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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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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那个案子呢？胡佛仔细想了想就同意了。他也赞同我用爱德华·米勒来接替布伦南的建议，米勒因而成为监察处的一号人物。米勒曾在我手下工作，有着与我相同的任职经历，我能担保他的工作能力。
沙利文走得并不平静。在他休年假的数天之前，我获悉他个人持有一些与联邦调查局替白宫安装窃听器有关的文件。这些秘密文件从未编入索引存档，只有沙利文和他的几名亲信知道其所有详细情况。
这些窃听器后来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基辛格窃听案”，但在百般抵赖和相互指责的大气候里，不可能在白宫里确定其责任人。亨利·基辛格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那些窃听器被用在他那涉嫌泄露秘密的工作人员和涉嫌接收秘密的新闻记者身上。
知道了这些敏感文件后，我就向胡佛征求意见，他告诉我要将文件从沙利文那里取来保存在我的办公室。但这些文件却不知去向。我要求米勒与一名值得信赖的助手托马斯·J．史密斯一道搜寻所有文件，除了沙利文的办公室，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其他可疑之处都不要放过。但他们一无所获。作为一项安全防范措施，我命令给这些档案室更换密码锁，这导致新闻报道称，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办公室外边。
米勒和史密斯搜查了整个国内情报处，最后发现六个塞满联邦调查局机密调查材料的文件柜。这些文件柜放在布伦南的办公室里，全部标上了“沙利文——私人物品”的字样。但文件柜当中都没有窃听文件，柜内材料随后按常规文件被归档。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3）
9月的最后一周，当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他发现罗森占据着他的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打算要退休，胡佛于是在9月30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沙利文他已被解除一切职务，在其申请退休之前将处于休年假状态。沙利文这次屈服了，于10月6日递交了退休申请。
当我就失踪文件当面质询沙利文时，他说已将它们交给了布伦南，因为按照指示，这些文件应转交给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布伦南证实了这种说法，但否认知道文件内容。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话。
与此同时，沙利文也在清理个人物品。他刻意留下一件物品：他那约翰·埃德加·胡佛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们不让他进到那些锁着的档案室里去，他显得焦躁而不安。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房间里有写给马丁·路德·金的所谓自杀恐吓信的惟一副本。
沙利文的最后时光是令人难忘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很高兴能见到他的离去，却又担心他会如何攻击联邦调查局。我斥责他是一名“犹大”，他就向我挑起了一场拳架。他像一个蓄势进攻的小公鸡，我想他是真的想与我打一架，我于是接受了他的挑战，尽管我的块头要大他一半。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向胡佛汇报了这些新情况，他静默了半天，最后缓缓地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做的最大错事就是提拔了沙利文。”他随后转过身，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我离开了，让他单独想想事情。
我继续追查窃听文件失踪案。我的调查小组获悉那些窃听器是应基辛格的要求安装的。他矢口否认那是他的主意，但档案表明他曾于1969年5月9日三次从佛罗里达的基·比斯坎湾给胡佛打电话，而第一个窃听器就用在莫顿·霍尔珀林身上，他是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助手，涉嫌向《纽约时报》泄露秘密。
