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年代-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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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转折点
当贝铃集团总裁办公室的门訇然洞开的时候，何家全刚刚启动大班台上的电脑查询前一天销售部的出货情况。
　　这些日子的销售业绩一天比一天好，让人喜出望外。
　　何家全轻点鼠标，进入他熟悉的ＢＢＣ新闻网站，浏览当天的重要新闻。
　　这是一个平常的上午。
　　人类居住的这个危机四伏的星球，总有一两处火药桶被点燃，而贝铃集团依然生机勃勃地如常运转，令何家全倍感欣慰。
　　身为贝铃集团的总裁，何家全是这里至高无上的主人，主宰着贝铃的一切。
　　未经允许，任何闲杂人员都不得擅自进入他的办公室。
　　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何家全以为是秘书雅子来送茶，头也没有抬，曲起食指在大班台上敲了一下以示谢意。
　　即使对下属，何家全也总是表现出自己的儒雅和人情味。
　　接下来应该是雅子那甜甜的问候：
　　“何总，早上好！”
　　可何家全听到的却是一声干涩的叱问：
　　“你就是何家全吗？！”
　　在贝铃集团，很少有人对何家全直呼其名。
　　人们都是何总长何总短地叫着，以至于何家全自己拿起公司的内线电话也总是脱口而出：
　　“我是何总。”
　　从惊疑中抬起头来的何家全，看到的是一片威严的警服。
　　“我们是鹿港市公安局的，现在宣布：你被拘留了。”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拘捕，贝铃集团大院里一下子冲进来十几辆警车。
　　铺满了贝铃大厦行政楼层八楼走廊的长绒地毯掩住了纷乱的脚步声。
　　何家全被铐上了锃亮的手铐。
　　有人用Ｂｅｔｃａｍ专业摄像机认真拍摄着拘捕何家全的每一个细节。
　　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贝铃集团的所有行政人员都被勒令呆在自己的原位上不许走动。
　　透过宽大的落地玻璃门窗，他们呆呆地看着自己的老总被押上警车呼啸而去。
　　何家全瞥了一眼警车的车牌号码，是省公安厅的车。
　　何家全知道自己卷入到一宗大案中去了。
　　虽然拘留证的落款是鹿港市公安局，但却由省公安厅直捕，这本身就说明了案件的严重。
　　何家全不合时宜地想起了苏联的那个笑话。
　　说的是苏联人认为天下最幸福的事情，是克格勃夜半敲门：
　　“你是伊万诺维奇吗？你被捕了。”
　　而自己却揉一揉惺忪的睡眼，沉着应答：
　　“对不起，你们搞错了，伊万诺维奇住在隔壁。”
　　摇动一下腕上的手铐，手铐又跳紧了一扣，硌得何家全生疼。
　　何家全知道此身不是在梦中。
　　这一次是噩运难逃了。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
　　何家全努力思索着自己到底触犯了哪款天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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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撞开的大门（1）
想见何家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会有层层挡驾，要连过三关。
　　贝铃集团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门卫都是直属保卫部的退伍军人，每天早晨都要像军营一样列队出操。
　　这里是何家全的独立王国，何家全的坐驾进出厂门的时候，身着制服的门卫要像士兵遇见首长一样立正敬礼，直到目视他那台白色的新款宝马房车绝尘而去。
　　有一个关于宝马的故事流传甚广：
　　忠告车主，千万不要向你前面的宝马汽车按喇叭，或者试图超越它；否则，可能有手枪向你开火。
　　在港澳，黑社会的老大开的都是宝马。据说宝马的车头像一个张开的虎口，威慑力十足，显得杀气腾腾。
　　所有来访的客人都要出示证件，登记之后方可进入厂区，而贝铃集团八楼的楼层保安还会仔细查验客人的来访证。
　　最后一关是何家全的秘书雅子。
　　她会带你到那气派非凡的会客室。
　　贝铃集团的会客室和何家全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十分宽敞。每月一次的贝铃部门经理工作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闭路电视监控着全厂的生产情况，卫星视讯电话系统则使何家全能够随时和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面对面地交流商情，发布指令。
　　雅子要为每一位来访的客人沏上一杯地道的龙井茶。
　　这是何家全唯一的嗜好。
　　来广东这么多年了，何家全仍然喝不惯浓酽的乌龙茶。
　　还是在上海江南大学读书的时候，何家全有一次到杭州去玩。
　　水光潋滟的西子湖让他流连忘返。在断桥边一家叫彩蝶轩的茶馆里，走累了的何家全向当垆的茶姑点了一壶龙井慢慢品尝。
