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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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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立的行政机构，创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有时候会妨碍效率。为了容纳这些机构，一幢巨大的新建筑（主要是石灰岩和大理石）沿着国家广场、宾夕法尼亚大道和宪法大道拔地而起。有些老机构，像劳工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搬进了堂皇气派的新址，而另一些机构，像内政部和农业部，则因容纳不下而只好搬进了邻近的那些规模巨大的建筑。相应地，联邦雇员的数量也出现了增长（在和平时期是空前的），文职人员从1931年的58。8万人增长到了1941年的137万人。
随着国家复兴署（NRA）在1933年初夏出现，政府与百姓日常生活之间的这种新的关系逐渐被很多人意识到了。它是罗斯福为复兴所开出的主要药方——它是一副补药，附带一副改革的泻药——旨在刺激购买和销售，让闲散人员重新回到私营企业的工资单上，促进消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强化劳资双方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的浪费，制定最低限价。在签署这项法案的时候，罗斯福预言：“它将作为美国国会有史以来所通过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立法而载入史册。”就算这番话太过乐观，它们也无疑是源自当时的狂热，以及这样一种希望：同样的士气能够维持到复兴开始之后，而且，一家经济计划机构就能满足全体公民五花八门的需要与渴望。
国家复兴署是作为温和的联邦监管之下的工业自治中的一项实验来构思的，它并非没有先例。胡佛总统曾鼓励同业公会采用公平执业规范和限价协定，如今它们又被邀请来做这些事情，而且就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美国商会的代表们（他们一直鼓吹稳定价格以防止大幅度削价）帮助制定了1933年6月的法案。实际上，企业界同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以换取联邦政府帮助调控价格。因为对代表劳工、雇主和消费者的顾问委员会的批评，行业领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法规都被听取，然后行政官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会，在权衡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之后，再把修订后的法规提交给总统，作最后的批准。
在这些NRA法规的背后，隐藏着管理层和政府之间的另一项交换，后者再一次代表劳工的利益。有的措施，允许企业通过议定价格和竞争管制把它们从反托拉斯法中拿掉——这几乎就好像罗斯福先把托拉斯“打碎”、然后又把它们请回来一样——但作为交换，企业必须给予劳工以类似的联合起来的权利，即该法案第7A条款所保证的集体谈判的权利。
NRA以15年前的一次自由公债驾车游行那样的阵势（号角、游行和演说）投入了行动。雇员在两人以上的所有雇主（自由职业者和农民除外）被要求到蓝鹰之下签到——蓝鹰是NRA的标志，上面还有这样一句口号：“我们各尽其职。”超过225万家公司登记，涉及到的雇员达1；600万人以上；最后囊括了2；200万人。一揽子协定充当了临时政策，确保白领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周12～15美元（工作40小时），蓝领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每周工作35小时，在季节性的间歇期可以增加到40小时。
与此同时，将近800个商品和服务的制造者和销售者团体的代表们——从钢铁巨头到蜂蜡漂白工，从压碎机制造商到私塾学校的校长——齐聚华盛顿，订立各自行业的法规。在这场大哄抢中，似乎没有哪个行业想被忽略，也不管这一行的执业需不需要法规汇编。总共将近800部法规，其中很多法规是经过焦头烂额的联邦官员与实业家（他们知道得更清楚的是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是什么）之间商议之后，仓促起草的，在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查评估的情况下便获得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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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公民及其政府（2）
NRA减少了童工和血汗工厂，给工商执业和工作条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倾向于为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工薪阶层制定单一的标准，并通过缩短工作时间从而导致1；300万失业工人当中有将近200万人重新就业。或许，其所有的直接影响当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对信心的恢复。第一次，数百万人觉得，国家正在做一件全民协力合作的大事情，为的是战胜大萧条。NRA的第一任署长休？约翰逊将军是个特立独行的军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他夸口，要藏起自己的疑惧，用铁手套里的天鹅绒手腕管理这家机构，他的领导起初被证明像肾上腺素一样有效——接下来，像大多数兴奋剂一样，也开始失效。行政管理的错综复杂，与其他联邦权力部门的协作乏力，以及某些商人对“不公平竞争”的强烈抗议——意思是别人比他们挣的钱更多——增加了混乱的嘈杂喧闹。物价往往比工资涨得更快，尽管约翰逊将军在1934年1月苦口婆心地劝告一帮商人：“把价格压下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把价格压下来。这是通向复兴的坦途，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条坦途。” 在传统上工资较低的地区和行业，比如在南方的厂矿城镇，雇主对NRA的回应常常是利用强化劳动和加快速度，以实现同样的产量而无需增加工资的支出。更有甚者，NRA仅仅根据工时而不是根据产量来定工资，这歧视了那些规模更小、机械化程度更低的工业企业。结果，NRA常常把制造成本提高了一半以上，要不就是鼓励抛弃手工工序和陈旧设备，以至于加快了技术性失业的周期。
