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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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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梦醒时分（2）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读《庄子》，则让李鸿章身心愉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有着双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则是道家。李鸿章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模式。尽管李鸿章一直缺少庄子的诗意和洒脱，但在骨子里，他其实对于庄子的逍遥方式，并不抵触，相反，还非常羡慕。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寻找着心理的平衡点。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出世和入世并不矛盾，而且，这样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还能处理得相当完美。他们一方面能很认真地度过自己的人生，积极进取，孜孜追求；同时，他们又拥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安慰。这种智慧的平衡术使得心灵健康豁达，很少有那种一意孤行的孤愤和痛楚。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时光里，李鸿章一直忙于事务而显得异常入世，而此时在贤良寺，读着庄子，想着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轨迹，李鸿章心里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是有着出世的愿望的，一直向往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李鸿章又认真地拾起他的书法了。李鸿章的书法写得很好，他师从曾国藩学习过书法，尤其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畅达的风格，李鸿章的笔力苍劲沉稳，文字结构缜密，字体隽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的书法：“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在贤良寺的日子里，李鸿章更是把每天练书法的时间增加了很多，他几乎每天上午要临摹颜真卿的《争座帖》和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一边写，一边细看默思，努力品味内在的风骨，就这样，一写，就是好几个时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鸿章的伤势明显好起来，精力也变得旺盛了。他的饭量也变得很大，正餐完毕，李鸿章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补品。饭后，他的仆人便会悄无声息地走上前，给他褪下鞋子，用手轻轻地给他按摩双足。等到李鸿章睁开眼睛，仆人知趣地退下。李鸿章便进屋睡上一两个时辰。午觉过后，李鸿章又会在院落里走上一走，回到客厅里接待一些来访的人士，有时候，他会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着眼思索着什么。至于晚餐，则是简单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点东西，便让幕僚们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会书，写写信，便早早地就寝了。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这时候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潜伏于山洞里的病大虫一样，森林里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它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森林里面的其他动物也没有忘却这个暂时退出江湖的病大虫，它们同样也寻机如何出击，以便乘人之危，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专制制度就像充满凶险的黑森林，虽然看似平静，其实凶险和邪恶无所不在。在这样的专制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的，真实的情况总不如历史书籍所撰定的那样鲜明，更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块无法分得清楚。对于朝廷官员来说，没有一生一世的对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绝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表现为利益冲突，表现为政见不同，或者表现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每个成功的官员都是非常好的杂技高手。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同样也体现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两个晚清时代的重臣之间既合作，也矛盾。与李鸿章一样，翁同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很多书籍上所说的李鸿章曾帮曾国藩起草弹劾翁同一事也并不成立，而且，从世交的角度来说，李翁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的母亲谢世，翁同还亲书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限。”李鸿章与翁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存在决定意识和想法，在竞相争宠的专制格局下，处于同一个平台上的大臣们所进行的明争暗斗，已是这种游戏规则中司空见惯的事了。
第十章 梦醒时分（3）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控制，专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长的规则。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一同赴日。翁同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灰溜溜地回到国内时，翁同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
