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访问历史-第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蟾沤塘肆侥辏欢纠丛谏虾４笱Ф潦椋酶仙险憬в虢站Т蛘蹋罩莸缴虾５慕煌ㄌ被玖耍谑撬偷胶贾莸闹笱Ы瓒粒业笔痹诤贾萁淌椤Ｔ诤贾莸囊欢问奔洌褪橇蛋锥危ㄐΓＮ腋憬惨桓鲇腥さ氖虑椋阂桓隼癜萏欤颐且煌胶贾萘橐拢由铰凡叫猩先ァ５笔绷蛋衷诓煌礁鋈司嗬胫辽僖幸怀撸荒苁智Ｊ郑鞘焙蚴悄信杂闪蛋目罚芫惺摹Ｓ腥さ氖牵幸桓龊蜕懈谖颐呛蟊咛颐墙不埃颐亲呃哿耍驮谝豢檬髋员咦吕矗蜕幸哺抛吕矗颐墙不啊Ｌ税胩欤蜕形饰遥骸罢飧鐾夤死吹街泄改炅耍俊彼晕旁屎褪峭夤耍赡芤蛭旁屎偷谋亲颖绕胀ㄈ烁咭恍Ｎ揖涂嫘λ担骸八粗泄炅恕！焙蜕兴担骸肮植坏盟泄敖驳媚敲春茫 保ù笮Γ┖罄次颐嵌祭肟贾荩峄榱恕＝峄橹螅艺扇烁旁屎土角Э榍黾拮保歉鍪焙蛄角Э榛故且桓霾恍〉氖浚颐蔷陀谜饬角Э槿ト毡径亮艘荒晔椤Ｎ颐瞧呤嗄甑幕橐龅娜泛苄腋！�
李怀宇 听说你们结婚以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周有光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大笑）。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外国一个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3）
李怀宇 “张家四姐妹”中，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角顾传的交往好像没有你们这样顺坦？
周有光 与我们相比，大姐张元和与顾传的情况就曲折一些。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人漂亮，读书也好，是大学里的“校花”，被捧得不得了，再加上张家的地位，对她的婚姻很不利，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后来，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擅唱擅演，而顾传是当时最著名的昆曲演员。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相识，顾传想追求她，她不敢接近顾传，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所以拖了很多年，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举个例子，我们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亲戚，是上海一个银行的董事长。这位大银行家也是考古家，自己在上海有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最高一层是他的古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甲骨文。我和张允和结婚后就去上海拜访老长辈，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我早年搞经济学，在大学教书，因此他很看重我。但是，张元和与顾传结婚后一起去看他，他不见，搞得张元和很尴尬。这个例子就说明，张元和结婚晚就是因为封建思想严重的年代看不到艺术家的价值，看不起演员。
李怀宇 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相爱也是很有一番波折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兆和在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读书，沈从文在那里教书。沈从文追求张兆和，写了很多情书给张兆和。张兆和一封也不看，还生气了，她拿了信告到胡适那里，说沈从文是我的老师，还写这样的信给我。胡适的思想跟张兆和不一样，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因为倾慕你，给你写信，这不能算是错误。胡适甚至于讲：我是安徽人，你的爸爸也是安徽人，如果让我去跟你的爸爸讲结婚的事，我也愿意（大笑）。结果，张兆和气得不得了，就走了……时间一长，两个人就慢慢好起来，后来还结了婚（笑）。他们结婚以后也相处得很好。我们这一生，遇到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颠簸是很大的，能够有这样的婚姻已经很不容易。
李怀宇 张充和与汉学家傅汉思的爱情又是怎样的？
周有光 当时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是德裔美国人。在校园里就相识了，后来二人发生恋爱，解放之前，二人回到美国。今天四对夫妇，顾传、张元和、张允和、沈从文、张兆和、傅汉思都离我而去，张充和还生活在美国。张充和受到的传统教育最多，是书法家。张家的叔祖母没有孩子，喜欢张充和，把她过继了。叔祖母请一流的国学家教张充和，所以她的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2004年10月，她回国在北京和苏州举行过个人书法绘画展览。
周有光著作等身，《汉字改革概论》奠定了大学教材的基础，《世界文字发展史》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时列入“世纪文库”，《语文闲谈》与《沈从文小说选》、《沈从文散文选》同时列入“中国文库”。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他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李怀宇 你和沈从文先生的交往是怎样的，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
周有光 1955年我到了北京，沈从文也在北京，我们就经常来往。而解放前，因为我在国外，与他没有什么往来。沈从文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他生于湘西凤凰，那儿今天都比较闭塞，更不用说当年。但他家是书香门第，后来慢慢衰败。他小时候阅读了很多古书，但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后来为找工作糊口，当了军队里的一个文书员。当时军队很穷，他就把箱子当桌子在上面写字。在五四时代，北京、上海出版了很多译著，特别是外国小说，这些东西引起沈从文的很大兴趣，也使得他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后来，他想办法进了北京，“乡下人进城了”（笑）。但是他了不起的是，什么都是靠自修成才。他没有进过新式学校，不懂英文、法文，但是他阅读了大量法国译著，自己写的小说很像法国小说的味道。我想起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话：一个人活到六七十岁，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有十七年是业余时间，此外是吃饭睡觉的时间。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关键在于利用你的十七年，能够利用业余时间的人就能成才，否则就不能成才。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 想看书来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4）