人们不断违犯那些带有“蓝鹰”标志的法规，其方式是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几个月之后公众变开始变得越来越玩世不恭。约翰逊将军对那些“骗子”大发雷霆，威胁要“制裁”，但白费力气。缺乏热情而又经费不足的管制，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像全国禁酒令在它奄奄一息的那些日子里一样松松垮垮。强制执行的猛烈发作，带来了跟士气受挫一样的结果。某些争强好胜的州所通过的“小NRA”法律使混乱变本加厉。当泽西城的一位小裁缝因为把套装的价格压至低于州里的法定价格而遭到监禁的时候，NRA的反对者们便利用这一事件，谴责联邦政府，尽管它并没有直接卷入此事。最引人注目的违抗蓝鹰的反叛者，是粗犷朴实的老亨利？福特，在销售上他没有遭受明显的损失；事实上，在不断高涨的反对NRA的呼声中，他开始在保守派圈子中被当做英雄一样受到欢呼喝彩。
如此多的诅咒（应得的和不应得的）瓢泼大雨般地砸向NRA，它的法规又是如此越来越难以修订和执行，以至于当最高法院在1935年5月27日废除这项法案（用总统尖酸刻薄的话说）把国家交给“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的定义”的时候——甚至当国会正在争论是否延长它最初规定的两年寿命的时候——新政的参与者们很可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政府主张，地方家禽市场应归类为州际贸易，布鲁克林一家家禽批发公司因为无视活禽法规、销售“不适当的小鸡”而被政府起诉。法院的裁决是，国会在授权总统制定管制那些仅仅“间接”涉及州际贸易的公司的法规这件事情上超越了它的权限，最高法院尖锐地指责一个“完全集中的政府”，其原因就是所谓的它干预地方事务。
大企业发现，它曾经帮助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管制之轭越来越让人难受，它们兴高采烈地为这一裁决欢呼喝彩。风趣的人说，9位大法官把“蓝鹰”变成了一只“不适当的小鸡”。这项法案的死亡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同时有400多个类似的案子被驳回，而政府希望通过这些诉讼阻止对法规的违犯。作为一家帮助订立自愿协议的机构，NRA继续苟延残喘了将近一年，一个它从前自我的鬼魂。
NRA促成了1933年的小景气，改进了工作条件和劳工的地位，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但是，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就更漫长的向繁荣攀登的努力而言，NRA所带来的制造成本和价格的增长却减缓了、而不是加速了这一努力。换句话说，NRA尽管作为一项复兴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但作为一项改革措施，它却成功了。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没有忘掉这个教训，从1935年起，他们便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了后一个方向。回首过去，看来还有一点也很清楚：NRA想做的事情太多，做得太快，而实践又经常与理论相违背。新政参与者们之所以支持这一计划，乃是基于这样一种确信：大企业的运作是一项公共服务，因此应该以符合共同利益的方式来加以控制。然而，在实践中，毋庸置疑，NRA尽管对价格和产量实行管制，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助长了垄断。当NRA的当权者在第二年迫于消费者和小企业的要求而试图修改法规的时候，大实业家便迅速被孤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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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公民及其政府（3）
罗斯福在加强开明而无私的商业合作上，是不是在重蹈胡佛的覆辙呢？至少，新政的参与者们逐步倾向于这一结论。1934年晚些时候，在一次改组的幕后，杰克逊将军在倾盆大雨般的“猛烈攻击”之下黯然离任，自由派律师唐纳德？R。 里奇伯格走进了NRA引人注目的中心，许多年后，在回顾这场崩溃的时候，他写道： 最悲剧性的后果是，它不幸证明了：总体上，商人们对于为了保护自由企业的目的而对商业实施积极的管制，既没有认识到的它的必要性，也不懂得它的基本原则。
较少带有派性色彩的观点倾向于把“蓝鹰”看做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一方面，在自由竞争中缺乏绝对权力的分散，另一方面，想当然地认为无情的效率存在于总体国家中。它的官僚主义味道刚好足以冒犯很多美国人的口味。NRA最好的特征，多半得到了1937年抑制歧视性贸易惯例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案”的挽救，得到了1935～1938年间所通过的一连串仁慈的劳工法律的挽救。罗斯福本人被最高法院的反对给激怒了，认为那是对个人的侮辱，但在全体国民当中，对此表示惋惜的似乎很少。
围绕NRA争吵不休（“计划经济”对“粗犷的个人主义”）的两年，为另一场争论搭好了全国性的舞台，这场争论几乎是以一成不变的重复持续下去，与新政相始终。批评总统政策的主要喉舌是新闻媒体，说到媒体对罗斯福的敌意，其根源颇值得在这里讨论一番。围绕新闻出版行业的法规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NRA官员试图禁止报贩当中的童工——这场争论很早就引起了媒体业主的不满。某些出版商不厌其烦地指出，“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的神圣标志，尽管沃登？刘易斯？E。 劳斯做证说：纽约州新新监狱的10个囚犯当中就有7个人在小时候卖过报纸。在雇佣职员方面，NRA关于工时、工资和公平执业的提议，对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1933年的晚些时候，这个团体提交了一部法规，既没有规定最低工资，也没有缩短工时，并声称，强迫接受更严厉的政策将会妨碍出版自由和某些公民服务的履行，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服务把新闻业与普通的商业区分开来。最终，1934年2月，签署一部看上去任何人都不满意的妥协法规。
作为在蓝鹰之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一个副产品，一群对1929～1933年间的薪水锐减和大批解雇有着鲜活记忆的新闻记者在1933年12月组建了“美国报业公会”。这是同类公会中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直率的、热衷于圣战的专栏作家海伍德？布龙的领导才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组织就吸收了大约2万成员。它成功地帮助提高了新闻记者那微薄的薪水，但即使到这一时期结束的时候，它还是没能为他们赢得任何真正的契约安全。与此同时，出版商却大声地哀叹这一阶层当中自立精神的衰落，哀叹古老而浪漫的个人主义观念的衰微，把所有这一切归咎于新政的多管闲事。
