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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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种更严酷的征兆早就出现了，只不过规模不大。1930年2月底，西雅图、洛杉矶和芝加哥都目睹了失业者的小规模示威。同月，鲍威利区等待领救济的队伍每天吸引了2；000人。3月，密尔沃基开办了市施舍处。正像整个大萧条期间周期性地发生的那样，1930年的夏天带来了救济措施。食品更新鲜、更丰富、更便宜，衣服、燃料和藏身之地的提供，使得问题变得不那么严重。但是，1930～1931年间寒冬的来临，开始了一段更艰苦的时期，纽约市拨出了100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协会宣布，他们破天荒头一遭大量向美国客户销售暴动和内乱保险。　　　

　　城市之外，危机的先兆则不那么有新闻价值。农民们只知道停战繁荣爆发之后的萧条，即使他们的境况在持续恶化，他们有长期的条件作用所带来的悲观的满足。然而，更小的工业城镇却不愿意承认艰难时期的事实，在很多市民看来，所谓的艰难时期，要么是曼哈顿赌徒的惨败，要么，只是一种心境而已。他们庆幸自己的基础更牢固。尽管印地安那州曼西市——社会学家们的中等城镇——四分之一的工厂工人在1930年年底之前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但这个社区的有钱人直到1931年底依然坚持认为，大萧条“主要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他们依然靠装点门面的信条为生，1932年，一个本地商人所组成的代表团劝说通用汽车不要封死他们已经废弃的曼西工厂的窗户，它们挡住了路过列车的清晰视野。这些精神饱满的人，他们的处世哲学还很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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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从富足到寒酸（7）　　　　　　　　　

　　正如普通市民自己就能看出的那样，流动资本和就业岗位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萧条岁月就跟它们之间缺乏接合有关。收入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简短地显示出来。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810亿美元减少到了1930年的不到680亿美元，然后飞流直下，降至1931年的530亿美元，并在1932年以410亿美元触底。相应的，在这一时间跨度里，国家的财富估值从3；650亿美元下降到了2；390亿美元，这一下降，代表了不动产、资本和商品的贬值。当然，全国有很多实体工厂，都在闲置和荒废中生锈。这三年，总共有85；000家企业破产，留下了45亿美元的债务，5；000家银行停止支付。900万储蓄账户被一笔勾销，工资损失维持在260亿美元以上。　　　

　　美国经济的债务融资结构基本上没什么改变——1932年付出的利息只比1929年少3。5％——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通货紧缩在疯狂地继续，使得长期债务比借款人在借钱时所预期的更要命。作为薪金支付出去的钱减少了40％，分红减少了56。6％，工资减少了60％。危机之初，在胡佛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主要工业企业工资削减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在1929年～1931年9月之间，通过工作小时和工作日的急剧减少，他们还是设法把薪水册上的金额猛砍掉了40％。由于工人家庭不得不靠工人带回家的钱维持生计，上述措施在头条新闻里看上去比在个人身上似乎更好一些。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人均实际收入（与生活费用相适应）从1929年的681美元狂跌至1933年的495美元。在经济金字塔的顶端，报告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以上的人数，从1931年75人下降到了第二年的20人。尽管有来自政府圈和金融高层的反复保证：衰退已经触底——这帮预报员们喜欢称之为“终极低谷”——但总的商业趋势还是断断续续地下降了3年多的时间。　　　

　　很多工业企业和小商业甚至拒绝口头上支持政府要它们维持工资水平的恳求。日益增长的失业逆流，导致一些百货公司付给员工的薪水甚至低到了每周5～10美元。对一群在芝加哥工作的女孩子所作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人在为每小时不足25美分的薪水而埋头苦干，四分之一的人在10美分以下。成衣工、糖果店雇员和罐头厂工人，都属于受剥削最残酷的阶层。纽约第一流速记员的薪水，从每周35～45美元下降到了16美元。家庭佣人不得不为了每个月10美元（外加膳宿）而劳作。像往常一样，没有技能的工人是先头部队，紧随其后的是白领工人和技术员。专业阶层稍后才感觉到了震动，当教师和牧师们的薪水被削减或沦为白条的时候，其他专业群体的业务也迅速下降，而收费却越来越难。即使在1936年，医生们的收入也依然比他们在1929年的水平要低18％到30％，律师的收入要低18％到38％。　　　

