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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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财富，使得全国每一个“值得帮助的家庭”能有足够的收入以拥有一辆汽车、一套住宅和一台收音机——推测起来，他大概是希望人们通过这玩意儿倾听主人的声音吧。《财富》杂志1935年7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一提议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尤其是在中西部，在太平洋海岸就更是如此了。在他去世前不久，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搞的一项全国性的民意测验显示，他有可能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获得300或400万张选票。毫无疑问，休伊？朗天花乱坠的口才帮助了“财产税法案”在1935年8月获得通过。事实上，比政治煽动家们抢先一步并把他们的允诺按比例缩减到可行的规模，成了新政的中期战略。　　　

　　在北方，一个可资比较的救世主是库格林神父，他是密歇根州皇家橡树市的一位天主教牧师，逐步暴露了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迫害者和纳粹辩护士。在大萧条之初的那些年，库格林便从电台布道转向了政治，以大声呼喊“要么是罗斯福，要么就破产”来赞美新政。1934年，他组织了“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鼓吹银行和信贷、公用事业和自然资源国有化。1935年1月，他开始严厉批评政府把“它宝贵的注意力转向了外交事务，而我们却依然被国内动乱所包围”，并指示争取“社会正义全国联盟”自吹的900万成员用反对美国加入国际法庭的抗议把国会给淹没——其结果大概在参议院对这一行动的否决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库格林变得公开嘲笑民主，并在1938年组成了一个反犹组织，唤做“基督教阵线”，该组织蔓延到了很多城市，并且，当战争爆发的时候，对轴心国采取了仁慈的中立立场。库格林与他的纽约同行、《布鲁克林简报》（Brooklyn　Tablet）的爱德华？L。　柯伦神父一起，代表了天主教的法西斯一翼，不过，随着其观点的真正性质越来越清晰，他对民众的影响力也就逐渐衰落了。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恶，这些万能药的推销员们，哪怕是他们当中最冷血、最愤世的人，也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帮助促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然而，另外一些影响也在发挥作用：欧洲的榜样；被大萧条所激活的社会良心；下面这一事实的证据：除非强迫，很多个体将不会系统地自救；这样一种信念：失业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个人冒险，其全部代价受害者不必独自承担；以及一种广为传播的确信：企业不应该在繁荣时期为了巨额利润而剥削劳工，然后把失业和榨干耗尽的老人等全部重担都扔给社会。1934年6月，总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以起草一项计划，并随着社会保障法在1935年8月14日的签字而大功告成。　　　

　　它为老年人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帮助。一是养老金制度，这是该法案中唯一由华盛顿直接掌管的部分，受益者是在65岁时退休的人，建立在法定收入的基础上。老板和雇员匹配资金，参与是强制性的，除了公务员、家庭佣人、零工、商船船员，以及慈善、宗教和教育机构的雇员。根据这一计划，到1940年，5；200万公民有了各自的“社会保障号码”。来自储蓄和投资的收入不预先提取利润，但任何超过每月15美元的雇佣报酬都要预提，这意味着，由于所有的养老金支付都不怎么高，所以这一规定有时候被证明是令人厌恶的。　　　

　　第二种帮助包括为那些已经丧失挣钱能力或者在养老金体系之外的人提供补助金。为了救济贫困老人，联邦政府与各州合作，直至加起来的总额到达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起初定的是每月30美元，后来涨到了50美元。到30年代结束的时候，将近200万上了年纪的穷人被登记在各州的救济体系下。然而，补助金的全国平均数只有20美元，6个南方州只发给十分微薄的津贴，加利福尼亚州处在另一极端，提供的补助金接近最大限额。领取这一类别补助金的人——补充了5万盲人和90万残疾人，被遗弃的儿童也有资格得到类似的津贴——构成了政府支出的社会保障费用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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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寻求保障的时代（4）　　　　　　　　　