随后受到窃听的有赫尔姆特·索南费尔德、丹尼尔·I．戴维森、理查德·M．穆斯、安东尼·莱克、温斯顿·洛德，他们都为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效力。当这些窃听活动未能发现泄密源的时候，窃听器监视范围又扩大到其他人身上，包括总统法律副顾问约翰·P．西尔斯、国防部长梅文·莱尔德的助手科尔·罗伯特·珀斯利、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威廉·H．沙利文、国务院的理查德·F．彼德逊、总统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健康教育福利部部长罗伯特·H．芬奇的行政助理詹姆斯·W．麦克莱恩。一些新闻记者受到了窃听，有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亨利·布兰登、《纽约时报》的威廉·比彻和赫德里克·L．史密斯以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马文·卡布尔。特工们还回忆称，沙利文曾准备让法国当局对辛迪加专栏作家约瑟夫·卡拉夫特进行窃听，此人当时在巴黎撰写文章和对外播音。
基于国家安全考虑，最后一个安装窃听器的请求是在1970年12月14日提出的，而所有窃听器监视活动的终止时间约在1971年5月底或6月初。由于沙利文个人保管了窃听文件，所以它们从未编入普通文件或电子监视文件索引中去。沙利文一直持有这些文件，直到他失势，无法与胡佛对垒抗衡为止。为了设法讨好马迪安和白宫，他将窃听文件的事告诉了马迪安，并暗示胡佛打算用它们敲诈尼克松总统。马迪安如他所愿地做出反应，并通知了白宫。这些文件最后在白宫助手约翰·埃利希曼处走到了尽头。
沙利文退休不久，埃文斯和诺瓦克署明日期为1971年10月1日的专栏报道了这一事件。该专栏认为胡佛对国内情报处的限制损害了反情报工作。后续专栏同样是批判胡佛，后来还批判代理局长L．帕特里克·格雷。联邦调查局内部探员都认为：专栏资料是由沙利文提供的。
这些把戏使他的名字尚不至于淡出人们的视线。1972年夏天，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给沙利文打了一个电话，提出让他出任新成立的司法部毒品情报办公室主任。这个新办公室将起到一种计算机交换所的作用，处理政府各机构收集的情报信息。沙利文接受了这个职位，并在1972年8月前，也就是在离开华盛顿不到一年的时候，回来获得了一个显赫职位。马迪安向爱德华·米勒透露，沙利文被授以高薪职位，是防止他写书披露他所知道的事情。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4）
沙利文曾在数个场合向格雷进言但遭到冷遇。当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候选资格似乎要成为泡影的时候，沙利文又重整旗鼓，意欲接管联邦调查局领导人的职位。他给罗伯特·马迪安写去大量信件，大肆评议联邦调查局的预算、管理及诸多其他议题。已挪位到总统竞选委员会的马迪安对这些信件持安抚态度，希望在11月份总统选举结束之前让沙利文保持安静。沙利文还给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写了几封信，谈论他将如何改革联邦调查局。
白宫想让沙利文对尼克松政府滥用职权三缄其口，同时还想从他那里找到一些东西，证明往届政府是如何滥用联邦调查局的。尼克松及其首席律师约翰·迪安将这视为一个可能的逃生舱口，希望借此来摆脱水门事件的干系。如果尼克松能证明其他总统已经滥用过联邦调查局，就有可能转移公众对他的批评。
1973年2月，尼克松与迪安一起讨论了这种可能性。“胡佛是我的老朋友，”总统又说道，“比起约翰逊来，他实际上与我走得更近，尽管约翰逊用他的时候会更多一些……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们在这整个水门事件里会好过得多。因为他知道如何驾驭联邦调查局。他会让他们吓死过去。”
在尼克松首次获胜的总统大选期间，人们指控约翰逊玩了把戏，尼克松和迪安就对这些指控进行了探讨。“我们68年的（选战）飞机被装上了窃听器，”尼克松说道，“真是你所能见到的最处心积虑的事儿。”事实上，德科·德洛克曾告诉约翰·米切尔，说尼克松的座机没有安装窃听器，但联邦调查局找到了1968年阿格纽飞机附近的电话打出的长话录音，那架飞机当时放下舷梯，停在阿尔伯克基市。
在与尼克松的谈话中，迪安提到沙利文心境不佳，且“有着满肚子情报”。
“你认为沙利文还算可靠么？”尼克松问道，“他为什么要合作？”
迪安解释说，沙利文极想回到联邦调查局工作。
“那容易。”尼克松回道。
“他也许会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迪安说道，“他可是一枚炸弹！”
迪安将沙利文召到白宫，直截了当地要他准备一份备忘录，列出往届总统基于政治原因利用联邦调查局的例子。沙利文仍抱有想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野心，便将这视为进一步向总统靠拢的良机。