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从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诺诺告辞后，李鸿章仍不解气，仍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鸿章发脾气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也难怪，对于权谋与世俗，富有草根经验的李合肥从不陌生。况且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了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他对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这个体制里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与险滩，也知道其中的温湿暖流。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第十章 梦醒时分（4）
李鸿章蛰居在贤良寺的同时，在京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日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公愤，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名达1200多参加最高级别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虽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为并没有领导过一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辞。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本人给光绪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强烈建议清政府进行改良。康有为还为光绪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议，这些建议内容包括：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至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等等。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关于改良顺应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议都显得生吞活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并不成体系。比如说康有为的改良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后来，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明显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个入世的主张哪能成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为主张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国会，但对于国会的运转模式，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很难找到康有为思想系统的脉络，也许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来说，康有为做一个破坏者还可以，但要做一个系统的建立者，无论是从认识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差很远。
但当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势弄得风生水起。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康有为们改良的激情，使得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康有为在1895年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和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为的呼吁无疑是极富有蛊惑力的，那时的中国，的确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
变法草率鲁莽的开头，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情形正如李鸿章们担心的，数千年的规矩，岂可以说变就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这种大张旗鼓的维新和变革就显得更加困难。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们一直不屑且不善于进行改变。中国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学精神，她更习惯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时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找到一个坐标。更何况，改革和推进一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而中国制度本身的弱点往往容易使一种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变形扭曲；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中缺乏理性的习惯，缺乏科学的保障，无疑又使改革的风险增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一厢情愿而使得改革扭曲变形，脱离初衷。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每一次激进的改革都显得步履艰难，阻力繁多，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容易变形扭曲，背离初衷。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的改革有时候反而使得矛盾丛生，进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这一点，只要将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派有一个使团周游列国，学习达一年之久，而在中国呢？在这样的变法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盘考虑。不仅光绪皇帝一厢情愿，而他所“依靠”的几个干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为对于西方思想的实质其实也缺乏了解，难当大任，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康有为并没有读过什么西方哲人的书籍，只是“暗合”，他的论据之本，还在于《论语》。这样的情景就相当搞笑了。与此同时，谭嗣同又过于激进，明明是依靠皇帝进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却要“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迟早一天，连皇帝的脑袋也是要砍的。这样幼稚的做法，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变革矛盾的激化，决定了这一场变革必定会流出殷红的血。