除了这些争论点之外，把大型报业公司与其他形式的大企业等同起来往往也影响了社论的观点倾向于中间偏右。甚至早在NRA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的报业链曾在1932年支持罗斯福）转而反对政府，由此加入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罗伯特？R。 麦考密克和弗兰克？K。 甘尼特（他所拥有的报业链主要在纽约州北部）的行列，他们从一开始就是罗斯福的死对头。荒谬的是，罗斯福本人在华盛顿的通讯记者当中赢得了空前声望的同时，新闻媒体的大本营却联合起来跟他作对。到他第二次竞选的时候，大约每三家报纸中就有两家反对他的候选人资格。然而，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一般都发表总统的讲话，而且，除了最恨他的顽固分子之外，一般都能比1800年的反杰斐逊媒体或1860年的反林肯媒体更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因此，正如一位新政支持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很明显，“人民都投票支持新闻专栏，而反对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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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公民及其政府（4）
在更高收入群体中，对罗斯福的敌意是在银行危机过去之后、蜜月期结束和NRA让它在商业界的倡议者大失所望的时候产生的。1933年的焦虑不安和工业紧张，到第二年春天便让位于“公开的对华盛顿的愤怒”，《基普林格》（Kiplinger）杂志对它的客户做过一次民意调查之后，在1934年3月31日的一篇时事通讯是这样报道的。主要原因有：“NRA和AAA（农业调整法）的混乱与矛盾”，股票交易法，劳工政策，以及对共产主义者渗透政府的恐惧。
8月，在一个由百万富翁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美国自由联盟成立，以反对“官僚机构的反复无常”和“专制权力的暴政”。这样一些人把新政视为一场阴谋，目的是利用艰难时期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跳板。更大的恶意使他们把憎恨集中在总统的身上，“这个人”是“本阶级的背叛者”，象征着变革的威胁。彼得？阿诺一幅最著名的漫画发表于1936年9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画的是派克大街上一小伙市民，穿着无尾晚礼服和丧服去看电影，他们正隔着窗户邀请邻居：“来吧，一起去。我们正要去电影院嘘罗斯福。” 有些人对日益扩大的联邦管制范围感到惊慌失措，这种扩张已经超出了NRA之外。例如，1933年，在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通过设立一个临时的运输协调员并加强了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在重组过程中的权力，从而扩大了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限。两年之后，另一部法律授权ICC通过公共承运人和契约承运人控制汽车运输，为的是确保安全、服务量和公平的价格。1938年创立了民用航空局，以管制空中交通。1940年的运输法案确立了针对所有陆路和水路承运人的全国性政策，授权ICC通过降低农业出口品的铁路运费来帮助农民，阻止“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竞争行为”，并保证“公平的、不偏不倚的管制”。火车与卡车、巴士和轮船在经济运作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一措施变得迫在眉睫。
由于民营信用机构——储蓄银行、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的虚弱和胆小，新政便通过扩大RFC的经营范围和贷款权力（远远超出它在胡佛治下的幼年期），因此使它能够服务于大多数企业与个人，从而承担起对信用流动的额外责任。尽管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欢迎，但与此同时也助长了人们的担心：政府正在获得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也是在新政治下，联邦储备体系被转变成了一个更有效的信用扩张或信用紧缩的机制。通过设定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要求，它可以影响流入经纪人贷款中的信贷规模。在另外的一些领域，新政还通过创建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来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通过设立业主贷款公司来帮助贫困的房主。它还通过创办进出口银行，从而帮助了发货人，也帮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另外几股线一年接一年地纺着。前面已经提到过的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之害，而且还想通过要求执行合理的价格和开放财务账目供联邦电力委员会审查，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像西南部的巨石（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这样一些电力企业，把政府转变成了实际的经营者。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治下，政府更进了一步，尝试去做民营企业力所不及的事：改进就业机会、安全和健康，换言之，就是改进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价值。