　　社会保障法的另一项规定启动了失业保险。为了创建必要的公积金，政府对雇主征收3％的联邦薪资税（前面列举的几类雇员以及雇员少于8人的除外）。雇主可以把这笔税收的90％记为捐款，存入一家获得批准的州失业救济机构——因此实际上就是强迫各州服从——而联邦政府则制定重大规则，并支付行政成本。补助金的支付，依据失业前的收入和失业时间的长短而有所不同，从每周5美元到15美元不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期限为14周或16周。自动离岗，因行为不当而被解雇，以及（在很多州）因罢工而丧失雇员资格，还有，如果拒绝合适的新工作，则停发失业救济金。　　　

　　社会保障法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很多批评者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从这些税收中预提的巨额公积金，数十亿美元的购买力从流通货币总量中退出。另一些人则攻击联邦政府的会计把这些资金用来支付当前政府支出，而把借据留在公积金账户上。一帮为社会保障进行过长期斗争的自由主义者攻击这部法律是求助于48个州的社保体系的大杂烩，有些人则怀疑，一些严重工业化的州——它们的经济始终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中——所积累起来的失业基金是否足以应对真正的考验。　　　

　　1937年末和1938年初，社会保障体系成功地经受住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8月，开始了新一轮的商业衰退，反对新政的人立即给它取了一个“罗斯福萧条”的绰号。它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WPA及其他联邦花钱机构支出的急剧缩减。另外的因素有：股票投机，生产过剩和超出购买力的大量存货，在更严厉的银行准备金要求下的信用紧缩，劳工动乱和企业对新政的继续不信任。总统在这年秋天所作的统计调查显示，将近有600万人失业，200万人仅仅只有救济工作，325万人就业不充分。这比1933年3月的一千五、六百万要好，尽管并没有好很多。最难的问题——失业——并没有被新政所征服，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事实清楚地证明，全国总的经济结构比5年之前更稳固，正如罗斯福所指出的那样：“银行业、商业和农业并没有像在1932～1933年间那个可怕的冬天那样分崩离析。”1938年初，总统和国会把整个花钱计划的调速器扳回了高速档，增加了50亿美元的支出，用于WPA、PWA以及RFC的贷款活动，通过社会保障法进一步磨钝了个人痛苦的刀口。1938年，30个州总共支付了将近4亿美元给各自的失业者。不久，复兴的浪潮再一次开始涌流——除了1939年初出现了一次更温和的逆流之外——携带着国家的经济稳步向前，一直带向战争岁月的充分就业。　　　

　　在此期间，社会保障法进行过一些修正。30年代末的修正案增加了给养老保险投保人的未亡人和家属的津贴，并且让美国就业局隶属于社会保障委员会，从而让失业保险和工作安排搅在了一起。1939年组建的联邦保障局（FSA）也包含了教育办公室、公共卫生局、NYA和CCC，打那以后成了联邦福利活动的主要工具。　　　

　　不管经济的升降沉浮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未来，30年代已经把社会保障的原则深深根植于美国人的生活中。少数反动分子，像电台评论员厄普顿？克洛斯之流，可能要悲叹：曾经激励边境居民的光荣冒险精神正在消失，但大多数公民则是另外的感觉。1938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赞成养老金的人不少于90％。不管方法和手段多么危险，就连反对党也在其全国性政纲中承认：社会保障已经扎下了根。并非巧合的是，社会工作者的数量在1930～194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最显著的是在一些大的工业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宾夕法尼亚、伊利诺斯和俄亥俄。　　　