沈从文还有一点了不起。解放以后，沈从文被郭沫若定性为“粉红色”文人。因为沈从文与胡适关系好，胡适当年被贬得一无是处，所以沈从文也受到牵连，被安排到故宫博物院当解说员，别人都以为他很不高兴，他一点都不在乎，他说：“我正好有这个机会接触那么多古董！”于是，他研究古代服饰，后来写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证明沈从文度量大，一点架子没有，这也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沈从文如果多活两年，很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
李怀宇 听说你有一个外号叫“周百科”，就是沈从文先生给你起的？
周有光 “周百科”是沈从文开玩笑的话（大笑）。到了后来就更有趣，改革开放时期，中美两国要搞文化合作工作，当中有一项就是要翻译美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其实，《不列颠百科全书》本来是英国的，是因为二战期间英国的很多企业都卖给了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是如此。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二三十本都买不起，压缩成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到了1985年以后，又扩大翻译。中国方面三个人是刘尊棋、钱伟长和我，美国方面有三个人，六个人成立了联合编审委员会，这样子，人家更给我开玩笑，叫我“周百科”（笑）。
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前，周有光在信中有些忧虑：“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十张纸的信，只有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缘定今生，他们决定在1933年4月30日结婚。婚后，他们拿了张家给张允和的两千块钱嫁妆到日本留学，抗战胜利后又到美国工作和学习。周有光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
李怀宇 你先是到日本留学，后来又到美国工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周有光 我的留学应当说很不顺利。第一步到日本去留学，当时年轻，有左倾思想。1933年，我就去日本，很快就学会了日语，我那时候想跟随河上肇先生，当时他是左倾的经济学家，我对他十分钦佩。我本来在著名的东京大学读书，而他在京都大学教书（京都也称西京）。我就去考西京大学，结果跑到西京大学，河上肇已被逮捕了。当时日本不承认中国的学分，在日本读博士要读三年，而美国只要一两年就可以。日本的课程我在国内读过，我不愿意重新再读一遍。我的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跟美国是接轨的，但是与日本不接轨。所以，我在日本就只读了一年，主要也不是读经济，因为那些经济课程我都修过。我基本上都是在学日文，一年时间我的日文已经不错，连日本人都称赞。而当时张允和在日本怀孕了，提前回了上海，我随后就回了上海。
回国以后我就准备去美国读书，但是当时钱不够，我就找工作，准备攒钱去美国。结果却遇到抗日战争，全家逃难到后方。在四川抗战八年期间，是最困难的年头。我在银行里工作，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
抗战胜利以后，农本局取消，我们就回到银行。银行派我到美国，负责银行与美国的联络工作。1945年我去了美国纽约。在美国的时候，我主要是工作，业余读书。当时很用功，一下班我就到纽约著名的公共图书馆读书，晚上10点才回家。晚饭也在图书馆里吃，很便宜。图书馆非常好，因为每天都去，图书馆的人就问我研究什么，我说我研究经济，他们就以为我是搞研究工作的，就给了条件很方便的“研究生房间”，我借的书不会被拿走，可以放在里边。我就利用每天下午晚上来读书。周六周日我在大学里听课。工作的原因，我没有修学位；经济上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脱产读书修学位。当时很矛盾，内心考虑要不要辞去工作拿学位。我在美国已经做到了中上层水平，所以没有辞去工作，而是利用业余时间充分读书学习。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5）
李怀宇 有人写文章说，你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你在美国时与爱因斯坦交往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有光 我到了美国不久，有一个中国朋友是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在聊天中说：“爱因斯坦现在时间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因此，我很有幸跟爱因斯坦聊过两次。当然都是聊一些普通问题，因为专业不同，没有深入谈一些话题。但是，爱因斯坦十分随便，平时穿衣服不讲究，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
李怀宇 1949年你为什么回国呢？
周有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能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当时，中国解放后，在外国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外国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中国和美国相差得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笑）。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藏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笑）。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的待遇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中国一个世纪以来风浪不断，文化人的命运随之起伏。周有光坐看云起后追忆：“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这一百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长的风浪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
