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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黑社会老大杜月笙野史-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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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大庆时得到迟来的艳福（2）
令杜月笙引为欣慰的，是孟小冬惠然南来。 孟小冬与姚玉兰情同姐妹，十分亲热，两人不分彼此，尤其形迹不离。孟小冬到上海，姚玉兰立刻便将她迎到１８层楼，杜月笙和孟小冬也已有整整１０年不曾见面，对于她的苦心学艺，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爱重之余，尤有不胜钦敬之感。 孟小冬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拜余叔岩为师，１９４３年余叔岩病逝，她曾在暗无天日的沦陷区北平渡过８年寂寞黯淡的光阴。以一介弱质，飘零天涯，当她受到杜月笙的敬重，姚玉兰的亲爱，温情和煦，使她心生感激。早年余叔岩病笃的时侯，孟小冬曾亲侍汤药，衣不解带达一月有余。因此如果说“看护”病人，孟小冬的细心体贴，早就有经验，又比姚玉兰更高一层。即然在１８层楼与杜月笙、姚玉兰同住，她也就自然而然兼代起姚玉兰的侍疾之责，她为杜月笙长伴枕边，问寒吁暖，这使杜月笙大为感动，他没有想到在他老病缠身的花甲之年，居然还有这一份迟来的艳福。 杜月笙一生好旋，在伶界以乐于捧角而出名。因此伶界人士无不对他尊敬爱重，他在伶界人士的心目中是尊而可亲的长者，无论认识与不认识，伶界人士对杜月笙都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凡是到过上海的伶人不曾受过杜月笙帮忙者很少。孟小冬也多次接受杜月笙的钱财，两人因互相感激而陷于爱恋，其基本原因就由于这种感情上的相通而来，难得的是姚玉兰心胸豁达，她也仰慕孟小冬，更了解杜月笙和孟小冬由互敬而终至互爱的心理，觉得这一份纯挚真切的感情相当难能可贵。现在杜月笙已经是抱病延年、行将就木的人了，只要世间还有能够使他快慰欣悦的事情，姚玉兰无不乐于让他尽情的享受了。 堂会十天盛况空前。金廷荪担任寿庆总提调，他为此曾几次北上故都专程邀角儿。尽管在北平的四大名旦之三，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因为有事缠身，不能南来，其余大牌名角如莜翠花、马富禄、张君秋、芙蓉草、刘斌昆、谭富英、韩金奎、李多奎、阎世善、李少春、马盛龙则是一概到齐，加上原在南方的梅兰芳、马连良、麒麟童、章遏云、裘盛戎、叶盛兰、叶盛长、姜妙香、杨宝森、马四立、盖三省、魏连芳等，阵营自是空前的坚强，再加上姚玉兰的一封私函邀来了余派老生、鲁殿灵光的孟小冬，声势之浩大，在胜利前后全国各地的平剧演出中，没有第二个了。 北来名伶大都住在金廷荪的南阳桥“老金公馆”，名伶在上海的开销，在义演票房收入项下支付，角儿则一概不支酬劳。他们唱纯义务戏，所有售票收入一律移充全国各地赈灾之用，七天公开售票的义务戏演下来，杜月笙大概筹到一百亿左右的巨款。这一笔数目，即使在物价日涨的１９４７年也是相当的可观。 义演前后历时１０天，杜月笙由于生病，一场女子戏也没有看过，到是不少北来名伶，纷纷的上１８层楼探疾，杜月笙在病榻上向他们连声道歉，并且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只要喘疾稍愈，精神体力许可，他一定要抽出时间跟大家聚一聚。 在杜寿堂会演出中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名伶，首推余派嫡传孟小冬和在敌伪时期曾经蓄须拒演的伶王梅兰芳。这是两位举国无出其右的名须生与名青衣。孟小冬破例粉墨登场，已经使杜月笙面上飞金，光采万丈，而梅兰芳在１０日之内连唱８出大轴，仅只回避了与孟小冬同台的两场，这更是岂同小可，非比寻常。要不是梅兰芳和杜月笙交谊深厚，推说一声跟孟小冬同时演出多所不便，他比程、荀、尚三大名旦更有理由不来参与这次杜公大寿的义演了。 因为，伶王梅兰芳和冬皇小冬，曾经是一对恩爱夫妻。 早在１９２６年，孟小冬下嫁梅兰芳，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件梨园韵事，以冬皇配伶王，珠联璧合，旗鼓相当，是菊部佳话。 