他准备了两份备忘录，它们后来由迪安交给了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在第一份备忘录中，他提出“为政府作证”。这些事实，他说道，“会让现任政府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第二份备忘录详细地举出了往届总统可能不当地利用联邦调查局的实例。两份文件都是由沙利文亲自打出来的，有着他那一贯的粗陋风格。
第二份备忘录部分内容如下：
在我的记忆中，基于政治目的利用联邦调查局最多的是罗斯福先生和约翰逊先生的政府。这两届政府都曾得到联邦调查局彻底而心甘情愿的合作。比如，罗斯福先生曾要求我们调查反对《租借法案》者的背景……罗斯福夫人也会提出一些不同寻常的请求。与之相反的情况也确实存在，因为如果他们不想发现有损于调查对象的信息，罗斯福夫妇就会暗示联邦调查局，他们没有兴趣将某些调查进行得太深入。
在其他事情上，沙利文说，罗斯福无意于查清对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的指控，这些指控称他曾在火车上向一名同性服务员求爱。
约翰逊曾随心所欲地利用过联邦调查局，沙利文说。他“会要求联邦调查局获取诋毁性信息……自己民主党内反对他的参议员们的信息，他会将其泄露给参议院共和党籍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德克森会利用这些信息给约翰逊总统的反对者们以有效的打击”。
沙利文还透露，在1964年大西洋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约翰逊利用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特别小组。该小组曾在马丁·路德·金的旅馆房间安装窃听器，窃听黑人团体使用的临街办公室电话，并建立线人网络渗透到大会的各个派别当中去。这些消息来源向约翰逊总统提供了一股可靠的信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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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5）
沙利文举出了约翰逊助手沃尔特·詹金斯的例子，詹金斯因在基督教青年会男厕所里进行的勾当受到道德指控而被捕。他还列举了所谓阿格纽选战飞机窃听案（他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搭线窃听南越大使馆案和监视陈香梅案。约翰逊认为陈香梅是共和党与南越之间的联系人，打算将和平谈判拖到1968年选举之后，从而为尼克松创造政治优势。
沙利文备忘录里的许多内容纯属杜撰，他不能用文件证明他的任何一项指控。因而备忘录对尼克松毫无用处，当它后来由约翰·迪安交给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时，被取消了作为调查依据的资格。
沙利文向联邦调查局的反戈一击，成了媒体、各种反联邦调查局书籍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报告用来指控和攻击联邦调查局的依据。沙利文因此找到了雪耻的机会，却给美国国内安全和联邦调查局将来的工作带来了惨重损失。
白宫的硬式棒球（1）
沙利文的离去让我怒火稍息，却没有减轻我的工作负担。在工作中，作为联邦调查局新的三号人物，我不得不取悦于托尔森和胡佛。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联邦调查局是一个由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式的人物组成的集体。就像电视惊悚片中表现的那样，他们冷酷无情地跟踪追捕不法分子。在现实中，联邦调查局追捕的是所有形形色色的违法者，从普通罪犯到有组织犯罪分子再到白领小偷。它提供指纹鉴定服务、科学实验室、训练部门和用于公开罪案的计算机化网络。在胡佛时代，联邦调查局在开展工作时受到严格监督，有着一条畅通无阻的指挥系统和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和富有成就感的特工队伍。
大多数文书工作都要经过我的办公室，包括重大案件和政策事务备忘录。我还要审核寄往联邦调查局以外的重要信件、新特工的聘书、电视稿本和数以百计的其他文稿。虽然如此，但还是有海量的材料交到托尔森手中，再由他转交给局长。我发现，除非我能预见它们陈述的问题，否则我很难草签任何一份转给托尔森或胡佛的材料，它们通常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作为我的一项工作，在上午十一时三十分至十二时之间，我要向托尔森全面汇报局长采取的每项行动的进展情况，他们总是在十二点整准时开始共进午餐。胡佛希望托尔森能充分利用这片刻时间谈谈行动的进展情况，这是他们餐叙的一部分。
新的工作还需要我周六加班，胡佛和托尔森周六或周日很少到办公室，但局长想随时了解情况。犯罪活动从来没有一天会停止的。我周六不得不在上午十一点前赶到办公室去审阅积压的材料，并确定哪些应送给局长，哪些则可以等到周一上午。我通常会加些说明和介绍。审阅工作通常会花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会将文件放进“袋子”（一个旧而破损的公文包）里，然后交给甘迪小姐，经她转给汤姆·莫顿，再由莫顿驱车将其送到局长家中。胡佛周六将材料浏览一遍，然后在周日认真地细看。每个周一的上午，附有批语和指示的材料就会从局长办公室拿回来。