第十章 梦醒时分（5）
从总体上看，李鸿章并不赞同康梁的思想，并且认为康有为他们的举动太天真，群情激愤之下，难免心浮气躁，很容易把事情搞砸。但李鸿章从内心里对康有为他们的主张一直持敬重态度，尤其是在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这方面，李鸿章与康有为有着相同感受。李鸿章也认为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不同的，是怎么变，变成什么样。在骨子里面，李鸿章是怎么也不愿意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的，李鸿章一直是一个极其自尊的人，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尊，也有着中国文化与传统的自尊。在贤良寺的那段时间里，虽然康有为和强国会因为甲午战争和《中日马关条约》的事曾经把李鸿章骂个狗血喷头，但李鸿章还是主动跟康有为联系，并且派人给强国会送去了自己私人的2000两纹银。但李鸿章因为《中日马关条约》的事在当时的名声毕竟太差了，这样一个“丧权辱国”之人的捐款哪能要呢？康有为严词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说“决不要投降派的钱”。李鸿章自尊心大受伤害，他甚至有点气急败坏地说：“等我复位了，看他们还能当得成官吗？”
在贤良寺赋闲的那段时间，李鸿章就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曾经韬光养晦的要臣一样，低调，坚挺，力求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以期“东山再起”。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的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事，一想到这个，他总是如芒在背。毕竟，这是他一身的转折点和最令他伤心的事。甲午战争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他一身的积蓄，也烧掉了他一生的名声。李鸿章感慨地说道：“予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殆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就这样，李鸿章在他的晚年，以委顿而迟缓的方式，无奈而苟且地消磨着时光。他就像一个溺水濒临死亡的人，看世界光怪陆离地从自己眼前滑过。闲暇之余，李鸿章有时不免会对自己的人生发出一些感慨，这样的感慨都算是千年之叹了，数千年以来，像李鸿章这样身居高位的权臣都曾感叹过，只不过，由于李鸿章所处的特殊时期，这样的感慨更是旧恨新仇一起涌上心头。李鸿章最喜欢的是与曾纪泽的女婿吴永聊天，实际上也不是聊天，只是李鸿章一个人在说，吴永则是充当着听众。在这样的聊天里，李鸿章自嘲自己是一个没落时代典型的裱糊匠，他清醒地勾勒出自己一生的面目：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定不了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在这里真实地暴露了他的无奈，也暴露了他的思想。谁说李鸿章不清醒呢，他是再清醒不过的了。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自嘲自己这个“裱糊匠”只会“修葺”，却不能改造“破屋”。等到“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怎么不从“破屋”自身找原因，反而归结于“裱糊匠”呢？
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还是决意将“裱糊匠”进行到底了。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生存，为了习惯，为了自尊。人的一生就像写字，年轻时一撇一捺都写得工工整整；然后，成年了，便是行书，会走了，也会跑了，可以洒脱地入世了；而到了老年，既无力工整，也无力洒脱，于是就变得潦草了。
这一段在贤良寺的日子对于李鸿章来说是难忘的。在晚年有着这样清闲的时光，李鸿章正好可以把他的思想和经历梳理一番，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就像一头夕阳之下的老牛一样，无奈地反刍昔日的时光。就李鸿章来说，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情世故，几近洞明。他知道事物成功所应具有的机缘，也知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渺小，对于万事万物，已是有一种无奈的心境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李鸿章自然不想花血本牺牲自己去强求一种改变了。毕竟，他缺乏的，是那种思想的力量和原动力，也缺乏来自于无限世界的巨大能量。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1）
1896年2月，住进贤良寺不久的李鸿章终于等来了时来运转。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原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情况突然发生变故。北方的俄国显然不愿日本在战争中壮大，决心介入这场纷争。这样的态度对于清朝极为有利，这也是当初李鸿章所设想的“以夷制夷”内容中的一种。俄国联合了法国、德国，强令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放出话说：“日本若试图改变其岛国地位，向大陆发展，俄国决不会坐视不理！”与此同时，俄国与法、德两国的军舰浩浩荡荡开赴日本海面，往来游弋，威逼京都、横滨。
俄、法、德三国坚定的态度让日本很心怯，毕竟，日本刚刚与中国战事结束，虽然得胜，但自身实力也是大受其损，再也没有实力和胆略来跟这三个强国作战。日本只好同意将辽东还给中国，转而向大清索要3000万两白银的“赎辽费”。清廷目睹此事突然生变，辽东居然可以不割让了，喜出望外，连忙答应了日本的赔款要求，并且对俄、法、德的“义举”感恩戴德。
在这样的情形下，俄国向中国发出了请求派人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邀请。出于抑制日本的需要，中国接受了俄皇的邀请，并打算在专使访问俄国之后，周游一下列国，加强一下与西方列强的联系。经过一番波折，任务落到了李鸿章头上。当李鸿章接受到这个任务之后，长吁一口气，心里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下。李鸿章哪里是一个能真正闲下来的人呢？他是个劳碌身，一生中就愿意不停地奔波、操劳、枉费心机。