　　窗外，苏堤上垂柳飘拂，似少女婀娜的身姿；湖中的荷花已经谢了，田田的荷叶依然泛着昂然的绿意。
　　已是初秋，正值满城桂花盛开，暗香浮动，馥郁袭人。
　　这是何家全第一次细细品味地道的龙井茶，沁人的香气直透入他心肺之间，让他久久回味。他已分不清是茶香，还是桂花香。但从此，何家全再也离不开龙井茶。
　　每年春茶上市之际，贝铃浙江的经销商会派专人给何家全送来杭州梅家坞新采的龙井。
　　推己及人，一杯上好的龙井茶成了何家全的待客之道。
　　喝龙井茶是何家全多年来固执不改的嗜好，潜意识里流动的却是他对杏花春雨江南的怀恋。
　　身为一家年产值十几个亿的大型企业的老总，何家全公务繁忙，让那些经过千淘百滤被允许面见的贵宾等上个把小时是常有的事儿。
　　何家全常自嘲来贝铃集团见总裁的客人像是排队看医生。
　　省公安厅的警员却似神兵天降，如入无人之境，闯进贝铃大厦。
　　雅子看到这些不速之客直扑何家全的办公室，正欲起身通报，却已被一只纤巧而有力的女警官的手牢牢按在座位上动弹不得。
　　省公安厅的人兵分两路：三台警车，前有开道，后有护卫押走了何家全；剩下的人马把贝铃集团财务部滴水不漏地围了起来，翻箱倒柜搜了一上午，最后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贝铃集团这几年所有的账簿全都搬上了车。
　　何家全被省公安厅刑警带走的时候，贝铃集团的生产线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但直属总裁办的管理层却一下子乱了套。
　　任何###都是从上层先开始的。
　　贝铃集团的管理方式是何家全一个人说了算，每个部门的首长都单独向何家全负责。
　　何家全被抓，顿时群龙无首，大家一下子感到大厦将倾，陷入到巨大的惶恐之中。
　　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了总裁秘书雅子身上。
　　雅子走出大学校门还不到二年。
　　从吴江大学中文系一毕业，雅子就打起背包南下打工。在广州的人才市场上，雅子遇到了前来招兵买马的何家全。何家全正在物色一位文字能力强，又能处理日常接待工作的秘书。雅子当即被录用了。
　　何家全是她的第一个老板，她发现“资本家”并不都是蛇蝎心肠。天天在何家全身边上传下达，看着他在商战中运筹帷幄，雅子对这位年轻的老板佩服得五体投地。
　　如今，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不吃香，毕业即失业已不是人们的夸张，而是这些天之骄子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雅子的大学同学中现在还有在外面飘，找不到就业机会的。
　　一出校门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使雅子对何家全心存感激。
　　雅子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生就不显山不露水的性格，谨小慎微，不喜张扬。没有社会经验，反而成了她的长处，办起事情来尽心尽力。
　　女性特有的细腻使她把办公室的日常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何家全省了不少心。
　　雅子拥有一个称职的秘书所必备的优点，那就是忠心和本分。
　　出了事，雅子才感到何家全的社会关系是那么单薄。何家全的通讯录里几乎全是生意场上的朋友，想找一位公检法方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很难。
　　无奈之中，雅子只好试着给何家全以前的老板——天讯集团的董事长同时也担任着鹿港市龙口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余世杰打电话。
　　几乎是十万火急要找人时的惯例：
　　

被撞开的大门（2）
办公室没人，手提电话关机。
　　雅子和所有贝铃集团的高层干部一样，只是想寻一条线索：
　　何家全到底犯了什么事？关押在哪里？有没有可能先把人赎出来。
　　经过大半天的忙乎，雅子惊动了何家全所有关系密切的朋友，还是没能探出个究竟。
　　临到下班，雅子才想起该给何家全的妻子梅舒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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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神话
押解何家全的囚车一路风驰电掣，沿海滨大道穿过鹿港市的闹市区，向位于西北郊的鹿港市看守所驶去。
　　望着车窗外的繁华街市，何家全心绪难平。
　　鹿港是座港口城市，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入海口，面临浩渺的南中国海。整座城市依海而建，填海修成的滨海大道似一条飘带环绕着鹿港。
　　滨海大道两侧一边是林立的高楼大厦，一边是汹涌澎湃的大海。
　　大道正中有一块巨形怪石盘踞，笔直的大路在此转了一个急弯。这原是海滩上一块硕大的礁石，被鹿港渔民奉若神灵，称作镇海石。填海修路的时候，市政工程指挥部决定炸掉这个路障，听到消息的鹿港人纷纷来到镇海石边焚香敬拜，请求老天恕罪。
　　事也凑巧，就在埋炸药的当天，一场海啸袭击了鹿港，惊涛拍岸，冲毁了所有的路基。似乎是天意不可违，决策者也犹豫了。
