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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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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私下将该年春季检查日程做了调整），而是派人登门造访了一些备感讶异的较小分局。（七年后，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将这种突然因素排除在这些检查之外，命令必须提前两周通知各分局。这也许会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气氛，却无助于提高紧张有序的办事效率。）
在按计划行动之前，我要求晋见局长以取得批准。我当时没有吐露见面的意图，为得是减少有人向纽约分局走漏消息的机会。“胡佛先生，”我说道，“您告诉我在检查纽约分局前要找我谈谈的。我打算4月4日星期天带上所有人赶到那儿，星期一上午开始检查。”
胡佛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不错，费尔特。我在想你什么时候出发呢。”
“那就是我为什么不想再等的原因。我已结束了两个中等分局的检查工作，我想下一个就是纽约分局。”
胡佛笑了，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将检查纽约分局的工作推后。“我相信我还从来没有一个真正要与纽约较真的监察处处长呢。那帮人不错，但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告诉他们的东西，我相信他们并不觉得有放在心上的必要。”
他好像准备结束谈话，但我得为另外一件有违旧规的事儿征得他的同意。“胡佛先生，”我说，“我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想将呆在纽约的时间从以往的四周减为三周。”
他皱了皱眉头。“行，但不要减得太多。如果需要多呆阵子，你尽可视情况而定。”
“是，先生。”我说道，他也起身站了起来。“关于纽约分局的检查报告，我相信您得到的会与以往的一样好，甚至更好。”
他点点头，转身回到桌前开始工作。我走出他的办公室，揣摩着他刚才说的话，随即知道了他的真实想法。在局里，我们称之为“纽约情结”。那个分局规模大，处理的是些极为重要的案子，雇用的是一批最能干和最有经验的特工。不足为奇的是，那些特工常常自视高人一筹，莫名其妙地使自己有别于局里的其他人。较小的分局常常难以接受让纽约分局来指手画脚。纽约分局经常要处理非常重要的工作，但那并不是它撇开其他分局的理由。
星期四，4月“愚人节”那天，我的所有人马都被召回华盛顿。监察员们接到指示于星期日下午报到，准备进行为期三周的检查任务，有消息说他们将前往洛杉矶或旧金山。当他们赶到司法部大楼看到那辆“灰狗”大巴停在外面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这种架势表明其目的地是纽约。
赶到纽约，我们就登记住进酒店，我随后就给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兼纽约分局主管约翰·F。马隆打了电话，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你在哪儿？”马隆问道。
“我在德莱顿东酒店，刚刚到。”
他听起来蛮高兴，问道：“到纽约有何贵干？有什么可效劳的吗？”
“马隆，我的人都过来了，准备明天上午到你局开始检查。”
他明显地有些不快，但仍不失友好。马隆应道：“噢？1月份你没来的时候，我估摸着你是想等天气暖和点，现在倒是恰逢其时。我们随时欢迎各位。”
我知道马隆是胡佛的忠臣，掌管着一个紧张忙碌的分局——在许多纽约特工的眼里，的确是太紧张了些。挂上电话，我就在想是不是真的让他感到意外了。不然的话，马隆当真是个好演员。
第二天一早，监察员及其助手们就赶到纽约分局报到并进行了参观。这个分局位于东六十九街，由仓库区改建而成，是一处规模不小的建筑，其内部设施安排得经济合理。行政办公区有一间大会议室和一间别致的私人办公室。我们赶到时，马隆就在那里迎接我们。我将他介绍给随行人员时，他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就让我们开始工作。
胡佛的执行人（2）
在分局主管办公室安顿下来，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一个设有卫生间和盥洗池的小房间。我后来得知，这处特别设施是局长视察这些新办公区之后建的。他当时由一位朋友（当然还有克莱德·托尔森）陪同前来视察。让纳税人不幸的是，这位朋友要到洗手间去，却被引到大楼另一侧远端简陋的公厕。胡佛对这种不便没说什么，但托尔森却放在了心上，他指示在那间私人办公室隔壁配设卫生设施。这笔五千美元的支出不得不更换名目编列在联邦调查局的账上。胡佛此后再也没有造访过纽约分局，那处设施也就成了分局主管的私人盥洗室。