　　一位火星观察家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福利是美国人的新宗教。着眼于社会福音（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福音）对正统神学日渐上升的优势，《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的执行总编保罗？哈钦森在1937年情绪激动地呼喊道：“它要么倒向莫斯科，要么回到罪恶！”这一发展与其说是在开挖新航道，不如说是在加深旧航道。社会和宗教研究所在1920～1934年间所做的一项关于教会和社会的详尽研究再三强调了新教对信仰和服务于人类福祉的牧师作社会学解释的倾向。类似地，美国天主教徒也作出了新的努力，以回应庇护十一世教皇在他的教谕《四十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1931）中所阐述的社会正义原则，而美国犹太教士中央会议在第二年起草了它的“社会正义计划”，联邦基督教协进会重申了其支持集体谈判和社会保障的立场。　　　　　　　　　

◇欢◇迎◇访◇问◇BOOK。◇　　

第48节：寻求保障的时代（5）　　　　　　　　　

　　牧师们寻求时代的启示往往会从约翰？A。　赖安、约翰？海恩斯？霍姆斯、欧内斯特？F。　蒂特尔、拉尔夫？W。　索克曼和哈里？埃默生？福斯迪克等人那里得到暗示。1934年对将近20；000名牧师所作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支持“彻底改革的资本主义”，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话题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布道主题，祈祷会常常演变成了讨论组，详细探讨“人类关系中的问题”。　　　

　　在大萧条早期，教会纷纷积极地转向了为穷人提供衣食，但是，当公共机构肩负起这一重担的时候，它们往往就放松了努力。结果，穷人当中对教会及像基督教青年会（YMCA）这样的准宗教团体产生了某种幻灭感。天主教徒在保持与失业者的接触上比大多数新教教派更成功，但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则创下了引人注目的记录。他们自负地拒绝了联邦政府的帮助，并对新政的融资保持着极大的警惕，他们让每一个未世圣徒教会的“支会”负责各自的贫困者，当地方的容量超出负荷的时候，上级单位便施以援手。主要目标是，借助诸如合作社、殖民计划、家庭罐头制造和手工业以及给教会职业介绍所当警卫之类的手段，让家庭能够自立。　　　

　　在财务上，大萧条让大多数新教教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令人绝望的困境”。这部分要归因于它们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为了修建百万美元的大厦和数百万美元的公寓酒店式教堂（有游泳池、娱乐厅及其他休闲设施）而欠下的债务。如今的捐款急剧下降，在1930～1934年之间几乎减少了一半。城市牧师的薪水被削减到了极点，而在农业地区和乡村，很多社群索性省掉了“正规的”布道者。　　　

　　面对国家经济灾难的事实，宗教人士的态度各不相同。穆迪圣经学院及其分支机构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都是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做末日的开始来欢呼的千禧年信奉者——如今都把这场世界性的失业灾难看做是一个类似的征兆。天主教教义更多地趋向于炼狱性的，而非天启性的，强调眼下这场灾难将在未来生活中得到回报。更苛刻的天主教牧师则把大萧条看做是治疗美国生活中从追求感官享受到异教拜物主义的一剂健康的收敛剂。然而，一般而言，新教牧师往往把大萧条当做对罪（既有国家的罪，也有个人的罪）的惩罚而予以接受。很多布道者、教会杂志的编辑以及像罗杰？巴布森这样虔诚的商人都承认，大萧条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舍弃了基督而去追求自私的目的。　　　

　　有人直率地预言，艰难困苦将把美国人带回到他们父辈的信仰，但事实上，除了某些新的、古怪的宗教仪式之外，并没有出现信仰复兴的浪潮和大规模的宗教皈依，就连上教堂的人数也没有出现增长。没有体面的衣服可穿，没有钱扔进教堂的捐款盘——尽管很多教堂废除了“自愿捐献”——使人们放弃了经常上教堂的常规习惯。至于那些这样的习惯原本就不牢固的人，越来越世俗化的安息日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让他们走向市里WPA劳工新近修建起来的游泳池、高尔夫球场或网球场。据报告，1931～1932年间，女人对教堂工作的兴趣达到了历史新低，毫无疑问是由于来自职业追求和其他世俗事务的压力，而期刊文学也反映了组织化基督教日渐衰落的声望。即便是在教会力量集中的乡村和小镇，制度化的宗教似乎也在逐渐衰微，随着上教堂人数和捐款数量的不断下降，处在社会力量漩涡中的宗教领袖，显得茫无头绪，迷惘而困惑。　　　