　　这块镇海石得以保留，而筑路的施工蓝图却不得不更改。
　　农民是靠天吃饭，渔民则是靠海生存。
　　鹿港人世世代代以出海打鱼为生。如果说天有不测风云，大海更是瞬息万变。
　　渔民是最感到命运无常、世事难料的人，他们时时刻刻都要经受考验，应付突变，生命随时都会受到海上风浪的威胁。因而渔民是最信天命的人。
　　他们一旦投身商海，却发现商海比起真正的大海更险恶。鹿港人做生意都要拜关公，无论开厂开店都首先要给手执大刀的武财神关云长选个风水好的宝位。
　　何家全落脚鹿港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鹿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何家全却从来没有闲情仔细游览鹿港的市容：
　　拔地而起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群，处处彰显这座沿海城市富足的活力。
　　在鹿港市宽阔的马路上，很少看到国产小轿车，疾驶而过的大都是奔驰、宝马、凌志等高级豪华进口轿车，偶尔还能看到红色的法拉利跑车或是加长的卡迪拉克招摇过市，仿佛是在开世界名车博览会。
　　鹿港是祖国的南大门，曾几何时“时刻准备打仗”使这里的蕉风椰雨都弥漫着战争硝烟的气味，国家自然也很少在这里投资。
　　几十年过去了，仗没有打起来，只看到一江之隔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一天一个样，而鹿港却还是工业基础薄弱民生凋敝的小渔村，被人讥为“一个警察管满城，一家邮局通全省”。
　　鹿港人千方百计逃往香港谋生，“侨乡”的美名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鹿港有四十万人，也有四十万华侨散居在外。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鹿港获得了再生，“发展才是硬道理”又为这座沿海开放城市打了一针强心剂。外来人口开始向鹿港大量移民，海外和内地的投资也蜂拥进这爿“河中有鱼，田中有米”的富庶之乡。绵长曲折的海岸线给鹿港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量价廉质优的“水货”以各种形式通过鹿港源源不断涌向内陆，为鹿港赢来了充裕的资金。一时间“银行多过米铺”成为鹿港的新街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上海市曾派出一个以市委书记和市长为正副团长的庞大代表团到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珠江三角洲来取经。在鹿港市听取经验介绍时，当时的鹿港市市长是以“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来概括自己执行中央政策的体会，惹得上海客人忍俊不禁，私下却又连连摇头，表示无从学起。
　　无论如何，鹿港市的经济是搞上去了。
　　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大量财富向少数人手里迅速聚集。
　　有先见之明的鹿港人开始洗脚上田投资办厂，让钱生钱。
　　何家全以前的老板余世杰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筹办电子厂的。余世杰是土生土长的鹿港人，中学毕业后在当时的鹿港县龙口公社做办事员，他第一次出远门是一九七五年怀揣二百元巨款上北京出差，由于没有开进京介绍信，到石家庄就被赶下了火车，最后还是搭运煤的汽车才混进了北京。
　　这次的北京之行给余世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幅员辽阔，也使他看到了中国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别，北京作为首都的气派让余世杰真正感受到了当时广东的落后。
　　回到鹿港市，余世杰仿佛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他开始博览群书，把所有过剩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他感觉到自己变了，不像那些把广东以外的地方都称为北方的乡亲，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地方除了香港，就是自己的家乡鹿港。余世杰渐渐地有了心怀天下的胸襟。
　　机会终于来了，一年后，鹿港要选送一名青年干部到中央团校学习。余世杰成了非他莫属的唯一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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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时务者余世杰（1）
从中央团校归来，余世杰毅然放弃了当龙口公社团委书记的机会。虽然人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过渡，鹿港县团委书记的职位正对他虚位以待。
　　可余世杰对官场全然没有兴趣，在政治中心北京学习生活了两年，余世杰的世界观有了根本的改变。