本着对局长负责的态度，我力图以一个感到头痛的地方官员的角度来看待这次检查。头两三天里，因为要安排助手工作，得调整办公室，检查工作大多处于空转状态。我决心从第一分钟开始，要保证每项工作都能有效进行。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在马隆的全面配合下，纽约分局立刻开始了全速运转。当特工们意识到三周之后就可摆脱我们时，他们就变得特别合作。没用多久，我就意识到该局的工作开展得相当不错。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我提不出多少不同的意见，好让这个分局更有效地运作。
到了4月23日，检查工作如期完成，我们结束得早，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乘着那辆“灰狗”赶在政府机关下班前回到华盛顿。这在胡佛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事情，他宁愿公务旅行延以时日。这次简化的检查进行得颇有成效，包括局长在内，每个人都很高兴。
身为胡佛的耳目，就意味着会接受各种计划之外的任务，按照他们的说法，也就是特别任务和调查。我处理这类事情越多，胡佛就越倚重于监察处，并在第一时间将所有非常规问题交由我来处理。有一些是大案要案，配得上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60年代末的电视连续剧《联邦调查局》（FBI）一片中扮演的角色。埃弗雷姆的角色是监察处处长的近似再现，而在电视剧制作过程中，我充当了米高梅电影公司摄影棚的联邦调查局联络与技术顾问。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搬上电视荧屏。海伦·甘迪是胡佛的私人秘书，也是联邦调查局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她有六十多岁了，在胡佛执掌联邦调查局之前，她就一直跟随在他左右。她聪明、机警且快言快语。由于知道她与老板关系极为密切，联邦调查局的每个人都竭力向她讨好。但当一封写给胡佛的注明“私函”的信件被耽搁时，胡佛就指示我对她办公室进行彻查。这让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不能责怪甘迪小姐，可也无法责怪其他人。
为了找到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办法，我对局长办公室的运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邮件流程、人事管理和通信系统。但每一项都运行流畅，我很难想出什么改进办法。我建议给电话房的两名职员加薪，他们要负责局长室电话的接进和接出，要对胡佛办公室发生的每件事进行记录，还要留意局长的预约日程表。但我需要比那更能让人印象深刻的东西。最后是展示科帮我渡过了难关，该科平时的工作是制作展览品和证据模型。展示科的专家为电话操作员设计了一个巨大的操作台，可以让他们更为有效地组织和参与作业。这个精巧的装置像个新潮的航空售票处，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胡佛，都非常高兴。
胡佛有时会将我推入高风险的官僚斗争旋涡之中，这种斗争包括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那些龃龉之事。有一桩特别的案子被遮盖起来。1969年3月14日，科罗拉多大学三十九岁的捷克裔俄罗斯史教授托马斯·里哈从家中失踪，而警方始终未能查出他的下落。联邦调查局知道里哈的行踪却不能告诉地方政府，因为这可能会危及秘密情报来源。但有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却向中央情报局的某个人吐露了情况，这人又转告给大学校长约瑟夫·斯麦里，斯麦里于是就做出声明，称里哈“活着且身体状况良好”。胡佛知道后，大为光火，要求中央情报局指证它的联邦调查局情报来源。但丹佛的这位中央情报局人员却拒绝这么做。
。。
胡佛的执行人（3）
第二桩令人恼火的事发生在国内情报处联络科，这里有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与其他政府情报机构保持联络。其中一名叫萨姆·帕皮克的特工专司与中央情报局方面的联系工作。帕皮克与中央情报局有着实际的工作联系，于是告诉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所关注的问题，即联邦调查局没有采取足够积极的行动来对付美国国内的外国间谍。（这也是帕皮克的老板，主管国内情报处的副局长威廉·沙利文所关心的问题。）1970年，在帕皮克退休的时候，他给胡佛写了一封礼貌却不客气的信，催促他采取更多行动。胡佛怒不可遏，随后对我说他相信帕皮克的信是由中央情报局给起草的。