李鸿章后来曾得意地谈论他的出访：“某当辞华赴俄之日，自知前半生行事，于此已作一大结束。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诚为某今日咏矣。”
清廷本来是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去的，但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抗议说：“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才是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以当此责。可胜者，独李中堂耳。”明确提出让李鸿章出使，在老毛子的眼中，李中堂一直对俄国抱有好感的，而且只有李中堂才敢作敢为，说话算话。光绪与翁同商讨一番后，只得改派李鸿章出使欧美。
李鸿章心里如沐春风。这样的安排证实了自己在朝廷仍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尽管朝廷清谈成风，但真正能有办事能力的，人数并不多。这是李鸿章骄傲的资本。李鸿章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李鸿章自从在日本受到欺辱之后，心中一直耿耿于怀，他知道俄国与日本一直是世仇，而且利益掣肘，所以极想借这次去俄国的机会，与沙皇商讨共同对付日本。李鸿章还是忘不了他的“以夷制夷”。与此同时，李鸿章也想踏上异国的土地，看一看为什么这些地方竟有那样的魔力，能够让泱泱华夏相形见绌。但李鸿章毕竟是老了，更何况在日本受到过致命的枪伤，虽然经过调养，伤势已愈，身体却一直很虚弱，在向慈禧和皇帝辞行的时候，由于君臣谈话时间过长，一直跪着说话的70多岁的李鸿章竟然站不起来，只好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李鸿章出了宫门就晕倒，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在长时间的君臣对话中，李鸿章表达的中心意思就是，就现在而言，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威胁，大清想图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与俄国联合起来。
1896年4月，李鸿章带着他庞大的使团出发了。据说，李鸿章随行时还带了一件宝贝，那是一口棺材，一口彩绘金漆的楠木大棺材。当李鸿章带着40多人的访问团离开天津寓所时，在他的身后，四个侍从一直抬着这口硕大的棺材，十分醒目。这样的举动，现在看来不免有点轻喜剧的味道，但以当时李鸿章们的理解，这一切太自然不过。在李鸿章眼中，那些西方强国无疑都是虎狼之地蛮夷之地，所去凶多吉少，艰险如同《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以这样的想法而言，熟读古书的李鸿章明显感觉自己就像是《三国演义》中的庞德单挑关云长。李鸿章自己说：“万里长途，七旬老翁，归时能否相见，实不可知。”尽管李鸿章一直对于西洋的科技持学习和拿来的态度，但在内心深处，他对西洋还是有着畏惧的，也有着深深的隔膜。我们似乎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解释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李鸿章就像一个贩卖书籍的生意人一样，尽管生意做得很成功，但他对于文化本身永远隔着厚厚的一层———对于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轻重缓急，李鸿章并没有真正地理解和鉴别。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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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从天津出发的。临行时，直隶的官员们连续为他举行大型宴会；到达上海后，李鸿章受到了出访国有关人士的热烈欢送，各国海军和清国的炮台同时鸣放礼炮。在法国租界洋警察戎装佩刀的保护下，李鸿章身着一品官服，套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缰大轿之中，精神矍铄，一扫在贤良寺的沉沉暮气。在上海逗留数日后，李鸿章换乘法国的豪华邮轮，船头高悬大清黄龙旗，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入印度洋、过红海，入黑海，一路乘风破浪，高歌猛进。
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李鸿章受到了一位俄国亲王的恭候。接着，李鸿章换乘俄国御船直抵敖得萨港，然后乘火车到达彼得堡。彼得堡的欢迎仪式更显盛大，俄国陆军元帅亲举黄龙大旗，外交大臣亲自引路，李鸿章乘坐沙皇本人的车辆，两边数万民众夹道欢迎。俄国给李鸿章接待规格之高，礼仪之完善，李鸿章所听到的阿谀之多，都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这对于极其重面子的李鸿章来说，心里自然畅快无比。
俄国方面的热情接待显然是有所图谋的，那就是他们要与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核心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中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规定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也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媾和。二是俄国在清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并和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对于这个密约的评价，史书一直有着不同看法，争论主要集中在第二点，也就是俄国借机将路权延伸到清国东北地区的问题，因为随着铁路的延伸，路权的问题往往又牵涉到是否可以派兵驻守，而这很容易成为引起事端的借口。李鸿章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警觉的，在谈判中，李鸿章提议铁路的建设不应由俄国官方出面，应由私人投资。俄方同意了李鸿章的意见，双方又成立了一个“俄华银行”来承办铁路。
关于《中俄密约》，还有一个潜在的迷案——有确切材料证明俄国曾经在这次谈判中向李鸿章使用了行贿手段。俄国财政部长维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在商定《中俄密约》时，为了争取李鸿章的支持，曾经用铁路利润分红的方式，许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的报酬。此款分3次付清，签订密约的时候先付100万，其余由铁路局逐步支付。并且，当年俄国银行的确划拨了一笔款项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汇到了上海。但没有证据表明李鸿章曾经拿过这笔钱，也许，这是围绕李鸿章的一个阴谋，或者，是别人借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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