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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一代枭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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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各特区之防务最为紧要，皆与外蒙军事，息息相通，必须呼应灵敏，方可收指臂之效。各该特区都统，均应归该经略使指挥节制，以便职权统一为要。”
6月5日，张作霖正式就任蒙疆经略使。7月5日，北京将蒙疆经略使印绶送到奉天。7月6日，发表了事先制定好的经略使署官制，任命了各级官员。
自此，张作霖不仅控制了东三省，而且进一步染指热河、绥远、察哈尔三特区，成为事实上的满蒙王。
此前，曹锟于5月28日，王占元于30日，张作霖于31日才返回各自的驻地。此次会议，从4月16日直到他们各自归任，开了约40余天。三个大军阀都比较满意。
这次政治分赃，各派都得到了一定份额。
直系的第23师师长王承斌当上了河南督军，第28师师长阎相文当上了陕西督军。
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新得到了三个特区。这三个特区和东三省毗邻，整个北方连成一片，都成为张作霖的统治范围。张作霖捞到了很大的实惠。张作霖多年的夙愿，就是把满蒙连在一起，归他统治。张作霖的大满蒙主义，现在终于实现了，他进了一步，由东北王成了满蒙王。张作霖欣喜若狂。当时，察哈尔都统是奉系将领张景惠，自家人。绥远都统马福祥虽然不是奉系，但奉系邹芬旅驻防桃林县，对马部是个威胁，马福祥只得听从调遣。只差一个热河，热河都统是北洋###姜桂题，一时不好对其采取行动，只得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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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天津四巨头会（3）
王占元也得到一定利益，长江流域他仍然为领袖。直奉两派获得暂时妥协。
但平静没有多久，就又起纷争。王占元在天津开会期间，湖北兵变发生了20余次，湖北人民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6月3日，王占元回到武昌驻地。第二天，湖北宜昌就发生大规模兵变，变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6月7日，武昌也发生兵变，变兵居然是王的直属部队。王的统治岌岌可危。湘军打着“援鄂”的旗号，企图占领湖北。王深知，他的军队打不过湘军。王不得不向吴佩孚求援，这正中吴的下怀，吴派第25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进军湖北。但前锋到达汉口，就驻足不前。一直到王占元打败，宣布辞职，吴军也没有前进一步。鹬蚌相争，吴佩孚是在坐收渔人之利。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的吴佩孚轻而易举地控制了长江流域。
对北京政府的这项任命，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历来瞧不起小小的师长吴佩孚，可吴现在居然和他平起平坐了。而且，直系又占领了长江流域。张作霖立即以辞去蒙疆经略使来要挟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只得把原来的热河都统姜桂题调到中央，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10月1日，任命奉军第28师师长汲金纯为热河都统。热河真正成为张作霖的地盘，张作霖才出了这口气。直到这时，张作霖才名副其实地成了满蒙王。但是直奉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公开化了。
3．兴风波倒靳扶梁（1）
倒靳，就是推翻靳云鹏内阁；扶梁，就是扶持梁士诒组阁。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人。1877年生。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入伍。后逐渐升迁，1912年任陆军第5师师长。1913年署理山东都督。1917年冯国璋总统任其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职位后，就立即想组成自己满意的内阁。然而，那时的内阁完全由段祺瑞的党羽安福系操纵，徐世昌就想赶走安福系的政客。为此，他同直奉两系的大军阀曹锟、张作霖联合起来，极力扶持靳云鹏组阁。
陆军总长靳云鹏本来是段祺瑞手下的两大干将之一，另一位正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但这两位是针尖对麦芒，形同水火。徐树铮是安福系的后台老板，同徐世昌矛盾很大。而靳云鹏不属于安福系，同徐树铮又仇恨甚深。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为此，徐世昌看好靳云鹏。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以奉系作为强大的靠山。靳云鹏和曹锟还是拜把兄弟。靳又和直系的王占元、吴佩孚都是山东同乡。由于具有这些政治资本，靳云鹏在和徐树铮的竞争中，自然占了上风。因此，1919年9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10月31日，众议院通过了靳云鹏提名的内阁。后来，由于段祺瑞和徐树铮的反对，又对阁员名单进行了微调，安排了安福系的李思浩为财政总长，这个提名才于12月3日在参议院上通过。
当上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很想有所作为，实现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梦想。但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使他很快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一直在设障拆台，企图倒阁。由于外交问题、###问题、财政问题等无法解决，同时，直皖战争就要爆发，1920年5月9日靳云鹏决定辞职，并致电曹锟、张作霖不要挽留他。5月14日北京政府只得派海军总长暂代内阁总理。