　　1930～1940年间，全国的教会每1；000人中损失了23个成员，总亏损将近300万。据1939年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一半的人上教堂做礼拜的次数常常比他们的父母要少，超过父母的人不到五分之一。据说，从前的危机总是导致相反的作用，一份通俗新教杂志的编辑发现，差异就潜藏在这样一种相对较新的信念中：所谓的经济法——不像自然法——都是人为的，因此能够通过人的主动性、而不是通过祈祷和忏悔来加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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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寻求保障的时代（6）　　　　　　　　　

　　年轻人没有受过多少旧时福音的熏陶，多半是最不虔诚的群体。尽管多数人依然保持着名义上的教会成员的身份，但积极关注或者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有帮助的或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人不超过三分之一。1934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学低年级学生比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更倾向于信仰，而且，教员当中，名气较小的科学家信仰宗教的更多——尽管物理学家和专业医生之类的人（推测起来，他们对世道人心了解得最少）在宗教中所占的数量比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更多。尽管这样的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它们却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显示了人们离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渐行渐远。　　　

　　作为一种内在经验的宗教——美国长期守护新教精神的成果——大概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削弱。在最高的智性层面上，它依然蓬勃活跃，比如在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中，他在爱丁堡所做的吉福德讲座出版于1941年，作为《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ａｎｄ　Destiny　of　Man）的第一卷。在这里，他表达了一种有点阴郁的观点：人被夹在他的超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上磨石和下磨石之间，后者常常诱使他竖立“偶像”，比如严密的哲学体系或者让人类种族变得完美的社会计划。尽管尼布尔本人自相矛盾地支持自由主义理念，基本上，他讲授的内容是（属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传统，这一代知识分子通过卡尔？巴特的著作重新发现了这一传统）：宗教信仰与理性毫无关系，也无需通过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生活中最确定的、最重要的事实，即使人不能按照上帝真正的样子来想象他。在长期萧条和挫折时期，宗教哲学往往会放大人的无助，向上帝寻求所有的力量和智慧。　　　

　　在通俗层面上，宗教在一些畅销作品中得到了表达，它们有：劳埃德？道格拉斯的那些富有灵感的小说，像《崇高的困惑》（The　Magnificent　Obsession，1929）和《绿光》（The　Green　Light，1935），以及诸如亨利？C。　林克的《回归宗教》（The　Return　to　Religion，1936）这样的作品，林克的著作试图赋予人们以精神的目标，以对抗浸没在环境大潮中的自私。一个美国人所珍爱的传统就这样被引入了一个萧条和不稳定的时代。亨利？华莱士是一个涉猎广泛的鲁莽先知，他贡献了一部《政治家与宗教》（Statesmanship　ａｎｄ　Religion，1934），而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很多公开言论是围绕作为实用基督教的人类尊严、友善和民主等话题。总统（他是个圣公会教徒）曾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场合激起了宗派主义者的对立。1939年12月24日，罗斯福宣布了一个打破先例的任命，钢铁巨头、新教圣公会俗士迈伦？C。　泰勒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特使，在战争的危机之下去梵蒂冈，这项任命在某些新教圈子中激起了一场风暴。　　　

　　总的说来，宗派之争似乎正在式微。1929年，公理会教徒与他们在基督教会的朋友们结合了起来。10年后，美以美会南、北分支之间内战之前的老裂痕，通过这两个分会与卫理公会新教一翼的联合而消除了。1940年，美国归正教会与北美福音宗教会议合并。1930年代晚期，圣公会和长老会的合并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来自一个阵营的高教会派和另一个阵营顽固的加尔文教徒的反对推迟了合并的实现。　　　