作为这两件事的后果，胡佛把我召到他办公室并对我说道：“我想撤掉联络科。它每年花掉我们二十五万美元的经费，而别的机构从那里得到的甜头显然比我们还要多得多。让主管自己与其他机构联络好了。”
“让我想想看，”我回道，“我想我们能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白宫方面怎么办？您想继续直接和那儿联系么？”
胡佛略加考虑。“除了白宫的以外，其他的全砍掉。”显然，局长决心已定，没有什么能改变的，尽管这个已建成的系统运作良好。1972年，代理局长格雷重建了联络科，但规模要小一些。
联邦调查局监察员经常会被外派帮助解决调查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佛就经常派遣联邦调查局官员赶到重大案件现场。休·H。克莱格曾在1934年被派往中西部，直接指挥对威斯康辛州小波希米亚旅馆的搜捕行动。那里发生过一场枪战，致使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殉职，而约翰·迪林格、“娃娃脸”纳尔逊和其他匪徒却从现场全身以退。监察员艾尔·康纳利曾领着一队人马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场枪战，干掉了臭名昭著的“巴克妈妈”和她的儿子。出于同样的考虑，胡佛曾将我派往堪萨斯市，去完成一件毫无胜算的任务。这是一个打击该市黑帮的异常棘手的案子，而我从中也获得了经验，这种经验对我后来在“水门事件”上与尼克松政府摊牌很有帮助。
我的任务是加快塞尔瓦托·尤金·帕尔马（堪萨斯市的一名恶名远扬的暴徒）黑社会谋杀案件的调查行动。在我担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帕尔马的许多事情。他是当地黑帮的优秀“战士”。他绝对依照吩咐行事，没有黑帮大佬的首肯，决不会自作主张。他的首次落网是在1949年12月22日。他以盗窃从犯的罪名被判处二年徒刑，但很快就得以假释出狱。此后，他曾二十次在不同的场合因盗窃或抢劫而被逮捕，却没有一次受到指控。
帕尔马也试图金盆洗手，经营过几次正经生意。他有段时间是帕提欧烤饼店的股东，这家餐馆于1965年1月1日毁于一场大火。调查人员怀疑是故意纵火，但未找到证据。他曾是国民寄售公司的合伙老板，这个公司却在1964年1月份破产。他还与1964年烧毁的一家女子内衣经销店有关。这家伙是真的不幸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任堪萨斯市分局主管的时候，我们产生过怀疑，但并不能查证帕尔马的大部分所得就是抢劫其他城市超市的赃物。他最终于1965年春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当时有三个蒙面人抢劫沃思堡的一家超市，射伤一名店员并抢走了两万美元现金。那辆被丢弃的逃跑车辆后来被找到，但当地警方的调查并没有取得进展。而非常意外的是，有个包裹在堪萨斯市的一家邮局裂开了。一名工作人员发现它装有约两万美元的现金，随后就通知了邮政检查人员。检查人员在这个包裹里还发现了一把自动手枪。这个包裹上写有一个假的沃思堡寄信人地址，收件人则是堪萨斯市一座空房子里难以确定身份的人物。利用邮政服务跨州寄运失窃财物或未登记的武器触犯了联邦法律，因此联邦调查局堪萨斯市分局就接到了通知。
通过与邮政检查人员密切合作，特工们对地址上所写的那处空房子进行了监视。信件投递员接到指令在空房子附近逗留，并煞有介事地向周围邻居询问。监视行动进行到第二天，一名出租车司机认领了包裹便驱车离去，我们的特工就一路跟踪下去。这辆出租车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帕尔马跟前。帕尔马否认与那个包裹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沃思堡所发生的事情。但联邦调查局经过深入调查，还是找到了充足的证据呈给联邦大陪审团。1965年9月2日，帕尔马遭到触犯《联邦火器法》、跨州运送赃物、通谋和邮电欺诈等数项罪名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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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4）
这标志帕尔马命运终结的开始。他害怕在联邦法院接受审判，黑帮在这种地方没什么影响。他不是黑帮头目，但在黑帮头目周围待得时间够长，知道谁对谁做了什么，也熟悉当时黑帮运作的许多细节。黑帮因此认为得结束他的用处了。就在他将要出庭接受讯问的那天，他从联邦警官手中被劫走，其尸体随后在当地公墓被发现，就紧紧挨在他父亲的坟墓旁边。他身中两枪，一枪从背部射入，另一枪击中了太阳穴，这正是黑社会的谋杀手法。黑帮头目们称帕尔马是自杀的，却对他如何能从后背射杀自己不做置评。
堪萨斯市警察局长克拉伦斯·凯利正式请求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工作，并要求从华盛顿派员直接领导。凯利是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懂得其中诀窍。如果调查无果的话，为什么不拉个人一起来承担责任呢？由于在堪萨斯城的背景和作为监察处处长的职责所系，我就成了那个要去承担责任的人。