对于托尔森，我得为他拟定所有高层人员的晋升和调动推荐信。我在监察处负责人的位置上工作了六年，大多数分局主管、助理分局主管和那些适合提升到相应位置上的人都或先或后为我工作过。托尔森对我很信任，所以会不加迟疑地接受我的推荐信和安排。他经常生病，在其身体欠佳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代他行使职权。
胡佛从来没有与我谈过托尔森迅速恶化的健康问题。尽管托尔森的思维依旧敏捷，但他已经没有充沛的体力来支撑日复一日的工作。他经常不来上班，由于眼睛的视网膜问题，阅读文件变得困难起来。很明显，对我而言，我的擢升并不仅仅是制约沙利文的一种手段。有人不得不着手接替托尔森的职位了。
我在一间鸽笼式的四室套办公室里占了张桌子，办公室陈设简朴，托尔森和他的五名工作人员平时就挤在这里办公。会客室那长而高的墙壁上除了几张小图片外，大部分都没有装饰之物。已经退色的灰色地毯上沾着经年累月留下的污迹，有些地方已破旧不堪，都露出了衬里。这些办公场所反映了托尔森的节俭。尽管原来那破旧不堪的地毯多年以前就该换掉了，但他还是拒绝铺上新地毯。
比起他七十二岁的年纪来，这位副局长要显得疲倦、虚弱和苍老得多。他一向消瘦的脸庞满是皱纹，显得非常憔悴。承受着令人日趋衰弱的中风和其他严重健康问题的影响，经受着完美主义者胡佛那日复一日苛刻要求的折磨，托尔森是一个难以侍候的人。和他相处需要机智、策略和耐心。对他健康问题的了解帮了我如何处理与他的关系。
我同情这个老人，他不愿让人知道自己是多么力不从心。中风让他的一条腿落下残疾，但他尚能在自己办公室的私密场所里挪动脚步走一走。但是，他终不能跟上胡佛轻快的步幅去共进午餐。与习惯上为表示自己对局长的尊重而落后一或两步不同，他现在要落后十二步或十五步了。胡佛有一天向我透露，他是有意保持那种步幅，促使托尔森尽力跟上，希望这样能让他尽快康复起来，或者至少要让他继续保持活力。
白宫的硬式棒球（2）
托尔森曾是一名强壮而富有能力的管理者。像胡佛一样，托尔森职业生涯的大部分都献给了联邦调查局。他十八岁时来到华盛顿并在陆军部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夜校学习，并于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1927年获得一个法学学位。他在1928年4月28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在1947年升任副局长成为二号人物之前，曾担任过各种要职。胡佛设立了其副局长职位，以赋予托尔森更多的权力。
托尔森用铁的手腕有效行使着这种权力，他更多地充当缓冲者而非改革者的角色。他全身心的激情都是保护局长免受过失与批评的伤害，并化解联邦调查局总部那些竭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强势而活跃的官员对其施加的压力。每件事要到达胡佛手上，都先要经过托尔森的办公室，而他那否定的反应倾向就大大减轻了局长身上的压力。托尔森对自己作为胡佛知已的角色也感到很满意。胡佛需要人能与他一起讨论高层人事问题和其他行政议题。
他们的办公室都设在第九大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叉拐角处的司法部大厦五楼。胡佛有一长组办公室，沿着第九大街的一侧伸展开去，但他的个人办公室与托尔森的背靠背，由一条通向走廊和电梯前室的小过道隔开。托尔森办公室的后门离胡佛个人办公室后门只有数步之遥。他俩一向都由后门进入和离开。
由于我承担了托尔森的职责，从一大早起，我就得待在办公室里，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半，除非有重大的紧急情况发生，胡佛从这个时候起就不会再来了。我家也装了一条热线，从我家可以拨打联邦调查局总机。我卧室里的电话分机有一个红灯，有人给我打来电话时会亮起来，如果电话没接听，就会一直亮着。为了在我离开家或办公室时能保持不间断的联系，我会随身带个“侍童”（一种香烟盒大小的小型无线电接收机），总部找我时它就会发出一种声音尖锐的信号。我随后就会找到最近的电话打回去。
那“侍童”可是个麻烦事。我常常急匆匆地冲向电话，而被问的只是一些常规性问题。更糟糕的是，有些电话声称将由白宫打来，最终却是一些自命不凡的个人来电。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就是这种人，他希望给人一种事实上他就住在总统办公室的印象。我很少有机会接到尼克松总统直接打来的电话。
1971年7月24日周六上午九点半，胡佛用热线给我打来电话。“费尔特，”他说，“我刚接到埃吉尔·克罗从白宫打来的电话。总统严重关切昨天《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新闻报道。”沃尔特·比彻写了一则报道，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底牌给抖了出来。