直皖战争结束后，第一要务是组阁问题。徐世昌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看中了直系###王士珍。张作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靳云鹏认为时机已到，该他出山了，便于7月23日亲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讨善后问题，取得张作霖的支持。26日，张作霖和靳云鹏同到天津，并电邀曹锟来津开会。曹锟马不停蹄地于28日从保定到达天津。此时，各地军阀的代表也到会了。在这个会议上，就决定了让靳云鹏复职组阁。
8月4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对这两位大人物，总统徐世昌不敢怠慢，在东车站铺上黄土，戒备森严，以帝王之礼隆重地迎接他们。欢迎人员一律发给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他们的临时馆舍，沿途派兵列队把守，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从中不难看出，徐世昌对这两个大军阀的恐惧。
曹锟、张作霖到京后，于1920年8月11日组成靳云鹏内阁。内阁组成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张志潭，财务总长周自齐，海军总长萨镇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王乃斌，
张作霖头像
交通总长叶恭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内阁名单是直奉两系相互妥协的产物。但这个靳内阁逐渐倒向张作霖一边，这使曹锟、吴佩孚十分不满。
张作霖在北京志得意满，口出狂言。面对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问道：“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吴佩孚看到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很是厌恶。他16日到北京，17日就离开北京，先到郑州，召集直系将领开会，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基地，埋头练兵，扩大直军的实力，准备同奉军一搏。曹锟和张作霖不急于离开北京，意图坐地分赃。这可急坏了总统徐世昌，没办法，只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后，曹锟和张作霖于9月4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去，并在天津结成了儿女亲家。但是，好景不长，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了出来。
3．兴风波倒靳扶梁（2）
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都对靳云鹏内阁不满意。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要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把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同时，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了一次倒阁风波。
那时，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本来，自1921年初起，在全国就涌起一股“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个月之久，各省军阀纷纷电催军饷。由于不能按时发饷，兵变时有发生，变兵烧杀抢掠。各省军阀因催款无着，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国税，甚至扣留京汉路款，滥发省库券，擅办地方公债券等。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却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1921年冬季，北京政府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11月14日###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借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奉天。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甚妙。他们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张作霖提出东三省公款400万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密计商定后，张作霖于12月12日赶赴天津。当天，靳云鹏也到了天津。他们二人联名邀请曹锟来天津开会，商讨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曹锟听信吴佩孚的劝告，不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沉下心来好好练兵，就托病没有到天津去。