黑社会谋杀经常会成为悬案，尽管我喜欢调查中遇到的种种挑战，可我还是希望有着某种成功的前景。我挑选哈罗德·瑞德·坎贝尔随行前往，他是我的一名监察员。他也怀抱着希望，乐于接受挑战。当瑞德和我在密苏里河河湾的老堪萨斯机场步下飞机时，迎接我们的却是令人沮丧的阴冷天气。
坎贝尔和我在堪萨斯市工作了五个多月，但我们一直没办成一件证据确凿的案子呈给联邦大陪审团。我们知道凶手是谁，可事情就像调查“水门事件”一样：没人愿意谈。刚去的十天里，我们马不停蹄地穿梭活动。我们每天向胡佛发去长而感人的电报，总结案件的进展情况。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而进展越来越小，如何准备每天的电报就越来越令人头痛。三十天过后仍没有多少进展，我们减少了对主犯情报资料的搜集。我们辗转各个匪帮经常光顾的地方，想搅起混水发现些蛛丝马迹。我们庆幸自己还不至于疲惫不堪。
两个月以后，我们还是看不到多少结案的希望。我于是就给卡撒·“德科”·德洛克打电话，他已接替艾伦·贝尔蒙特任局长助理，主管联邦调查局所有调查行动。或许，我不能向局长抱怨什么，但我还是可以向德科发发牢骚的。
“德科，”我说道，“我们在这儿真是浪费时间。”德洛克客气地听着，而我则长篇累牍地叙说着我们的进展情况，并为成功的低可能性进行辩解。
他随后说道：“你和瑞德最好还是要正视这件事，马克。不解决这个案子，局长是不会让你回来的。”
“德科，你很清楚，这种黑社会凶杀案可能永远都查不出个水落石出，”我坚持道，“这些人对后果清楚得很，如果露了口风，准会穿上水泥靴沉到密苏里河底，一切都玩儿完。我和坎贝尔在这儿真的无事可做，堪萨斯市分局也好不到哪儿去。帮我在局长面前说说看。”我厌恶自己这般哀号。
“现在还不是时候，”德洛克说，“我会尽快帮你回来，但在这段时间，你活儿还是得干。”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奥德丽打电话，每次她都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家。当一周周拖成了一月月时，她开始奇怪我在堪萨斯市到底在干些什么。瑞德和我眼看着大平原迎来了春天，而我的心情却很低落。我成天想的是如何找到德科而不是凶手。
最后，我总算松了口气。4月份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匹克威克饭店的房间里观看《贝弗利山人》时，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我站在门旁问是谁。一个女声回道：“你的护卫，先生。”
让我极为惊讶而兴奋的是，来人竟然是奥德丽。她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赶到了堪萨斯市。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夜晚之一。
我们睡到次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们乘电梯下到咖啡店用早餐。瑞德·坎贝尔住在十楼的一个房间，正好在我下面，所以我们停下来要带他一起去。电梯门在十楼打开时，正是坎贝尔，他正准备上电梯呢。他刚举步却又停了下来，拿不定主意是进来还是走开。他显然觉得自己有些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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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5）
“瑞德，”我说道，“这是我妻子。奥德丽，这是瑞德·坎贝尔，一直是他在帮助我。”
“很高兴见到你，费尔特夫人，”他说道，脸上却满是疑惑。我们乘电梯继续下行，他的疑惑感消退了，接着又显得局促不安起来。奥德丽开始发笑，瑞德和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执行任务时拖家带口是违犯联邦调查局规定的，瑞德不可能想象在调查大案时我会让老婆来看自己。
5月底，就在奥德丽和我此后在酒店里美滋滋地享受生活的时候，凯利局长给我打来电话。那个杀死帕尔马的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汽车头朝下漂浮在河中。没有发现谋杀的证据，该县的验尸官裁定为意外死亡。不管怎样，这件事总算结束了我呆在堪萨斯的日子。胡佛没有批评我在这个案子上的表现，也没提到我妻子的事，但我肯定他知道她和我在一起，他不会闭目塞听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我所知，这是他仅有的一次在违规问题上视而不见。
