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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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主簿掾史的职权地位皆不在郡守之下。　　　
　　曹操还是司空时，刘晔为仓曹掾。征张鲁时，刘晔改任主簿。蒋济为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之后，才被辟为丞相西曹属主簿。司马朗为丞相主簿后，便得调任兗州刺史。温恢先为彭城相和鲁相（太守级别），政绩不错，才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贾逵担任弘农太守，得到曹操赏识，于是调到身边工作，出任丞相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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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众说纷纭的杨修死因（1）　　　　　　　
　　《后汉书？杨震列传》注引《典略》说：〃建安中，（杨修）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杨修从一个三百石低品秩官员，一下子成为等同二千石官员的丞相府主簿，可见曹操对他的赏识重用。正因如此，才导致自魏太子以下，都争着与杨修套近乎，可见古人也都是势利眼。而才学名气皆在杨修之上的建安七子中，王粲为丞相掾，徐斡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陈琳为门下督，阮瑀为仓曹掾属，应瑒和刘桢为丞相掾属，地位都不如杨修。　　　
　　众说纷纭的杨修死因　　　
　　杨修被杀的原因，各书多有记载，历来众说纷纭。　　　
　　《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记有三条：一是曹操将由汉中撤军，但犹豫不决，而杨修由曹操的教令〃鸡肋〃一词，便猜知曹操心事，使曹操大为恼恨。二是杨修为曹植预作答记，皆中曹操之意，后知其情，更加忌恨。三是由于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曹操〃虑为后患〃，于是借故把他杀了。曹操当年曾欲借袁术这个社会关系问题杀杨彪而未得逞，怀恨在心，十几年后仍以这个问题将其子杨修杀害。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却有另外的说法：当初，杨修和丁仪兄弟策划立曹植为魏太子，曹丕对此很担忧，把朝歌长吴质藏在旧竹箱中，用车接进府中，请他帮自己出谋划策。杨修将此事告诉曹操。曹丕感到恐惧，告诉了吴质。吴质说：〃没有关系。〃第二天，又用竹箱载绢进入曹丕的宅邸。杨修又报告了曹操。曹操派人进行检查，里面却没有人。曹操因此对杨修等人产生怀疑。后来曹植因为骄纵而被曹操疏远，但曹植却不停地主动和杨修联系，杨修也不敢和他断绝往来。每当到曹植那里，杨修都揣度曹操的心事，预先为曹植草拟了十几条答辞，告诉曹植手下的人：〃魏王的训诲来时，根据他的问话，作出相应的回答。〃因此，魏操的训诲刚刚送来，曹植的答辞就已送去。曹操对这样迅速的回答觉得很奇怪，经过追问，真相才暴露出来，便公布了杨修多次泄漏魏王训诲，交结诸侯的罪状，把他抓起来杀了。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写到杨修之死，主要是说：杨修在做曹操秘书期间，正在与其兄争太子地位的曹植与他交往甚深，杨修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争斗的旋涡之中。他为曹植出了几个主意，效果很好，可是后来被曹操发现，心中忌恨他，〃乃收杀之〃。这和《资治通鉴》写的是差不多意思。　　　
　　除了上面几种说法外，另有几件小事也值得关注。　　　
　　曹操曾经叫人建造花园，他看了后不给评语，只在花园的门上写一〃活〃字。众人皆不明其意，杨修看了，说：在门上写〃活〃，就是〃阔〃字，丞相是嫌门阔了。竟不问曹操，擅自命人把门改窄。曹操知道后，口虽称美，〃心甚忌之〃。　　　
　　塞北送来一合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杨修见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问他为何这样做，他答：〃盒上写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岂敢违反？〃曹操虽嬉笑，而心恶之。　　　
　　曹操为了测试曹丕和曹植的应变能力，便叫他们到城外去办事，暗中却叫门卫不要放人外出。杨修告诉曹植，如有人敢阻挡，便斩杀他。曹植虽然成功出外，但曹操知是杨修所教，认为这是杨修与曹植联合欺骗自己，非常愤怒，于是有了杀杨修之心。　　　
　　曹操老担心别人暗害他，于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梦中好杀人；凡我睡着，你们切勿靠近。〃一天他睡午觉，被子掉在地上，一位唯恐侍候不周的勤务员马上进房把被子捡起来盖上。曹操从床上跳将起来，一剑把勤务员杀掉，又上床再睡。睡了半天后起床，惊问道：〃谁杀了我的勤务员？〃大家告诉他经过，曹操放声大哭，给死者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厚葬。大家都认定，曹操确有梦中杀人的病症，只有杨修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送葬时，杨修对着死者的灵柩说：〃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杨修因此惹恼曹操，被曹操借故杀了头。　　　
　　于是有人说，曹操杀杨修，是他聪明过头，好卖弄才华并且喜欢自作主张。因此，杨修是死于〃恃才放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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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众说纷纭的杨修死因（2）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杨修的死，是曹操忌才害贤，容不得拂逆自己的人。　　　