　　从收入降低和流动资本减少转到硬币的另一面，你所看到的，就是失业人数的那一面。1930年4月，胡佛总统下令，挨家挨户调查失业的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联邦失业人口普查。总共已报告失业的可雇佣人员有300万稍多一点，相比之下，有4；500万人有报酬地被雇佣。但大潮涨得很快，1931年1月，商务部根据取样所作的一项专门普查显示有600万人失业。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几乎所有评估者都同意：失业人数已突破千万大关，1930年又有四五百万人失业。多亏了季节的因素，以及或进或退的局部波动，全国的图景才经常改变。失业往往还自我繁殖，那些拖家带口的赋闲男人，都不得不参与争夺任何收入微薄的零工岗位。储蓄的耗尽和投资的损失，迫使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搜寻中，并被计算在内。　　　

　　这一周期产生了其不断改变的标志和象征。如果说，1931年那依然愉快的绝望具体体现在歌曲《生活就是一碗樱桃》（Life　Is　Just　a　Bowl　of　Cherries）中的话，那么，1932年更严酷的下降则被体现在《兄弟，你能省一毛钱吗？》（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中，这是代表受害人（比如失业退伍老兵或工业帝国被抛弃的建筑者）发出呼吁。失业大军，以及在面对失业时所表现出的自豪，其最令人难忘的符号，还得算是苹果。1930年秋，国际苹果托运人协会设计了一套处理产品过剩的方案。方案建议，把苹果赊销给失业者，以每只5美分的价格零售。到11月初，6；000个苹果销售员站在了纽约大街的人行道上，这个主意很快就传播到了其他地方。在大萧条的早期阶段，美国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坚定自信，抑制了直接救济或施舍的想法，而在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但是，给过往行人的这点微不足道的甜头很快就失去了它的新奇。1931年，曼哈顿开始禁止在某些大街销售苹果。到1932年，据说人们都“厌恶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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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从富足到寒酸（8）　　　　　　　　　

　　那些能够从这幅萧瑟黯淡的家庭图景上抬起他们的眼睛、去扫视国际地平线的人，至少可以从难兄难弟们身上得到某种安慰。起初，胡佛本人倾向于把终极责任归咎于美国之外的原因。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当中找到了这副苦药的源泉。浪费和破坏，人力的损失，战争债务和税收，通货膨胀及接下来的贬值，其他国家的贪婪和帝国主义，加上恐惧和重整军备所导致的新的开销，都是一场“我们的人民对之毫无责任”的斗争所留下的有害遗产。并且，就美国本身而言，这些并发症源自伍德罗？威尔逊时期，“这场战争是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开始的”。　　　

　　就算这一分析看上去似乎给人以极大的安慰——让美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扮演清白无辜的经典角色——但至少不能否认，大萧条正在一个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世界上迅速蔓延。我们看到，各国就像登山者一样，被贷款和债务、卡特尔和关税，以及迅速交换的信息（不管是希望还是恐慌）的绳索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主要以农业立足的国家往往首先垮掉，工业强国的滑落更后一些，但更加惊心动魄。到1929年春，或者稍早一些，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波兰以及东方、近东陆续显示出了衰退的征兆，而德国战后的长期萧条则加深了。比美国更后感觉到震动的是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第二波大约在1931年开始，比第一波更严重，同样影响了所有这些国家，直到1933年春天左右才开始退潮。　　　