原来，孟小冬系出梨园世家，但是她自小生长在南方，才１３岁，便在上海大世界乾坤剧场献艺，唱的是“谭派须生”，和名影星李丽华的母亲张少泉、香港老令工粉菊花同台演出，１９２５年她到北平，在三庆园演出，只唱夜场。 这时北平正值平剧鼎盛之时，余叔岩、杨小楼、陈德霖、荀慧生合组“双胜班”，和赴日演唱载誉归来的伶王梅兰芳打对台，斜刺里杀出一位南边来的小姑娘孟小冬，居然能在两大戏王之间脱颖而出，使北平戏坛由双雄对峙一变而为鼎足而三。孟小冬的天才横溢，异军突起，使梅兰芳不禁刮目以看，由仰慕而生情愫，双方心仪，最后惺惺相惜，于是“冬皇”嫔于“伶王”。 但当孟小冬红遍北平时，拜倒于她石榴裙下的少年郎，不知有多少。就中有一位京兆尹王达的儿子王维琛，单恋孟小冬到了发狂的程度。他听说孟小冬下嫁梅兰芳，便在衣袖里藏了一枝手枪，找到无量大人胡同中的梅兰芳的家里，扬言梅兰芳夺了他的“未婚妻”，他要找梅兰芳算账，一会儿要取梅兰芳的性命，一会儿又索赔１０万大洋。这时候梅兰芳恰在午睡，他家里一位常客绰号“夜壶张三”，在北平报界工作的张汉举，便出面敷衍周旋，张汉举在讨价还价时，陪笑商量，却不料梅兰芳一觉睡醒，贸然地闯了进来，“仇人”照面，惊坏了张汉举，当下只好向他抛个眼色说：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６０大庆时得到迟来的艳福（3）
“这位王先生，是来跟你借５万块钱的。” 梅兰芳这时已经一眼看见了王维琛的脸色不对，以及他手上的那柄短枪，他大吃一惊，匆匆地说了声：“我打电话去。”便一个转身从侧门溜走。 他离开客厅后立刻打电话四处求援，于是，王怀庆的京畿卫戍总司令邓、薛之珩的首都警察厅，以及全北平军、宪、警各单位都派了大队人马来，把梅兰芳的那幢四合院，围得水泄不通。 王维琛听到梅兰芳的那一句“我打电话去”，即已警觉大事不好，但是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朝阳大学法科学生，养尊处优，任性惯了的大少爷，缺乏应变的能力，仍然僵着不走，一副手足无措、难于决断的神情模样，一直等到大批军警赶到，他才想起利用张汉举当挡箭牌一路开枪冲出去，其悲惨的后果可想而知，屋外乱枪齐下，院子里流血五步，伏尸两人，王维琛理性全失，他把夜壶张三一枪击毙，终于自己也饮弹而亡。 闹出这一桩血案，梅兰芳心摧胆裂，为之吓伤，他不久便携眷南下，但是正因为有此一幕，孟小冬便被梅兰芳的发妻福芝芳抓住“口实”，梅兰芳家里便鸡犬不宁。福芝芳进梅门在先，她口口声声为梅郎的生命安全着想，逼他和孟小冬分手。孟小冬自幼傲比冰霜，这时又红遍南北，她岂肯与不学无物、一心靠抓牢梅郎吃饭的福芝芳争一日之短长。然而，梅兰芳深爱孟小冬，他绝不愿轻言分离，但是，他也制服不了福芝芳的吵吵闹闹，因此，梅兰芳在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深深地为家庭纠纷苦恼，进退两难，几至愤不欲生。 梅兰芳的至亲好友实在看不过了，于是，他们决定集议筹商，插身其间，帮梅兰芳做这一个重大决定。 中国银行总理冯耿光是梅兰芳的后台靠山，梅兰芳一生对这位冯耿光———冯六爷可谓一言一行，无所不从。冯六爷说一，梅兰芳断然不敢曰二。 在梅宅血案发生过后不久，曾有一次，杜月笙的好朋友杨志雄，偶然在他家做客，亲耳听到冯耿光力排众议，要梅郎舍孟而留福。 冯耿光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三言两浯，很简单，他分析孟小冬和福芝芳的性格。他说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的一生幸福计，就不妨舍孟小冬而留福芝芳。他这个说法，把那些拥孟论者列举的冬皇优点，什么梨园世家、前程似锦、珠联璧合，伶界佳话全都压了下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便再赘一词说什么了。 就凭冯六爷对梅兰芳的影响力，一件关系三方而终生幸福的婚姻大事，自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孟被迫离异，黯然分手，这使梅、孟戏迷为之大掬了一把同情之泪。 因为这桩情事，在杜月笙６０诞辰盛大公演之期前后，上海的小报、杂志，怎肯放过孟小冬、梅兰芳同期演出这一条千载难逢的花边新闻。