无奈，张作霖和靳云鹏于14日到了北京。张作霖表面上宣称军人不干政，不过问内阁问题。但是，张作霖在会见徐世昌时，却声言靳内阁必须改组。这话正说到了徐世昌的心里。靳云鹏早就知道，徐世昌和曹锟不满意他，还把希望寄托在亲家张作霖的身上。现在，靳云鹏才知道，亲家张作霖也反对他。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靳云鹏只得辞职。于是，在12月17日，靳云鹏内阁总辞职，靳回到了天津。第二天，徐世昌批准了靳辞职，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但这不是张作霖的目的，张作霖是想要扶持梁士诒组阁。为此，徐世昌和张作霖再三邀请曹锟到北京来，商讨下届内阁问题。曹锟于19日到了北京。张作霖拍着胸脯对曹说，他没有个人野心，只是关心中央的财政问题。要和曹锟一起解决这个棘手的财政问题。接着，他就提出了让梁士诒担任内阁总理，由梁组阁。并竭力拉曹锟和他一起推荐梁。曹锟和吴佩孚都不满意梁士诒。吴佩孚让曹锟尽快离开北京，不要碍于情面受张作霖的利用。梁士诒也深知，不打通曹锟这个关节，他这个总理是当不上的。作为交换条件，梁表态，他上台后会尽快解决直军的欠饷问题。这个话传到吴佩孚那里，吴信以为真，就不情愿地说：“好，姑且让他干一下。”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6册，第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就这样，梁士诒于12月24日当上了内阁总理，25日就职。其阁员如下：外交总长颜惠庆，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张弧，陆军总长鲍贵卿，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黄炎培，农商总长齐耀珊，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个内阁从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亲日派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个混合内阁。但是，国务总理梁士诒是以奉系军阀为后台的，因此，这个内阁其实质是一个亲日的内阁。梁士诒上台后，曹锟于12月31日回到保定，张作霖于1922年1月2日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以为这个内阁可以站住脚了。殊不知，有一个更大的倒梁风潮在等待着他。这让张作霖始料不及。
4．踏险地梁君组阁（1）
梁士诒组阁，出乎人们的意料。梁士诒，1869年生，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21岁中举人，25岁登进士。1904年随唐绍仪赴印度，议定《中英藏条约》。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2年3月，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5月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1913年5月，署财政部次长兼代理部务。1914年任税务处督办。1915年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呼号。1916年7月被列为复辟祸首，遭到北京政府通缉，避走香港。1918年2月被特赦；6月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国内公债局总理；9月任安福国会参议院院长。梁士诒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梁士诒有着交通系、安福系的深厚背景，也有一定的外交经验，同时，是一个掌握中国金融财政的关键人物。在全国财政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让梁士诒组阁，是有让他设法渡过难关的意思。当然，张作霖此时已与皖系、安福系相互勾结，所以，有着交通系、安福系背景的梁士诒，就被张作霖推举为内阁总理。
梁士诒想当总理，但对当总理的难处却估计不足。他以为，以他的经验、资历和人望，财政问题可以迅速得到解决。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碰了个硬钉子。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也筹不到应急款项。因此，他在上台前承诺的给直军拨付300万元欠饷，就没有落实。曹锟和吴佩孚感到上当受骗，对梁士诒恨之入骨。张作霖为了拉拢皖系、安福系，建议大赦安福系战犯。梁士诒不敢全部接受，但是于1922年元旦下令，先赦免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询、魏宗瀚等六人。这些人都是吴佩孚的宿敌。吴佩孚对此十分愤怒。
1月5日，梁士诒公然任命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为实业专使。这个曹汝霖是个有名的卖国贼。并且，内定另一个卖国贼陆宗舆为北京市政督办。这两个卖国贼都是亲日派。梁士诒对他们委以重任，是想通过他们向日本借款。梁士诒准备以北京市政公所财产及建筑物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000万日元，以解燃眉之急。
梁士诒上台短短几天，就完全暴露了他的亲日面孔。他背靠亲日派的大军阀张作霖，颐指气使，有恃无恐。“安福战犯的特赦和卖国贼的上台，说明北京政府完全控制在亲日军阀的手里，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和他的工具吴佩孚所不能容忍的。”
其实，直奉矛盾的激化，有外因，也有内因；有远因，也有近因。梁士诒组阁是直奉战争的内因，而其外因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之争。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要想找一个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吴佩孚，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称他为“新中国的大英雄”，比张作霖强。他们对吴佩孚的支持不遗余力，给枪给钱，直至派顾问组织和训练飞机队。