　　即使没有最终的合并姿态，不同信仰之间的合作也是与日俱增。1931年，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和犹太教士总会组成了永久性预防失业会议，　3年后，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组建了全国性的宗教和福利活动委员会，以便更有效的支持所有从事社会改良的宗教机构。尽管这些教义阵营的不可调和的成员之间偶尔也有古老偏见和摩擦的迹象，但人们都在朝着共同理解的方向做着不懈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宗教自由和少数的权利这样的旗帜之下，而在世界上别的地方，这些都被踩在脚下。　　　

　　一批较小的宗教团体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弗兰克？N。　巴克曼医生创立、发轫于爵士时代的所谓“牛津小组”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着手为“道德重整”而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开运动，鼓吹（用它的创立者的话说）“如果人人向善，就不会再有战争”。但是，“道德重整”的和平主义很快就被一场世界巨变所淹没，这些牛津小组——它们曾经自吹跟内维尔？张伯伦和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一些不同的人物接触过——便日渐衰弱。　　　

　　对即将到来的这场斗争，更鲁莽、更原始的反对来自耶和华见证会，他们既拒绝向国旗敬礼，也拒绝在军队中效力。它们成了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的很多社区的风暴中心，它们常常是暴民暴力的受害者。由密苏里人约瑟夫？F。　卢瑟福“法官”在本世纪初开始，耶和华见证会发展成了民间教派，既不像耶稣再临派教徒，也不像100年前的第一代摩门教徒。为迎合穷人和失败者，他们“把仇恨引进了宗教”，异常残暴地攻击天主教，通过不服从民事权力机构和鼓吹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来讨好殉教者。他们挨家挨户播放布道的唱片，在街角上兜售或分发小册子。1939年，他们的4万名野外工作者分发了1；500万份文件和600万份《了望塔》（Watchtower）及其他类似的杂志。即将来临的战争风暴，也没能动摇他们的主张，这激起了反对他们的浪潮，一长串公民自由诉讼摆在了最高法院的面前。　　　

　　最华而不实的教派大概要算是黑人福音传道者“圣父”（原乔治亚州的乔治？贝克）创立的教派，贝克在长岛度过了默默无闻的几年之后，于1932年大萧条最低潮的时候风风光光地进入哈莱姆区，根据“真正的上帝就是养活我们的上帝”这一信条，以及“和平，真是太妙了！”这句咒语，建立了他的统治。不久之后，他的“天国”便从曼哈顿传播到了其他城市里的有色人种社区，允诺为信徒们提供共有资金和商业管理所带来的好处，并提供充足的食物及乡村庄园和度假酒店作为庇护所。　　　

　　同样狂热的是“我很伟大”运动，这一教派是一位自封的神秘主义者在定居洛杉矶之后于1932年创立的，此人名叫盖伊？W。　巴拉德。他声称要解开中世纪巫师圣日尔曼及其他“登上天顶的大师们”创造奇迹的秘密，允诺给他的追随者们带来健康、财富和力量。在高峰时期，这场运动声称有30多万皈依者，遍及十多个重要城市，但在1940年代初期，它的一些领导人被指控利用邮件进行诈骗，这场审判带来了曝光、嘲笑和被人唾弃。一场类似的狂热被称做“人类联合”，是另一位名叫阿瑟？贝尔的加利福尼亚预言家在1934年设计出来的，把精神魔法跟伪科学混在了一起。它提出，要接通地球中心的最初的能量之源，由此开创出一个所有人都摆脱了贫困和奢侈的寓言时代。在其全盛时期，这一信条吸引了15；000名信徒。这个团体也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不久，它被判触犯了煽动判乱法令。　　　

　　美国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为数百万芸芸众生创造了当下的保障，但对很多人来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饥饿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了一起。因此，对大众心理来说，20世纪30年代教派主义的这些海市蜃楼，多半像社会保障领域所取得的那些更实际、更物质的成就一样富于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