起草了一个提纲，主要是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刘少奇在提纲中再次强化了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领导层对新民主主义蓝图的规划，绝大部分内容在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时都谈过。刘少奇明确说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个生手，“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
　　刘少奇接着谈到，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其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合作社经济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去组织。国营经济在接收官僚资本后及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但它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3）
刘少奇分析说，这些经济成分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与趋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共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所需时间要比东欧、中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长得多。
　　很显然，新中国的前途已经确定无疑：社会主义。这是大方向，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但是，中国的现状要求走一段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是长期的。这实际上就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充分的条件。而这也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因为小商品经济占绝对优势，而这一经济成分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引导小商品经济走合作化之路是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举措，而这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刘少奇所提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仍然是大框架，仍然是一个总体的设计规划，没有更为具体的、完备的政策和方针。因此，在提纲中，刘少奇列举了一些需要向苏联方面吸取经验并需要苏联方面指导的、中共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备的经济方针和经济计划；干部学习并管理经济；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经济建设的机关等等一系列问题。
　　秘密访苏出发前，中共中央已从香山移驻中南海——新中国的政治中心。
　　出发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刘少奇彻夜长谈。
　　谈话的内容，迄今没有任何的材料透露，世人也不得而知。
　　但是，不外是自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对新中国一系列问题的规划和构想。
　　同时，双方如何处理两党、两国的关系？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后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中苏间战略性的亲密无间的兄弟友邦关系，奠定了基础，作了开路先锋。
　　而这一切，都需要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汇报并取得意见和建议，甚至“指示”。
　　“学生”向“先生”请教，“兄弟”向“老大哥”取经，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必须的，是必要的。
　　1949年6月下旬，一架当时的王牌道格拉斯飞机在朝鲜万米高空时高时低地飞行。
　　飞机上，乘坐的是中共中央代表团，担负着赴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任务。
　　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另外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徐介藩。
　　同机的是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6月21日，刘少奇、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出发北上，抵达沈阳后同高岗会合，然后抵达大连，从大连乘机前往苏联。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为防不测，飞机绕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往苏联。6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入住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卡亚大街8号公寓。
　　这是一座沙皇时代的建筑，是当时的一位大资本家为著名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在这里，只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
　　为迎接中共代表团，苏共方面也是煞费苦心，由于是秘密访问，一切都还暂时不能公开。因此，代表团的住处、生活、参观游览、会见、会谈，及其他的一些活动，都由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安排，而代表团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国内的通讯联络，均由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因为，刘少奇一行虽然是中共代表团，实际上是履行毛泽东未能成行的访问苏联的任务，是作为斯大林的客人来的，所以只有斯大林一人才有权力同中共代表团谈实质性的问题，甚至一些具有影响性的问题，其他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不能插手，也不敢过问。
　　身份的特殊性，访问的特殊性，会谈内容的特殊性，构成了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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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秘访莫斯科——取经（4）
依然是红场，依然是克里姆林宫，风物依然，人已变。当真是“物是人非”。
　　真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少奇这是第三次到苏联了。1921年到苏联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这里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带领中国工会代表团赴苏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因坚持正确主张而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现在，刘少奇再次来到莫斯科，却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中央就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磋商，征求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意见和建议，为建设新中国找一条道路。
　　同样是找道路：28年前找的是革命道路，是“破坏旧世界”的道路；现在找的是建设道路，是“建设新世界”的道路。
　　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生——刘少奇；当时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名誉校长——斯大林。
　　名副其实的“学生”与“先生”的关系。
　　27日夜间，刘少奇一行驱车前往孔策沃别墅。从车里出来，刘少奇就看到了“先生”——斯大林。宾主互致寒暄后，进入大厅。
　　这次会谈，表面上看来是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因为一切都是在宴会中进行的。斯大林设了国宴来招待中国革命的胜利者们。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非常随意。但在会谈中，也涉及一些重大的问题。
　　代表团首先提出了贷款问题。斯大林表示，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并说，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两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平均每年6千万美元，为期5年。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
　　关于专家问题，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并已经准备好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的报酬问题，斯大林说，中国应当按照中国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苏联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将由苏联政府向专家们补足。
　　刘少奇强调说，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斯大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刘少奇提出，希望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代表团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并提出，希望在三四天后进行，以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
　　刘少奇进一步提出，要求在苏联学习其国家机构的设置、工业及其他东西，以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斯大林很爽快，答应代表团的这一要求，并表示，苏联准备在学习国家机构、工业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