李怀宇 回国以后，你在各界都有很多朋友，记得你的《新陋室铭》中说：“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你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 我的朋友圈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早期在银行工作，当年银行界的大人物我都认识。解放后回国，我在复旦大学教经济学，兼任新华银行的总行经理和秘书长，还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第二业务处处长。所以，当年银行界第一代的大人物我都认识。由于我在大学教书，特别是解放后政府把华东地区很多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把我也调到那里，所以我也是财政经济学院的教授兼研究处处长。当时研究所的规模很大，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在研究所任职。很讽刺的是，我调任“文改会”后不久，就开始“反右”，上海的经济学教授一个一个都被划成了“大右派”，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当然是“反动”的。我调走之后，就与经济学没有关系，幸免于难。“反右”把我上海的很多朋友、同事都打倒了，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是解放前唯一从莫斯科回来的经济学家，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自杀了。我在上海最为器重的博士生也自杀了。当时我不知道，事后一年多我才知道。如果不改行，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在抗日战争期间，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重庆的轿子——下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中，天天都有死的危险。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我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6）
文艺界我也有一些朋友，丁聪、曹禺、吴祖光都跟我有过不浅的交往。我曾经跟吴祖光在四川做过邻居，曹禺更是后来天天在一起工作，而丁聪年纪很小就跟我们很要好。在语文学界，吕叔湘、王力都是我的朋友。1955年至1956年，我在北大开文字改革的课程就是王力介绍的，他当时是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
周有光早年从事经济学研究，1955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时至今日，周有光还在思考文字改革，其中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文字，而且关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李怀宇 你原来研究经济，后来如何进入文字研究领域的？
周有光 上海解放以后，我就从美国回来了，主要在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授。1955年，中央召开中国文字改革会议，从全国各地找有关的人参加会议，也把我找来了。开完会以后，我准备回去继续教课，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这个改行是偶然的，事先我没有思想准备。可是从中学到大学，我对语言学、文字学，特别是文字改革都有兴趣。青年时期，我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20年代，我写了一些文章在新语文运动的杂志上发表。出于这些原因，他们邀请我到这里来工作。这个改行，在兴趣方面是常年延续下来的，但是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大家对于建设新中国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提倡“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这样，我就服从领导要求，改行了。改行之后，我就“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
李怀宇 你认为文字改革的意义在哪里？
周有光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于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来。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的改革过程之中。
90年代以来，普及普通话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话？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30年代我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就连不远的京都人的语言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个人的感觉，90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周有光：百年风云笑谈中（7）
晚年，周有光每天还在读书、思考、写作，既有语言闲谈，又有社会思考。2005年出版《百岁新稿》，他自序：“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做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李怀宇 《百岁新稿》中的《苏联历史札记》、《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都是难得的好文章，你在书中说，老来读书，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
周有光 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大笑）。
《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比如《苏联历史札记》，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人，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比如《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得“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笑）
李怀宇 在书中《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一文，你重点谈到“后资本主义”，这样“与时俱进”的思考从何而来？
周有光 “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现代化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人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前几年有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国家的国王去世，儿子继位，但是儿子在国外读书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让国民看电视，他召集大臣开会，兴办电视台。但是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电视里都是魔鬼。谈不妥，大臣就离开皇宫，出门却找不到�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