于是，上海滩的各种小报和方块杂志，花样翻新，不惜危言耸听，有谓孟小冬、梅兰芳的“南化会”，正是他们旧情复炽、破镜重圆的契机；又说什么早几年梅兰芳留须不唱，福芝芳则为破除寂寞，寄情赌博，早已将梅兰芳的生平积蓄，输得一干二净，她怕丈夫稽核，魂梦为劳，眠食难安，于是得了神经衰弱重症，梅兰芳正想驱之为快，如今心上人南来，泪看覆水重收，便在眼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这时全上海的舆论似乎一致都在为孟、梅复合而在大声疾呼，摇旗呐喊。 好事的小报、杂志不遗余力大肆撮合，使梅兰芳百口莫辩，福芝芳心惊胆战，姚玉兰心怀惴惴，杜月笙则有说不出来的滋味，而孟小冬竟能处之泰然，她对所有报章杂志刊载与她有关的文字，一概视若无睹。 但是，“梅孟重圆”的谣诼却越传越盛，呼声甚嚣尘上，越是空穴来风，八字也没有一撇的无稽之谈，越是有人言之凿凿，煞有介事，这终于使得已卷入漩涡的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和杜月笙、孟小冬一对恋人，全都感到心中极不是滋味；于是，冰雪般聪明的孟小冬便提出回北平料理诸事的愿望，杜月笙虽说万分难舍，却是明知她的用心良苦，也就不忍心拒绝。 果然，等孟小冬突然回返北平以后，外间谣传种种，一下子便静止下来。 风止尘定，波涛不兴，杜月笙虽然略微心宽，但是萦念伊人在天之涯，他的心境渐渐地又变坏了。这时，华北战云日急，共产党连取要地，北平将成围城，杜月笙真是急得睡不好吃不香，心忧如焚。于是，他函电交驰，又派专使，好不容易租用一架飞机接出了孟小冬。 孟小冬抵沪时，杜月笙拖病躯亲自到机场接人。杜月笙欢天喜地，兴奋若狂，以后待孟小冬犹如捧住了一只凤凰。孟小冬也有感于他恩情之重，从此死心踏地，杜门不出，像服侍她师父余叔岩那样，尽心专侍杜月笙。 ＇返回目录＇
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1）
１９４７年底，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躯，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因为卧榻太久，许多事体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时也肯下１８层楼到各处走走，转眼间到了１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驱车到市商会，参加元旦团拜，而在团拜席上，遇见了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 一见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将在元旦日举行大检阅，早就发过请帖，邀杜月笙莅临指导，现在大检阅即将开始，他便劝杜月笙和他一道往观操。 杜月笙一时高兴，便答应了大家同去。 警察大检阅在福熙路浦东同乡会门前，杜月笙一行抵达后，全部被邀上临时布置的阅兵台。一行人往阅兵台上一站，看过分列式齐步前进后，还有各种表演，时值严寒，朔风扑面，杜月笙起先倒还顶得住，但是足足站了一个多钟头，他便感到十分不适，却碍在节目还没结束，不便中途告退，于是咬紧牙关硬撑，好不容易支撑到大检阅结束，他匆匆告辞，赶紧回１８层楼。 他回家后往床上一倒，就此发了高烧，请医生来诊视，说是感染风寒得了恶性感冒，这一场大病又使他缠绵床第一个多月。 等这次恶性感冒痊愈，早已过了阴历年。阳春三月，“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将在南京召开，会中要选举“行宪”后第一任大总统和副总统，３月２９日大会开幕之日，杜月笙才匆匆赶到南京，报到出席。 这一次，他在南京住了整整一个月，下榻在洪兰友的公寓，其间长子杜维藩夫妇曾专程自上海前来探视老父，杜月笙非常高兴，他利用开会闲暇，带儿子、媳妇往游南京近郊的风景名胜，这便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的南京游了。 “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会期，由于副总统选举，一连经过４次投票，才由李宗仁当选，所以会期一延再延，直到５月１日才宣告闭幕。当天杜月笙回到上海，他当日便在国际饭店开会，为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起在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筹募到一笔巨额经费。 