　　在首都北京，余世杰曾目睹了为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华而举行的盛大迎宾仪式。
　　长安街上彩旗招展，万民空巷载歌载舞，夹道欢迎。
　　国宾车队鱼贯驶来，由开道的摩托车队导引，警卫车队护翼，黑色的大红旗轿车一辆接一辆仿佛没有尽头。
　　车头的国旗猎猎飘舞，好不威风。
　　余世杰深深感受到泱泱大国的政治威仪。
　　“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
　　当个芝麻官鱼肉乡里威风一时，已不再是他所孜孜以求的。
　　余世杰再也不会坐井观天了。
　　通过对天下大势的分析，余世杰敏锐地觉察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国家是全心全意要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
　　余世杰决定曲线救国，先挣钱，再弄权。
　　余世杰动员家里人拿出了所有的积蓄，并取得了镇上的支持，开始筹办龙口镇第一家乡镇企业——龙口电子厂。
　　厂房盖起来了，可生产什么产品还不知道。
　　正巧，余世杰的一位远房亲戚从香港回乡探亲，带回来一台袖珍半导体收音机，小巧玲珑，音色清晰。跟以前国产的那种又笨又重的电子管收音机有天壤之别。
　　余世杰把这台小收音机拆开来，照猫画虎，很快就鼓捣出新产品来了。
　　把产品做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把产品卖出去则是更不容易的事。
　　余世杰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生产中，雇了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拉长”（生产线的工头）鞭打快牛，一味要工人加班加点，通宵赶工。
　　余世杰对派业务员人拉肩扛到各地去推销产品的做法不屑一顾，在销售上他有自己的一套独门暗器。
　　他采用的是“慷慨赠送”的绝招。
　　余世杰攻克的第一个堡垒居然是军方。
　　利用他在中央团校的同学关系，余老板打通了总后勤部的路子，向全国两千多个边防哨所每个哨所赠送了一台龙口电子厂生产的收音机。
　　这在当时是拥军的一个模范典型，总后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为龙口电子厂举行了捐赠仪式和新闻发布会，总后的一位主要领导专程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对余世杰和他的龙口电子厂表示感谢。而和这位后来出任军方高层领导的老将军的合影，也被放大后挂在余世杰的办公室，成为余世杰的政治资本之一。
　　余世杰的第二个赠送对象是各地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老干部是最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群体，一台袖珍收音机常常是他们晚年排遣寂寞最忠实的伙伴，有时候，甚至比女儿还贴心贴肺。
　　余世杰深知舆论的重要。接下来，余世杰向各省市的党报大送人情。当年无论在任何地方，记者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新闻广播。记者的小收音机和军人的手枪一样重要。
　　余世杰还把触角伸向了体委，那些一大早就起床晨练的运动员最关心的是前一天世界各地的重大赛事。曼谷第一次举办亚运会那一年，余世杰向中国代表体育团的每一位运动员赠送了一台小收音机。
　　……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中国人最讲投桃报李，一连串的慷慨的大赠送之后，余世杰便开始坐收渔利了。
　　余世杰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市场网络，他打通了集团购买的通路。
　　龙口电子厂收到了军方源源不断的大批订单；
　　各地的老干部活动中心也向龙口电子厂大量购买收音机；
　　新闻单位和体委也成为了龙口电子厂的大主顾……
　　这些公款购买的单位从来不会在价钱上和余世杰斤斤计较，很多单位一签合同就把全额货款打到龙口电子厂的账号上。余老板也用不着为小修小补的售后服务费钱费力伤透脑筋。
　　余老板还借此建立了和新闻界良好的人际关系，各地的报纸给这个产品曝光给那个产品曝光，却从不会涉及到龙口电子厂的产品。即使有消费者投诉报社，也是被最先转到龙口电子厂内部消化。隔三差五就有龙口电子厂慷慨捐赠的新闻见诸报端，尽管都是些被炒了无数次的“冷饭”，却往往占据报纸的显著版面，被包装得堂而皇之，让人读了好生感动。
　　龙口电子厂好事传千里，美名远扬，吸引了一大批慕名而来的客户。
　　余老板为自己的做法取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关系营销”。龙口电子厂成了家电行业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龙口电子厂的收音机上市之际，大量日本电器开始涌入中国。
　　彩色电视让人们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国家领导人频频出国访问，老百姓跟随着纪录片的镜头看到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真面目”：