　　在大多数地方，类似的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尽管危机的形式和严重性各不相同。然而，打量一眼全球的图景，我们会看到：并非只有美国人容易被盲打误撞的繁荣所欺骗，共和党人并不是1929年独一无二的祸根，民主党人也不是1933年舍我其谁的英雄。　　　

　　1930年6月的《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最清楚地显示了有些人拒绝承认经济相互依存的这个事实。1918年的停战让人们看到，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一个大债权国。与此同时，美国公民在国外的个人投资增长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其投资总额从30亿美元猛增到了1932年的140亿美元。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生产大国，美国天真地把对外贸易解释为在交易中卖东西的权利，而只有很少、甚或没有买东西的义务。的确，外国倾销的噩梦，导致农民和实业家都大声疾呼，要求制定迄今为止最高的保护性税率，并在1930年成功获得了平均40％的关税税率。胡佛总统希望把该法案主要限制在少数几种农产品，但他的建议被否决了。在国外，《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被解释为一场经济战的宣战书。它所遭遇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反美禁运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932年，有25个国家加入了这场报复，从而让美国的出口量减少了一半。这种恶性循环带来了另一个扭曲。为逃避这种联合抵制的威胁，在《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实施的头两年，美国的制造商们在外国开设了258家工厂，其中包括71家工厂就在加拿大边境线的那边。普通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取决于他所在的地区，所持的政见，以及所从事的行业。　　　

　　南方人总是把高关税视为不公正，但是，在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中西部，“保护”依然在发挥着它的魅力。毫无疑问，很多实在的市民会附和一家中等城镇报纸的社论：“在美国，就历史所显示的情形而言，好日子和坏时光之间的差别，就是恰当的关税（能够保护我们的农场和工厂的产品）和不恰当的关税之间的差别。”当紧随其后的不是进步而是衰退的时候，这位社论的作者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嘲笑那种认为“欧洲的境况跟美国走出萧条有一定关系”的“错误”观点。　　　

　　在美国内部，20世纪20年代，同业公会的数量和影响力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增长，通过这样的组织，互为竞争对手的生产商共享统计信息、信用标准、成本公式，以及诸如此类，并设法抑制不公平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范围内，这些组织是有益的，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的时候①，以及在当总统的时候，都留下过这样的印象。但是，下面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组织通过它们对“公平的”和“不公平的”价格政策的定义，试图在顶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逆风航行的时候，实现对价格的控制，而且，有时候其作用就是要消灭小的独立经营者。最高法院一连串的裁决进一步怂恿了它们的发展，这些裁决，早期的进步主义者会带着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做是本土卡特尔和资本家工团主义不断打进的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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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从富足到寒酸（9）　　　　　　　　　

　　尽管根据联邦法律，国内的卡特尔依然是非法的，但在国际领域，某些美国公司也在通过集中经济力量让自己受益——杜邦、美国钢铁、通用电气、威斯丁豪斯、本迪克斯航空、钻石火柴、安纳康达铜业、新泽西标准石油等等——在20和30年代与外国生产商达成一致，经常为了抬高价格和增长利润而限制生产，更为常见的是瓜分世界市场和交换专利。在阻碍自由企业卡特尔上，往往要压缩供应流，抑制国外和国内的贸易，防止引入新的产品和改良措施（例如，像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火柴之类）。　　　

　　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说明它们对价格的影响：1914年，硫酸奎宁的价格是一盎司25美分，但在默克公司加入国际卡特尔之后，它的价格上涨到了1941年的75美分。下面这个事实让人想到了生产配额的强制推行：1930年，当国内的铝产量超过了10万公吨的时候，德国的铝产量才只有3万公吨，1934年，即美铝公司加入卡特尔三年之后，美国的产量下降到了33；000公吨，而德国的产量则增长到了37；000公吨。在大萧条中，它们的影响显然是恶化了失业和消费不足。20世纪30年代晚期，因为其所谓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卡特尔开始引起了来自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和司法部反垄断局的不利关注。总体上看，大企业的国际主义所采取的形式，似乎就像经济国家主义在“促进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上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白费力气。　　　