只要健康情形许可，杜月笙每一个星期必定要到国际饭店去一次，因为他在上海发号施令的大本营、根据地———“上海地方协会”，经他硬性规定，一星期在国际饭店开一次会，议定一周大事，所以这一会议对于杜月笙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上海地方协会的事情，他关照常务委员王新衡、秘书长徐采丞多负一点责任，这两位是他十分爱重，可以信托的朋友。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券，规定金圆券１元合“法币”３００万元，金圆券４元合美金１元，８月２１日，南京政府为加强经济管制，特在各重要地区设置经济管制监导员，特派俞鸿钧负责督导上海，张历生督导天津；宋子文督导广州，同时令电各省市政府。不久，鉴于上海的情况改由蒋经国亲自挂帅。 根据“经济紧急处分办法”的规定，自１９４８年８月２０日起“法币”停止发行，民间持有之一切“法币”、外币及金银，一律需在限期以内兑换金圆券。这时正值举国灾患频仍，物价飞涨，民生维艰，蒋介石政权在人民的攻势之下到了命脉如丝的生死存亡关头，“经济紧急处分令”就是蒋介石颁发，是一帖要起死回生、振疲起衰的猛剂，所以他是下了大决心要把这场运动作为一场战争来做。 结果，他的明令见报，消息传出，马上引起了各界震动。但是，杜月笙得到消息的时候正卧病在床。他的反应是既明快而又坚决，首先，他命人打电话，马上叫他的大儿子杜维藩马上过来： 杜月笙看见杜维藩进门以后，喘着气，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把钥匙，交给他，说： “华格臬路楼下，那只保险箱里还有一些银洋钱，你统统取出来，送到银行，按照政府的规定，把他们全部兑换金圆券。” 杜维藩问：“是在舅公住的房间里？” 杜维藩听说的舅公住的房间就是指曾经显赫一时、常年冠盖云集、门庭如市的那幢华格臬路老宅。胜利后它被改成了宁波西路，门牌号码编为２１６，由于杜月笙一直不曾搬回去住过，再加上隔壁头张啸林家一度“流血五步，横尸两人”，于焉被人目为凶宅，因而显得门巷冷落，车马转稀。 抗战时期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后方，华格臬路老宅一度形成真空状态，杜月笙曾经把他高桥乡下的那位老娘舅朱扬声请了出来帮他看守老宅。朱扬声在楼下挑了一个房间，就此在华格臬路长住，他那个房间里有一只很大的保险箱，老娘舅忠心耿耿的守牢在保险箱旁边，谁也不知道杜公馆那只大保险箱里，装了多少金银财宝？ 杜月笙点点头，又吩咐他一句： “你叫全家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有极重要的事情关照他们。” 儿子答应了，杜维藩在病榻之旁坐了一会儿，然后辞出。他回到华格臬路，说要打开大保险箱，把里面存放的东西拿到银行去换金元券。转瞬之间，这个消息惊动了全家。大家都要来看看，这只大保险箱究竟装得有多少金银财宝？然而，当杜维藩在众目暌暌之下，把大保险箱打开来一看，找了半天，大家都不禁呆了，因为大保险箱里只有银元３７２块。 ＇返回目录＇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2）
随后，杜公馆上上下下的人，分批到１８层楼去，听杜月笙谆谆交代： “你们有多少黄金、美钞、银洋钿，我不晓得，我也不问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声，这次中央颁布的是‘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中央一定会雷厉风行。你们所有的金银、美钞，务必要遵照规定，在限期以内全部兑换金圆券，否则的话，我今日有言在先，不论哪个出了事情，我绝对不管。” 话虽这么说，家人之中，各人环境殊异，胆子大小不同，有人听杜月笙的话，遵时照规定把金钞都换了金元券。但是也有人秘密的藏起来。同时，形诸各人所做的生意，处理方式也是迥异不同。杜维藩在上海证券交易复业之初，便租下了战后歇业的百乐门茶座，百东门的厅房很大，杜维藩与其妻弟合伙把百乐门茶座略加装修，开设了一片维昌证券号，他这个号子只做散户生意，当场喊价，当场交割，做来做去从来不会做过一个大户，他的营业方针是“稳扎稳打，聚砂成塔”，表面上看起来没啥好处，其实则是有赚无赔。 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以后，南京政府三令五申“奉行法令，不得投机牟利”，但是为时不过半月，南京方面便发布了轰动一时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等泄露重要机密，非法投机牟利巨案，监察院公布陶启明等在币制改革前夕，在上海抛出永安棉纱亘千万股，骤获不法利得达５亿元之巨。