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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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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问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出访。等他回到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刘少奇说：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刘少奇访问刚刚回国，被通知马上到杭州开会。
原来，在他出访的这一段时间里，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
——4月10日，林彪、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判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为成员，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加写了几段火药味异常浓厚的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
“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指谁？
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2）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并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四人作出组织处理。
1966年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进行了错误批判。5月16日，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整个通知稿，原封不动，一字未改，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动，可以称得上“原汁原味”。
刘少奇对康生、陈伯达等人全盘否定其他人意见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能改动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通知》对彭真进行了点名批判。
刘少奇问彭真：“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答：“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回答。
毛泽东对通知进行了修改，加写了几段话，其中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里所讲的“接班人”、“赫鲁晓夫”实际上很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林彪又在会议上兴风作浪，大讲政变经：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夺取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会上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通“连珠炮”轰懵了，张大了嘴巴合不拢，不知如何是好。
没等人们回过神来，话锋一转，林彪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岁。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写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两篇文章宣布：邓拓、吴晗、廖沫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号召：“我们一定不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0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发表戚本禹写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3）
又是一通“连珠炮”，向“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了。
在一片批判声中，在不堪忍受的政治压力下，5月18日，邓拓自杀；5月23日，田家英自杀。
此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继续进行。会场外的火药味蔓延到会场上。
出现这种情况完全出乎刘少奇的意料。5月26日，他在会议上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体会，谈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还作了自我批评。
他平静地说：
对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就这样，刘少奇同全国人民一样，根本没有来得及做什么思想准备，就被裹挟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了。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全国上下顿时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潮。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播出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批朱硕、陆平等人的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都是经毛泽东同意发表的，而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人们向“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接着，以《人民日报》为主要阵地的宣传媒介宣传、鼓动“文化大革命”。
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马上被充分调动起来，尤其是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投身这一伟大运动，四处搜寻黑帮，揪斗当权派。顿时，全国上下被搅得一片大乱。
形势急转直下。怎么办？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刘少奇凭借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派驻工作组。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怎样处理现在越来越乱的局面。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革命。
周恩来马上到隔壁房间打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表示同意。
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发出请示电报：
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内部整风学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但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这种措施是否恰当请速指示。
毛泽东当夜即回电批示：“同意这样做。”
6月1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工作组，在陈伯达率领下，进驻人民日报社。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提出了布置学校工作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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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4）
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的书记李雪峰最后说：“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
会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驻了工作组，到各学校传达和贯彻八条要求。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
这样，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在团中央、中组部的协助下向北京的各单位及各学校派驻了工作组。
6月1日晚，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北京市，各学校、各单位纷纷要求派驻工作组，从6月5日起，北京市委在中央同意后加快了派驻工作组的步伐。全国各省市及中央单位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陆续派出工作组。
但形势继续下滑，没有止住的迹象。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讨论进一步领导运动的方针。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模糊地说了一句：“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但是，这时大部分工作组已经派出。
紧接着，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毛泽东说：“文化革命是###。”
刘少奇说：“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文化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
毛泽东没有提出明确的答复。会议也没有形成具体安排的决定。
刚刚回到北京，刘少奇就了解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的形势愈演愈烈。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
刘少奇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工作组派下去被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擅自揪斗了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严肃批评了这种违法乱纪的乱批乱斗的行为，并主持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印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呈报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立即把该件上报刘少奇等人。
6月19日，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也贴出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并正在酝酿新的更激烈的行动。
形势有失控的危险。
刘少奇对家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
6月19日，刘少奇让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了解情况，并及时汇报。
6月20日，刘少奇又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第九号）》转发全国，并在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同一天，刘少奇同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谈话：“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它就容易了。”
6月21日，刘少奇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对运动的领导，指出：要划一个界线，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反革命的破坏；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侮辱人和变相的体罚；就是当权派、黑帮，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给出路。
经过这几次会议，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开始逐步有所控制，各学校、单位的日常教学、工作、生活秩序开始恢复，社会又逐步走向安定。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5）
安定，能符合毛泽东的想法吗？他的想法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
毛泽东的态度急转直下。
毛泽东在南方巡视了近8个月后，于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
当天，他就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一些材料，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不满，但还没有在派驻工作组问题上表态。
但是，刘少奇去汇报工作时却吃了个闭门羹。
这难道不是毛泽东的一种态度吗？
7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邓小平当即反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保留，代理党委工作。”
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22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指出：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
陈伯达、江青等人所主张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受到大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抵制。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5日的一次小组会上，江青谈到这一情况时说：
22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5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3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
但是，正如林彪说的“背靠大树好乘凉”，“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树”就是毛泽东。
7月24日、25日，他同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严厉批评了工作组：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他干什么？
对此，刘少奇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他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29日，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来自北京市的万余名师生正在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等人的讲话。大会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的心情同其他领导人一样，都有一种“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感觉。
形势发展了，自己却落后了。
这就是“很不理解”。
刘少奇对派驻工作组问题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并宣布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同时向同学们表达了自己的迷惑不解的心情：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主要是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践中间来学会革命。
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都在静静地倾听着共和国主席、党中央副主席那茫然无措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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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6）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多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
刘少奇不得不对撤销工作组一事提出赞成的意见：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
对运动的后果，刘少奇此时不可能预见到。但是，他还是以商量的口吻，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刘少奇等人在讲话时，毛泽东在后台。
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毛泽东从后台出来，接见了全体师生代表。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响彻全场的口号声顿时直冲霄汉，掌声雷动。
虽然工作组撤了，但是，毛泽东认为前一阶段的运动由于受到工作组的阻挠而走了一段弯路，出现了“冷冷清清”，势必还要再来一次大的发动。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少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小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少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进来，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少奇不得不解释：“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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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风起云涌（7）
毛泽东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不得不再次解释：“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说。
刘少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毛泽东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
气氛也一直紧张了两个小时。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少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傍晚5点钟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正在家里，突然刘少奇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少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少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少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少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却是越来越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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