　　曹操虽然爱才，〃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但他容不得拂逆自己的人，又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如崔琰太直，罚为徒隶，跟踪监督，〃心似不平〃，遂赐死；许攸、娄圭，虽是曹操的故旧且都立有功劳，只因有轻视曹家的言论，便都杀掉；孔融是名士，但好唱反调，也杀掉；就是佐曹起家的首席谋士荀彧，因对其要当魏公提了点不同意见，便不肯饶过，逼其自杀。《曹瞒传》中说他〃持法峻刻，诸将有计划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这话说得虽有些过分，但考诸历史，又不得不信。杨修好卖弄小聪明，揭操之短，曹操当然不会放过他。曹操的手，不可谓不黑（以上均见《世说新语》和《三国志》等书）！　　　
　　这种说法如果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和前面说的就完全不同，杨修之死的责任完全在曹操一边。　　　
　　看来，杨修的死因，是有很多版本的，也很难有统一意见。但说他是专制独裁者刀下的牺牲品，肯定不会错。杨修死时正值四十五岁的壮盛之年。一代人才就这么死了，确实使人非常痛惜。　　　
　　杨修之死留给秘书的启示　　　
　　再回到杨修的秘书身份上来，看看从他身上能吸取什么教训。　　　
　　坦率地讲，从秘书学的角度看，杨修根本不了解秘书工作的性质，虽才华出众，却不具备领导人秘书的素质，因此难免遭杀身之祸。　　　
　　其一，秘书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秘书人员必须大力加强政治修养。通常所说的政治修养，主要是指觉悟性修养，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工作中注意从整体利益出发，顾全大局，讲原则，讲团结，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杨修却严重背离了这条原则。他和曹植结成小帮派团体，为曹植争夺太子地位出谋划策，挑拨曹氏兄弟不和。曹操一直认为，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自己能够打败袁绍，主要是因为袁氏上下不和，子孙互相争斗，否则他是难以轻易拿下河北的。可以说，帮助曹操战胜袁绍的正是各为其主的袁氏谋臣，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挑起袁氏子孙争斗不休是导致袁败曹胜的决定性因素。袁氏前车之鉴，曹操岂能很快忘记。因此，曹操心中最厌恶、最担心的人，莫过于挑拨自己的子孙互相攻讦的人。而杨修为了自己将来的飞黄腾达，偏偏选择了一条用助曹植夺权的手段来谋求今后更大发展的道路，因此说，杨修的政治性是不强的，曹操以〃交结诸侯〃之罪杀他，实在不冤。　　　
　　其二，秘书要树立正确的名利观。秘书是为领导人服务的，作为领导的助手，秘书的劳动成果往往是通过领导的工作成绩体现出来，而不能独立地显示秘书自身的成绩。秘书工作具体而繁忙，加之机密性强，因而很少出头露面，留名留利。杨修却完全相反，凡是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似乎都少不了他；凡是可以显示自己才华的时候，他几乎每次都要表现一下；他的风头出得比领导还足，得到的虚名甚至远远超过他的顶头上司曹操，这样的秘书，领导怎么会喜欢？曹操具有雄才大略，但为人多疑，阴险奸诈，好表现自己。他要处处表现自己才气过人，以赢得部下的拥戴。他在门上写个〃活〃字，在盒上写〃一合酥〃，如果是自己揭开谜底，一定会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地位。杨修却只顾为了出风头而卖力地表现自己，当然会引起曹操的忌恨，从而导致杀身之祸。　　　
　　其三，领导人秘书要做到没有根据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事不做，并且特别要注意，当领导人不在时，别人提出任何建议和要求，秘书只能负责传达，未经领导授意，决不能代替领导答复或许诺，更不能代替领导作指示，否则就是严重的侵权越位行为。由此来对照一下杨修的表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杨修实在是过于轻狂，仅仅凭着对曹操一个〃教令〃的猜测，就擅自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曹操以〃扰乱军心〃之罪杀他，是有充分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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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挂名秘书阮籍（1）　　　　　　　
　　其四，领导人秘书由于职业的关系，往往能够掌握较多的机密，对领导人的想法也比较了解，心思也摸得准。本来，作为秘书的杨修应该利用这一优势，领会领导的意图，把握工作的要领，把工作做在前面，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杨修随意揣摩领导的意图，多次〃漏泄魏王训诲〃，显示自己的小聪明。这样的秘书，能说合格吗？曹操以泄密罪杀他，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其五，秘书是直接为领导服务的，不论写文章还是办事情，都是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必须忠诚于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事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反映情况，处理问题，不撒谎，不掺假，不缩小也不扩大。决不能背着领导另搞一套，更不能故意欺骗领导。作为曹操的秘书，杨修在此方面，是做得不怎么好的。他与曹植联合欺骗曹操，本来就不应该，而在汇报吴质的问题上又被对手陷害了，从而使曹操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认为他不忠诚于自己，最后借故把他杀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现代对秘书职业的要求，秘书人员当然还必须具备其他多种素质，如认真、细致、周到以及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等。但仅从以上五点分析来看，作为领导人秘书的杨修，在素质上确实存在不少缺陷，他的死，确实可以使我们吸取很多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借鉴。（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世说新语》、《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　　　