　　在普通美国人与世隔绝状态的背后，潜伏着的依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未还债务的老问题。他们相信，这证明了，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美国人总是上当受骗。孤立是上策。另一些人则把催逼战争债务和赔款看做是对欧洲经济的扼杀，最终也会伤害到债权人。1931年6月，胡佛总统决定，倡仪政府间战争债务的延期偿付，这个决定在某些圈子里大受欢迎，被认为是对善意和复兴的巨大贡献，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花招，旨在帮助银行家和外国债券持有人。到富兰克林？D。　罗斯福走马上任的时候，几乎所有战争债务都毫无希望地被拖欠着。公众对这些未偿付票据怨声载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的反战主义，并妨碍了美国人的留学教育。　　　

　　1929～1941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祉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地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了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过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这一时期结束于美国卷入一场全球大战的前夕，导致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很多国家都同样顽固地拒绝承认它们的安全与所有国家的良好状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一个世界”的观念。关于人的共性和国家的福祉，反复引发大的争论，是这十多年里最有意义的活动。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美国人也不能不受到其结果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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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新的生活设计（1）　　　　　　　　　

　　2　新的生活设计　　　　

　　这次最严重、最漫长的大萧条，对日常生活的冲击无处不在。普通妇女烧茶做饭、缝补浆洗、操持家务的世界，比普通男人的世界受到的损害要小，也就是说，只要有米可炊，有衣可补，头顶上有爿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她们的日子就一如平常。然而，在1930年，五个女人当中有一个女人——总数将近1；100万——在家庭之外工作。自1890年以来，她们的人数增长了6倍。这样的女人容易受到就业危机的直接伤害，尽管刚开始她们的处境往往相对要好一些，因为她们的工资较低，而且通常也更听话，从而受到雇主的青睐。　　　

　　随着大萧条的继续，以及劳动力过剩，导致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对所有人来说都严重不足，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就稳步缩小。那些在失业的回潮中失去立足之地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28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即使是在教师的职业中，她们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歧视。1931年，全国教育协会报告，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城市雇佣已婚女性。这一政策意味着更迅速的逆转。推迟结婚，以及把很多心系孩子的母亲赶出教室，常常帮助她们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女性工人（无论在哪个行业）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贴补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　　　

　　在家里，艰难时期导致很多城市女性迅速放弃了家务。在小镇和乡村地区，逆境的袭击有时候使得女人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忘得差不多的古老手艺，从而给已经忙碌不堪的妻子们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些手艺多半是老祖母教的，很多家庭开始制肥皂、烘干水果、腌制泡菜、烤面包、做蜜饯、在熏制室加工食品并储藏在地窖里、用药草制药、染色和制衣。1931年，玻璃缸的销售超过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但这种复兴是短命的，连最短缺的时期也几乎没有始终持续，因为即使是乡村家庭，也很少能长时间地维持对那些依然被欧洲农民所珍视的手艺的兴趣。收入的锐减，使得贫困家庭无缘于那些令人愉快的事物，比如报纸、杂志、电影，常常还有像卫生纸、咖啡、茶和糖之类的日用品。观察者们往往轻松愉快地说到“居家过日子运动”；很少幻想的农民家庭辛酸地称之为“木屐”。妻子们常常接一些诸如洗熨缝纫之类的活，烤蛋糕和馅饼拿到集市去买，或者为搭伙人、旅行者提供膳宿，以此贴补家用，而代价却是牺牲自己的精力。小本经营的个体户可以开设驾车旅行营地、路边售货亭、美容厅、小商品店。　　　