直皖战争，直胜皖败。日本原来支持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失势，日本帝国主义遭到严重打击，在中国就必须重新物色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相中了奉系军阀张作霖，认为把张作霖作为自己新的侵华工具是最合适不过了。日本有人认为：“但至少今天的形势最具有统一的可能性的是张作霖。正如传说的那样，张作霖如果和广东的孙文一派合作，南北相呼应，打倒吴佩孚，中国的统一大业大概不是十分困难的。”［日］园田一龟：《怪杰张作霖》，第226页，辽宁大学历史系内部参考资料。日本内阁首相原敬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地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日本看好张作霖，是想通过支持他，得到在华的最大利益。
张作霖办公照
张作霖一直极力强调亲日外交的必要。早在直皖战后的1920年11月，张就派国务院参议于冲汉赴日去搞亲善活动，12月回到奉天。于冲汉曾游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次是以张作霖私人代表的身份赴日的。在日期间，于会见了原田首相、上原参谋长、田中陆相、内田外相等日本政界要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
4．踏险地梁君组阁（2）
关于于冲汉此次赴日，张作霖在1921年9月30日于奉天接见日本记者时说道：“最近赴日的国务院参议于冲汉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收到中日友好的成果，相互坦率地交换意见，以求取日本政府的谅解。于冲汉之赴日表面上虽系作为北京政府的代表，但实际是代表我而赴日的。使命的大部分是与东三省有关，使之与日本政府交涉，其内容不便说明。”据说，于冲汉在日的活动有一些是秘密进行的。总之，张作霖把自己绑在日本的战车上，希图取得日本的大力支持，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然而，日本人也深知，“吝啬的张作霖一切都从利弊得失出发，有伸缩性的亲日论这是当然的”。
在张作霖扶植梁士诒内阁期间，美国正在召开华盛顿会议。为了平衡列强在远东的利益冲突，由美国出面，于1921年11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了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在会上，要讨论中国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是从德国侵占胶州湾开始的。1898年3月6日，清政府在德国军舰的胁迫下，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附属地区租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建筑胶济铁路。胶济铁路在1904年竣工营业。德国在山东经营十余年，获得很大的利益。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曾经考虑收回山东的德租界。但蛮横的日本提出警告，反对中国同德国直接商谈。8月23日，日本宣布对德宣战。9月3日，日军两万多人侵入山东，横穿山东半岛，向德军进攻。10月6日，攻占胶济铁路全线。11月7日，占领青岛。德军投降后，日本仍借口欧战没有结束，拒不撤兵。此后，日本机关算尽，进一步胁迫北京政府，想要永久占领山东的德国租界。
1917年8月，中国对德宣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胜利国的中国，并没有分享到胜利的果实。1919年2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派代表出席。但是，会议的最高机构是由英、法、美、意、日各派两位代表的十人组成。在这个会议上，日本公然提出强占山东的无理要求，得到其他列强的支持。并按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中国代表没有在这个屈辱的对德和约上签字。巴黎和会本来应该把被德国占领的山东归还给中国，但是由于日本的蛮横，加上列强的偏袒，中国的这个目的没有达到。
1920年1月20日，日本公使小幡向中国提出直接交涉山东问题。这是日本耍的一个花招，意在通过直接交涉，迫使北京政府就范。在国人的一片反对声浪中，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北京政府的拒绝。1921年8月，英、美、日等国协商，决定在11月11日召开华盛顿会议。
日本再一次提出直接交涉，想在开会前，抢先解决山东问题。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北京政府又一次加以拒绝。10月6日，中国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伍朝枢为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11月11日会议正式开幕。山东问题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交大会。大会提出，中日双方在会外会谈，美、英派员居间调停。
12月1日，中日双方正式就山东问题举行谈判。这是一个马拉松式的谈判，共进行了36次。日本代表坚持中国政府应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而借款附有聘用日本人管理铁路的苛刻条件。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收回。中国代表主张国内备款，收回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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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争端直奉一战（1）
在谈判期间的12月28日，日本公使小幡借口庆贺梁士诒新内阁成立，与梁进行了秘密谈判。小幡以提供借款为诱饵，企图让梁接受中日两国改在北京举行秘密直接交涉。其目的是，欲让中国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聘用日本人为车务长及会计长等。梁士诒完全同意这些条件，并电令华盛顿中国代表团照此进行。