人们可能会嘲讽我的无能，嘲讽我没能在事情自行解决之前摆平帕尔马谋杀案。不算上广告时间，电视里的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在六十分钟以内就能解决这个案子，其中还会有一两场枪战。到今天，按照我的看法，匪帮干掉杀害帕尔马的凶手就是要让联邦调查局离开该城。
如果我确实受到胡佛眷顾的话，这可能与我1965年初的一次排障行动不无关系。4月，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发动了叛乱，企图推翻唐纳德·卡布拉尔领导的现任文官三人领导机构，以夺回流亡海外的前总统、左翼分子胡安·博施失去的政权，多米尼加共和国随后暴发了全国革命。林登·约翰逊总统对此严重关切，并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该国，名义上是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人的财产。
总统要求得到全面和最新的战况情报，这是情报系统所不能提供的。这就到了胡佛施展拳脚的时候了。暴乱的第三天，局长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情报概要，概述了左翼叛乱分子在第四天将要采取的行动。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内部情报，胡佛得以继续向总统提供预见性情报，揭露叛乱分子的构想和计划。总统大喜过望，而对胡佛而言，这算得上是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值得炫耀的战果了。顺便提一下，这种情报源源不断的取得正是得益于可靠的调查程序。
博施住在波多黎各，通过电话发号施令。每天夜晚，他会花上两个小时与圣多明各的同党谋划策略。在取得胡佛和司法部长的批准后，圣胡安分局主管###·艾斯提尔在博施的电话上装了一个窃听装置。结果联邦调查局特工录下了那些革命战略会议的每一句话。这种情报经过综合整理就发送给联邦调查局总部，再传给总统和情报系统，使约翰逊得到其革命行动的准确和预见性情报。
可是，由于从圣胡安到华盛顿的情报传送发生延误，联邦调查局的情报质量开始下降。面对这种被动局面，胡佛召开了会议，与会者有克莱德·托尔森、艾伦·H。贝尔蒙特（负责所有调查行动）、德科·德洛克（负责与白宫联络）和我。胡佛举了几个圣胡安分局延误情报的例子，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允许再发生这类事故。”托尔森估计可能是圣胡安分局的特工5点半就回家了。贝尔蒙特为那些特工进行了辩解，还说那是个复杂的问题。就在这时，格里小姐走进房间。她手里拿着一份发自圣胡安的最新电报，电报相当简短地概括了博施与其同党的电话谈话内容。这是十八小时以前发生的事情。胡佛读到这份电报时，顿时气得脸红脖子粗。想到总统看到它时至少会过去十九小时，他就把目光转向了我。
“费尔特，我想你得去圣胡安一趟了，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消除这些该死的延误问题，延误了这么久的情报一文不值。”我推测圣胡安分局可能还需要一台加密机器。
“我希望明天就得校正过来。”胡佛草草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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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的执行人（6）
我陪着贝尔蒙特走向他的办公室，他这时向我简要说明了圣胡安的工作流程。窃听到反叛者的谈话后，得将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为了准确起见还要检查两遍。从圣胡安发送到华盛顿后，加密信息得在这里进行解密，还得耽搁一阵子。
次日凌晨三点十五分抵达圣胡安时，我在机场见到了分局主管沃利·艾斯提尔。我们驱车直接前往分局办公室，他在路上向我全面介绍了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付诸努力。艾斯提尔平均每天要加班八个小时，其他人也是如此。我在办事处调查情况时，我确信在加快监听信息转换上没有更多的办法可想。二战时的老式编码设备尽管安全，但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这是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线电发送。圣胡安分局只有一台发射机，无线电报务员用莫尔斯码一次一个字母地敲出信息。两名报务员昼夜不停地使用这台发射机，却还是不能满足通信需求。
在无线电室，我发现一件像小型计算机的设备。“这是什么？”我问无线电报务员。
“那是我们的新式编码机。”
“你们为什么不用它？”
他解释说他们正在等配件，好将它接到无线电发射机上。
“它性能如何？”我问道。
“它比旧设备的性能要优越得多，”那名报务员说，“你在这端敲打信息，这种机子就会自动将其编码。另一端同样的一台机子边接收边进行解码，信息接收完毕，解码也就结束。这就像用电传打字机一样。”