　　挂名秘书阮籍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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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挂名秘书阮籍（2）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　　　
　　吴隐之卖狗嫁女　　　
　　说到东晋的吴隐之，人们很自然会想起他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的趣闻，而他做秘书时卖狗嫁女的逸事，却少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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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吴隐之卖狗嫁女　　　　　　　
　　吴隐之在做广州刺史之前，曾做过多年秘书。他先是为桓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接着被谢石点名要过去做主簿；再后来是入朝做中书侍郎。与尚书郎、主簿一样，中书侍郎也是秘书性职务。吴隐之卖狗嫁女，就发生在他做谢石主簿的时候。　　　
　　谢石是东晋著名人物，淝水之战的晋军司令便是他。这一仗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谢石对吴隐之的生活很关心。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家穷，〃遣女必当率薄〃，便吩咐手下人带着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去帮忙操办。到了吴隐之家，只见冷冷静静，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唯见婢女牵了一只狗要去市上卖。原来吴隐之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女儿的嫁资！　　　
　　东晋时的主簿，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其职责无非是主管文书，为将相大臣一幕僚而已。但若论其地位，却又十分重要；论其权力，有时甚至大得使人咋舌。如桓温以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时人便有〃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语，主簿地位之重要和权力之大，由此可知。其时谢石声誉日隆，炙手可热，且谢家十分富有，吴隐之在他手下工作，俸禄定当不菲。退一步说，吴隐之的俸禄即使不多，但他只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顶头上司谢石为榜样（谢石聚敛无度同样很有名），能捞的时候就捞它一把，怎么也不会穷到卖狗嫁女的地步。很显然，吴隐之家穷，是另有原因的。史书上说他〃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被絮，勤苦同于贫庶〃。他家穷，原来是他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又乐善好施造成的。　　　
　　众所周知，两晋时的官风，是相当腐败的。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比阔斗富这类丑闻，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之下，吴隐之能够清廉自守，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上司谢石都聚敛无度，他却毫不动心，守住清贫，尤其让人崇敬。后来，朝廷决定派他去广州做刺史，目的就是希望他到那里去树立新的形象，改变过去岭南历任刺史皆贪污受贿以饱私囊的弊端。　　　
　　广州面海环山，多有象牙、珍珠、海味和名贵药材出产。但因为地处僻远，瘴疫流行，在东晋时还属蛮荒之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做官。只有那些家里贫困而又想发横财的人才肯去。到广州做刺史，只要弄上一箱珍珠宝物，几辈子享用不尽，以往的广州刺史因此没有一个不贪的。离广州二十里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有一口泉叫〃贪泉〃，据说不管谁喝了这泉水，都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不信这个邪，到广州后，他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来到贪泉，掬水而饮，并赋诗为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以后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调离广州时，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材沉香木，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水里去了。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岭南习俗也就日趋淳朴。为了表彰他〃革奢务啬，南域改观〃的操行和政绩，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吴隐之被升迁为前将军，并得到赐钱五十万、谷千斛的奖赏。　　　
　　吴隐之做主簿时卖狗嫁女和他后来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这两件事表明：真正的清廉之士，是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也不管他手中有权还是无权，都是不会改变其志操的。　　　
　　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己，不能怪罪于环境和条件。（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等）　　　
　　聪明绝伦郗嘉宾　　　