“总统很恼火。”胡佛说。
“胡佛先生，”我应道，“我不怪总统大为光火。那就像打宝藏扑克露了扣底牌一样。”
胡佛说总统已派领导“水管工”小组的总统助手克罗处理泄密调查。克罗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测谎仪及技术人员，以帮助讯问泄密嫌疑人，胡佛答应照办。他让我当天下午两点钟去参加白宫的一个会议。
我首先给周六值班主管打电话，让他给我读读《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其标题是“美国促苏联参加导弹暂禁行动”。内容极其详细，该文说明了美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底牌——如果其倡议书遭驳回，美国所能接受的底限。既然苏联现在已知道了我们的老底，美国的谈判代表们自然无法取得超出最小预期以上的成果。
我给助理局长伊万·康拉德打去电话。他负责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掌管测谎设备并训练设备操作人员。七年以前，为回应民权自由主义者的高调吁请，胡佛下令禁止使用测谎仪，康拉德那时感到非常失望。和联邦调查局的许多人一样，康拉德对这种仪器极具信心。尽管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准确，但它有助于排除无辜者，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读数可疑和拒绝测试的人身上。
我告诉他要重新使用测谎仪时，康拉德显得很是烦躁。“马克，”他说，“我们的确没法用了。我们的设备放在匡恩提科仓库落满灰尘，操作人员七年来从没用过。这可真是个糟糕透顶的错误。”
白宫的硬式棒球（3）
“伊万，”我告诉他，“我们无论如何得用上它。开始行动吧，把机器弄回华盛顿，再挑选最好的操作人员过来。我们最早明天就得做些测试，星期一时就要准备全力以赴了。老板说总统烦透了。”
在我赶到白宫之前，几台机器已被擦拭干净，并从匡恩提科启运，正在运送途中。此外，康拉德设法从纽约市警察局借到一些设备，由该局用联邦调查局的车辆送到华盛顿。
我是第一个赶到白宫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我当时大概是这么想的。有个秃头的矮小男人，穿着工作服和一双弄脏的网球鞋，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摆放椅子，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清洁工。结果这人却是罗伯特·马迪安，他在接到参加会议的指示之前就已到了网球场。
埃吉尔·巴德·克罗主持会议。其他与会者有白宫人员戴维·R．扬（他看上去是在辅助克罗）、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当时任基辛格的副手）、霍华德·亨特（一个莫可名状的人物，其所谈所言实际上是空洞无物）和国防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两名代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尽管我在电话中曾与马迪安有过交谈。
克罗阐明了总统对日益严重的泄露国防机密问题的关切。比彻有篇文章于1971年5月9日被刊登出来，报道了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并导致基辛格开始实施电话窃听。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公开五角大楼被盗文件，这些文件至少可让他国破译美国的外交密码。
根据克罗的说法，主要嫌疑人是国防部的一位战略武器专家，此人平时在一所重点大学工作，目前正在休假。据了解，他最近与比彻有过接触。我们得知，当天下午五角大楼将派人搜查嫌犯的办公室，根据事先安排，联邦调查局将对他进行一次测谎仪测试。马迪安当时极力要求进行电话窃听。我指出，我们首先应根据《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案》之规定取得法院同意。但马迪安对此不屑一顾，说该法案仅仅适用于有组织犯罪。他是错的，但他并不愿意听取实际情况。
克罗告诉我，他将随时了解测谎仪的使用情况。我后来得知，会议休会后，克罗立刻向总统和约翰·埃利希曼报告：“我们从国防部找到一个人，根据黑格的说法，他就是现在的主要嫌疑人。他有权接近那份文件，而且明显地，其观点与比彻文章中所反映的非常相似。我觉得在进行拉网式测谎之前，我们应该从他和那些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身上入手。”