东窗事发，不但陶启明等罪有应得，锒铛入狱，而且还连累了主持金圆券改革币制的财政部长王云五，一系列的人都受到了监察院的纠举。 看到南京政府推行“财政经济紧急改革令”，果然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再加上受到他父亲的严厉警告，杜维藩夫妇不但遵照法令把两夫妇所有的金银、美钞全部兑换了金圆券，而且，认为证券交易风浪太大，夫妇俩一商量干脆把维昌证券号关掉，免得节外生枝，弄出事体。 证券号子关掉，夫妇俩空闲起来了，趁此机会，他们禀明杜月笙一起到北平旅游，以了多年的宿愿。临行前夕，在一个应酬场合上，他们见到了陶一珊，陶一珊在杜维藩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接受军训，曾经当过他的大队长，一方面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当然又是世交，所以，当陶一珊说杜维藩夫妇要到北平去，他马上就自动建议地说： “我写两张名片给你们，介绍你们去见北平的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 杜维藩回答说： “用不着麻烦陶先生了，我们到北平，玩几天就要回来的。” 但是，陶一珊还是提笔写好了两张名片，交给杜维藩，说： “你带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杜维藩道声谢，收好了，当时全不在意，只道是陶一珊爱护关怀，体贴入微，殊不知两夫妇到了北平，一日早晨起来看报时，忽然惊见宏兴公司杜维屏涉嫌投机牟利已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的消息。杜维藩大吃一惊，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陶督察长突如其来给他两张名片，个中意味可能不大简单。 原来，杜维屏所涉嫌的案件和陶启明案如出一撤，其间只有大小之别。原来，在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处的经济检查队看来，杜维屏有重大的嫌疑，于是，通知上海市警察局加以逮捕审讯。杜维屏的宏兴公司曾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天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８０００股，其数额与陶启明案相比，真是一在天来一在地，不值得比较。杜维屏抛空８０００股水安棉纱后，翌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改革币制的初期股票停拍，恢复营业时他当然就赚进了一些钱。 由于杜维屏是杜月笙的儿子，他这一被捕马上就震撼了上海滩，紧急处分，雷厉风行，居然连杜先生的少爷都捉进官里去，仅此一点，已足使玩法、悛法者有所戒了，上海朋友这才晓得煌煌法令不是轻松随便、等闲视之的了。另一方面，也有人睁眼在看这场好戏如何续演，街头巷尾，交头接耳，都在窃窃私议，这下要看杜先生将会作什么样的反应。 杜月笙对此一意外事件的反应，于公则表现出大义凛然，他知道蒋家王朝现在大难当头，命脉如丝，前途既黯淡而又危险，尤其币制改革在全力推行时期，一着错，满盘输，牵一发足以动全身；并且在上海滩比他儿子大的老虎还多的是！他把这个大环境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对杜维屏被捕事件一语不发只字不提，既不向任何方面求情，也不跟要好朋友诉苦，他只是说：“国法之前，人人平等，维屏果若有罪，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去救他。” 但是，杜家公子被抓，家里人不明内情，频频催促他设法为杜维屏开脱。这时，杜月笙的神情反倒显得非常轻松，他带着笑说： “怕什么，我有８个儿，缺他一个，又有何妨？” 尽管蒋经国这一次来上海气势汹汹，大有打虎之势，但是随即碰了孔家公子的壁，只好对币制改革不了了之。杜月笙对于儿子的关押并不着急，孔家公子的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后，上海“经济特种法院”也不得不给予杜月笙面子，杜维屏案子数度审讯的结果，特种法院因为“全无佐证”指明杜维屏是在改革币制之前获得机密，于是“投机牟利”、“破坏金融”的“事实”，使法官接受了杜维屏“纯出巧合”的辩说。因此，法院宣告杜维屏无辜无罪，予以释放。但是，他所经营的宏兴公司有兼营“对敲”的事，这种场外交易大有逃脱之嫌，宏兴公司则受到吊销牌照和依章罚款的处分。杜维屏平安无事地被送回家里。 ＇返回目录＇ 。。