“现在有什么办法用上它？”
报务员想了想。“如果把它连在租用电话线上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这么做？”
“这会违反国家安全局的规定。在专用铅衬室建成之前，我们还不能让它工作。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安全。我们只是不能用它而已。”
回到艾斯提尔的办公室，我告诉他：“如果贝尔蒙特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一条租用电话线，再将新式编码机连到上面。”
艾斯提尔皱着眉头。“国安局的规定怎么办？我们把它放在哪儿？”
“沃利，我们得把它连到租用电话线上，只要你认为最方便的地方，放在哪儿都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挨着你的桌子放。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不要过多地考虑那些规定。”① 此事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调查“水门事件”的马克·费尔特办事风格的一个早期案例：摒弃不必要的繁琐规定而敢于谨慎冒险。——原版编者注
我们给贝尔蒙特打电话，他表示同意，并答应在他那一端安排连接。我向他保证，新机器会在当天运转起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租用电话线接了进来，编码机就开始全速运转。到了午夜时分，大批积压的情报概况就发送到联邦调查局，其信息随即被解码译出。这台编码机堂而皇之地安放在特工工作室的中心位置，而我可以肯定它不会危及安全。瓶颈被打破了。正如胡佛所要求的那样，我用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另一次失和起因于多米尼加危机。中央情报局本该全权负责美国本土以外的情报搜集工作。但约翰逊总统对中央情报局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表现感到失望，却对联邦调查局深感满意。让中央情报局窘迫不已的是，总统命令胡佛在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圣多明各筹建一个办事处。为了劝说白宫关掉这个办事处，胡佛几乎花了两年时间。
这些狂风骤雨的阴云并没有遮断我展望未来的视线。就在我离开波多黎各前夕，胡佛打来电话特准我做一次短期休假。
“多久？”我问。
“别推辞了，费尔特。”他回道。我给奥德丽打了电话，她欣喜地接受我的邀请飞到圣胡安来度周末。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1）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胡佛已让整整一代美国人对联邦调查局尊崇有加，将其视为法律与秩序的终极保卫者。律师出身的特工以冷酷无情的专业技巧加入追捕案犯的行列；西装革履的探员在电视剧中大出风头，令那些纷纷写信函购少年探员徽章的青少年崇拜至极。联邦调查局是权力机构的中流砥柱，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它开始受到冲击。在那个示威游行不断的年代，联邦调查局和胡佛成为美国高校新左派运动的主要目标。左翼分子歇斯底里地将联邦调查局比作克格勃，这种错误论调弥漫到媒体中间，那些越发受到蛊惑和激怒的舆论领袖就更是放声聒噪。随着我们国家反应过度的倾向不断蔓延，钟摆开始从对联邦调查局所作所为的全盘认同摆到全盘否定上来。
令联邦调查局形象受损最严重的时刻终于在1971年3月8日深夜到来，事情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恰好叫米堤亚（Media，同“媒体”）的小镇。联邦调查局驻当地机构被人闯入，一千多份政府秘密文件被窃。米堤亚入室盗窃案的起因源于数月前的1970年11月19日，当时胡佛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做出声明，要求招募更多的特工人员。胡佛拒绝屈就政治和媒体的意愿，将倍受尊崇的殊荣给予他视为是罪犯和莫斯科朋友的左翼激进分子。他的一些声明在秘密会议中被宣读过，但一个引起轰动的部分却被公开曝光：
有个例子最近已浮出水面，它与东海岸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早期秘密计划有关，该组织就是所谓的“东海岸救命同谋”。这是一个好战组织，自称由天主教神父和修女、教师、学生和校友组成。这些人通过暴力对抗政府机构，攻击为美国介入越战提供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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