在这方面，以及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你可以看到，在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本质差别。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买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的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个面对这些需求的政府，着手满足它们时不是基于手头的现金或最终利润的计算，而是要带着这样一种确信：账单会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者和收税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之下，政府本身开始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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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公民及其政府（5）
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1934财政年度），使得联邦支出比1933年增长了20亿美元，所有拨款的大约60％被用于“复兴和救济”。在1936年结束之前，尽管税收更高了，但国债还是达到了300亿美元，到1940年是430亿。像大多数美国现象一样，国债也变得很庞大。一位云游天下的记者（在全国各地进行意见采样）发现，接受救济的人自然而然地表示赞成，年轻一代中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一些重要的权威人士（甚至包括专业的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国债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人民会把它记到自己的头上。另一方面，批评者则指控，钱被花在了“疯狂的实验”上，不合理的税收侵蚀了商业信心，它们确实隐藏着国有化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是以更高的价格把压力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而更高的价格导致更低的消费，反过来导致更多的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种精神，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1935年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增加5万美元以上收入的所得税、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是滥用联邦权力，“惩罚节俭和成功”。另一个虐待狂式的压力——这些批评者是这样解释的——随着1936年的税收法案而出现了，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这些储备金，没有这些痛苦呻吟的经理，扩张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大声疾呼导致了后一届更有同情心的国会让这项税在1939年终止了。新政参与者们辩护说，这些征税是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基础上的，而那些胆子更大的人则坦率地声称，征税不应该仅仅用来获得收入，还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许多州和有些城市很快就效法华盛顿所树立的榜样，纷纷加入到收税和花钱的行列当中，导致每年的政府开支——联邦、州和地方的——从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长到了1938年的170亿。跟联邦资金配套的强烈诱惑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因为，像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和公路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而且，地方的失业负担也减轻了。就各州的情况来说，对来自其边境之外的商品所征收的“保护性关税”增加了，而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采用了这一税种。尽管累进所得税比联邦所征收的要少得多，但也足以在1939年带来3亿多美元的收入。
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这一税种是西弗吉尼亚州在1921年引入的，一直没有仿效者，而艰难时期到来后有21个州在1930～1935年间采用这一税种。少数自治市也跟着效仿。例如，到3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纽约市的营业税每年所带来的收入将近6；000万美元。诸如此类的税收，对穷人的负担比富人更重。据估算，一个年收入1；000美元的劳动者，要花掉其收入的将近61％用来购买那些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可能只需花1％的钱购买这些商品。因此，作为一项联邦政策，这一计划在受到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青睐的同时，却没有得到罗斯福的支持，国会的支持也很少。
随着全国禁酒令的废止，各州附带恢复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北达科他及5个南方州都选择暂时保持禁酒，15个州使卖酒成为州专营，尽管其中7个州允许私人在规定条件下销售。新政时代的最后几年见证了地方法律不断延伸的网络。对酒精饮料征收的高额税收——由联邦政府和渴望资金的州政府征收——大大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以至于相当可观的私酒交易依然在继续。公众的意见和州法律都认为酒吧和酒馆的古老惯例是非法的，以支持专卖店、药店或杂货的的瓶装销售，而公开上酒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职责，在这些地方，人们是坐着（而不是站着）吃喝，男女两性的同时出现，至少给美国人的喝酒习惯带来了明显的改变。
多亏了从联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转变，酒的消费变得不那么疯狂了，对健康也不那么危险，但在工人阶级当中，在那些不喜欢鬼鬼祟祟和麻烦的人当中，酒的消费肯定是增加了。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对这一变化继续感到满意。1937年末，《财富》杂志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七分之一的男人和三分之一的女人赞成回到全国禁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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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公民及其政府（6）