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3）
杜维藩夫妇遨游北平，在上海却传出了杜先生“大少爷逃跑，三少爷坐监牢”的恶意谣言，获知三弟维屏被捕，杜维藩夫妇闻讯心惊，还以为陶督察特意写两份介绍名片，还是为了他们如在北平被捉可以拿来挡挡事，免“进牢监，吃苦头”。但是，不久杜维屏被释放回家，直到他们在北平发现北国风云日亟，###着着进逼，北平马上就要陷入重围时，杜维藩夫妇这才恍然大悟，陶一珊写那两张片子是担心北平围城，两个人陷在北平逃不出来，才特意做此安排的。 杜月笙对他的儿女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一辈子在混世界、打天下的痛苦经验使他不愿他的任何一个子女走他的老路。现在尽管杜家钟鸣鼎食，富埒王侯，其排场之大，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但是他对人生的最后愿望，亦即他所寄托于他的儿女身上，就是做一个朴实无华、能在平凡中显出其不群的人。因此，他从不在自己子女面前讲述他得意的往事，赫赫的事功，相反的，他倒不时告诉他的子女们，他儿时的孤苦伶仃，茕独贫困，纵使他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惜，但是他在与家人同食的饭桌上，一只酱油碟子倒得过多了些，他也会小心翼翼地将一碟匀作两碟。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局势危急，仓皇出逃（1）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０日以后，保定失陷，徐州易手，１２月间徐蚌会战又起，江南局势越来越紧，风声鹤唳中到了１９４９年１月１日，张淦兵团在搭口布防，４日，国民党政府迁广州，国共战事已经接近长江北岸，从这个时候开始，麇集而来的难民由徐蚌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不日之间，就达到了数十万。 １９４８年阴历年前，浦口战云密布，首都南京一夕数惊，于是，连南京的商卖百姓，升斗平民，也都争先恐后地挤进了逃难行列。而这时逃难的目标只有上海一隅，因为往上海逃难有钱人可以乘飞机、轮船，逃赴国外香港或台湾，中等人可以沿沪杭南、浙赣、粤汉铁路逃到广州或西南，无钱的人万一非留在上海不可，至少上海要比南京安全，而且，“讨饭讨到上海也不怕”，就是为求解决生活、衣食，上海也远比南京，或者其他各地容易。 因此，一时间南京下关车站一片紊乱，车站外的大广场，难民餐风露宿，或坐或卧，也不晓得挤了若干万人，月台上，更是万头攒动，挥汗如雨，车站秩序完全破坏无遗，用不着买票、验票与剪票，火车站的司乘人员，面对着蠕蠕而动的人潮束手无策，难民们惟有从车站广场尽头起，一步步的往月台挨，一步步的往月台挤，好不容易等来一列火车，月台就近的人一拥而上，直到车顶、车衔头，甚至车厢下火车轮子两旁，都绑满了急于到上海的难民，火车才能不按班次，不照时间地向东驶走。 就这么一车车的难民往上海市送，数日之间上海难民多达十数万人，有钱的住旅馆或者出黑市高价买机、车、船票，继续登上逃难的旅程，有亲戚朋友住在上海的立刻便去投奔，还有大多数走不了，也无亲友可投的，便迫于无奈，他们在严冬季节不能困马路，睡水门汀，于是只好纷纷住进庙宇，祠堂、公庙、学校……转瞬之间，上海凡有屋顶的公众场合全部住满，可是，还有大批的难民，在源源不断地来。 难民涌到上海，开始还只是住处的恐慌，随后不久便演变成严重的衣食问题。上海市政府虽然可以眼睁睁地望着他们冻馁而死，但是，却怕这些难民濒临饥寒交迫的边缘会去铤而走险，有十万以上的饥民出现上海街头，上海滩的治安马上出现了问题。 但是，上海市政府何来庞大的救济经费？这时上海已是物价飞腾，币值一日数落，许多机关为了解决职工的生活，薪津一日一发，还得到处筹措，煞费张罗。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的吴开先，他为救济难民问题四处奔走，几乎精疲力竭，便是，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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