　　工业企业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的洪流——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在1930年代初期突然间放缓了。另一方面，电冰箱以它们新的功效和方便迎合了依然没有满足的市场，继续红红火火地卖着。炼乳、人造纤维和收音机是另外一些公众拒绝放弃的商品。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售也在坚持，但新车的购买量却像自由落体一样垂直下降，如今，开去年流行的车型不再是一件丢脸的事。曼哈顿的出租车司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收入从每天7美元下降到了2到3美元。　　　

　　纽约市更能说明问题的缩减指标是：1930～1931年间减少了大约4万部电话，儿童餐厅提供的廉价午餐数量增长了4倍。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导致销量激增的香烟，被证明对30年代的大萧条过敏症也同样是一种安慰，其产量从1930年的1；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580亿支。吸烟上的单一标准继续大行其道，一个典型的中等城镇上为妇女服务的餐馆，如今也放上了烟灰缸。　　　

　　中等城镇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特写镜头。1929～1933年间，汽车加油站的数量将近翻了一倍，与此同时，销售额也仅仅只下降了4％，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把汽车看做是不可或缺的。在另一端，珠宝店却显示出了关税的巨额下降，减少了其美元额的84％。木材和建筑材料的生意下降了几乎一样多，而家具店和糖果店损失了其70％的主顾。商业饮食行业眼瞅着它们的生意减少了63％，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然而，或许应该补充一点：这并不是永久性的逆转，因为，随着好日子的最早征兆的出现，人们重新走出家门，出外享用美食，在20世纪30年代结束之前，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还要快。　　　

　　在任何一个地方，服装都为经济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领域。男人的服装比女人的更容易受到大萧条的伤害，因为，哪怕是具有最起码的骑士精神的感觉，你也会承认，时尚对妻子女儿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早在1930年，尽管女装和童装的产量只比上一年下降了13％，但男装的产量却比1929年的水平下降了25％，第二年下降了32％。既是为了经济，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男性开始放弃僵硬的衣领、帽子、吊袜带和浴衣的上部。　　　

　　就女人的衣服而言，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出现了以更廉价的材料和做工大规模地模仿时髦的上衣。而且，在需要的压力下，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也倾向于自己动手，缝衣制帽，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930年9月的一份时尚报告，谈到了更长的裙子和更女性化的样式开始否定爵士时代轻佻女郎男孩子气的棱角分明，并预言“一次对更庄重的道德和举止的伴随性回归”。褶边、蝴蝶结、丰满的线条，宣告了1931年末对欧仁妮皇后的帽子和其他款式的重新发现。小成本的虚张声势，在描画得闪闪发亮的手指甲上得到了表达，这种时尚是1929年在巴黎流行起来的，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便从派克大街蔓延到了推销女郎和打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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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新的生活设计（2）　　　　　　　　　

　　在此期间，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懒人则在仪态上追求更好的时尚，倾向于“尽情吃喝、挺直腰杆”。短发赢得了持久的胜利，尽管爵士时代那种剪到极短的发型越来越少见，这段时期过去一半之后，发梢内蜷的齐肩发型开始戏弄冠冕堂皇的老式观念，并与一种匆匆而过的时髦相一致，这就是在任何地方跟随“摇摆乐”的节奏跳舞的女孩身上都可以看到的头发上的蝴蝶结和“小姑娘”装束。宽松的运动衣是如此明显地被现代人所偏爱，以至于到30年代中期，裙子开始再一次升高——几乎成了国民信心的一项指标——而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的不拘礼仪把海滩睡衣、休闲裤和短裤介绍给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在很多严肃古板的社区遭到抗议。街上穿的凉鞋，以及晚礼服，为30年代后期的露趾鞋铺平了道路。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面对节省，不仅仅是节衣缩食，而且常常还有住房上的节省。富人当中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这种情况十分普遍）。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1934年1月，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所有的种类与境况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比例从2％到15％不等，比例最高的是南方。大萧条期间，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增长了六分之一，乔治亚州与之相当。　　　