“给他测谎！”总统命令道，“我想现在就得干，在国务院、国防部等等部门测上四五百人，我们准能立刻吓住那些狗杂种。”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我接到克罗的一个措辞简短的电话。“我们决定由中央情报局来处理测谎面试。”他说道，并对给联邦调查造成的麻烦表示了歉意。显然，约翰·埃利希曼是想惩罚联邦调查局，因为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并不愿意介入“水管工”后来所承担的工作。克罗显得很尴尬，但他并不知道，对于这种靠边站的待遇，联邦调查局更多地是感到轻松，而不是愤怒。我马上给局长打电话，告诉他白宫的态度转变。他谢谢我给他打去电话，别无多言。我相信他也是感到轻松的。
这件事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找出武器谈判的泄密源头，克罗进行了全面调查。中央情报局对嫌疑人进行了测谎鉴定，但其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根据总统的命令，调查范围扩大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其他人头上。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这次调查，而所有的测谎仪测试的结果都不具有决定性。由于“缺乏合作”，我得罪了白宫和司法部的一些权势人物。
1971年8月19日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正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我接到了局长的又一个电话。“费尔特，”他说，“我刚接到劳伦斯·希格比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在圣克拉门特，和总统在一起。他想对丹尼尔·肖尔进行全面的实地调查。我不知道他们想给肖尔安排什么样的职务，但白宫很着急。马上着手调查，期限必须要短。”
白宫的硬式棒球（4）
被列入《名人录》（Whos Who）的肖尔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一名记者和播音员。他脾气暴躁，不招CBS的同事和其他媒体的喜欢。白宫没有说明在政府里会给他大概安排个什么职位，但那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实际上，联邦调查局宁愿白宫那么做，如果出现一些泄密问题，我们就不会为泄密而担责。我立刻给负责调查此类事务的特别调查科科长洛伦茨·H．马丁打电话，向他简要地说明了胡佛的指示。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只需三天时间就能完成。然而，这将会遗留下许多危险的枝节性问题。马丁就命令当地特工放下其他调查工作，将精力集中在肖尔身上。
调查总统任命者的特工直接找这名候选人。肖尔帮忙提供了相关信息，包括他以往的任职、住所、关系亲密的同事、证明材料、亲戚名字和其他被问到的一切。对于被考察授以政府高位一事，他还表达了自己的愉悦之情。
最重要的受访者的是理查德·萨伦特，他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管，同时也是肖尔的老板。因为肖尔似乎在寻找其他的工作，这让萨伦特感到不安，他就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打电话。说他刚刚在电话里和肖尔谈过，据肖尔本人说，他并没有考虑要在政府里担当任何职务，他对担任公职之事一无所知，也不想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条信息反馈到白宫之后，安全主任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办公室打回电话，指示停止调查。
得知这种转变时，我备感震惊。明显是有人犯了个不小的错误。在胡佛指示进行全面实地调查的时候，难道是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我立即给他打电话并说道：“胡佛先生，可能是希格比搞混了，他只不过是想查找与肖尔有关的文件而已。”
“不，”局长告诉我，“希格比说得非常明确。他特地要求进行全面实地调查。让他烦去吧。”
事实上，我们后来得知白宫里有人被肖尔的广播激怒了，希望找些东西来贬损这位新闻记者，让他消停下来。希格比可能不知道档案调查和全面实地调查之间的区别。白宫新闻秘书罗纳德·泽格勒否认存在任何胁迫肖尔的意图，并说考虑过要让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音员担任“环境部门”官员。没人相信他的说法。肖尔摆出一副受难者的姿态，声称自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折磨，那几个小时的访谈已经“影响”了他与“老板、邻居和朋友的关系”。最终，肖尔的下场引起了公众对这位新闻记者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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