　　美国的高速公路、日本的###、高楼大厦林立、超级市场里应有尽有、家家都有小汽车……
　　所谓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是我们自己。
　　

识时务者余世杰（2）
便携式录音机使每个人都可随时听自己喜欢的歌，而不必所有人都听同样的语录歌……邓丽君那软绵绵的歌声轻轻抚慰着经受过“文革”创伤的中国人的心灵。
　　中国人还不知道广告为何物，日本电器的广告就铺天盖地而来。
　　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和少儿节目里净是稚气的童声叫卖日本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他们发蒙的时候，耳濡目染的便是：
　　“ＴＯＳＨＩＢＡ　ＴＯＳＨＩＢＡ　新时代的东芝”
　　“日立——ＨＩＴＡＣＨＩ”
　　“松下就是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
　　在他们津津有味地欣赏日本卡通片《铁臂阿童木》时，也牢牢记住了日本电器的优良。
　　中国打开了关闭已久的窗子，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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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1）
余世杰摇身一变成了余老板。他从政府公务员蜕变成了一个商人。
　　做商人与做公务员截然不同。公务员要克己奉公，收敛自己。最紧要的是守纪律和本分。
　　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说的事不说，上面让干啥就干啥。要从思想深处意识到自己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不能越雷池半步，举手投足都要中规中矩。只有这样，才能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获取升迁的机会。
　　商人则必须张扬，自己也是要推销的一部分。要学会包装。只有予人信任，才能取人钱财。干任何事情都要出奇制胜，不能循规蹈矩。领先一步，才能比别人赚更多的钱。商人还必须有永不满足的性格。征战商海，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安于现状，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余世杰里里外外像换了一个人，作为公务员的余世杰已经不存在了。
　　他所有的服装都从香港的名牌专卖店订购，衬衣永远熨得服服帖帖。每天早晨都让发型师把头发吹得一丝不乱。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余世杰变成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商界大亨。
　　余世杰认为金钱不过是银行账号上显示的数字，总不能打开保险柜让客户看自己有多少钱。只有显示出实力，做生意才能事半功倍。他从不吝于花钱，商人就是要能挣会花。一台全新的奔驰５００黑色豪华房车更是增加了余老板的威仪。车牌号码是广东人认为最吉祥的五个８。
　　龙口电子厂使余世杰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但要凭这点家底实现余世杰的抱负，却是杯水车薪。
　　任何商业活动都是一种资本再生的过程，要想取得超常的发展，必须有打破常规的思路。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的暴利阶段都很短，残酷的竞争会使很赚钱的行业很快变得不那么赚钱，直到勉强维持。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小商贩终其一生只能守着一家小杂货店苦熬，而不能发展成为连锁超市的原因。
　　余世杰深谙其中的奥妙。他从来都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且不只用自己的鸡生蛋，还是惯于借鸡生蛋。
　　余世杰的第一步棋是向银行借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银行的审贷手续非常宽松。
　　凭着龙口电子厂的商誉，货如轮转的繁荣和余世杰在鹿港金融界的关系，源源不断的贷款流到了龙口电子厂的账户上。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余世杰也有了大展宏图的资本。
　　余世杰的第一个目标是在鹿港建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
　　当时的鹿港已经撤县建市。但城市的功能却还相当脆弱。
　　一座城市代表着文化，更代表着历史，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鹿港因其发展速度太快总显得有些土头土脑，不能完全洗掉暴发户的痕迹。