30日，梁士诒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中日直接交涉问题，因为问题敏感，无人附和，并未讨论。但此消息已外泄，成为人人关注的焦点。吴佩孚本来对梁内阁就有一肚子怨恨，正苦于找不到攻击的借口，这回抓到了把柄，便乘机用电报的形式，发动了对梁内阁的电报战。梁士诒内阁成立，亟盼各省军阀来电祝贺。那时的惯例，新内阁上台，各省军阀都是要发贺电的。如果没有各地军阀致电祝贺，这个新内阁就很难维持。梁士诒很希望吴佩孚来一个祝贺电，以壮声势。
1922年1月5日，也就是新内阁刚刚成立13天，吴佩孚给梁士诒发了一个通电。梁原以为是一个致贺电，可是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一份谴责电。内称：“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径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这是一篇###梁士诒的檄文。同时，也暗刺了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说他们“勾援结党，卖国媚外”。自此，梁士诒的卖国行径大白于天下。国人极为愤怒，纷纷对梁进行斥责。
这个慷慨激昂的讨梁通电，使梁士诒十分震惊。他不便直接回答，便想了一个倒添日期的方法，在6日发了一个微电。微是5日的代称，意思是5日发的电报，电文内容不是针对吴佩孚的通电的，好像根本没有看到吴的电报。梁士诒解释了关于筹款筑路的问题，声明政府毫无成见，希望大家发表意见。梁士诒做贼心虚，这个电报旨在掩盖与日本公使秘密谈判的内幕。吴佩孚的通电，得到了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苏督齐燮元、鄂督萧耀南、陕督冯玉祥、鲁督田中玉、赣督陈光远等，都连发通电，支持吴氏。
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7日发表通电，解释赎路既无现款，只有采取“国内外合筹债款”之一法，所谓外债不限于日本一国。又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成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主张。但是，梁的声明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舆论一边倒，完全为吴佩孚所控制。吴佩孚不依不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通电。庚（8日）、佳（9日）、蒸（10日）、真（11日）、文（12日）各电，如连珠炮似的射向梁士诒。其中蒸电转述国民外交代表余日章、蒋梦麐的电文：“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努力将全归泡影。”这是一枚揭老底的重磅炮弹，使梁士诒原形毕露，无地自容。
但攻梁不是吴佩孚的目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在电文里慷慨陈词：“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氏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佩孚为民请命，敢效前驱。”吴佩孚在这里所说的“谋主”和“公敌”，明眼人不难看出，指的就是梁士诒的后台老板张作霖。吴的12日文电表示与梁内阁断绝关系：“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燕孙是梁士诒的号。“燕啄皇孙，汉祚将尽”，电文巧妙地运用了骆宾王讨武则天檄里的成语。原文是把赵飞燕比喻为武则天，赵飞燕差一点把汉朝毁掉，武则天和赵飞燕一样，也差一点把唐朝毁掉。你梁士诒和武则天差不多，也要把中国毁掉。你梁士诒恋栈不走，脸皮太厚，赶快下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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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起争端直奉一战（2）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不能保持沉默，也致电中央，表明态度，电称：“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辞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至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在这里，张作霖明目张胆地庇护梁阁，毫不掩饰地指斥吴电。吴佩孚和张作霖的矛盾，已经完全公开化，充满了火药味。但张作霖的反击显得理屈词穷，苍白无力。
吴佩孚不管这些，继续发电。同时，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梁士诒。今天一篇《驱鳄鱼文》，明天一篇《讨武则天檄》，把个梁士诒骂得狗血喷头，几无藏身之地。与此同时，又有一些省的督军通电支持吴氏。只是直系首领曹锟躲在保定的光园，没有表态，静观其变。
吴佩孚叫骂不停，梁士诒却采用了太极拳的软功。逆来顺受，韬光养晦。在回电中，反而称赞吴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反复为自己剖白，说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向日本借款赎路，从来没有同意过山东问题由华盛顿移到北京来交涉。但这些表白，没有任何效果。吴不买账，去电坚请他7日内下台，“下野以明坦白”，不要“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为了不给梁士诒以喘息之机，直系军阀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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