　　郗超（公元336…377年），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字景兴（或作敬兴），一字嘉宾。祖父郗鉴，父亲郗愔，皆为东晋大臣。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十几岁即被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辟为椽。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说新语》）。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椽。永和十二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大元二年（公元377年）卒，终年四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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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聪明绝伦郗嘉宾　　　　　　　
　　纵观郗超的一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郗超自十几岁入桓温幕府后，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一代枭雄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尽心敬待和信任他。当时桓温幕府里人才济济，和郗超差不多同时在桓府任事的就有王坦之、谢玄、王珣以及大文学家袁宏、大画家顾恺之等人，但真正为桓温看重的，也就是郗超、王珣和谢玄等几个人。对参军郗超和主簿王珣，桓温似乎又特别倚重，每件事都要同他俩商量，桓府的人因此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令桓温高兴，能令桓温愤怒〃。史称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晋书？王珣传》）。又说：〃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晋书？郗超传》）。桓温欣赏王珣的显然是他的精明强练，倚重郗超的则是他的智慧谋略。一个善于内务管理，一个长于权谋机变，郗超和王珣，无疑是桓温身边最得力的左臂右膀。　　　
　　深自结纳　　　
　　郗超入桓温幕府后，桓温对他〃倾意礼待〃，郗超亦〃深自结纳〃，两人很快结为同党。　　　
　　公元369年春，郗超父亲、东晋的徐、兖二州刺史郗愔给大司马桓温去了一封公函，表示要与桓温共同辅佐王室，并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渡河北上，讨伐前燕，收复失地。郗愔写这封信，是因为不久前收到了朝廷的命令，要他与桓温一道进行北伐战争，而邀请他参加北伐的正是桓温本人。郗愔对东晋王朝忠心耿耿，接命令后心情特别激动，以为为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动情地写了这封信。遗憾的是郗愔并不清楚桓温邀请他北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桓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这是事实，但他同时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从而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郗愔对此却一无所知。可以想见，桓温如果读到这封信，肯定会加深对郗愔的疑忌，从而给郗家带来灾祸。幸好郗超先看到这封信，他气得当即把信撕得粉碎，然后提笔代父亲写过了一封信给桓温。信中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胜任军旅重任，而且年老多病，请求找一个悠闲的地方休养，并劝说桓温统领自己的部队。桓温见信，大喜过望，当即调任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自己则当仁不让地兼任徐、兖二州刺史。自此，东晋的荆、扬两个重镇，全由桓温一人兼任，他一人掌握了长江上下游的全部事权（《资治通鉴》卷一百二）。　
　　郗超对桓温的想法之所以摸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经常听到桓温念叨〃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知道桓温对他父亲身居京口要地深为不满，很想将此二州攫为己有，只是没有适当的理由和借口，他才暂时没有动郗愔。京口一带，原来地广人稀，西晋灭亡，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后，这里便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号称北府。因当地军民强悍，勇于从军，桓温早就有把他们编练成一支新军的计划。桓温对京口重镇早就垂涎三尺，郗愔却如此不识时务，也难怪郗超要把他父亲的信撕得粉碎了。　
　　郗超是桓温最主要的谋士和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桓温的死党，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郗愔却不知道。假如郗愔早知道儿子已与桓温结为死党，郗超擅自做主代他给桓温写信，从而把手中的权力奉送给桓温以保一家平安，郗愔会不会坚决反对呢？从他忠于王室这一点看，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父子异趣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超和他的父亲郗愔，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郗愔忠于王室，郗超却同桓温结为死党；郗愔为人糊涂怯弱，郗超却精明强练；郗愔事奉天师道，郗超却信佛；郗愔喜好聚敛钱财，郗超却轻财重施，视钱财如粪土。　
　　郗愔大肆搜刮钱财，有钱数千万，郗超心中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早晨，郗超去给父亲请安，郗家的礼法，在长辈面前，晚辈不能坐着，郗超就站着说了很久的话，并有意把话题引到了钱财上来。郗愔说：〃你只不过想得到我的钱财罢了！〃于是打开钱库一天，让郗超任意使用。郗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