　　偌大的鹿港连一座像样的涉外酒店都没有。
　　余世杰认为星级酒店是现代城市的一种象征。
　　每次余世杰出差，都要住当地最高档的酒店。
　　其实酒店是人的居住环境的一个大倒退。
　　人自从走出山洞以后，对居住环境的私秘性要求越来越高，人所追求的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是背山临水，是独门独院。
　　但酒店却把有钱的旅人赶到一块儿，让他们像蜜蜂一样门对门，家挨家。只是提供两张床，一些摆设和家具，一些生活用品，却收取每天数百元乃至上千元的高额费用。
　　但余世杰觉得发明豪华酒店的人简直是商业天才。
　　酒店的不可替代，不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餐饮和娱乐的场所，而在于它为商人提供了表明身份的名片，提供了社交氛围。
　　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有办事处，商人的商务活动也大都是安排在酒店进行的原因。
　　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余世杰在天坛东里的一家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招待所挨过了三天两夜，每天早晨，他走出房间，仿佛老鼠钻出地洞，来到大街上，才有一种回到人间的感觉。
　　但当余世杰以余老板的身份再进北京，住进北京贵宾楼饭店，清晨拉开窗帘，遥望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和天安门广场猎猎飞舞的国旗，则令他平添指点江山的气概。
　　人的处境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会不同。
　　乞丐会对冰天雪地充满幽怨，富翁则觉漫天飞雪诗意盎然。
　　“看来，只有中产阶级眼里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余世杰深有感触。
　　余世杰建酒店走的是一条捷径。他瞄上的目标是在建中的鹿港华侨大厦。
　　华侨大厦曾经是鹿港市的市长工程之一，雄踞鹿港市最繁华的中山大道。
　　第一届鹿港市华侨恳亲大会举行的时候，散居世界各地有钱有势的鹿港侨胞都衣锦还乡，他们看到鹿港市没有一处像样的接待场所，便向市政府当局提出建一座华侨大厦，作为鹿港市华侨的永久性活动场所，平时也可向客商和旅游者开放，建成一座涉外旅游酒店。
　　各地华侨富商认捐了两千万港币。
　　市长现场办公立即拍板，土地由市政府无偿提供，资金不足部分由市政府交际处向银行筹借。
　　谁知好事多磨。
　　华侨大厦的地上工程刚建了两层，国务院就发出了明令禁止各地党政机关以各种形式参与兴建楼堂馆所的通知：立项的必须撤销，在建工程一律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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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2）
华侨大厦变成了烂尾楼。
　　矗立在市中心这一堆钢筋混凝土垃圾，仿佛是鹿港脸面上一块难看的伤疤，任凭雨打风吹，成了鹿港市各届领导的一大块心病。
　　

政策就是用来变通的
在别人眼里，华侨大厦是一根鸡肋。
　　在余世杰眼里，华侨大厦却是一块流油的肥肉。
　　在鹿港市中心繁华地带，再也找不到第二块这样的地王之地了。
　　要吞下这块肥肉，必须先走上层路线。
　　为此，余世杰专程去拜访鹿港市市委书记周子强。
　　周子强是余世杰的老上级，余世杰在龙口当办事员时，周子强是龙口公社党委书记。周子强是文化官，肚子里颇有些墨水，写得一手好字，笔力遒劲。周书记曾当面夸余世杰是个有为青年，只要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
　　余世杰弃政从商，周书记着实惋惜了好一阵子。
　　当年，余世杰是凭着向周书记请教书法获得了顶头上司的赏识。
　　如今，余世杰也没有搞送钱送礼那一套庸俗的伎俩。他深知周书记时时处处讲廉政，他必须用急领导所急、想领导所想、为领导分忧的忠义之心来打动周书记。
　　他转呈给周书记的是一份详尽的华侨大厦改建计划。
　　余世杰的锦囊妙计是把华侨大厦改名为鹿港大酒店，在清盘接收的基础上，成立鹿港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用龙口电子厂的股份置换市政府拥有的华侨大厦的股份，使市政府金蝉脱壳，而龙口电子厂则变为鹿港大酒店的第一大股东。同时把各地华侨的捐款变成在香港注册的鹿港华侨同乡会（对外称港侨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投资，使鹿港大酒店摇身一变成为中外合资企业，得以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
　　在余世杰的方案中，拟让鹿港市第一招待所成为鹿港大酒店的新股东，鹿港第一招待所是市政府交际处属下的经济实体，绕了一个大圈子，等于又回到了起点。
　　余世杰之所以这样做，自有他的考虑。这为他请周子强书记出任鹿港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