各州在福利立法上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工人意外伤害赔偿法，20世纪初叶就在各州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支持，到四十年代，在新政及其哲学的刺激下，这些法律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仅1937年，就有38个州的立法机关修订和放宽了他们的法律，增加了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抚恤金，缩短了等待时间，扩大了覆盖范围，扩展了职业病的定义，放宽了住院、看护、牙科、修复手术和康复的规定。工薪税还被用来为州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
与此同时，联邦权力机构的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人们如今期待政府为它的公民做那些此前的美国政府从未做过的事情。这种对新的权力的僭取，尽管对保守派极端分子来说是令人不快的，但事实证明，同样让激进派极端分子不快。直到1935年，斯大林决定共产主义者与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统一战线”，他在美国的追随者才开始对新政发起猛烈的进攻。
总统的航线是“中间略微偏左”，试图调和世界社会主义和国内经济不满的风向，他认识到了坚持中间路线的必要性。在新政立法计划扎扎实实地完成之后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指出： 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同，在美国，我们坚持我们对个人奋斗和利益动机的信念；但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必须连续不断地寻求改良的实践以确保合理利润的持续，加之科学的进步、个人的积极性、小人物的机会、公平的价格、适当的工资和连续的就业。
他的任务异乎寻常地棘手，不仅要把传统与社会进步协调起来，而且还要在紧迫的压力下起草高度复杂的计划，维持复兴与改革之间的平衡。仅仅是给经济这台水泵注水、以便让经济之水通过商业和金融的渠道再次流淌起来——即使这事能做成的话——看上去似乎像在改革派的狂热中完全忽视复兴一样可疑。在实践中，新政——远远超出紧迫的救济任务——调动了其最早的巨大努力，致力于复兴，加上帮助工业的蓝鹰，以及帮助农业的AAA。1934年，罗斯福对一个社会计划者委员会说：“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让经济体系运转起来，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总体安全。我深信，我们抱着增进个人安全的目的所能做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对复兴的刺激。”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在心里盘算着这两个目标，但在这一阶段，复兴摆在了前面。
1935年被证明是新政急剧转向改革的枢纽，就好像罗斯福相信复兴已经得到确保，或者认为进一步满足大企业已经没有希望了。NRA的垮台，增加了总统的烦恼，来自自由联盟的人身攻击，大概也扮演了某种角色。他的政敌们把这一变化解释为一种获取选票的策略，目的是角逐1936年的竞选——在这场角逐中，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也有一笔赌金——要么就把它解释为一个花招，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在复兴国家经济上的糟糕表现上转移开。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1935年通过的社会立法，比美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年都要多，包括：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公共事业法，以及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对数百万的老百姓来说，公共事业振兴署很快就成了山姆大叔作为朋友、供应者和雇主的人格化符号。“我为我们的合众国而自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佃农声称，他跟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只有一间房的加油站里，“每次听到《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我都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哽咽。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足够的见识能想到WPA及所有其他机构。”为WPA工作带有它自身的适度的尊严，因为它既不意味着嗟来之食，也不仅仅是打扫落叶。实际上，很多丈夫失业的妻子很快就开始这样说：“我们不再接受救济——我男人在为政府工作。” 这家机构给低收入工人与政府的关系带来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跟州政府负责执行的FERA不同，WPA在被雇佣者与华盛顿雇主之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就认识到了地方政府与联邦权力机构之间的区别，就公平和效率而言，后者似乎更高一筹。而且，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缺点，但它在心理上的效果，大大有助于证明WPA官员所宣称的目标是正确的：“帮助人们昂起头、挺起胸，手里不闲着。”在1939年由WPA建成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题字：“工作是美国对数百万无所事事者的需求的最好回答。”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工作的权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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