　　有些年轻人离开了阴郁而邋遢的环境，以便为自己赢得独立或更好的机会，出钱养活老人，或者用借来的钱进入师范学校，如今，他们身无分文、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默认了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家的著名定义：家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当你不得不去那里的时候，它不得不接纳你”。在任何地方，父子间的紧张似乎都有增无减，如果后者过了自立之年以后依然没有工作的话。挣工资的父亲往往要重申他的权威，就好像年轻人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老板一样。在城里，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楼或出租房里，这无疑加剧人们的脾气和挫折感。那些在不停地寻找更便宜住处的接受救济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频繁地搬家，尽管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牢牢地紧跟那些熟悉的老邻居。　　　

　　然而，失业者和他们的家人常常离群索居——衣衫褴褛的孩子躲着不见客，成人则一脸不高兴地拒绝来自依然工作的朋友们的盛情邀请，因为他很难拿出三明治和咖啡回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更容易受伤害的人恰恰想要独处。就这样，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联系，连同美国生活在丰年和歉年的老友谊，往往因为骄傲而被中断了。有些家庭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以惯常的速度迈步向前，直到灾难将他们的精神打垮；另一些家庭因为对生活远景的展望过于乐观，或者因为不愿意降低某些生活标准，而走到了同样的关口。还有一些家庭则以谋略和勇气与大萧条搏斗，有时候嘲弄吝啬，并充分享受他们在娱乐上的罕见浪费。　　　

　　在家庭圈子之内，很可能居住着这样一些幽灵：未付的账单，疾病，照料眼睛和牙齿的需要，为了孩子的教育或老人的保障而舍弃防老的储蓄。诸如此类不断累积的烦恼，常常会扭曲正常的家庭关系，导致此前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吃饭太晚，或者对他口出恶言，奚落嘲弄——从富人的嘴里很容易搜集这样的话：“任何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他想要工作的话。”丧失信用的养家者往往也会丧失他们的勇气，而丧失信用的家庭也会丧失它的主动。老的工作习惯已经一去不返，懒惰不再是责备的理由，一家人常常睡得很晚，漫无目的地听着无线电广播，或者只是干坐着，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倔强有时候导致人渴望酗酒和赌博的刺激——如果手头还有点钱的话——结果就是自责或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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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新的生活设计（3）　　　　　　　　　

　　有些家庭，丈夫和父亲的严厉独裁是一种传统，比如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家庭或农村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养家者失去威信、甚或放弃权利被证明是惊人的。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作为内部议事会的成员而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成了主要的挣钱者，她通常会僭取更大的家庭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然而，在城市家庭，丈夫常常并未主张过严格的男性统治。在黑暗时期，妻子常常试着给没有工作的丈夫打气，或者迁就他，正如在他们繁荣兴旺的日子里他总是宠着她一样。失业的父亲长期呆在家里，也有可能增强他与年幼的孩子们的友谊，促进游戏和亲密。　　　

　　很多观察者试图在家族的这种更强大的团体精神中找到一线希望。1932年5月，内政部长雷？莱曼？威尔伯在全国社会工作者大会上说，代表孩子的委托责任已经结束了，“在这场灾难中，家庭回归了它正常的位置。没有什么东西能取代父母的悉心照料，白天管你吃饭，夜晚控制适当的睡眠”。这些话，对那些保姆已被解雇的家庭足够正确，但对那些挣钱养家的妻子被迫外出挣外快、家里食品匮乏、孩子破衣烂衫的家庭来说，这些话几乎不现实。一些中等城镇的鼓吹者以类似的口吻愉快地承认：“很多家庭虽说失去了汽车，却找到了它的灵魂。”这多亏了更坚定的勇气，得到了休息的身体，更强的消化力，以及更严肃地遵守安息日礼俗。诸如此类说法，并不纯粹是古老的清教徒福音的新教修订版，因为圣母大学的校长约翰？F。　奥哈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